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湖南会馆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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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湖南会馆考

襄阳湖南会馆考

张平乐李秀桦

摘要：

湖南会馆是清代湘籍人士在襄阳樊城经商时所创建的同乡组织，其馆舍又名湖南馆、湖南宾馆。

所遗存碑刻二通，对解读湖南商帮和湘军水师意义极大。

本文从湖南会馆概貌、湖南商帮、义地制度、会馆沿革等几个方面试做探讨。

关键词：

樊城商业；湖南会馆；湘军

在襄阳樊城会馆群中，湖南会馆是樊城历史街区最东边的一个，旧址位于樊城区中山后街（下文简称后街）275号（原东方红路380号）的迎旭小学。

一、湖南会馆概貌

通过走访襄阳文化学者邹演存和其绘制的湖南会馆平面图上，我们可以了解到湖南会馆当年的大致格局。

会馆位于中山前街（下文简称前街）东端，坐北朝南，南临前街，大门正对湖南会馆码头；后门开向后街，与江西会馆、盐业公所隔后街相对。

由于湖南会馆与两条繁华街道相接，进深达到近100米之深，开间30余米，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

湖南会馆是传统的中轴对称的空间布局，也是院落和天井结合的建筑组群，四进院落（或天井）在中轴线上依次纵深排列，层层递进，大有庭院深深之感。

会馆正门形式是两层高的庑殿式牌楼，气势巍峨；檐下是细密交织的镂雕斗拱，工艺精美；门额上是行书“湖南会馆”烫金大字，门前两尊蹲狮，忠实地护卫着湖南会馆。

进入大门则是一狭窄过道，过道两边相对排列厢房6间，用于接待宾客。

过道尽头是两层高的戏楼，通过宽大的场院再往北就是会馆的核心建筑——大殿。

大殿内主要供奉的是北宋湖南籍学者、理学派创始人、集学问与风度气节于一身的一代大儒周敦颐，两侧又分列有财神、杨泗将军像。

戏楼与大殿之间是宽阔的院落，院落进深达约50米，其主要功能是集会与观演：

每逢年节和祭祀之期，湖南众同乡面朝南向的大殿祭祀周敦颐、财神、水神；闲暇之余，众乡人则聚集于院内，观赏戏楼上演的精彩戏曲，以娱神的名义而自娱。

上世纪50年代，湖南会馆大殿用做教室，戏楼做教师寝室，大约在1966年因用火不慎，毁掉戏楼。

大殿再北，又是一个狭长的院落，院落再北则是带有一个小天井的房屋，用于住宿。

房屋之北又是一个小院落，院墙临着后街，开设有门，就是湖南馆的后门了。

《义地公项碑》中云：

“馆后适有余地一所，公议建造房屋”，说明在后街之南也有湖南会馆的会产。

迎旭小学操场内遗存二只石柱础，下方上鼓形。

柱础高60厘米，50厘米见方，直径50厘米。

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大殿柱子用料何等粗壮，大殿又是何等辉煌！

从学校大门出门右转有一条一人多宽的小巷，名苏家巷。

《襄樊市地名志》记载，此巷呈东南至西北走向，长85米，宽3米。

也是湖南会馆东边的一条与前后街连通的小巷，与一小建筑中轴线一致，其长度和湖南会馆进深基本一致。

[1]

