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丈清规》对历代禅寺伽蓝布局之影响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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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丈清规》对历代禅寺伽蓝布局之影响初探

百丈清规》对历代禅寺伽蓝布局之影响初探

［作者:

钟泉潇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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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19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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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9日佛学研究网

本文通过对怀海禅师所立《百丈清规》中涉及僧团管理、伽蓝组织等制度的考察，结合宗派内外诸因素，分析《百丈清规》对禅宗寺院建制布局的影响因素，简要地总结《百丈清规》在历代对禅宗寺院建筑的布局形态的影响,，从而构建一种理论模型——即禅寺在唐、宋、元、明、清时期汉地禅寺建筑布局的基本特征。

一、汉地新禅观思想之确立

　　从菩提达摩入华始，“达摩禅”思想开始在汉地上流传繁衍，后世将达摩追为中土初祖，“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观，历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传到到六组慧能时，更加彻底的“中国禅”开始确立。

从达摩到慧能，禅宗要义一直在逐渐演化，达摩禅的要旨是“壁观”，以清净本性了悟佛法，强调“渐悟”，慧能则强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这二者共同处在于均重视悟，但慧能把达摩禅的“藉教悟宗”推向“自悟”，即通过修持来觉悟自己的本性，是慧能禅相对于达摩禅的进步。

两者的差别在于对“心”的不同理解：

达摩禅所讲的心，是真心；慧能禅所言的心，是众生的自心。

理解的不同导致修行实践的差异，其区别在于“藉教悟宗”与“教外别传”、“真心体用”与“自心显用”、“渐修顿悟”与“无修顿悟”、“重言说重思辨”与“超越文字直指人心”的不同方面。

　　这一新禅观的基本思想的确立为中国禅宗寺院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百丈怀海之改革

　　中唐时期，正当其他教宗热衷于缔造《祇园经图》中所描绘理想佛国境界时，在江西的偏远百丈山，洪州宗马祖道一弟子百丈怀海禅师（公元720-814年）正在悄然进行一场“别立禅居”改革。

　　据史载：

“百丈大智禅师，以禅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故常尔介怀。

乃曰：

‘祖之道，欲诞布化元，冀来际不泯者，岂当与诸部阿笈摩教为随行耶？

’或曰：

‘《瑜伽论》、《璎珞经》，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随哉？

’师曰：

‘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

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

’于是创意别立禅居。

”【注1】

　　上文描述了怀海别立禅居的缘起。

在丛林组织形式上，禅宗当时并未形成独立的伽蓝建置。

自道信、弘忍以来，普通禅僧大多无度牒、无寺籍。

唐玄宗时，官方安排禅僧居于律寺，将禅师置于戒律控制之下。

实际上禅僧多离寺而修，如鸟巢道林在一颗大树结庵，石头希迁则居于寺院外一巨石，即使著名的禅师如神秀，仅寄名于寺院，本人离寺别居。

【注2】

　　究其原因，首先，律寺为代表的传统寺院戒律与禅宗精神相抵触，律者修行基于对佛陀的信仰而安住于守持戒律，依律行住坐卧、不越规度，在持戒中净化烦恼、舍离虚妄从而达到解脱。

禅宗则重在强调“无念无相无住”之顿悟，禅者说法标举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通过提起话头，参悟疑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其行事往往特立独行，脱略不羁。

禅者的重视通过自疑而得慧，传统律宗则为安于守戒而舍疑、一切依律而行，禅宗当然无法恪守成规。

　　其次，禅宗高举教外别传之说，反对迷执文字教相之举崇拜。

虽然初期禅宗仍多容忍佛像的存在，并借念佛来作为一种修炼法门，传到百丈怀海所在的洪州禅系时破除偶像迷信已发展到极致，“诃祖骂佛”，“劈佛取暖”【注3】。

不论是律宗还是其他传统宗派，均建立在以佛像或经典崇拜为核心的信仰模式之上，无法容纳禅宗特立独行的精神。

从而致使“说法住持，未合规度”。

再者，随着禅宗日益兴盛，自不甘心居于其他宗派寺院中，迫切需要适合自身的伽蓝建置。

百丈怀海禅师正是基于此制定适合禅宗修行的丛林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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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宋高僧传》卷十《百丈怀海传》《大正新修大正藏》卷五十，770～771页。

