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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明星化
一
开宗明义，学者是指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学识水平、创造能力，能在相关领域表达思想、提出见解、引领社会文化潮流的人。
明星化是指通过新兴媒体使学者被大众熟知，且获得广泛影响力的明星属性的过程。
学术是指系统化，专业化的知识，在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中，既包含最基本的常识概念，又包含深奥的理论观点。
学术传播是指通过某种方式使学术研究成果广泛散布。
歧途是指错误的道路。
我方今天的判断标准是学者明星化是否能达到学术广泛
传播的目的。
标准达成，即非歧途。
基于此我方理由有二，立论如下：
第一，从学者明星化本身的特性来看，学者明星化是一种全新的，为适应当今社会应运而生的传播手段，相比以往的传播方式更为高效且影响更广。
自古以来，学者从未放弃向大众传播学术的责任，从孔子周游列国到近代各类学术刊物的出版，每个时代的学者都使用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手段进行学术传播，无论古今，传播的高效和广度一直是学者及学术界追求的目标。
如今的明星化正是当今新媒体时代最有效的传播手段之一，通过著书立说，电视讲座等方式，将学术成果以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出去，拉近学者与普通受众的距离，使大众不再感到学术遥不可及，促使其愿意主动接触、接受原本枯燥的学术知识。
第二，从学术传播的目的来看，学者明星化使学术成果得以广泛传播，且不阻碍学术本身发展。
不可否认，受众的理解能力有限，普通大众并不会认可晦涩难懂的学术理论。
因此出现在新兴媒体上的明星化学者通过生动有趣的诠释方式使学术变得通俗易懂，更易于大众理解，从而便于学术知识的广泛传播。
同时在当今学术氛围自由的环境下，学者明星化无疑是将某一领域的学术观点放到更大的公开平台，允许各方进行讨论，自由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借助学者明星化造成的已有的影响力，更新更完善的学术观点便自然而然的呈现在受众面前，这不仅使受众更全面客观的了解学术观点，也使学术本身得到深化。
最后，我们承认学者明星化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学术传播方式，但不能因为它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就全盘否定它，甚至指责它为歧途。
把学术传播给大众，其目的从来都不是使每一个接触它的人都成为学术大家， 而是为了给大众多一个了解学术的机会，也给学术多一个传承发展的机会
二
谢谢主席，大家好。
对方辩友，忧学者忧学术值得赞许，但不可片面的视学者明星化如洪水猛兽。
立论中以下几点，我方不敢苟同。
其一：
对方辩友说“文化普及不=学术传播”，所以今天学者明星化传播的不是学术，而是文化由此推出他方辩题的成立。
我们今天是在“学者明星化”是学术传播的一种途径的前提下讨论是“歧途”还是“正途”，对方辩友首先就否定了学者明星化是学术传播的一种途径，双方的观点又如何成立呢？
其二：
对方辩友说明星化会分散学者的精力，不利于学术研究。
而我们知道作为学者，他本身就担负着研究学术传播学术的责任和义务，通过明星化的途径进行学术传播，本身也是学者工作的一部分，何来浪费精力一说。
退一步来说，学者都是有自制和判断能力的成年人，如何就一定不能合理的支配时间呢？
其三：
对方辩友又说，学者明星化会带来炒作等等负面影响，实际上是将我们今天的辩题偷换成“学者应不应该明星化”，而不是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对于学术传播的影响。
对方辩友为什么一定要把明星化和商业化捆绑到一起呢。
我们看到，百家讲坛的 易中天、刘心武、于丹谁是靠满大街的大字广告炒作起来的呢。
他们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受到观众的认可。
靠的是口碑而不是纯商业堆砌起来的金碑银碑。
是不是只要和商业沾边的东西马上就会变质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人都是市场的主体，连学者出版学术著作也要定价收版费，对方辩友将商业形容得如此可怖，是不是出版著作和发行期刊也应该禁止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个错误呢。
大众化就通俗化了吗？
