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辞职的地方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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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辞职的地方官

那些辞职的地方官

　　近两年来，时有地方官员辞职的新闻曝出，他们中既有位高权重的市县“一把手”，也有前途光明的“政坛新星”，他们辞官的原因和选择的道路也都不尽相同，但每次都能在官场引发不小的震动，其间夹杂着舆论的种种疑惑和猜测，更让这个群体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那些辞职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官员？

从他们的个案中，能否折射出一些共性问题和时代潮流？

　　通过《决策》的大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给辞职的地方官进行一个素描：

他们中大部分是40岁左右的县处级干部，年富力强、能力超群，而且大都来自东部发达地区，他们辞职后大部分去企业当了高管，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

但这样的概括并不能描述出整个辞官群体，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尤为值得关注。

　　厅官辞职的

　　新“50岁现象”

　　过去一些官员下海，要么是刚进入不久，要么临近退休；要么身处闲职，要么是晋升无望。

而近两年来下海的官员，不少是厅级干部，他们的辞官格外惹人瞩目。

　　根据《决策》的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厅官占辞职地方官的比例达到19.4%，仅上海今年就有3位厅官辞职。

　　在地方行政级别序列中，厅官可以算是“位高权重”。

普通公务员从乡科级升至厅局级，需要跨越5级台阶，其所占比例不到千分之一，可谓凤毛麟角。

厅官辞职在过去非常罕见，而如今却成了一种现象。

　　今年9月，在舆论揣测良久之后，浦东新区原副区长丁磊的去向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

他正式加盟乐视超级汽车，担任乐视超级汽车联合创始人、全球副董事长、中国及亚太区CEO。

　　现年52岁的丁磊，拥有20多年汽车行业工作经历。

1988年复旦硕士毕业后，他就进入上汽工作，参与了1995年上海通用成立筹备工作和2002年上汽收购罗孚资产，2005年成为上海通用汽车总经理。

2011年任张江高科董事长，两年后出任浦东新区副区长。

今年6月，丁磊辞职。

他说这是他多年的梦想，也是一个“汽车人”的终极使命。

　　丁磊的身上有着辞职厅官的典型特征：

他们有着鲜明的专业背景，而且去向均与其专业背景、工作业务多有关联，下海后大都成为企业高管。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年龄都在50岁左右。

过去也有贪官的“50岁现象”，而如今，新“50岁现象”的背景和成因是否有共同之处？

　　在这些辞职的厅官中，职务最高、震撼最大的当属梅永红，他是主政一方的山东济宁市原市长，也是唯一一个公开原因的厅官。

从他的讲述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层级官员辞官的心路历程。

　　今年两会期间，梅永红曾“吐槽”说，在主政济宁的4年里，他每天工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早上8点出家门，很少在晚上8点前能进家门，而且几乎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如果把公务员理解为一份职业的话，中国哪有这样的职业？

济宁市有800多万人，GDP3800多亿，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一个月，谁相信啊？

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

　　梅永红还说，“你对这个收入不满意，可以去做别的选择。

”如今看来，似乎意有所指。

　　“这就是一份职业，最后如果有更好的职业追求，可以更加充分地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就可以另谋他职。

我有很多朋友离开了公务员岗位，下海的，回学校做研究的，甚至有的到了司局级都不做了。

”半年后，梅永红果真辞职了。

　　梅永红的辞官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梅永红公开回应说，“有的朋友质疑‘这个人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正道不走？

’似乎到体制外机构工作就不是正途，这仍然是‘学而优则仕’的老观念在作怪。

”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在科技部工作多年，对科研机构和科研业务工作比较熟悉，华大基因是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领军科技机构，吸引我来这里工作学习的主要因素决不是高额年薪，感觉在这里同样能体现自身价值。

”梅永红说。

　　五十而知天命。

为了实现理想和抱负，“梅永红们”在知天命之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他们的惊人之举，正在颠覆传统的“做官”理念。

只有当人们把做官真正看作是一个职业化的岗位，或许才能平心静气地理解他们今天的选择。

　　“水性好”：

　　县处级辞官占一半

　　相对而言，厅官辞职仍然是少数。

根据《决策》的统计，在辞职的地方官中，县处级比例最高，占一半以上。

他们中大部分在40岁左右，工作能力强，仕途一片光明。

他们之所以下海，在很多人看来是因为“水性好”。

　　长沙市岳麓区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刘立，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8月，这位“70后”实职领导干部，被企业“挖了墙脚”。

