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湖南会馆考.docx

1、襄阳湖南会馆考襄阳湖南会馆考张平乐 李秀桦摘要：湖南会馆是清代湘籍人士在襄阳樊城经商时所创建的同乡组织，其馆舍又名湖南馆、湖南宾馆。所遗存碑刻二通，对解读湖南商帮和湘军水师意义极大。本文从湖南会馆概貌、湖南商帮、义地制度、会馆沿革等几个方面试做探讨。关键词：樊城商业；湖南会馆；湘军在襄阳樊城会馆群中，湖南会馆是樊城历史街区最东边的一个，旧址位于樊城区中山后街(下文简称后街)275号（原东方红路380号）的迎旭小学。一、湖南会馆概貌通过走访襄阳文化学者邹演存和其绘制的湖南会馆平面图上，我们可以了解到湖南会馆当年的大致格局。会馆位于中山前街(下文简称前街)东端，坐北朝南，南临前街，大门正对湖南会馆

2、码头；后门开向后街，与江西会馆、盐业公所隔后街相对。由于湖南会馆与两条繁华街道相接，进深达到近100米之深，开间30余米，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湖南会馆是传统的中轴对称的空间布局，也是院落和天井结合的建筑组群，四进院落（或天井）在中轴线上依次纵深排列，层层递进，大有庭院深深之感。会馆正门形式是两层高的庑殿式牌楼，气势巍峨；檐下是细密交织的镂雕斗拱，工艺精美；门额上是行书“湖南会馆”烫金大字，门前两尊蹲狮，忠实地护卫着湖南会馆。进入大门则是一狭窄过道，过道两边相对排列厢房6间，用于接待宾客。过道尽头是两层高的戏楼，通过宽大的场院再往北就是会馆的核心建筑大殿。大殿内主要供奉的是北宋湖南籍学者、

3、理学派创始人、集学问与风度气节于一身的一代大儒周敦颐，两侧又分列有财神、杨泗将军像。戏楼与大殿之间是宽阔的院落，院落进深达约50米，其主要功能是集会与观演：每逢年节和祭祀之期，湖南众同乡面朝南向的大殿祭祀周敦颐、财神、水神；闲暇之余，众乡人则聚集于院内，观赏戏楼上演的精彩戏曲，以娱神的名义而自娱。上世纪50年代，湖南会馆大殿用做教室，戏楼做教师寝室，大约在1966年因用火不慎，毁掉戏楼。大殿再北，又是一个狭长的院落，院落再北则是带有一个小天井的房屋，用于住宿。房屋之北又是一个小院落，院墙临着后街，开设有门，就是湖南馆的后门了。义地公项碑中云：“馆后适有余地一所，公议建造房屋”，说明在后街之南也

4、有湖南会馆的会产。迎旭小学操场内遗存二只石柱础，下方上鼓形。柱础高60厘米，50厘米见方，直径50厘米。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大殿柱子用料何等粗壮，大殿又是何等辉煌！从学校大门出门右转有一条一人多宽的小巷，名苏家巷。襄樊市地名志记载，此巷呈东南至西北走向，长85米，宽3米。也是湖南会馆东边的一条与前后街连通的小巷，与一小建筑中轴线一致，其长度和湖南会馆进深基本一致。1苏家巷5号右侧，是一段南北走向的青砖老墙，墙到后街的长度21米。离地1.3米、1.65米的墙壁上镶砌有“湖南吉星公”铭文砖。砖长27厘米，宽12.5厘米，厚5.5厘米。数了一下，墙壁上大致可见到的有12块。在江西刘氏网上查阅到湖南隆回刘

5、氏启迁祖仁仲公世系。隆回刘氏出自78世祖长沙王刘发之子刘苍后郡马刘氏。其后人仲正公，和公次子，迁居江西泰和县早和市，生3子：刘文靖、刘文斌、刘文炼，后裔多迁居湖南。文斌公，字兴伯，号百万，总兵将军。与兄文静俱以文章功业显。居太和圳上之早禾市梅子村，配朱氏，生子五：长子吉星、次子吉蕴、三子吉才、四子吉茂、五子吉祥，合称五吉。五吉并随伯父滔、远徙居湖南。刘滔后人居辰州、溆浦。吉蕴后人居新化横阳山、坪砥武牧牛栏山，传南甫；吉才居溆浦；吉茂后人居邵阳九都及沅陵、常德、新化麻溪当下村，传南志；吉祥住邵阳新宁乡槲木山，传南卿。吉星留湘不久，仍返吴西，至其四世孙翊圣因贬到衡州任州守别驾，才定居湘中蟆潭。湘中