苏家巷5号右侧，是一段南北走向的青砖老墙，墙到后街的长度21米。

离地1.3米、1.65米的墙壁上镶砌有“湖南吉星公”铭文砖。

砖长27厘米，宽12.5厘米，厚5.5厘米。

数了一下，墙壁上大致可见到的有12块。

在江西刘氏网上查阅到湖南隆回刘氏启迁祖仁仲公世系。

隆回刘氏出自78世祖长沙王刘发之子刘苍后郡马刘氏。

其后人仲正公，和公次子，迁居江西泰和县早和市，生3子：

刘文靖、刘文斌、刘文炼，后裔多迁居湖南。

文斌公，字兴伯，号百万，总兵将军。

与兄文静俱以文章功业显。

居太和圳上之早禾市梅子村，配朱氏，生子五：

长子吉星、次子吉蕴、三子吉才、四子吉茂、五子吉祥，合称五吉。

五吉并随伯父滔、远徙居湖南。

刘滔后人居辰州、溆浦。

吉蕴后人居新化横阳山、坪砥武牧牛栏山，传南甫；吉才居溆浦；吉茂后人居邵阳九都及沅陵、常德、新化麻溪当下村，传南志；吉祥住邵阳新宁乡槲木山，传南卿。

吉星留湘不久，仍返吴西，至其四世孙翊圣因贬到衡州任州守别驾，才定居湘中蟆潭。

湘中地区有“三文五吉”之说。

湘中地区是一个大的地域概念，而非一行政区域。

它大体包括今娄底地区，以及附近益阳、怀化、邵阳市的一些县。

湘中地区刘氏，绝大部分都是刘玉盛的后裔，是属于所谓“三文五吉派”。

推测刘吉星后人在樊城经商发达，为光宗耀祖，故用砖铭记。

“湖南吉星公”墙壁与湖南会馆之间的两栋房子即为刘家房产。

出苏家巷向西约20米是“湖南馆码头”拱形券门。

当年湖南会馆大门正对的码头，应该是湖南商人们专用的码头。

大堤内外供行人通行的溜光水滑的青石板台阶，是彼时码头繁盛的历史见证。

船工周汉阳就住在拱形券门旁边的棚屋，他说当年没有河堤，会馆大门直通到汉江码头。

据《襄樊港史》记载，1946年至1948年湖南馆码头所在的马道口码头，已有工人70人，在樊城码头中属于中等规模，主要进出货物是棉花、木材、粮食和陶器、瓷器。

这与湖南物产是有关系的。

[2]

二、湖南商帮在樊经商情况

在张海鹏的《中国十大商帮》一书中，记载有山西、陕西、江西、广东、福建等著名商帮，湖南商帮却未见记载。

但他记载江苏的洞庭（苏州东山、西山一带）商人多萃集于沅湘之地，“贩米湖广”并“贸迁于荆襄”，“为货殖计，游于楚荆襄之间”。

[3]因为地理上的优势，湖南商人不但在本省经商，且广泛活动在其邻近各省，在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安徽、江苏等省城乡，无不有他们经商活动的踪迹。

从总体来看，湖南商人无论从其占有的财力来看，还是从其占有的势力范围来看，还不能和当时著名于世的徽商、晋商、赣商等商帮相比。

湖北在湖南以北，自明至清初，两湖统称为湖广省。

至康熙六年（1667）裁湖广省，分设湖南、湖北两省。

由于历史、地理上的原因，两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关系十分密切，即便在商人的称谓上，也往往称为湖广商人。

所以，有清一代湖南商人到湖北城乡经商谋生者，不乏其人。

如在汉口镇，清朝乾隆初年湖北巡抚晏斯盛在《请设商社疏》中指出:

“（汉口）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4]。

在六行当中，米、木、花布、药材等四行与湖南关系最大，且多由湖南运来。

《武汉市志（1840-1985）·交通邮电志》水上运输篇介绍湖南帮，主要分为永州、宝庆、湘乡、衡州等帮的船户。

“1937年来汉船只有3666只，77636吨。

大者容2000～5000担，小者100担左右。

以汉口、沙市为集散点，也有沿汉水直达襄阳。

”从一个侧面反映湖南船帮的水上运输线路的情况。

[5]

彭毅生、龚焕章在《樊城会馆》一文中介绍：

“过去湖南人从事航运的较多，大木帆船。

人们就叫湖南船，有一部分人从事制造雨伞，因质量好，能抗大风，人们就叫‘湖南雨伞’。

只有一家湖南丁姓回民，在樊城开了一个石印文具店，名‘文化阁’，成为襄樊印刷业的首创者。

”[6]