【注2】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注3】百丈同时代的丹霞天然禅师（公元739年—824年）劈木佛做燃料取暖的公案，《五灯会元》卷五：

“（丹霞天然）后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烧火向。

院主诃曰：

‘何得烧我木佛？

’师以杖子拨灰曰：

‘吾烧取舍利。

’主曰：

‘木佛何有舍利？

’师曰：

‘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

’”

《百丈清规》【注1】对禅寺伽蓝之影响

　　唐代怀海创立禅寺随着朝代变更战乱而毁灭殆尽，迄今遗留下的实物甚至无图像可考，我们只能从文字记载中推断大致情形。

从现存《百丈清规》的资料和后世僧人追述清规创制的理由，我们得知《百丈清规》的主要目的就是规定禅宗寺院的空间布局以及丛林组织管理制度、日常章则。

现依据现存的史料对《百丈清规》所涉及的内容分类叙述如下：

　　在寺院殿堂建制上，只建法堂、方丈、僧堂，并以法堂为中心，按照不同功能将寺院空间分东西两序。

A、法堂

　　唐时寺院多以佛殿为中心布局，耗资修建富丽堂皇的大殿，塑造高大庄严的佛像。

禅宗反对佛像的崇拜，认为佛像阻碍了对佛法真实层面的启悟。

怀海禅师最大的创举便是禅林中不树佛殿，唯建法堂，将法堂抬升到崇高的位置，这是禅宗将外在信仰彻底转变为内在修持的必然结果【注2】，也是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的禅宗所具有的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

　　“不立佛殿，惟树法堂者，表佛祖亲嘱授，当代为尊也。

入门无佛殿，升座有虚堂。

即此传心印，当知是法王。

”【注3】

　　禅宗十分重视长老的开示，“说大法之堂”，故名“法堂”。

“阖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升坐，主事、徒众雁立侧聆，宾主问酬，激扬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

”【注4】在法堂中，长老每日“上堂升座”为僧众讲学说法，禅林僧众仔细聆听，依法而住，朝参夕聚。

长老僧众互问互答，禅宗的要旨得到举扬激发。

怀海禅师只建法堂的创意，突显禅寺依禅林中证悟体验的修学方式，也表示出禅宗在新禅观下对于神性的大胆破除，强调了法堂的中心位置。

图2-1径山寺僧堂平面【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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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百丈清规》原版本宋世散失，现存以下清规：

公元1103年宋代宗颐编的《崇宁清规》，公元1266年惟勉编的《成淳清规》，公元1311年元代的东林成公编的《至大清规》。

至公元1330年，百丈山德辉禅师汇三归一而成《敕修百丈清规》。

【注2】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注3】《敕修百丈清规》，《大正新修大正藏》第四十八卷，第1158页。