6、地区有“三文五吉”之说。湘中地区是一个大的地域概念，而非一行政区域。它大体包括今娄底地区，以及附近益阳、怀化、邵阳市的一些县。湘中地区刘氏，绝大部分都是刘玉盛的后裔，是属于所谓 “ 三文五吉派 ”。推测刘吉星后人在樊城经商发达，为光宗耀祖，故用砖铭记。“湖南吉星公”墙壁与湖南会馆之间的两栋房子即为刘家房产。出苏家巷向西约20米是“湖南馆码头”拱形券门。当年湖南会馆大门正对的码头，应该是湖南商人们专用的码头。大堤内外供行人通行的溜光水滑的青石板台阶，是彼时码头繁盛的历史见证。船工周汉阳就住在拱形券门旁边的棚屋，他说当年没有河堤，会馆大门直通到汉江码头。据襄樊港史记载，1946年至1948年湖南馆

7、码头所在的马道口码头，已有工人70人，在樊城码头中属于中等规模，主要进出货物是棉花、木材、粮食和陶器、瓷器。这与湖南物产是有关系的。2二、湖南商帮在樊经商情况在张海鹏的中国十大商帮一书中，记载有山西、陕西、江西、广东、福建等著名商帮，湖南商帮却未见记载。但他记载江苏的洞庭（苏州东山、西山一带）商人多萃集于沅湘之地，“贩米湖广”并“贸迁于荆襄”，“为货殖计，游于楚荆襄之间”。3因为地理上的优势，湖南商人不但在本省经商，且广泛活动在其邻近各省，在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安徽、江苏等省城乡，无不有他们经商活动的踪迹。从总体来看，湖南商人无论从其占有的财力来看，还是从其占有的势力范围来看，还不能

8、和当时著名于世的徽商、晋商、赣商等商帮相比。湖北在湖南以北，自明至清初，两湖统称为湖广省。至康熙六年（1667）裁湖广省，分设湖南、湖北两省。由于历史、地理上的原因，两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关系十分密切，即便在商人的称谓上，也往往称为湖广商人。所以，有清一代湖南商人到湖北城乡经商谋生者，不乏其人。如在汉口镇，清朝乾隆初年湖北巡抚晏斯盛在请设商社疏中指出:“(汉口)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4。在六行当中，米、木、花布、药材等四行与湖南关系最大，且多由湖南运来。武汉市志(1840-1985) 交通邮电志 水上运输篇介绍湖南帮，主要分为永州

9、、宝庆、湘乡、衡州等帮的船户。“1937年来汉船只有3 666只，77 636吨。大者容20005000担，小者100担左右。以汉口、沙市为集散点，也有沿汉水直达襄阳。”从一个侧面反映湖南船帮的水上运输线路的情况。5彭毅生、龚焕章在樊城会馆一文中介绍：“过去湖南人从事航运的较多，大木帆船。人们就叫湖南船，有一部分人从事制造雨伞，因质量好，能抗大风，人们就叫湖南雨伞。只有一家湖南丁姓回民，在樊城开了一个石印文具店，名文化阁，成为襄樊印刷业的首创者。” 6藏于襄阳市米公祠石苑内的义地公项碑，其碑文内容为光绪四年（1878）湖南籍商人关于义地、房屋管理及费用支出的规定,从捐款名单中可以考察到湖南省各

10、地商人在湖北经商的大致情况。在义地管理的有关规定之后，其后罗列了长沙、善化、湘潭、湘乡、湘阴、宁乡、安化、醴陵、桂东、岳州（今岳阳）、武陵、衡山、衡阳、益阳、清泉等15个地方，基本涵盖了湖南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商人共有46名，捐钱266串，捐银109两。7但从同收藏于米公祠石苑内道光二十九年（1849）樊城驳岸整修碑上各会馆捐款修建的情况考察，“本府谕令，樊城山陕馆、徽州馆、覃怀馆、武昌馆、黄州馆、福建馆、江西馆、韩城馆，各会馆首士，将每年收支息钱账目轮流经管”，其中经管首士中并没有提到湖南馆。而且也仅仅“共捐钱壹百串整”，与“山陕馆共捐钱叁仟柒百壹拾串玖百文”相去甚远，只在四名商人个

