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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324

拆迁大学等于摧毁文化

作者:

张谋2011-03-1710:

27:

16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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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沉疴，重塑大学

“拆迁大学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不过都非同小可”

有人问我对成都“拆迁大学”怎么看，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记起了不久前的一个新闻，有官员提议大学设置拆迁专业。

后来又传说，某高校已经开设了拆迁系。

莫非如今成都领先一步，办起了一所拆迁大学？

那个官员的意见听起来颇有道理：

拆迁无可避免，拆迁专业可以培养相关人才，以便拆得专业一点，文明一点。

但是他的话遭到网民的普遍嘲讽。

问题在哪里呢？

如今的拆迁缺乏的并不是专业人才，没听说过因为不会拆而引发社会冲突的。

事实上大学里的城市规划、土木工程等专业，都可以为专业的拆迁服务。

至于要“拆得文明一点”，倒是千真万确，只是说得太轻巧了。

这些年来发生的拆迁岂止是不文明，很多案例简直是野蛮残忍，突破人性的底线。

然而，这些野蛮行径跟大学有没有拆迁专业、拆迁系或者有没有拆迁大学毫无关系。

其关键在于权力的滥用和官员的贪婪。

如果一定要从教育背景找原因的话，那或许该建议他们补上公民课和人性课。

不过成都没有这么超前，它正在做的不是建立大学，而是拆毁大学并到郊外重建。

成都电子科大的拆迁项目已经上马，据说接下来还有别的老校园也将消失。

拆迁大学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不过都非同小可。

众所周知的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期间外侮当前、家国破碎之时的无奈之举。

还有就是1950年代的院校重组，若干大学搬来搬去，但也基本上是择优而处，而不是要把黄金地盘让出来。

今夕何夕，又要除旧布新？

就个人的志趣而言，我喜欢建立在郊外或者小城镇的大学。

比如哈佛、牛津、剑桥、伯克利等令我神往的校园，都像一个个独立的王国。

周围的人文和自然景观，仿佛都为了它们而存在。

但是假如有人要以此为拆迁大学而辩解，一定要明白，这些大学，并不是大城市不要它们，而是它们选择了远离尘嚣。

我也开始回想我所到过的另外一些校园。

拉斐尔有幅名画《雅典学院》，那个人类智慧的开启时代，令人无限憧憬。

作为校园，它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但是建立于19世纪的雅典学院，也是全巴尔干和地中海中部地区最古老的大学。

它的门口，一边是苏格拉底雕像，一边是柏拉图雕像。

当我找到它的时候，看见这两尊雕像，心中升起的是对人类思想史的敬仰之情。

但是，走近没有围墙的校园，你多少会有些失望，它和闹市几乎没有区分和隔离。

有谁会因此而提议搬走那两尊思想始祖的雕像吗？

有人会说，希腊太穷了，没有能力搞城市改造。

且不说希腊和中国比到底谁穷谁富，纽约的财富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吧？

曼哈岛到处都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金钱炫耀。

但是在它的闹市区也不止一所大学，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哥伦比亚大学。

好在出了校园有一个河边公园，在那里散步和读书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另外有一些赫赫有名的大学，比如巴黎的索邦大学，几乎就是大街上的几幢楼房。

我说到的这些大学，大多是以旅游或者访友的机会所见。

也就是说，大学校园本身是一道人文景观，是城市的重要场所甚至是城市的灵魂。

成都是否有将金融中心搬到郊外去的计划呢？

如果没有，那只能证明，大学在决策者心目中没有分量。

再进一步说，在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评价体系中，大学都没有什么价值。

否则，以中国官员的势利而言，他们一定会抢夺这块肥肉，而不是弃之如敝屣。

跟五千年的文明相比，中国的大学普遍历史较短，但是再短的历史也值得珍惜，或者说尤其应该保护。

校园和校舍里都有文化基因的遗传，人文传统的积淀。

拆迁是一种对文化的毁坏，重新建造一个新的校园可以很漂亮，但是那些砖石里是一片空白。

这种损失，做出拆迁大学的决策时是否已经计算在内？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大学不“大”，皆因价值观出了问题

作者:

郝志东2011-03-1710:

46:

“中美混血”大学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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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三理念包括，培养“全人”，创新知识，服务社会

培养全人，就是要培养学生和老师的“品性”，知道如何做人；培养他们的学术良心，培养他们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知道如何做学问。

一部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争取学术的独立与自由的历史，否则大学只会成为政治与社会（比如宗教）上利益集团的从属物，知识堕落，学术遭到窒息，社会退步，人民的生活普遍受到压抑。

