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世界发展病状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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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世界发展病状分析
21世纪世界发展病状分析
２１世纪人类历史正经历一系列重大变化：
世界经济中心迁移、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单极霸权的失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民族国家权威的弱化等，使世界处于迅猛发展与病状频出的历史状态。
其中，国际冲突频发、移民问题、民族主义与宗教问题、科学与政治关系问题、史学类型转变及未来史学面临的挑战、世界经济危机及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和当今世界中的作用等问题，成为人类未来发展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名英籍犹太裔历史学家，伦敦大学教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世界近代历史研究；任洁（１９７７―），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文化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问：
您对工人阶级的再政治化作何设想？
答：
工人阶级进行政治重组不会采取传统的形式。
马克思关于工业化某一时期主要阶级政党构成的预测毋庸置疑是正确的。
但是这些政党，如果他们是成功的，他们就不只是作为工人阶级政党来运行；如果他们想要扩展超出狭隘的阶级范围之外，他们就按照人民党来运行，这些政党围绕那些由工人阶级创造并以工人阶级为目标的组织进行建构。
即使如此，这些政党依然有阶级意识方面的局限性。
在英国，工党的投票率从未超过５０％。
意大利的情况也是如此，意大利共产党（１９９１年改名为左翼民主党）更是一个人民党。
在法国，左翼政党建立在相对弱小的工人阶级基础之上，但是这一政党却凭借大革命传统得到了政治上的增强。
这一政党设法使自己成为必要的继任者，这赋予政党和左翼力量更广泛的影响。
工业领域手工劳动阶级的衰落似乎将要终结。
大量的或将会有大量的人留下来从事手工劳动。
维护这些工人的生存条件仍是所有左翼政府的主要任务。
但这不再是实现他们希望的最主要基础：
从理论上说，他们不再具有政治潜力，因为他们缺乏将原有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潜力。
目前已出现三种主要的负面发展。
第一种负面发展当然是排外主义，正如贝贝尔（Ｂｅｂｅｌ）曾指出的，对于大多数工人阶级来说，弱者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保护自己的工作，排斥竞争。
工人运动越低落，排外主义越高涨。
第二种负面发展是过去在英国行政事务中被称作“次要和操控级别”的手工劳动，不是永久性固定行业，而是暂时的行业，因此不容易看出他们潜在的可组织性。
将那种工人组织起来的唯一易行的方式是受雇于政府当局，因为这些当局在政治上是脆弱的。
在我看来，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发展是由新的阶级判断标准制造的日益增长的阶级分化，这一新标准便是作为职业入场券的学校和大学入学考试。
也就是说，虽然你想成为知识界精英，但这是有节奏的、有标准的、制度化的，由教育系统促成的事情。
现在要做的是转移阶级意识，从反对雇主到反对各种各样的有钱人或上层阶级，如知识分子、自由派精英和那些欺骗作弄我们的人。
美国是这方面的标准范例。
浏览一下英国的报刊，你会发现英国也是如此。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获得博士或至少是研究生学位同时也会使你更易于陷入纷繁复杂的境况。
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机构吗？
从单个阶级而言不会再出现了。
目前在同盟中出现了进步性的政治倾向，即使是那些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之间结成的相对固定的同盟也出现了进步性的政治倾向。
知识分子总体上比贫苦大众和愚民更倾向于左转。
两个群体对于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之间的联合可能比以前更加困难。
调和客观上居于同样立场的人们之间的政治关系是现实存在的问题。
问：
您如何比较现代危机和大萧条？
答：
１９２９年的大萧条不是始于银行系统，直到两年之后银行系统才崩溃。
毋宁说，证券交易所引发了生产的大幅下降，并造成了更高的失业率和比此前更严重的生产下降。
现代的经济大萧条与１９２９年相比有更多的准备，１９２９年的大萧条来得出其不意。
直到２００８年，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似乎只是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２０００年早期的拉丁美洲、东南亚和俄罗斯等边缘地区产生影响。
在较大的国家，所有这些意味着证券交易所的偶尔崩溃，但随后又快速恢复。
我认为情况变糟的真正征兆应是１９９８年长期资本经营管理的崩溃，这证明整个增长模式是多么的错误，但人们却不这么认为。
自相矛盾的是，这确实赢得了相当多的商人和新闻记者对马克思的重新发现，有人撰写的关于现代全球经济的利率方面的东西，就与之前的左翼毫无关联。
１９２９年的世界经济还没有像现代经济一样如此具有全球性。
这一点当然具有某种影响，如那个时代对于失业的人们来说重新回到乡村要比在今天容易得多。
１９２９年，在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全球经济的各个部分实际上是分块存在的，并没有使环绕其存在的部分有什么大的改变。
前苏联的存在没有对大萧条产生任何实际影响，但它具有巨大的意识形态影响，这是一种替代性影响。
自１９９０年以来，我们见证了中国的崛起和新兴经济体的出现，这些实际上对当前的经济大萧条产生了实际影响，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维护世界经济，如果没有它们，世界经济或将倾覆。
实际上，即使在新自由主义自我宣称繁荣兴盛的岁月里，实际的增长也主要发生在这些新兴发展经济体上，尤其是中国。
我确信，如果没有中国的存在，２００８年的经济大萧条会严重得多。