藏于襄阳市米公祠石苑内的《义地公项碑》，其碑文内容为光绪四年（1878）湖南籍商人关于义地、房屋管理及费用支出的规定,从捐款名单中可以考察到湖南省各地商人在湖北经商的大致情况。

在义地管理的有关规定之后，其后罗列了长沙、善化、湘潭、湘乡、湘阴、宁乡、安化、醴陵、桂东、岳州（今岳阳）、武陵、衡山、衡阳、益阳、清泉等15个地方，基本涵盖了湖南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商人共有46名，捐钱266串，捐银109两。

[7]

但从同收藏于米公祠石苑内道光二十九年（1849）《樊城驳岸整修碑》上各会馆捐款修建的情况考察，“本府谕令，樊城山陕馆、徽州馆、覃怀馆、武昌馆、黄州馆、福建馆、江西馆、韩城馆，各会馆首士，将每年收支息钱账目轮流经管”，其中经管首士中并没有提到湖南馆。

而且也仅仅“共捐钱壹百串整”，与“山陕馆共捐钱叁仟柒百壹拾串玖百文”相去甚远，只在四名商人个人和以船帮为主的楸子馆的前一名，由此可见，湖南商人与其他商帮在樊实力相比较稍逊一筹。

三、《湖南樊城宾馆记》解读

在迎旭小学教师宿舍内东山墙上，留存一通嵌入墙体的清代同治六年（1867）的碑刻，碑高211厘米，宽65厘米，碑题为《樊城湖南宾馆记》，其碑文共700多字，碑文主要内容是反映曾国藩、彭玉麟、左宗棠、刘荫渠、曾国荃等多名湘籍高官捐资修建“樊城湖南宾馆”的记录，涉及到宾馆的规模、宾馆礼制、祭祀对象和修建的原因。

这块古碑历经146年的风风雨雨，保存得完整无缺，实属罕见。

据研究，这通石碑是有关曾国藩等湘军在鄂西北活动记录的首次发现，对研究清代湘军和鄂西北近代史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从碑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樊城湖南宾馆”修建于乾隆初年，咸丰年间屡遭兵毁，庭院倾塌荒废。

其修建年代在樊城会馆中算是比较早的。

湖南籍商人、学子、官吏、军队经过樊城无下榻之处，屡议重修，因无经费，无人敢担当维修的重任。

旧时很多会馆并不直接称为“会馆”，因为接待湘籍人士的需要，而称为“宾馆”，主要功能为接待本省途经襄阳或临时“寄寓”的同乡。

同治三年（l864），忠亲王僧格林沁和曾国荃等在樊城与捻军作战。

同治五年（l866），鲍超与捻军又在樊城、襄阳一带作战。

直到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全歼在襄樊一带的捻军，并率领三路大军从樊城出发，攻打陕西捻军，一路从樊城入荆紫关，另一路由汉水入旬阳蜀河，还有一路由左宗棠亲自率领进入潼关。

这个宾馆就是从同治三年筹建到同治五年建成，“楚南士商宾至如归，绝无旅次仓皇之苦”，建成后由湖南籍的翰林院编修、贵州巡抚黎培敬题写的碑记。

黎培敬，湖南湘潭县人，字简堂、开周。

咸丰十年（1860）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同治三年（1864）,出任贵州学政。

这个碑记应该是他途经樊城下榻“湖南宾馆”时应同乡之邀所作。

湖南人进京做官、赶考、经商有两条路上京，由南京北上，或由樊城北上，别无他路。

例如曾国藩在他的家书《陈舫仙放陕西臬司请沅弟转告》中称“入谕旨着全来京，则或即从金陵北上，或回鄂由樊城北上，均无不可”。

说明“湖南宾馆”修建对湖南人北上帮助很大，以致有许多湘籍高官解囊相助。

[8]