（向春/图）

上文（见2011年3月3日《南方周末·大参考》）谈到了大学在承担自己的教学、研究、服务等功能时所产生的问题。

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大学的理念被削弱。

大学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如何才能增强大学的理念，从而改进大学的功能呢？

理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培养全人、探寻与创新知识、服务社会。

这和钱穆先生所讲的“三统”一致。

“人统”讲培养学生如何做人，也有教授、学者本人如何做人的问题；“学统”讲老师和学生在一起研究学问，探寻知识，创新知识，探讨真理；“事统”讲学以致用、经世致用，如何将在大学里探讨到的知识、真理用到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教育等等改革的实践中去，使政治更清明、生活品质更高、社会更和谐、科学更发达、文化更多元、教育更有效。

这三个理念，是大学教学、研究和服务三个功能背后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异常重要。

大学功能产生问题，正是因为价值观产生了问题。

这三点相互支撑、促进，相互构成。

这些理念到底有哪些具体内涵，又如何能帮助解决大学的问题呢？

培养全人

什么叫全人？

至少包括：

1）有品性、有学术良心、有自由人的独立性格；2）有人文关怀、公民意识；3）有对文化（包括科学和艺术）和社会的广阔理解力（金耀基，2003）。

下面具体来看其内涵及在中国大学中的体现。

1．有品性、有学术良心、有自由人的独立性格。

有“品性”正是《大学》中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换句话说，大学就是要去彰显人性中那光明的德性。

不仅老师要这样做，还要帮助学生去革新自己，教学相长，至善至美。

什么是光明的德性？

包括做人的道理，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大学老师心中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将学生当作打工仔，而有学生则得过且过，只要能毕业，拿到文凭即可。

尽管情节非常严重的个案不应很多，但也不少。

从大学管理层的所谓“双栖”教授，到另外的一些“双聘”教授，从所谓的“博导”到一般的老师，有的人在金钱、名誉、地位方面欲立、欲达，却很少想到如何使他们所领导的老师或学生也能立在一个可以受人尊敬的位置，达到一定的专业和生活水准。

他们或许会说自己也是有了“人下人”的经历，才到了今天“人上人”的地位。

但如果自己当年不愿做“人下人”，为什么今天要让别人做“人下人”呢？

正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缺乏，才导致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唯利是图等观念和行为的泛滥，导致经济发展的重效率不重公平、低权利、高污染，社会互信的严重缺乏等问题。

种种损人利己的行为、社会不公的现象都和大学教育过程中道德的缺位有关。

试想如果大学的领导层和教授不讲道德，没有做人的品性，何以让学生讲道德，让他们知道如何做人？

一代年轻人缺乏道德，如此传承下去，社会不是越来越可怕吗？

没有或缺乏道德的人也不会有学术良心或自由人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会搞学术欺骗，如抄袭、舞弊等。

互联网上有公开贩卖论文的广告，或收费帮别人写论文的枪手广告，还有所谓学术杂志收费帮学者发表文章的广告。

这些人没学术良心，更谈不上什么自由思考。

他们被扭曲的心态所绑架，并不自由。

他们谈不上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下功夫去思考，自然也就没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相反，他们就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没有道德的人也会曲学阿世，如为了政治或商业的利益而扭曲学术，自愿做某些团体或商业利益的代言人。

难道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命运放在别人手里吗？

有人愿意失去人身、说话的自由吗？

有人愿意被别人看作是低人一等吗？

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各种权益受到别人的伤害吗？

如果没有，那就有了共同的价值。

如果世界上多数人都不愿意，就有了普适价值。

但还是有些人为了利益，不分是非、颠倒黑白，昧着学术良心，不去考察事物的本质，探讨真理，而是去做否认这种价值的存在的工作。

所以说，培养全人，就是要培养学生和老师的“品性”，知道如何做人；培养他们的学术良心，培养他们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知道如何做学问。

这样的人，才是大学应该培养的全人，这才是大学的精神。

当然，这些还不够。

2．有人文关怀、公民意识。

人文关怀，是指一个人对美、正直、公平、公正、容忍、理性、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

沽名钓誉、学术欺骗、曲学阿世等等没有人品的现象，正是缺乏人文关怀的具体表现。

自私自利的人不会正直。

抄袭、作弊也不是公正、公平。

一个没有学术良心、曲学阿世的人也会视自由、民主与人权为粪土。

有了人文关怀，也跟着会有公民意识。

在想到自己的利益时，也会想到社区利益。

他就不太可能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相反，会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帮助提高社区生活的水准。

这也包括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关心。

拿澳门来说，很多同学对澳门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所知甚少。

不少人对葡萄牙人统治时期的历史事件一无所知。

他们也不知道特首、立法会议员、法官是如何产生的，对澳门的龙头产业博彩业的利弊所知甚少，对很多即使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系的社会问题也很少关心，如外劳问题、交通问题（比如出租车司机兜路、拒载、多收费问题，巴士服务问题、轻轨的建设问题等）、住房问题也很少关心。