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很快就能从大萧条中恢复，尽管在英国等某些国家，经济低迷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
问：
您如何看待经济危机产生的政治后果？
答：
１９２９年的大萧条导致北美洲的形势急剧右转，包括墨西哥、斯堪的纳维亚的右翼势力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在法国，“人民前线”在１９３６年的得票率仅比１９３２年的得票率多０．５％，所以他们的胜利标志着政治联盟构成成分的变换而不是其他什么更为深刻的东西。
在西班牙，尽管存在潜在的革命形势，但当下的革命形势也是右转的，并且右转对西班牙的形势具有长期影响。
在其他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在中欧和东欧，政治形势急速右转。
现代危机的影响还不是非常清晰。
人们或许会猜想主要的政治改革或政策变化将会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发生在美国或者西方，但人们也只能想象可能会怎样。
问：
您认为中国能继续抵制经济低迷吗？
答：
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认为中国会突然停止经济增长。
中国政府也已经受到经济危机的重创，因为危机使得大批工业暂时停滞。
但是，这一国家仍然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有经济扩展的巨大空间。
我无意预测未来，但可以想象未来的二十年或三十年中国将在世界范围内居于相对于今天更重要的地位，至少是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必然是军事上的。
当然，中国也有很大的问题，人们总是追问中国是否能够团结一致。
但是我认为出于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原因人们也希望中国能够团结统一、不断强大。
问：
您如何评价奥巴马政府？
答：
人们是如此喜欢选举中的那个人，他们认为危机之中，他必定会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为罗斯福总统之所为。
但是他没有，他的起点很糟糕。
如果你将罗斯福总统就职后的前一百天和奥巴马作一比较，显而易见的是，罗斯福总统乐意雇佣非官方顾问，尝试一些新鲜事物，这与奥巴马坚持站在中右的姿态形成鲜明对比。
我认为他已经错失良机。
他真正的机会在就职后的前三个月，也就是在对方士气低落还没有能力重新动员国会之前，但是他没有抓住机遇。
问：
审视当今国际冲突此起彼伏的世界舞台，您认为在巴勒斯坦地区实行当前设想的两国互相承认主权地位的解决方法具有可靠的前景吗？
答：
我个人怀疑这一政策在当下是否行得通。
不管采取什么解决方案，直到美国决定完全改变想法，不再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之前，情况不会有任何改变。
但是目前看来美国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问：
您认为世界一些地方的积极进步的规划是不是仍然具有生命力或者还会恢复生机？
答：
当然有，在拉丁美洲，政治和一般的公共事业依然按照文艺复兴流行的自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理念运行着。
你会发现建基于工人阶级运动之上的卢拉和莫拉莱斯运动。
它们未来将走向哪里是另外一回事，但古老的语言在这些地方仍被言说着，旧有的政治模式也依然随处可见。
关于中美洲的发展形势我不是十分确定，尽管在墨西哥出现了革命传统复兴的微弱迹象，但是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墨西哥实际上已经被美国经济整合了。
我认为拉丁美洲受益于种族――语言民族主义的缺失和宗教流派的划分，这使得拉美丁美洲更易于保持传统事业。
一直令我震惊的是，直到最近，拉丁美洲也没有出现种族政治的迹象。
这只是出现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本土化运动，不是出现在欧洲、亚洲和非洲范围的运动。
在印度，尼赫鲁世俗传统的制度力量使得进步性力量的复兴成为可能。
但这好像并不能深入群众之中，除了那些共产主义得到群众支持的地区外，如孟加拉和喀拉拉邦，纳萨尔派分子和尼泊尔毛主义者的群体。
此外，传统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在欧洲依然很强大。
恩格斯领导建立的政党几乎遍及欧洲，依然是潜在的执政党或主要的对立党。
我怀疑共产主义遗产在某个时期，如在巴尔干地区甚至在俄罗斯部分地区会以某种不曾预料的方式复兴。
在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无法预知。
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正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着，并且不是根据修正过的毛泽东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
问：
您一直对作为政治力量的民族主义不满，反对左翼将民族主义弄得引人注目。
但您也强烈反对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干预破坏国家主权。
现时代，工人运动终结后，什么样的国际主义是可取的和可行的？
答：
首先，人道主义、人权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没有太多关系。
它或者是帝国主义再现的象征，是帝国主义为侵犯国家主权寻找的一个合适的借口――这可能是非常完美的诚恳的借口――或者更危险的是，强调这种自１６世纪到２０世纪后期支配世界的对地区的控制权。
毕竟，西方社会试图强加给别国的价值观念是地区性价值观，不必然是普遍性价值观念。
如果它们是普遍性价值观念，那么它们应该能用不同的术语表达出来。
在这里我不打算涉及本身是民族主义或国际主义的东西。
然而，民族主义确实被涉及，因为国际秩序建基于民族国家之上，无论如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都是防范外来者入侵国家最好的保护之一。
一旦这一体系被废止，侵略扩张性的战争之路便被打开，这也正是为什么美国宣布废止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原因所在。
替代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是一种狡猾的把戏。