　　“刘立同志在岳麓区工作近九年，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为全区财税任务完成和上台阶，为全区聚人气、树品牌，促进产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是优秀的年轻领导干部。

”岳麓区官方对于刘立的工作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工作表现很突出，工作能力很强。

”这是当地官场对刘立的一致评价。

对于他的辞职，人们在震惊的同时也感叹，“这么一位在仕途上有上升空间的‘70后’干部辞职，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敢于放弃，敢于从头再来”。

　　被企业“挖了墙脚”的，还有江苏东海县石湖乡原党委书记冒惠萍。

今年7月，中国最大晶硅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之一，上市公司海润光伏正式聘任冒惠萍为公司副总裁，同时给予她一年70万元的基本薪酬。

　　这位刚满40岁的“辞官女书记”，因为“年薪70万”而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甚至有人猜测她辞职背后是“有背景”、“另有隐情”。

汹涌而来的舆论，让本想低调辞职的冒惠萍没法低调，她不得不站出来澄清一些不实传言。

　　在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前，冒惠萍曾做了近12年的老师。

2002年，她通过公开选拔成为一名公务员。

“当时我非常向往这份职业，因为公务员社会地位高，收入也比我之前做教师高。

”冒惠萍说。

　　冒惠萍先后任职县妇联副主席、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党委书记，她曾多次被东海县委、县政府授予“富强发展功臣”称号，以及被评为重大项目推进先进个人。

辞职前，她是东海县19个乡镇中唯一一个女性党委书记，而且刚被连云港市委组织部确定为县处级后备干部。

　　“官员辞职下海不是谁都可以的，要是没能力，人家企业也不会要。

”在熟悉冒惠萍的人看来，她很干练，个人能力也很强，她下海主要凭借其自身足够优秀。

冒惠萍自己也澄清说，她没有任何背景，“出了东海县，我也没有任何人脉可言”。

　　“水性好”的官员，在企业看来确实是难得的人才。

“挖墙脚”的海润光伏董事长杨怀进就表示，为了把海润光伏建成千亿市值的公司，他需要一支精干又有能力的管理团队，而海润光伏看中的，正是冒惠萍在基层从政的经验，“冒书记在基层做了十几年干部，这样接地气的人是能解决问题的。

况且，如果她没有能力，也不会在连云港市这么快得到提拔。

”

　　冒惠萍自己则认为，她是一个“喜欢迎接挑战”的人，“在目前经济处于下行态势的情况下，留在体制内其实是最安全的。

但是我想走出体制，迎难而上，证明一下我自己。

”

　　换种活法：

　　另类官员的舍与得

　　今年5月，一封“诗一般的辞职信”在网上迅速走红，一天的点击阅读量就超过了20万人次。

不仅因为信的内容文采飞扬，更因为信出自湖北恩施州纪委研究法规室主任孙涌，一个37岁的副县级纪检干部。

　　孙涌在信中运用了排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诸如“并无困扰不适之叹，反有轻松解脱之感”、“既无求田问舍之经营，亦少觥筹交错之纷扰”等，生动阐释了他辞职的前因后果。

　　2001年大学毕业后，孙涌通过公开招考，成为恩施州首批面向高校招考的公务员。

2012年，孙涌参加恩施州公开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考试，并最终杀出重围竞聘成功。

“能够从几百上千人中脱颖而出，这说明孙涌非常优秀。

”但出人意料的是，仅仅3年后，他会以这种方式离开。

　　当人们都在为孙涌的才情折服、为他的辞官惋惜时，很少有人能体会出，他对官场的种种不适应。

　　虽然是副县级官员，但孙涌说，他所做的“无非写写画画之事”、“久事笔砚文牍之间而无所用事”。

而且他的性格“生性简约清净、低调淡泊，不善交游、不事产业”、“不擅评功摆好、叫苦喊累”，这让他在官场常常感到“格格不入之窘迫，觉得自己本事小、不会混”。

　　孙涌的辞职信很容易让人们想起浙江平阳县副县长周慧，他的辞职感言同样感人至深。

他们年龄相近，都极具才华、仕途看好，但都因为不适应官场的“陈规陋习”，而想要换种活法，“我想要的是自由，是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

　　根据《决策》的统计，像孙涌、周慧这样的“另类官员”辞职，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今年7月，无锡市北塘区副区长顾建伟辞职去开咖啡馆，这让很多人无法理解，他的家人也强烈反对，争论中家人甚至拍碎了玻璃餐桌，但熟悉顾建伟的同事却并不觉得意外。