【注4】同上。

【注5】图片摹绘于【日】东福寺本《大宋诸山图》之“径山寺僧堂”。

　　B，方丈院

　　除了唯树法堂之外，百丈怀海禅师认为在另一需要“合乎轨度”的建置乃方丈院。

方丈为禅寺中最高领导者为长老，“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号曰长老。

如西域道高腊长呼须菩提等之谓也。

既为化主，即处于方丈，同净名之室，非私寝之室也。

道德兼隆者，方能嗣祖宗。

须菩提雅号，无垢称家风。

”【注1】在百丈清规中，长老是禅院僧众中唯一享有独居庭院之人。

百丈称此建置非“私寝之室”而是效仿《维摩诘经》中所载“维摩诘居方一丈能广容大众”。

在禅宗诸家破除偶像崇拜，否定诸佛菩萨权威、轻蔑经律典籍的浪潮中，“方丈”的权威却越升越高。

禅宗在破除了经像的信仰权威之后，又找到了新的精神导师。

【注2】

　　C，僧堂

　　在百丈规划的禅居里，另一重要要素便是僧堂。

百丈将有职务的与一般僧众，无有高下，都居于僧堂，“所褒学众，无多少，无高下，尽入僧堂，以夏次安排。

”【注3】并于僧堂中“设长连床，施椸施架，挂褡道具。

”百丈的僧堂中设床，不仅可以安修禅定，也可倒卧休息。

　　关于僧堂，在后来日本僧人无著道忠（公元1653年-1745年）所著《禅林象器笺》有更详细记载“法席大兴众将两千，而院有僧堂二，不足以容，于寺之东，盘山开址建层阁十楹，以卢舍那南向巍然居中。

列千僧案位于左右，设连床斋粥于其下”【注4】。

至于百丈时期所设僧堂的具体形制，我们还可从日僧所绘《五山十刹图》以及相关记载中窥得一斑。

从”五山十刹图”中所绘的径山寺僧堂平面图可见，此时僧堂为纵长型大堂，面积广阔，分为内外两堂。

内堂中长连床设置在僧堂两侧，连床间留出通道。

于僧堂之中央安置圣僧像，众僧围之，僧堂是禅林中僧众日常起卧的堂舍，更是僧众坐禅修道之道场，僧堂中与大门正对的上位，往往设一台座，推测为因长老独享方丈室，于僧堂中无床位，故此特设（图2－1）。

　　D，“僧堂对库房”

　　《百丈清规》中除了对法堂、方丈、僧堂做了规定，还通过寺院日常功能需求的划分，确定寺院空间的组织结构与位序关系。

如历史记载：

“百丈以前无住持事，也无两序之称。

百丈之后以宗眼明者戒行洁者为住持，以参请多丛林熟者归西序。

谓之头首，以廉于己世法通者归东序谓之知事,匡持法社，左辅右弼”。

即以长老为中心，下辖东西两大序列。

其中东序源于世俗事务,西序源于宗教事务【注5】。

以往佛教是排斥“世俗事务”的，世俗事务百丈俨然进行改革，《清观》在思想上似在有意识地强调两序的平衡：

“主持犹如头首，东、西两序犹如左，右臂。

分为两序实则一体”。

因此东序的世俗间的劳作成为与西序坐禅修习同等重要的开悟手段。

图2-2百丈时期禅寺布局特色

　　综上所述，百丈怀海创立的禅居模式大致是中轴对称，以法堂居中，僧堂、库房对称置于两侧，山门、方丈分居轴线的南、北两端（图2－2）。

其中尤以法堂是最为核心的内容。

百丈对传统寺院模式的改革，重在寺院制度上。

其规划形式印证了禅宗的基本原则与精神。

“不立佛殿”的本质是对偶像崇拜的摒弃。

此源于禅宗在宇宙本原思想上对“自心即佛性”的追求。

再者将寺院中全部的空间与功能规制化。

也是因为禅宗在宗教实践上重“无念无相无住”的顿悟途径，主张将禅行融于日常生活之中。

而百丈则是采用功能的原则来组织空间。

法堂居中，僧堂、库房对称置于两侧，山门、方丈分居轴线的南、北两端。

每一座建筑都具有明确的宗教功能，而每一个功能都有明确的位置，而每种功能又与一个特定的僧职相对应。

　　后来的佛教诸宗寺院，莫不以《百丈清规》为其基本制度模式。

《宋高僧传》卷十载：

“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表法超言象也。

其诸制度与毗尼师一倍相翻，天下禅宗如风偃草，禅门独行，由海之始也。

”【注6】

　　《百丈清规》使禅宗的体制更加中国化，对禅宗自身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进作用。

别立禅居，使禅宗僧侣直接从一般寺院中分离出来，这样，禅宗作为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最终完善。