它或者是为了政治目的而设计的空洞的政治口号；它或者是一种确保强大中央集权一致性的手段，像罗马天主教堂或者共产国际一样。
在何种程度上这会真正发生，在何种阶段这会停止发生――即使是在天主教堂――是另外一回事。
这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国际主义”。
民族国家曾是并仍然是国内外所有政治决策的构架。
直到最近，工人运动的活动（实际上所有的政治活动）几乎全部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发生。
即使在欧盟，政治活动也囿于民族国家范围之内。
换言之，不存在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力量，只存在以同盟形式结合的独立的民族国家。
这里，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是个例外，尽管它的传播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但这一点实际上还未被证实。
早些时候试图在埃及和叙利亚之间建立的泛阿拉伯超级国家的尝试，因为现存国家――之前的殖民地边境――的坚持而宣告失败。
问：
您据此认为试图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设想存在固有的障碍吗？
答：
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甚至某种程度上包括文化方面，通信革命已创造了一个真正国际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决策权力是跨国的，行为是跨国的，当然，观念、通信和人口的流动也比之前更容易跨越国界。
甚至国际交流中使用的习语也被增补进语言文化中。
但在政治领域却并未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当前的基本矛盾。
原因之一在于，２０世纪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政治民主化浪潮，大批普通民众也卷入其中。
对于民众而言，国家才是保证他们日常生活运转和改善的核心所在。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人们试图从内部通过“去中心化”分裂国家，其中一些国家没能成功，当然，德国的“去中心化”在某些方面是成功的，意大利的区域化实际上也是有益的。
但试图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尝试没起作用。
欧盟是个明显的例子。
某种程度上，欧盟的创立者弱智地认为超级大国除了大一点之外，和民族国家是相似的，在这一点上我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现在当然也不具有这种可能性。
欧盟是欧洲范围内的特殊情形。
在中东或其他什么地方曾经存在过超民族国家的迹象，但欧盟是唯一一个看起来拥有超国家的组织。
尚未解决的问题是这样一个矛盾：
一方面，存在跨国的实体和实践，而其正在挖空民族国家，可能在达到某一点时民族国家就会崩溃。
但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这不是立即就会发生的景象，也不是发生在发达国家――那么，又有谁来承担到目前为止只有民族国家在承担的再分配和其他功能？
当前是互利和冲突并存的时代，这是任何一种民众政治在今天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
问：
民族主义显然是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大部分时间中主要的政治驱动力。
您如何看待现时代的形势？
答：
历史地讲，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一部分，现代民族国家需要不同于传统神权或王权国家的合法化形式。
民族主义最初的想法是创造一个更大的国家，我认为这种统一和扩张功能十分重要。
法国大革命非常典型。
１７９０年，法国人民的口号是：
“我们不再是南方佬，我们都是法国人。
”后来，自１８７０年开始，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群众运动在奋力争取自己独立国家的利益。
这自然产生了民族自决的威尔逊主义。
然而幸运的是，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威尔逊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某种近乎消失的东西改成对少数派的保护。
人们公认，如果不是通过民族主义者自己的活动，这些民族国家实际上不论是在种族方面还是在语言方面都不会是同质的。
但是二战后，激进分子和全体人民用深思熟虑的、有说服力的种族同质性的语言重申了现有安排的弱点。
这导致了巨大的苦难和残忍的行为，并且长时期内它也不再产生作用。
然而，那个时期民族分离主义却运行得相当好。
二战后，民族分离主义因非殖民化有所加强，沿其本性产生了更多的民族国家；世纪末由于苏维埃帝国的崩溃使民族分离主义更有所加强，苏维埃帝国的解体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小的独立国家。
自１９４５年开始极大增长的小规模的独立民族国家所起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
首先，它们的存在是公认的。
二战之前，像安道尔共和国、卢森堡公国和其他小民族国家，甚至不被认为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除了集邮者以外。
下至梵蒂冈现在也是一个国家，并且是联合国潜在的成员国，这样的观念是新鲜的。
谈及权力，这样一点也是非常清晰的，即这些小国家不具有发动与其他国家战争的能力。
它们至多也就是国际巨头的财富乐园或者有用的筹码。
创建像民族国家一样的国家并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已不再是民族主义的基础。
这种口号不再令人信服。
通过创建团体并组织它们反对其他政治或经济单位曾一度是有效的手段。
但在今天，民族主义中的恐外因素变得日益重要。
政治活动越是民主化，它的潜力越大。
导致恐外的原因比以前多了。
这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原因，不如说是文化上的原因，并且文化原因和政治原因同样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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