　　“2012年到北塘区当副区长，我就非常明确最终会离开。

”促使他离开的，也正是因为个性不适应官场，“我其实是一个喜欢做事但不怎么擅长揣摩他人心思的人，在体制内的一路成长有很大的偶然性。

”

　　顾建伟说话直接、坦率，不喜欢废话太多，自称有“社交恐惧症”，“我会对低效的沟通不礼貌，进而会对自己的不礼貌行为感到恐惧。

我应付不了寒暄，我希望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表达的，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浪费生命”。

说话非常生硬，不愿周旋，甚至“很清高”，这样的个性在官场无疑很另类。

　　今年年满40的顾建伟，觉得“合适的时机”到了，因为“到了40岁，四十不惑，想换个活法，重新开始。

”

　　辞职后，顾建伟也并不是单纯地开一个咖啡馆，而是一个创业咖啡沙龙，他同时是无锡创客空间孵化器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要做的是打造无锡创新创业的生态圈。

在他看来，自己的工作内容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以前我分管招商引资、企业服务、投融资等等，现在出来做，还是做招商引资、投融资，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服务。

”

　　对于顾建伟们来说，辞官并没有舍弃，甚至称不上是种选择，因为“开心和喜欢应该成为衡量的唯一标准”。

　　闯一闯：

　　年轻官员的青春与梦想

　　与顾建伟们厌倦了官场生活不一样，一些年轻官员辞职，则是因为按捺不住内心创业的激情，他们想过一种更有激情、更能彰显自身价值的生活。

在《决策》的统计中，这样的年轻官员占辞职官员的比例近10%。

　　今年5月，年仅30岁的黄艳辞去湖北秭归县人社局副局长的官职，“85后美女副局长辞职找工作”的新闻轰动一时。

1985年出生的黄艳是湖南人，2010年硕士毕业后，通过公开招聘考试直接当上了副局长。

　　5年的官场生活，让初出茅庐的黄艳改变了很多。

刚上任时，黄艳才25岁，连人社局的具体职能都不太明晰，会上不敢发言，与人交流时谈吐羞涩，“极不熟悉官场生态”。

　　一次，黄艳与人社局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负责人见面，对方笑脸相迎，黄艳直呼对方名字，准备握手。

未想，对方脸上一变，把手收了回去，“呵呵”道：

“这个名字叫得好”。

周围的人也都尴尬一笑。

　　后来她才意识到，官场讲究“论资排辈”，吃饭时，坐在哪，说什么话，都有讲究。

而且察言观色尤为重要，比如在开会表达意见时，都要特别注意辨别周边人呼吸声的轻重，以此甄别其意见，“有时候呼吸声比发言本身还要真实”。

　　当了5年的“副局长”，黄艳有了蜕变，她已经习惯处于一种“端着”的状态。

“但这并不是缺点。

”在黄艳看来，说白了就是一种职业习惯，让她的感知更为敏锐，更能了解身边人的需求，也让她有了更好的控制力。

　　刚适应官场的黄艳为何又选择离开？

最直接的原因，是基层公务员待遇低，晋升途径狭窄。

黄艳说，她一个月的工资2000多，算上各种福利，每年拿到手的大概是五、六万，与从事IT行业的丈夫相差甚远，甚至比不上他缴的税。

　　对于这些问题，过去很多人也都曾表示不满，但像黄艳这样敢于辞职的却很少。

在黄艳看来，与其埋怨工作环境，不如自行走出这个圈子，“既然不满足，想创造，干嘛不出来，自我转型？

我愿意当个转型的样本。

”

　　值得一提的是，黄艳并不是先想好出路再辞职，而是辞职后再四处投简历，重新找工作。

这也体现出如今的年轻官员，不同以往、敢作敢为的特点。

　　和黄艳一样，同是湖南人的刘涛也辞去了官职，只是刘涛更富有理想主义色彩。

　　北京大学毕业的刘涛，31岁就成为临澧县最年轻的副县长，但2年后他就辞职了。

因为他在临澧县工作期间，在分管的乡镇做了一些农村问题调研后，发现农村日益破败，这让他忧心不已。

　　“如果再不有所作为，这里就真正荒了。

时间等不来的，你不能等到退休再去做。

不要说30年，再过五年十年就真没人了。

”刘涛最终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带领农民种植猕猴桃。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业，逐渐改变山村的面貌，带动乡亲们致富。

　　“现在不缺公务员，但农村却非常缺人。

一个县副县长有七八个，但对我老家的农民来说，能带领他们搞农业致富的，可能只是一个人。

”官员辞职通常都会引来舆论的疑惑和猜测，但刘涛却得到了人们的一致“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