从碑文中我们了解到，湖南会馆供奉的神祗为濂溪先生，即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

“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

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宋史·道学传》将周子创立理学学派提高到了极高的地位。

周敦颐于晚年命名自己居住的江西九江的宅前一条溪为濂溪，后世因之把他称为濂溪先生。

“在周敦颐做过官的州县和被他教化过的地方，人们都办有濂溪书院或宗濂书院来纪念他。

各湖南会馆供奉濂溪先生，会馆也多命名为濂溪书院。

同时，因为湖南人多从事水运，所以他们也崇拜水运祖师爷杨泗将军，以此护佑水上运输一帆风顺。

由此可见，湖南商人将乡贤乡土神和行业神共祀一殿。

从《樊城湖南宾馆记》碑现在的位置可推测碑所在的地方应该是过殿和正殿之间的雨廊下，嵌于墙中，或者正殿内东山墙处，这也正是大殿醒目的地方。

从《樊城湖南宾馆记》也可以解读湖南会馆、湖南商人与湘军水师密切关联。

湖南会馆是樊城唯一一个由官员倡议修建，由湘军水师和湘籍商人共同出资修建的同乡活动场所。

从宾馆这一定义考察，会馆功能似乎弱化，而主要用于接待途经或驻扎襄阳的湖南省籍军中官员和官绅。

宾馆一词古已有之。

《礼记·杂记下》：

“夫大飨既飨，卷三牲之俎，归于賔馆。

”《北史·宇文测传》：

“测皆命解缚，置之宾馆，然后引与相见，如客礼焉。

”《清平山堂话本·羊角哀死战荆轲》：

“宫门外设一宾馆，令上大夫裴仲接纳天下之士。

”

贾熟村在著作《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一书中提到：

“至同治五年，湘军水师船达一千余号，炮位二三千，经曾国藩、彭玉麟奏准，改为经制长江水师，以黄翼升为提督。

”众所周知，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是湘军，湘军陆师在前期的主力是塔齐布、罗泽南，在后期为曾国荃、鲍超。

主修者龙兰城正史无载，应该是当时驻襄阳的水师军官。

碑文中称赞他：

“军务稍暇必亲诣工局，鸠工庀材，土木细故悉身督□□讲指画，忘其劳倦，设法劝捐，无不响应。

又复函致同乡之显宦四方者，如曾涤生爵相、彭雪琴宫保、左季皋爵帅、刘荫渠制军、曾沅圃爵帅、郑筱山户部、唐义渠中丞、郭子美军门、成武臣军门、宋长庆军门、杨福田军门，悉嘉龙君之橐金邮递。

以至时赞襄其事者，惟旷君少山、汤君海春、杨君尧阶、万君猗侯及馆中住持半痴道士。

其供事罔解者，有若谭德寿、杨林桂、曹岐山、王天昌、万嗣任、蒋定荣、杨廷弼、侯文定、彭合盛、文桂德诸君。

”从中可以看到多数十名湖南籍高官为其慷慨解囊，会馆的地缘性可见一斑。

另外，王之铮《襄樊水师营拾零》一文介绍，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吴佩孚统治湖北时期，省政府设有水警局，是专门维护内河运输的机构，省水警局在沙洋镇设有一个派出机构，叫第六区署。

作者的父亲曾在那里做文书。

1920年，第六区署机关设湖南会馆内。

第六区署配备20只炮船，这些炮船为木质结构，和民间运输船只相似，船头设有土炮，设有巡官一人，负责统带船上武装。

船上还设有师爷、舵工、水手和全副武装的士兵二十余人。

炮船驻守汉江沿岸的集镇码头，如沙洋、仙桃、利河口、双河口、转头弯、流水沟等地，担任河防治安和水上巡逻，防止土匪骚扰，维护水运安全。

[9]由此可见，湖南会馆因为水运为主要业务，在民国也发挥了独特作用。

四、湖南会馆义地制度

清代在樊商帮不仅创立了自己的会馆，还斥资置买土地，设立义地，“以瘗同乡之没于斯者”。

同时，他们对地方官府也伸出援手，比如修建河堤、赈济灾民，虽然有时也不排除强行摊派的可能。

清代民间交通通信落后，邮递不畅，商人在外闯荡江湖，并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彼岸，个个衣锦还乡，因各种灾难而客死异地的也不在少数，会馆则“专寄同乡、同业族榇，不收寄资，俟购得冢地，再行代为掩埋，以成其善”，“以慰行旅，以安仕客”。