如果我们将宋朝留存下来的天童、灵隐、万年三禅寺平面图加以抽象（见下图3—1、图3-2、图3-3），便会发现宋时禅寺中的厨库（库院）（属东序范畴）总是位居法堂的左翼，而僧堂（属西序范畴）则位居法堂的右翼，与唐百丈禅居具有明显的“同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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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敕修百丈清规》，《大正藏》第四十八卷，第1158页。

【注2】将禅宗寺院布局与《祗洹图经》相对比，《祗洹图经》中前为佛说法大殿，为佛祖居住的重阁；百丈禅居则前为法堂，后为方丈。

同为类似同时期唐王朝皇宫“前朝后寝”的布局，这也说明方丈在禅宗僧团中的地位。

在《禅林象器笺》中更是直接说明：

“窃以百丈制禅苑规绳，取意于朝制。

到法堂制造，亦是拟太极殿矣。

”

【注3】《敕修百丈清规》，《大正藏》第四十八卷，第1158页。

【注4】《禅林象器笺》卷二“殿堂门”条第414页，《佛光大藏经》，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年。

【注5】至《禅苑清规》（1103）时已有大殿、法堂、僧堂、库司、众寮、浴室、三门、真堂、方丈、藏殿、土地堂、童行堂、延寿堂、阁、塔、罗汉堂、水陆堂、庄舍、油坊、东司等一系列非常完善，又极其规制化的功能。

【注6】语出自《宋高僧传》卷十怀海传，《大正新修大正藏》卷五十，第771页。

三、宋代禅宗丛林组织制度之变化

　　禅宗在唐王朝后期迅速发展，固然与禅法思想、修为方式以及政治环境等诸多要素有一定关系，然而百丈清规制度的日益完善为是其最为重要的原因，清规从禅门教团本身出发制定适合禅宗修为的伽蓝配置制度，并与传统儒家礼制结合，为禅宗的生存发展提供保障。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结束了晚唐以来五代十国的南北割据局面。

宋一改后周对佛教的打击和严格限制的政策，重新弘扬佛法，兴建伽蓝。

宋代帝王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制定了严密而细致的宗教政策，禅宗寺院组织规模上日趋完善，管理制度亦趋于严密。

　　A、禅教融合

　　晚唐佛教遇会昌法难，经像毁灭殆尽，教门渐衰。

而禅门日益兴盛，禅宗高举教外别传之说，贬低教门讲经师的迷执文字教相之举，与教门各宗对峙，势如水火。

同时禅宗内山头林立，家宗风业互有分歧，为了圆融禅与教各宗分歧，禅教融合的思想逐渐萌生并发展壮大。

　　早期高举禅教一致思想的禅师当推宗荷泽宗的宗密。

宗密禅师禅教一致理论始于菏泽宗创始者神会禅师，在宗密处发扬光大。

宗密凭借对禅宗心法的证悟与华严教理的高深学养，运用华严教理与《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来会通禅与教，以教解禅，提出了系统的禅教一致说，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会通禅与教的矛盾，和会顿渐二门，试图消弥佛教界这种纷争不已的局面。

　　宗密的禅教一致思想在当时并未产生深远影响，时至五代，教门极衰，禅宗依然兴盛，南宗一统天下。

禅教融合的思想在法眼宗文益禅师得到弘扬。

文益主张禅者应研习经典，反对脱离经教的承虚接响之谈。

文益禅师本人即对华严教理有高深的研究，巧妙地融华严圆理入禅，而至浑然无迹。

文益相对宗密的禅教一致论有所发展，宗密是将禅与教视为二事并以教的立场来会通禅教，文益则是立于禅宗的立场融教入禅，并将禅教融合无间了。

　　法眼宗文益所倡禅教融合的传统在其再传弟子永明延寿处发扬光大。

永明延寿禅师主张融教于禅，而不是融禅于教。

实际上，这也是禅宗自身的需要，一个完全没有崇拜的宗教是很难维持其凝聚力的。

以延寿为代表的禅教融合论已经将禅教融为一体，浑然无间，尽管在晚唐与五代时禅宗主流思想中并未成为风气，“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仍是这一时期禅宗的主流思想。