几百年前，人们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后来这一知识普及开来，人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
有人嘲笑这一知识庸俗了吗？
相反，人们只会嘲笑哪些不知道地球是圆的的人。
梁启超说：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蔡元培说：
学术研究，多岐为贵。
学术研究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平等的讨论态度，文明的争议反过来能够促进学术的发展。
下面我将为大家阐述我方观点：
学者指的是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风潮的人。
明星化指的是通过现代媒体参与较多的社会活动被社会和公众认可。
学术传播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使受众了解学术研究成果内容的过程。
歧途指的是错误的道路。
我方判断是否歧途的标准是此途径能否将受众、学者、和学术统一起来，朝良好的方向发展。
我方坚持不是歧途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对于广大的受众来说，学者明星化的传播方式有利于他们享受到学术研究的成果。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应只停留在书架上，也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
科技研究成果要完成向生产领域的转化，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成果也需要播种在大众的土壤中。
学者走出书斋利用传播面更广的电视、网络，打破时空的限制让不同地域的人共享学术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解释和阐述经典，有利于人们更好的理解深奥的学术内容，从而达到知识的积累和素养的提高。
其次，对于学者来说。
通过现代媒体与大众交流，有利于拉近学者与受众的距离。
与传统的学术传播途径相比，学者明星化带来的是与受众面对面的交流，学术和学者时刻受到大众的关注。
在与大众的近距离交流中，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理解程度、看法能够直接反映给学者，为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提供经验和思考。
高关注度也促使学者更严谨的研究学术，更努力的传播学术成果。
最后，对于学术本身来说。
学者通过大众媒体参与社会活动与大众对话，在教化民众的同时，也接受民众的甄别与评判，接受同领域其他学者的质疑和检验，在这个不断评判、检验的过程中，学术便会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供学术扎根的土壤也将更加宽阔。
学术明星化是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随着新的传播媒介普及而出现的一种新的传播方法，符合现代传播的规律。
在提倡与时俱进的今天，我们希望大家对这样一个新途径有正确的认识。
或许现在学者明星化还存在着一些容易让人误解的地方，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和思考能够对学者明星化进行重视并加以规范，引导学者明星化为学术传播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学者不再寂寞，当学术著作不再养在深闺无人识，当粗通文墨的观众也可以从妙趣横生的讲解中汲取智慧时，学术或许才能真正与天不老
三
我方认为学者明星化不是学术传播的歧途。
首先明确概念，明星指在某个领域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人。
明星化的学者，即在媒体上出现，并因为被媒体包装而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
这里要说明，被媒体包装增加了学者的影响力
学术传播的目的是让学术更广泛地被认知，只要学术思想被更多的受众所接纳，就可以说学术传播没有进入歧途。
这里，学术传播并不等同于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是为了将学术研究得更深入，更纯粹，而学术传播则是为了学术思想被更多的受众所接纳，而非将之研究得更加深入。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学术传播要做的正是领进门的工作。