一旦旅外之人，“横遭飞灾，同行相助，知单传到，即刻亲来，各怀公愤相救，虽冒危险不辞，始全行友解患扶危之谊。

”每当同乡在外发生“疾病疴痒”，会馆便“相倾体恤”，提供钱财药物。

对老年失去工作能力者给予救济，对穷寒儒士也提供方便。

在《义地公项碑》上，对会馆后空地修建商用出租房的收入使用做了详细规定：

宾馆旧有义地，以瘗同乡之没于斯者。

乃年久墓多，必筹祭吊、修理费。

馆后适有余地一所，公议建造房屋，岁取租钱以作义地公项。

兹仗同乡仁贤捐赀，克成此举，庶孤魂荒冢永远攸赖云尔。

一议，此屋每年租钱若干，内以十串做修坟费，其余作中元念经、烧纸祭奠之赀，如少仍系宾馆帮补，外面不得收费。

一议，此屋岁修仍系宾馆公用，不得抽散本屋租钱，诸事亦归宾馆经理。

一议，中元祭奠原为赈孤而设，只留上山烧纸者，坐席不过二三席为度，免致浪费，庶得多买钱纸正用等项。

[10]

碑中的三条规定分别对义地修坟、房屋修缮、中元节祭奠的开支做了详细说明，体现了商人组织在公用收支方面的公开透明原则，值得当下借鉴。

五、民国及解放后的湖南会馆

《襄樊市房地产志》第四篇《房产占有》中“学、庙、会产”一节记载：

湖南会馆在民国期间改为湖南同乡会，解放后会产由人民政府会产经理委员会管理。

甲等房一栋12间，330平方米，1954年拆除3间，1970年前改建校舍，拆除9间；乙等房66间，1780平方米，1954年改造校舍拆除3栋27间，1970年以前新建校舍，拆除7栋46间。

[11]以上情况与两地察看情况大体一致。

商人所建会馆的性质为公用建筑，一般是具备山门、戏楼、过殿、正殿、偏殿的建筑组群，当社会发生变革、会馆失去原有功能时往往用来改造成学校或者它用。

湖南会馆也是这样。

迎旭小学创建于1948年前后，“樊城第一中心国民小学”（今市第二中学，山陕会馆内）是其前身。

1949年8月，校址迁至湖南会馆。

1949年10月更名为“襄樊市第一完全小学”。

1958年改名为迎旭街小学，最初单设小学部。

1966年增设初中部，有8个初中班，1971年8月撤销初中部。

1973年更名为襄樊市迎旭小学。

2011年1月更名为襄阳市迎旭小学。

2013年，随着城市建设的需要，迎旭小学拆迁，湖南会馆旧址和其承载的湖南商帮历史走进文献档案。

[1]湖北省襄樊市地名领导小组：

襄樊市地名志[M].1983:

33

[2]《襄樊港史》编写委员会：

襄樊港史[M].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116

[3]张海鹏:

中国十大商帮[M].合肥：

黄山书社，1993：

334～335

[4]晏斯盛：

请设商社疏，《皇朝经世文编》卷4，《户部·仓储下》，

[5]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武汉市志（1840-1985）·交通邮电志[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171

[6]彭毅生、龚焕章：

樊城会馆，《襄樊文史资料》（第十二辑）[M].1993:

119

[7]作者现场抄录

[8]王力明：

<樊城湖南会馆宾馆记>碑[J].《湖北档案》，2003.12

[9]王之铮：

襄樊水师营拾零，《襄樊文史资料》（第五辑）[M].1987:

56

[10]作者现场抄录

[11]王运钧编:

襄樊市房地产志[M].1990：

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