“经是佛语，禅是佛意。

诸佛心口，必不相违。

”佛教各宗各派别所奉之法都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禅教之间对峙争斗，不利于佛教的发展，相互融会贯通才能正确把握佛法真理。

正是这些禅师前后相继，旗帜鲜明地主张禅不离教，须依教参禅，逐渐形成教禅合一的思想潮流。

宋代以后，禅教合一的思想影响渐广，举凡著名禅师，多主禅教合一之说。

　　B、佛殿礼佛

　　唐代禅宗是以反对传统、破除经像崇拜的崭新面貌出现，上一章论述怀海禅师改革禅院伽蓝制度，最为革命者当属“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者”，这一革命精神至宋代以后逐渐发生了改变，随着禅教融合的洪流，佛殿又重新回归到禅寺布局中，以法堂为中心，逐渐转变到以佛殿为中心。

　　在完成于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由云门宗长芦宗赜编撰的《禅苑清规》中有如下记载：

“住持人从土地堂、大殿、僧堂次第烧香，唯佛前三礼。

”（卷二“念诵”）“黄昏鸣大钟者，行者上殿念佛也。

”（卷六“警众”）“每日晚参于佛殿前礼佛。

”“诸殿堂行者当管洒扫净洁香花供养”（卷九“训童行”）【注1】如《空华集贺知殿颂轴序》所说“百丈祖师兴创意别营禅宇，已居其徒~~~然尤未立佛殿以表佛祖亲承当代为尊也。

而后祖师以吾徒去佛愈远而忘乃本也，而乃有佛殿之制。

既有佛殿矣，则不可无掌之者，于是置乎知殿之司班于头首之末矣。

”。

宋《禅苑清规》中,便专设“知殿”一职，专门打理佛殿事物。

上述可见佛殿已经普遍存在于宋代禅寺中，而且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立佛殿唯树法堂”的清规也自然改变。

然至此法堂仍具有一定的中心地位，仍然处在禅寺院中央轴线布局中。

　　C、重视经藏

　　早期的禅宗着重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而对佛教流传下卷帙浩繁的典籍，一向是予以贬低，“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

入宋以后，受到禅教一致思想的传播影响，禅宗逐渐开始重视教宗诸多佛经要典，力图融会于自身。

同时禅宗禅修者借语言文字来解禅，或将禅以语言文字来思维，因此出了所谓的文字禅。

文字禅向发展到宋朝十分风行，宋代禅宗的典籍大概分为二类：

即《语录》与《灯录》，此外还有《评唱》《击节》一类的著述。

这些著述成为宋代禅宗的重要文献。

【注2】

　　宋代诸多禅师对佛教经典相当重视，在《禅林宝训》中记载“杨岐先师每言，予昔隐居归宗书堂，披阅经史不啻数百过，目其简编弊故极矣，然每开卷，必有新获之意。

予以是思之，学不负人如此。

”【注3】宋宗赜编《禅苑清规》卷六“看藏经”则对读诵经教程序予以明确的规定：

“作梵阇棃书状写造开启罢，散文疏并看经大牓，藏殿主出经。

至时，维那鸣钟集众，请经依位坐。

法事声螺钹，知客点净，引施主行香竟，当筵跪炉。

维那表叹，宣开启疏，念佛阇黎作梵，候声绝，然后大众开经。

”【注4】禅教融合是宋代乃至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趋势，从《禅苑清规》开始，在制度层面上促进这一思潮的发展。