如果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对自己社区的历史和现状不关心，没有公民意识，也缺少人文关怀，只能说是大学教育的失败。

一个大学就是被排在世界前100名，也没有意义。

包括北大、清华、港大、台大等在内的所谓华人世界一流大学，都应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3．有对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和社会的广阔理解力。

从培养全人的角度去衡量大学好坏，其标准除了上述品性、人文关怀等问题外，还有对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和社会的广阔理解力。

后者是前两者的基础，只有对文学、艺术、科学和社会有了了解，才会有人文关怀、公民意识，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才能建立起“品性”。

一个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广阔理解的人，会有批判的眼光，知道哪些应欣赏，哪些应摒弃，比如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等级观念、专制主义、科学主义（即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其他都不重要）等是应被摒弃的，而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却应是被加强的。

对科学的了解，可以帮助学生知道物质世界的局限与可能。

对艺术的了解，可以使学生更清楚人性的善恶，如何惩恶扬善。

知道人是怎样一个有感情的动物，体谅别人，宽容别人。

对社会的了解，可以使学生知道个人如何受到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何克服负面影响，提高生活水平。

上述培养全人的三个方面，正是博雅教育的宗旨。

博雅教育，英文是liberal　education，直译为“自由人教育”。

换句话说，你可以研究如何制造武器，但也要知道武器是用来杀人的，杀人有后果，要承担责任。

你也可以学做工程师，修建一条从内地到西藏的铁路，但要知道修路虽然是现代化的必需，但现代化也会带来对传统社会的冲击，破坏原生态的文化、原生态的生活环境。

你要知道承担这个责任，并将对环境与人文的破坏降到最低限度。

2011年初，澳门报载澳大博士生在改良统计空气质量的模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如果空气污染得不到控制，再如何改进测量模式都于事无补。

于是，科学家要学些人文知识与社会科学，在推进科学的同时，要推动社会进步。

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家也要学些自然科学，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创造自然科学发展的最佳环境。

只有这样，大学培养的人才才是社会真正需要的、对社会总体发展有益的全人。

前不久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指出，育人是对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这样的人是有公民意识、民主法制观念、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人。

这也正是我们在本文中所讲的全人。

培养全人的责任被赋予博雅教育。

博雅教育强调人格的培养，通识教育强调知识的全面，二者有相通之处，强调知识的全面性，也是要强调全面人格的培养。

港澳台都已在强调通识教育。

大陆一些学校也在修改教学计划，开始允许学生转系、副修、跨系跨校选课、强调博雅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并重。

不过，消除大陆教育弊病的沉疴，真正走向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之路，恐怕还是任重道远。

探寻与创新知识

上面谈到博雅和专业教育的并重。

一个人需要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提高人品，谓之博雅。

大学还要培养学生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里某一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人文、社会和自然的世界极其复杂、微妙，探寻没有止境。

研究永远需要创新。

于是才有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学程，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的职称，表示知识的深厚，需要一批一批的人前赴后继、不断探寻，以加深并且创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对知识的探寻与创新，并不容易。

在这个过程中会感到很多政治、经济、社会的束缚。

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全人”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会受到很多限制。

道理如此，实行起来却并非易事。

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完全自主，学术也没有能够做到绝对自由。

在探讨大学发展史时，金耀基指出，欧洲中古时期的大学附属于教会，学术也没有自由。

后来在理性主义兴起后，政教分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学术从教权主义中解放了出来。

不过它又受到了政治的干预。

政治无所不包，自然也包括大学。

国家与社会重叠，大学只是国家或权力的学术工具。

大学自主、学术自由没有存在的余地。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大学被麦卡锡主义搅得天翻地覆。

就是在当代的美国大学，公立学校要受制于州议会通过其在校董会的代理人的监督与财政预算的控制，私立学校则受到通常是以商人为主的校董会的监督与控制。

不过美国大学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还是得到较大保障的。

比如校长的遴选尽管最后是要校董会同意，但是选拔过程公开，有教员参与。

教员的选聘或职务的解除也都由学校自己决定，校董会通常不会干涉。

招生也完全是学校自己的事情。

课程设置、研究项目与质量的控制，教员也有很高的自主性。

在对知识的探索、真理的追求问题上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基本没有禁区。

在大陆，大学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尤其在人文和社科方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行政化”。

不过政府似乎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等等。

看来“去行政化”方面或许可以有些进步。

但是进步会有多大，还不得而知。

这是因为“去行政化”会涉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

那么中国高校行政化有哪些表现呢？

杨德光提到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各级政府都设立了机构庞大的管高校的教育行政机关。

如，国家有教育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有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厅。

每所高校上面都有主管部门，高校正副校长都由上级党政机关任命；高校办学经费由上级行政机关下拨，包括专项费、重大科研项目及经费等；高校的学位授予权、博士点、硕士点、新专业设置、教师编制、高级职称比例，以及高校升格、更名，都要经上级行政机关审批；对高校的考核、评估，是由上级行政机关操办的。