而领进门就需要一些浅层次的东西作为引子，因此学术传播的内容应该是通俗、易懂的。
因此，我方有三点理由：
第一，从学术传播的目的上看，传播更需要的是一面旗帜，引导大众向学术看齐。
众所周知，“明星学者”带动了大众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重新狂热。
如果没有于丹，孔、孟、老、庄思想能像今天这么流行吗？
如果没有易中天，能有席卷全国的三国热吗？
学术传播需要学术明星这面旗帜，引导大家看向学术看齐，这样学术就能更好更快地传播。
第二，从学者明星化对大众传播影响上看，学者明星化促进了学术与大众的融合，引领了崇尚学术的社会风气，从而推动了学术的传播。
学术不应受困于象牙塔，只作为知识分子的专利。
明星化的学者能让深奥的学术知识通俗化，大众化，将学术带出了象牙塔。
就拿儒学来说，如果没有孔子，儒学乃至其它学术还都只能被上层官宦子弟独享，哪还能有今天这样的生命力？
（这一句话是为了论证学术传播的目的是让学术有更多受众）
第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学术传播也理应与时代相结合，时代在发展，学者也理应走出书斋，走向媒体。
学者明星化正处于他的婴儿期，正如于工业革命初期，各种问题也层出不迭，但不能说工业革命就是歧途；同样，我们不能因为学者明星化初期出现的各种问题就视之为歧途。
在科技文化相对发达的西方，学者对待电视的态度是开放和进取的；电视早已成为学者宣传和传播学术的主要方式。
随着社会发展，相信我国的明星学者中将涌出新一代更好的学术传播者，学术传播也将迎来它的新篇章。
四
学术庸俗化不等于学术普及：
近来学术界很热闹，一会儿是“北京人”头盖骨去向的追寻和众说纷纭，一会儿是某大学教授的论著真伪和任职资格被质疑，一会儿又是专家学者出面讨论红学及国学研究准入资格。
“熙熙攘攘状”令人不禁疑惑，学术界究竟怎么了？
表面看学术确实有点空前“受宠”。
但，受谁的宠？
为何受宠？
比如，前些日子，大张旗鼓地成立的“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被一些媒体在显著版面显著位置作为显著新闻刊播。
以至于“北京人”的头盖骨在失踪了60多年后，终于著名到连北京胡同里几个蹬三轮的大爷也在探讨：
“谁的头丢了？
” 一件原本“小众”的事今天“大众化”了，“学术”好像应当为之额手称庆，但世界著名古人类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科庞斯说了：
“所有关于头盖骨下落的说法都只是猜测。
现在常常‘蹦’出来的一些关于头盖骨下落的说法未经科学证实，是非常不严肃的。
” 严肃的考古研究课题成为众人参与的“快乐大本营”，不排除个别人为功利计，不负责任地制造事端，借“头盖骨”做由头，炒作学科。
有人“关注”学术研究，意味着人力、物力的支持，学术本该感到“三生有幸”，但仔细端详便又发现，被“遗忘”了的头盖骨之所以又被“关注”，是因为有人要打捞“头盖骨”作为旅游资源和文化品牌的传播效应。
“寻找”的动机原来在此！
学术研究方法不够规范，目的不够纯正，在学术界已是痼疾，不足单论，只是近来这一问题格外显眼，实在值得警惕。
近来，学术界造假之事也时有耳闻，被指名道姓者有高校在读的籍籍无名之辈，也有功成名就的学界名流。
“文抄公”泛滥，当然非现代独有之事，但近期同类事件的恶劣之处在于，除了涉及学术造假，据说还搀杂了“权力斗争”。
一本论著的背后有如此之多的弯弯绕，不论真相如何，也不论孰是孰非，学术之水“浑”到如此地步已令人反思。
不问水准如何，量化地把学术文章的发表与职务、职称升迁系于一体，恐怕是学者庸俗化、学术研究变味的重要诱因。
在功利主义思想主导下，作为主体的人或是获益者，或是受害者，但无论获益还是受害，作为客体的学术都易于沦为道具和玩偶，偏离了科学研究的本质，即独立、客观、求是、创新。
学术普及是好事，问题是功利思想支配下的学术普及，严肃的学术庸俗化，严肃的学术娱乐化，最终便很难也很少提供科学的信息。
民主开放的舆论环境和大众传播的快捷透明，为学术探讨提供了舞台是好事，但关键是要用好、用准。
学术界的人要有振兴学术的职业操守，媒体从业者也要有尊重学术的道德良知和行为规范。
学术受宠自然是好事，但一向寂寞清高的学术如果“受宠”不当，就难免受惊„„
3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做客人民网，就为人才强国战略与高等教育改革话题与网友在线交流。
在网友提出“如何看待学术明星化、学术商业化，复旦有没有打算也推出几个像易中天、于丹这样的学术明星来”这个问题时，秦绍德表示，学术明星化可能有助于向社会介绍人们所不熟悉的学术。
而学术商业化肯定是不对的。