此外，宋初国家重视佛教经典的翻译和研究，据史载宋初派遣沙门行勤等人赴印度求法。

宋代时所实行的僧官考试制度促进了佛典研究的热潮，这些客观上影响了禅宗对经教的重视。

　　D、禅儒融合与祖师崇拜

　　从唐末五代儒家士大夫的参禅学佛巳相当活跃，至宋代则蔚然成风。

宋代上层官僚士大夫也热衷于禅学，与禅宗结了不解之缘。

他们尽管官居要职，但与禅师彼此往来频繁，谈禅论道，互逗机锋，以期获得证悟。

有的还直接参与编写禅宗话语《灯录》、《语录》的工作。

如《五灯》里的《景德传灯录》和《天圣广灯录》便是由士大夫杨亿与李遵勖负责编撰的。

同样儒家尊师的伦理在宋时也已经被禅宗接纳沿袭下来。

如宋白云守端层言：

“天下丛林之兴，大智禅师（百丈怀海）力也。

祖堂当设达摩初祖之像于中，大智禅师像西向，开山尊宿东向，得其宜也。

不当止设开山尊宿，而略其祖宗尔。

”这样宋代的禅院中出现了祖师堂建筑，专门供奉各代师祖以作纪念，禅宗也自然日趋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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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语摘自《禅苑清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

【注2】主要的著作有：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宋道原撰《天圣广灯录》三十卷，末李遵勖编《建中靖国续灯录》三十卷，宋惟白集《联灯会要》三十卷，宋悟明集《嘉泰普灯录》三十卷，宋正受编《五灯会元》二十卷，?

宋普济编《五家正宗赞》四卷，宋绍昙记《古尊宿语录》四十八卷，宋赜藏主集《续古尊宿语录》六卷，宋师明集《人天眼目》六卷，宋智昭集《正法眼藏》六卷，宋宗果集《碧岩录》十卷，宋重显颂古克勤评唱。

【注3】语出自《禅林宝训》《大正新修大正藏经》卷四十八，第2202页。

【注4】语出自《禅苑清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3页。

　　《五山十刹图》【注1】中宋禅寺伽蓝配置

　　禅教合一的思想，对于五代以及北宋时期的禅宗思想占据了主流，禅宗开始崇拜具象的事物，重佛像与经教典籍，吸收儒家的思想文化，这些因素对宋代禅寺的建置产生了影响，因而禅宗伽蓝布局相对于百丈清规的草创期产生新的变化。

　　由于历史演变，大多数宋代禅寺的伽蓝建筑实例已毁或面目全非，故至今无完整实例提供参考，我们对宋元禅院建筑的面貌及形制仍然知之不详。

然而一衣带水的日本留存至今的《五山十刹图》，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宋代禅院及其建筑，提供了全面、直接的形象资料。

所谓五山十刹【注4】是南宋时期官立禅寺的主干和核心【注4】，五山十刹制度的制定也是丛林制度成熟的标志，代表着宋代禅寺建置的最高水平。

日僧实录的五山十刹图内容十分丰富，遍及禅林生活的诸方面。

从伽蓝整体配置至殿堂寮舍形制、家具法器、仪式作法，乃至极为细微之处，莫不详细图记。

而于绘卷图记的诸内容中，又尤以建筑的部分最为详尽，尽管存在制图不够规范精确等问题，它是目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宋代禅寺布局及其具体建筑内容的唯一史料，也是迄今有关宋代禅寺建置最为翔实和重要的一份文献。

（见图3－1、图3－2、图3－3）

图3-1天童寺伽蓝配置【注5】

　　天童寺伽蓝配置在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为：

七塔、水池、山门、三世如来（佛殿）穿光堂（法堂）大光明藏（前方丈）方丈。

钟楼观音阁位列山门两侧，库院与僧堂对置于佛殿东西两向，土地与供头（祖师堂）连于、法堂左右。

东侧配置选僧堂水陆堂、涅槃堂。

西侧配置经藏轮藏看经堂宣明东司、颐堂、首座、妙严堂、宣明等。

图3-2万年寺伽蓝配置【注6】

　　伽蓝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排列外山门、正山门、佛殿、罗汉殿、法堂、大舍堂、方丈。