11、人和以船帮为主的楸子馆的前一名，由此可见，湖南商人与其他商帮在樊实力相比较稍逊一筹。三、湖南樊城宾馆记解读在迎旭小学教师宿舍内东山墙上，留存一通嵌入墙体的清代同治六年（1867)的碑刻，碑高211厘米，宽65厘米，碑题为樊城湖南宾馆记，其碑文共700多字，碑文主要内容是反映曾国藩、彭玉麟、左宗棠、刘荫渠、曾国荃等多名湘籍高官捐资修建“樊城湖南宾馆”的记录，涉及到宾馆的规模、宾馆礼制、祭祀对象和修建的原因。这块古碑历经146年的风风雨雨，保存得完整无缺，实属罕见。据研究，这通石碑是有关曾国藩等湘军在鄂西北活动记录的首次发现，对研究清代湘军和鄂西北近代史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从碑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12、樊城湖南宾馆”修建于乾隆初年，咸丰年间屡遭兵毁，庭院倾塌荒废。其修建年代在樊城会馆中算是比较早的。湖南籍商人、学子、官吏、军队经过樊城无下榻之处，屡议重修，因无经费，无人敢担当维修的重任。旧时很多会馆并不直接称为“会馆”，因为接待湘籍人士的需要，而称为“宾馆”，主要功能为接待本省途经襄阳或临时“寄寓”的同乡。同治三年(l864)，忠亲王僧格林沁和曾国荃等在樊城与捻军作战。同治五年(l866)，鲍超与捻军又在樊城、襄阳一带作战。直到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全歼在襄樊一带的捻军，并率领三路大军从樊城出发，攻打陕西捻军，一路从樊城入荆紫关，另一路由汉水入旬阳蜀河，还有一路由左宗棠亲自率领进入潼关

13、。这个宾馆就是从同治三年筹建到同治五年建成，“楚南士商宾至如归，绝无旅次仓皇之苦”，建成后由湖南籍的翰林院编修、贵州巡抚黎培敬题写的碑记。黎培敬，湖南湘潭县人，字简堂、开周。咸丰十年(1860)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同治三年(1864),出任贵州学政。这个碑记应该是他途经樊城下榻“湖南宾馆”时应同乡之邀所作。湖南人进京做官、赶考、经商有两条路上京，由南京北上，或由樊城北上，别无他路。例如曾国藩在他的家书陈舫仙放陕西臬司请沅弟转告中称“入谕旨着全来京，则或即从金陵北上，或回鄂由樊城北上，均无不可”。说明“湖南宾馆”修建对湖南人北上帮助很大，以致有许多湘籍高官解囊相助。8从碑文中我们

14、了解到，湖南会馆供奉的神祗为濂溪先生，即周敦颐。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宋史道学传将周子创立理学学派提高到了极高的地位。周敦颐于晚年命名自己居住的江西九江的宅前一条溪为濂溪，后世因之把他称为濂溪先生。“在周敦颐做过官的州县和被他教化过的地方，人们都办有濂溪书院或宗濂书院来纪念他。各湖南会馆供奉濂溪先生，会馆也多命名为濂溪书院。同时，因为湖南人多从事水运，所

15、以他们也崇拜水运祖师爷杨泗将军，以此护佑水上运输一帆风顺。由此可见，湖南商人将乡贤乡土神和行业神共祀一殿。从樊城湖南宾馆记碑现在的位置可推测碑所在的地方应该是过殿和正殿之间的雨廊下，嵌于墙中，或者正殿内东山墙处，这也正是大殿醒目的地方。从樊城湖南宾馆记也可以解读湖南会馆、湖南商人与湘军水师密切关联。湖南会馆是樊城唯一一个由官员倡议修建，由湘军水师和湘籍商人共同出资修建的同乡活动场所。从宾馆这一定义考察，会馆功能似乎弱化，而主要用于接待途经或驻扎襄阳的湖南省籍军中官员和官绅。宾馆一词古已有之。礼记杂记下：“夫大飨既飨，卷三牲之俎，归于賔馆。”北史宇文测传：“测皆命解缚，置之宾馆，然后引与相见，如

16、客礼焉。”清平山堂话本羊角哀死战荆轲：“宫门外设一宾馆，令上大夫裴仲接纳天下之士。”贾熟村在著作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一书中提到：“至同治五年，湘军水师船达一千余号，炮位二三千，经曾国藩、彭玉麟奏准，改为经制长江水师，以黄翼升为提督。”众所周知，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是湘军，湘军陆师在前期的主力是塔齐布、罗泽南，在后期为曾国荃、鲍超。 主修者龙兰城正史无载，应该是当时驻襄阳的水师军官。碑文中称赞他：“军务稍暇必亲诣工局，鸠工庀材，土木细故悉身督讲指画，忘其劳倦，设法劝捐，无不响应。又复函致同乡之显宦四方者，如曾涤生爵相、彭雪琴宫保、左季皋爵帅、刘荫渠制军、曾沅圃爵帅、郑筱山户部、唐义渠中丞、

17、郭子美军门、成武臣军门、宋长庆军门、杨福田军门，悉嘉龙君之橐金邮递。以至时赞襄其事者，惟旷君少山、汤君海春、杨君尧阶、万君猗侯及馆中住持半痴道士。其供事罔解者，有若谭德寿、杨林桂、曹岐山、王天昌、万嗣任、蒋定荣、杨廷弼、侯文定、彭合盛、文桂德诸君。”从中可以看到多数十名湖南籍高官为其慷慨解囊，会馆的地缘性可见一斑。另外，王之铮襄樊水师营拾零一文介绍，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吴佩孚统治湖北时期，省政府设有水警局，是专门维护内河运输的机构，省水警局在沙洋镇设有一个派出机构，叫第六区署。作者的父亲曾在那里做文书。1920年，第六区署机关设湖南会馆内。第六区署配备20只炮船，这些炮船为木质结构，和民间运输船