”

大学被分为不同的等级：

有副部级、司、局（厅）级。

行政级别不同，政治、经济待遇也各不相同。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高校的管理者把自己当作“官”，按行政规则运作，而不是按教育规律运作。

他们在管人、治人，而不是在服务。

学术管理也被行政化。

“各院系的专业设置、调整，课程结构、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师职称评定，教师的招聘、流动，教师的考核、晋级等，即无论是学术事务还是行政事务，统统由行政部门决定。

教授们很少有发言权、决策权……”

如此一来，看到的更多是官员治校，而不是教授治校。

当上官，就可以拿到职称：

官僚学术化；既当官又有职称，就可以垄断学术资源。

于是许多教授也都争当书记、主任：

学术官僚化。

如果你既不当官，又不巴结当官的，或者得罪了领导，你就很难获得学术资源。

大学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去探寻知识、创新知识。

多数人可能只是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有学术良心、社会良心而在那里做事的人会很少，而且不被欣赏。

这真是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

今后能否像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和发展规划要求的那样“去行政化”，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只有“去行政化”，才能像蔡元培说的那样：

“仿世界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任何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上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也不能代负责任。

”

港澳台在大学的自主和学术空间方面，程度较高。

其中一些管理比较完善的学校，其实可以和内地的一些学校多交流办学经验，也可以在某些领域合作办学。

如此，港澳台的大学可以继续完善，也会给大陆大学改革提供一些经验。

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中，广东省和福建省被列为“加强内地高校与港澳知名高校合作办学，探索闽台高等教育合作交流新模式”的试点省，广东省还被列为“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试点省。

这些规定都为港澳台在中国内地大学教育的改革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提供了政策基础。

当然，港澳台也要继续加强办学的自主性与学术自由，警惕不要让其滑坡，不要非但没能帮助大陆的学校增加自主，反而将自己的自主度降下来。

这或许也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充分发挥香港、澳门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独特作用”吧。

张鸣认为，中国大学的最终出路是私立大学，如教会学校、港资、外资学校的发展，形成对公立大学的竞争，使其改弦更张。

当然这些学校也要防止“内地化”的问题。

最近报载香港中文大学计划办一个独立的深圳学院，于2012年开始招生，首期六七千人，第二期四五千人。

其教学素质、学术水准及收费标准（约十万港元一年）都与沙田中大看齐，有绝对的学术自主，资源与财务独立。

他们能否成功，能否为内地的大学带来一股新鲜空气，促使内地高校的改革，还要拭目以待。

服务社会

大学的第三个理念是服务社会。

大学服务社会天经地义，关键是如何服务。

将大学变为工具，像“文革”时那样，曲学阿世，是一种服务方式，但那样就失去了大学的自主性与学术自由。

像现在有的学者那样作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也是一种方式，不过这些学者也同样失去了自主性与学术自由。

理想的服务形式有哪些内容呢？

首先，自然科学家将自己的研究转化为生产力，改善人们的生活，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服务之一。

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都是如此。

袁隆平所研究出来的杂交水稻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就是一个例子。

今天生活的便利，无论是飞机、轮船、大楼，还是电脑、电视、电话，没有一个能够离开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贡献。

其次，人文和社会科学家们也有自己的责任，需要将研究服务于社会。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谈到大学的责任时说，“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相当重要的价值。

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的学者应当站出来，写文章说话，发警世之言，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

大学的学者不应做破坏性的讲话，而是做建设性的讲话”。

这也正是公共社会学所要求教授们做的事情。

前美国社会学会会长FrancesFoxPiven说：

“我认为社会学的工作或实践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关于社会群体如何生活、社会如何成为可能、社会问题为什么产生等等方面的理论建构和证据发掘上面。

我认为我们应该给这些研究注入一点道德的关怀。

我不同意下面这个观点：

即一方面，我们是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而在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公民生活中，我们可以走出去参加一个什么示威活动。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道德关怀结合起来。

”

人文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目标就是文化、政治、经济、社会，这些方面出了问题，他们应该站出来讲话。

这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服务社会，尤其是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服务，而不是只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确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大学的理念，大学存在的理由。

大学不应该沉溺在SCI和SSCI的迷思中，钻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

大学要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去帮助建构一个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

这才是大学存在的价值。

大学的理念告诉我们，无论是SCI和SSCI，还是专书或研究报告，它们的价值在于是否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否则便只是雕虫小技。

如何能够像原南开大学校长毋国光所讲，在大学创造一种氛围，让社会看起来，这里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除了管理层的努力之外，还需要有教授和学生的努力。

这正是下一篇文章里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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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几所象牙塔式大学又何妨

作者:

刘道玉2010-04-2821:

11:

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