秦绍德进一步介绍说，所谓“学术”，就是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比如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对人类的认识和总结等等，这种认识和总结，或者说是学术，它超越了金钱，超越了利益追求，因此是不可能商业化的。
如果是真理，它还能超越时空，当然，真理也有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分了。
秦绍德说，复旦大学有着自己一批名牌教授，他们的社会声誉，不是靠外界捧出来的，而是凭着他们在科学领域的成就以及良好的学风道德，长期形成的。
这样的教授，可能长期默默无闻，肯坐冷板凳，拒绝在屏幕上亮相，十年磨一剑，但是，他的成就也可能永远记载
在历史上。
我们希望这样的大师，能够更多的涌现，这不是靠我们主观能够培养出来的，更不是靠一时捧出来的。
学者明星化：
用相声语言讲述历史，用奇异的观点面对观众，这就是今天站在电视讲坛上侃侃而谈被戏称为“学者明星”的特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2006年电视和文化学者联手打造的一个文化奇观：
学者明星化。
要是放在几年前，这是谁也想不到的事：
本来潜心书斋做学问的阎崇年，整理的一套《正说清朝十二帝》在一年之内居然可以再版15次；易中天的一本《品三国》书稿竟能拍出500万元的天价；刘心武在20年后的今天借着在电视里解读《红楼梦》又红上一把；于丹将2500多年前的经典语录《论语》以现代人的智慧诠释后，创下中国出版史上个人单天12600册的签售记录„„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频频发生在上过央视《百家讲坛》的专家学者身上。
他们一个不小心，就从“布衣学者”变成了日进斗金的“明星”。
面对这些大红大紫的学者，同时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人们在发问：
他们到底是明星，还是学者？
渴求学者“秀”多多：
专家学者的灵活讲述，加上悬念等电视手段的运用，真切地拉近了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也让明星学者收获了大量的名声和利益。
虽然学者像明星一样在电视、平面等媒体频频露面，引来一些“做秀”的非议和责难，但社会需要书斋型的学者，更需要把学问普及到大众中去的学者。
过去束之高阁的一些“高谈阔论”走出了象牙之塔，让学者“做秀”大受追捧，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渴求表达。
高雅的音乐能被大众所接受，通俗的学术也会被大众所欢迎。
某一个学者明星也许只能热几年，但只要“诱惑”在，学者明星化的现象就不会绝迹。
这种诱惑来自社会，来自大众，因为社会正在走向和谐，人人享受娱乐，人们的感受也在摆脱严肃而需求久违的轻松。
五
正方观点：
1. 社会需要。
包括社会需要传统文化普及的人，也包括需要通过明星化的方式，培养繁衍
文化的土壤。
例证：
①易中天讲解三国，对缺乏传统文化滋养的当代青年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是雪中送炭。
证明历史需要普及。
②易中天之所以声名大噪，腰包鼓胀，固然是他有真学问真本事，却也和普及工作的缺乏有直接的关系。
③与大众对话，在教化民众的同时，也接受民众的甄别与评判，学术才更有生命力。
反过来说，整个社会大众学术文化素养的提高，也会更好地推动学术的发展。
2. 历史演变。
例证：
①从孔子周游列国讲学，到传统书院开馆授徒，再到近代报刊开启民
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放弃过向大众普及文化、传播新知的责任。
而现在，这种责任只是通过全新的媒介实现而已。
他们从根本上来说，是具有一致性的。
②早在罗素在世的时代，英国BBC电台就曾经邀请罗素做通俗哲学演讲的节目，每次40分钟左右，而且也是给予罗素一大笔报酬的。
BBC不仅邀请罗素，同时还邀请许多当时的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加盟，都一样给予很不错的报酬。
3. 对学者的肯定。
学者明星化，凸现和佐证了“科学文化知识是有形资产”这一观念；是对
长期以来脑力劳动者及其自身价值模糊定位的一种矫正；是对“读书无用”这一悖论的堂皇批驳。
“学术明星”与“艺术明星”是等价的，甚至前者更胜一筹。
反方观点：
1. 社会责任。
如果学者与明星成为一体，使得知识阶层市侩化，即学者明星屈从于商业模
式迎合并制造一些虚假的大众文化需求，一味迎合观众、迎合市场，而不讲述未经学术
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同时作为包装方的电视媒体，必然只注重满足观众猎奇心理，为了提高收视率，过多选择权术谋略、宫廷争斗、稗官野史、揭私探秘等方面的内容。