库院位于东序，与无思堂（僧堂）左右对置于佛殿两侧，佛殿与罗汉殿间设廊，整组建筑呈“工”字型，东序除库院外还设有香积厨、寮、围炉等，西序僧堂周围布置轮藏殿、胜籍殿（经藏）看经堂、宣明、延寿院、维那、首座、东司、宣明等。

图3-3灵隐寺伽蓝配置【注7】

　　南宋时期灵隐寺位列五山第二位。

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是山门、佛殿、卢舍那殿、法堂、前方丈、方丈。

土地与祖师位列法堂两旁，库院与僧堂依旧对置于佛殿两侧，钟楼与轮藏对置于佛殿与山门直接的轴线上。

东序除库院外配置有香积厨、火头、宣明、寮、选僧堂、东司等，西序有僧堂、经藏、轮藏、蒙堂、僧寮、首座、照堂、火头、东司、观音阁等。

　　这几座寺院局部上都以一组沿中轴线布置的建筑群为主体，两侧布置若干附属建筑。

例如灵隐寺中轴线上的建筑有山门、佛殿、卢舍那殿、法堂、前方丈、方丈、坐禅室等，而在佛殿的东西两侧出现了库院与僧堂，正延续了怀海时期禅寺“山门朝佛殿，厨库对僧堂”的格局。

天童寺、万年寺也都在中轴线上设有山门、佛殿、法堂、方丈，而佛殿两侧均是僧堂对库院。

这可算是南宋禅宗寺院的典型格局。

　　宋时的禅宗寺院中，百丈时期将法堂视为佛寺中最主要场所。

宋代随着禅、教、讲寺制度融合，佛殿又再度出现在禅寺伽蓝构成要素之中，并逐渐占据主导。

佛殿的回归至少在五代时就已经出现，建隆元年（960），吴越王钱俶请延寿到杭州，建灵隐寺，带来灵隐寺的中兴，吴越在北宋时归降，灵隐寺居于江南，未遭战乱破坏，辉煌的佛殿逐渐出现，禅道生命则逐渐凋零枯竭。

而佛殿职能的活动，更因法堂职能的减弱而增强，（图3-3）儒家尊师的伦理也如儒家般沿袭下来。

因而在法堂一侧设有祖师堂。

伽蓝堂供奉的是护法神或土地，所谓“左伽蓝、右祖师”是指宋朝时在法堂两侧的配置方式，与传统意义的“左社右祖”的信仰类同。

　　在中轴线上的建筑主要是宗教礼仪性建筑，中轴两侧则多是僧人日常活动的建筑。

本来僧舍散处在主体建筑之外，而这时建起大僧堂，置于佛殿近旁，并与库院相对出现一条东西轴线，形成十字形轴线格局，佛殿居中心。

实际上五山十刹图中所描述的禅寺伽蓝布局除中轴线外，东西两序附属建筑布局比较自由，并未像“日本伽蓝七堂”那样，严格遵循定制。

日僧道忠曾把这种布局比作人体;佛殿据于中央喻为人体心脏，法堂是说大法的场所，法堂与佛殿的布局关系，喻为人的头脑与心脏的关系，僧众通过在法堂和佛殿内修行而将佛法了然于心，进而修炼成佛。

禅宗寺院出现这种布局，与其主张“心印成佛”的教理冥冥中相互吻合，凸显禅宗哲学思想，并逐渐成为定制。

宋代禅寺以五山十刹为代表的这种禅寺布局。

一方面继承了百丈禅居将寺院空间组织规制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重新接受了传统寺院以佛像崇拜为核心的价值取向。

“禅宗寺院的性质趋于官寺化、规模大型化以及形式程式化。

”至此它已经成为禅宗精神与世俗力量折衷与妥协的产物，绝对崇拜与强调功能的两种价值取向融合在一起。

禅寺的独立性削弱了，或许这正是它的强大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