18、只相似，船头设有土炮，设有巡官一人，负责统带船上武装。船上还设有师爷、舵工、水手和全副武装的士兵二十余人。炮船驻守汉江沿岸的集镇码头，如沙洋、仙桃、利河口、双河口、转头弯、流水沟等地，担任河防治安和水上巡逻，防止土匪骚扰，维护水运安全。9由此可见，湖南会馆因为水运为主要业务，在民国也发挥了独特作用。四、湖南会馆义地制度清代在樊商帮不仅创立了自己的会馆，还斥资置买土地，设立义地，“以瘗同乡之没于斯者”。同时，他们对地方官府也伸出援手，比如修建河堤、赈济灾民，虽然有时也不排除强行摊派的可能。清代民间交通通信落后，邮递不畅，商人在外闯荡江湖，并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彼岸，个个衣锦还乡，因各种灾难而客死异

19、地的也不在少数，会馆则“专寄同乡、同业族榇，不收寄资，俟购得冢地，再行代为掩埋，以成其善”，“以慰行旅，以安仕客”。一旦旅外之人，“横遭飞灾，同行相助，知单传到，即刻亲来，各怀公愤相救，虽冒危险不辞，始全行友解患扶危之谊。”每当同乡在外发生“疾病疴痒”，会馆便“相倾体恤”，提供钱财药物。对老年失去工作能力者给予救济，对穷寒儒士也提供方便。在义地公项碑上，对会馆后空地修建商用出租房的收入使用做了详细规定：宾馆旧有义地，以瘗同乡之没于斯者。乃年久墓多，必筹祭吊、修理费。馆后适有余地一所，公议建造房屋，岁取租钱以作义地公项。兹仗同乡仁贤捐赀，克成此举，庶孤魂荒冢永远攸赖云尔。一议，此屋每年租钱若干，

20、内以十串做修坟费，其余作中元念经、烧纸祭奠之赀，如少仍系宾馆帮补，外面不得收费。一议，此屋岁修仍系宾馆公用，不得抽散本屋租钱，诸事亦归宾馆经理。一议，中元祭奠原为赈孤而设，只留上山烧纸者，坐席不过二三席为度，免致浪费，庶得多买钱纸正用等项。10碑中的三条规定分别对义地修坟、房屋修缮、中元节祭奠的开支做了详细说明，体现了商人组织在公用收支方面的公开透明原则，值得当下借鉴。五、民国及解放后的湖南会馆襄樊市房地产志第四篇房产占有中“学、庙、会产”一节记载：湖南会馆在民国期间改为湖南同乡会，解放后会产由人民政府会产经理委员会管理。甲等房一栋12间，330平方米，1954年拆除3间，1970年前改建校舍

21、，拆除9间；乙等房66间，1780平方米，1954年改造校舍拆除3栋27间，1970年以前新建校舍，拆除7栋46间。11以上情况与两地察看情况大体一致。商人所建会馆的性质为公用建筑，一般是具备山门、戏楼、过殿、正殿、偏殿的建筑组群，当社会发生变革、会馆失去原有功能时往往用来改造成学校或者它用。湖南会馆也是这样。迎旭小学创建于1948年前后，“樊城第一中心国民小学”（今市第二中学，山陕会馆内）是其前身。1949年8月，校址迁至湖南会馆。1949年10月更名为“襄樊市第一完全小学”。1958年改名为迎旭街小学，最初单设小学部。1966年增设初中部，有8个初中班，1971年8月撤销初中部。1973年

22、更名为襄樊市迎旭小学。2011年1月更名为襄阳市迎旭小学。2013年，随着城市建设的需要，迎旭小学拆迁，湖南会馆旧址和其承载的湖南商帮历史走进文献档案。1湖北省襄樊市地名领导小组：襄樊市地名志M.1983:332襄樊港史编写委员会：襄樊港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1163张海鹏:中国十大商帮M.合肥：黄山书社，1993：3343354晏斯盛：请设商社疏，皇朝经世文编卷4，户部仓储下， 5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1840-1985) 交通邮电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716彭毅生、龚焕章：樊城会馆，襄樊文史资料（第十二辑）M.1993:119 7作者现场抄录 8王力明：碑J.湖北档案，2003.129王之铮：襄樊水师营拾零，襄樊文史资料（第五辑）M. 1987:5610作者现场抄录11王运钧编:襄樊市房地产志M.199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