使学科领域变得狭窄，角度选择变得单调。
一些传统文化在所谓的“普及”中早已面目全非，一些学者对文化的态度是“玩味”、“猎奇”，而不是审视。
不少学者明星正越来越多地具备和娱乐明星一样的特征：
出入媒体机构，到处演讲，出书、签名售书，担任各种社会职务，而学术含量越来越低，有时甚至打着文化的幌子追名逐利，误导大众。
2. 娱乐高于普及。
例证：
《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曾透露，不少主讲人刚上节目都不合要
求，经过培训后，他们逐渐悟出，在电视上讲课和在学校讲课完全不同。
在电视上讲课就像说单口相声，三五分钟就要抖个包袱，学术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有娱乐精神。
《百家讲坛》的娱乐化倾向，肯定不能把节目定位于学术讲座。
因为这些节目的重心在演讲技巧，而不是学术分量，主讲人是名人但不是专家，如果钱钟书先生上这类节目，肯定“见光死”。
3. 对普通老师授课产生误导。
例证：
误导已经在大学生中产生。
如有很多大学教师上课感
到压力很大，学生都用《百家讲坛》的标准来要求老师，可这完全是两码事。
听《百家
讲坛》，就是听一个故事，听一个开心，而在大学课堂里仅仅一个故事和开心就够了吗？
很多学问是要静下心来思考的，无论讲还是听，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有时还是很痛苦的过程。
4. 教授变明星，富了自己，是否会害了学生？
一些反方的例子：
1.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对依赖媒介生存的电视知识分子曾提出过
批评，他认为，“电视不利于表达思想，它必须在"固有思维"的轨道上运作”，“他们借助电视对于公众的号召力，利用大众对专业领域的缺乏了解，赢得他们难以在专业领域得到的认可。
”
2.早在1930年潘光旦在他的《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
中说，著名教授之所以不能和明星相提并论，是因为除了追星族之外，许多人对于明星“不过是短期的欣赏”。
但是教授之于学生，却不能是短期欣赏，而需要言传身教。
他认为这种“师生关系，是应该没世不忘的。
”。
3. 易中天于2007年推出的关于农村改革的新书《成都方式》，连他自己
都承认写得不够深入。
因为时间太短，无法深入到群众中去。
4．知识阶层市侩化的表征有三个。
第一，知识分子，甚至连人文知识分
子都失去了“阅读”和“思考”的兴趣。
而“阅读”和“思考”不正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本吗？
不再有“阅读”和“思考”的兴趣，是否还能叫人文知识分子？
在喧嚣尘上的“学者明星化”浪潮中，我们那些通常被视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人，对此可有过清醒的自省？
知识阶层市侩化的第二个表征是极力为“学者明星化”现象“背书”。
如放言“一万个孔子不如一个章子怡”的北大教授张颐武教授就煞有介事地总结。
从易中天等人的走红可以看出，“浅思维文化大有可为”。
试问什么是“浅思维文化”？
与之对应的是不是“深思维文化”？
两种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
现在易中天走红，就叫“浅思维文化大有可为”，前几年钱钟书走红，能否说“深思维文化大有可为”？
对“学者明星化”浪潮，不是冷静解读，而是一意逢迎，甚至曲为之说混淆视听，这是标准的市侩化。
知识阶层市侩化的第三个表征是着意消解任何自省的努力。
在社会中，一些批评和抵制学术明星的言行，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许多知识份子解读为“作秀”、“犯酸”，甚至“文化专制”等等。
一些网络观点：
争议：
1.是授业解惑还是误人子弟。
2.是服务公众还是个人扬名。
3.对埋头研究的人是否公平。
4.是为挣钱还是责任驱使体制转变催生学者出走
思路：
1.破坏学术严肃性；2.对于学者的盲目崇拜导致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被奉为真理；在学术界掀起轻浮之风；3.在社会上掀起浅层思维的风潮；4.影响思维模式上不成熟的青少年人群，使他们形成思维定式，浅尝辄止
六
谢谢主席，到场评委、观众、对方辩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方的观点是学者明星化对学术传播利大于弊。
首先让我们来明确一下各个定义，所谓学者即是指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知识阶层人物，学者明星化则是指一种更多学者通过各种方式增多与大众的接触，提高自身被关注度的过程。
学术指的是系统化的科学、人文知识。
学术传播氛围正式的文献传播、非正式的学者间传播和今天所谈的发展手段面向普通大众的交流传播。
今天我方衡量其利大于弊的标准是：
能否更好推广学术知识。
我们都知道，对于推广学术知识来说，既可以直接推广，亦可以间接推广，既需要广度，也需要质量，我方将从推广方式、推广者、接受者三方为您进行衡量：
首先，学者明星化作为一种传播学术知识的新起方式，为传播学术知识提供了一个具有极大广度的方式。
传统的文献式与学者间交流方式，都有其局限性。
而通过学者利用新新媒体增多与大众的接触，不仅让明星化的学者得到界内人士的注意，也能吸引普通民众的关注。
明星化并非是新生名词，而是现当代的媒体之下更新的名词。
其实早在古代就有游学说书等收揽弟子的学者，目的在于吸引“注意力”，使思想、知识这类稀缺资源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收益。
其次，对于受众来说，学者明星化能带动受众关注学术，引发社会热潮。
就有准确定论的科学知识来说，可普及最新科技前沿，引起部分民众兴趣，带动部分民众向这个方向发展，就个人研究心得类的人文知识来说，能够带动民众自觉探索思考，引发感兴趣民众对该人文学术的进一步探究，进一步拉近了普通民众与学术知识的距离。
最后，对于传播者也就是学者来说，这种方式的出现能够为他们提供另外一种心态，增强他们对于学术传播的积极性。
古今来大多学者都仅与本领域交流或是独自苦究的隔阂将被这种方式打破，让部分能够为大众负责的学者将目光也转向大众。
无疑，学者会用一种更加易懂的方式传播学术，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在求学时也同样通俗化，做研究的严肃与传播的通俗并不矛盾，因而就学术传播来说，这种表达方式的切换实际只是让学者多了一份普及学术的责任。
任何一种知识的传播，都不会是无意义的。
现当代学者们更是需要这种积极的心态，对研究、对大众都负起责任。
综上所述，实际在学术逐渐与大众产生更深隔阂的今天，才最需要这样一种桥梁。
因此我方坚持认为，学者明星化对传播学术利大于弊。
七
学者有传播学术的责任，但是传播方式有优劣之分。
非盈利性学术普及栏目TED全球日访问量180万，这是学术最该走的被普及道路。
与此不同的“学者明星化”现象正成为一种潮流，这些经历了媒介造星捧出来的学者明星确实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文化类节目的尴尬处境，文化革命带来的文化断层使大众对于传统文化需求迫切，因而催生了一批文化代言人。
学者拥有了明星一般的传播效果，同时具备了明星商业化、娱乐化的特征。
比较利弊，要看学者明星化带来的明星效应对学术普及的影响。
我方认为学者明星化对学术普及弊大于利。
理由有三。
第一，学者明星化造成的学术让位于娱乐，受众关注点从学术上偏移，这不利于学术普及。
《百家讲坛》作为造星的开拓者，以市场确定选题、确定人选，商业化的操作之下，成功上位的学者明星曝光率越来越高。
星光加冕后，频繁的商业活动和八卦新闻，使学者明星与学术普及越来越远，与大众娱乐越来越近。
在造星过程中，大众媒介需要靠悬念式和抖包袱的表达来抓住受众，造成学术向噱头和娱乐元素的妥协。
此外不少媒体故意炒作学者的花边新闻。
杨振宁的“老夫少妻”和周其凤的“雷人语录”备受关注，他们的学术成果却少有听闻。
受众津津乐道着学者的娱乐信息时，学术普及却被不断地消解。
第二，学者明星化造成的学术观点一家独大的局面，打破了学术普及该有的观点平衡机制。
学者明星的横空出世打破了学术观点百家争鸣的平衡局面，他们的学术传播变得家常化，以探究人性做幌子，把历史拆解成逗乐的段子。
于丹的心灵鸡汤更倾向于带有哲思的散文而非学术，却因为其明星效应而成为解读论语的主流观点。
即使有一些零散的与于丹观点相左的网络文章，点击量却不超过三百，并且这些学者也被动地选择只能反对学者明星的观点而无法展示自己的观点。
这完全打破学术普及本的观点平衡机制，学者明星的话语霸权让原本的学术微言变成大言，摧毁了学术普及该有的百家争鸣的形态。
第三，学者明星化造成的文化假繁荣不利于学术普及的深入。
一方面，快餐学术使大众降低了自我对学术消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为了标新立异，原著被发挥得离谱，靠过度解释吸引大众耳目极易造成受众自以为了解学术的贴金式满足。
它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阻碍了学术普及的深入。
而学术普及的本质恰恰是从掌握基础内容到提升学术素养的过程。
综上我方认为，学者明星化对于学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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