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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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选题方向：

“实践—社会关系”的世界观

王维钧经济学—数学双学位实验班学号2011201069

问题：

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案例1：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已越来越为科学研究的实践所证明。

我们知道，古代天文学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

按照这种学说，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围绕着地球转动，这就符合了圣经上的“上帝创世说”的需要，为基督教教义提供了依据。

于是，托勒密的学说和基督教神学会合为一体了。

“地球中心说”成了不容怀疑的“天启真理”。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和神学统治着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圣经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

谁要是宣传同圣经相反或不同的观点，统统被视为“异端邪说力”。

因此，在1543年，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一书，他提出的“太阳中心说”，立即引起了教会的极端仇恨。

教会还把坚持和宣传这一说的布鲁诺活活烧死。

然而，真理的光辉是扼杀不了的，错误的理论迟早要为人们所摈弃。

这就是科学研究的实践做出的最公正的裁判，牛顿的万有引力，刻卜勒的“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等科学的发展愈益证明了哥白尼学说的真理性，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还有自由落体定律的发现过程也生动地说明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断言：

“物体自由落下的速度和它的重量成正比，物体越重，下落速度越快。

”一千多年来，人们一直把这个说法当成不可改变的真理，没有人敢怀疑它。

可是二十多岁的伽利略却大胆地向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提出怀疑。

他想如果一磅重的东西和十磅重的东西同时下落，十磅的东西下落的速度会比一磅重的东西的速度高九倍，于是，他决定亲自实验来证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错误的。

1589年的一天，在意大利比萨城的斜塔下，人影浮动，议论纷纷。

只见年轻的伽利略带了两个铁球，健步登上了五十多米高的斜塔顶上。

这时塔下的人们望着伽利略的身影，有的沉思不语，有的嘲笑讽刺说：

“他一定是疯了，让他去胡闹吧！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还会错吗？

”只见他两手各拿一个铁球（两个铁球大小一样，重量不等，一个是十磅重的实心球，一个是一磅重的空心球），伽利略高声喊道：

“大家注意，铁球落下去了。

“他同时张开两手。

大家看到：

两个铁球平行下落，几乎同时落到地面上。

实验的结果无情地证明了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从而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即在真空中不同重量的物体自由下落的速度是一样的。

（摘自《哲学浅谈》，李惠让、葛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47-249页）

案例2：

诺贝尔奖获得者、华裔科学家丁肇中在谈到他的科学体会时说：

“20世纪70年代，人们已经知道所有的粒子是由3种夸克组成的。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3种有夸克？

为了寻找新夸克，我决定建造一个高灵敏度的探测器。

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只有3种夸克，因为3种夸克可以解释所有的现象，所以这个实验被费米国家实验室和西欧核子中心拒绝了，认为是不可能的。

1972年到1974年间，我们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用一个比较低能的加速器来做这个实验，终于发现了一种新的夸克。

这就表示，以前说只有3种夸克的观念是错的，有第四种夸克。

有了第四种，就有可能有第五种、第六种。

把以往的观念改变了。

”（见2000年5月2日《人民日报》）

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一个案例告诉我们，地位、权力、威望以及多数人的承认，都不是判定人的认识正确与否的尺度。

只有实践（包括科学实验）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错误的东西迟早要被实践推翻。

比萨斜塔的实验挑战了权威，同时也揭示了实践的重要性。

实践之所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由实践和真理的本性决定的。

首先，真理是主观符合客观，因此，检验过程必须涉及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并能将其对照比较。

其次，实践正好具备这个特点，即实践是联系主客观的桥梁，它能按照被检验的理论的预想去行事，最后将实践结果与预想对照，从而知道预想是否与实践的客观结果相符合。

除此，通过实践也可以获得知识，积累经验。

实践在检验一个命题是否是真理的时候可以判断命题的真伪。

当然，实践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说实践的标准是绝对的，是指在各个历史阶段上，只有实践才是鉴别真理与谬误的客观标准；凡是经过实践检验为正确的思想、理论必然包含不能被推翻的成分，它将永远保留在人类认识发展的长河中，无限发展着的实践，对任何认识都能做出确定的检

验。

同时也必须看到实践标准又是相对的，不确定的，由于实践是历史的发展着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实践都有局限。

这正如第二个案例中阐述的一样，“3夸克模型”是当时条件下人们实践所形成的真理性认识，然而实践标准本身又是不断发展的，丁肇中博士进行的新的实验，提出了由4种夸克组成基本粒子的新理论，取代了旧理论。

在发展着的实践中，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无止境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4夸克理论的发现，也没有结束真理，还会有5夸克、6夸克等等新理论。

人们要发现和发展真理，必须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发扬创新精神，不要被已有的理论和实践所束缚，敢于对现有理论提出质疑，善于思考，敢于实践，创造出新的理论与新的事物。

所以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长期的历史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结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参考文献

文献1：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全文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

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

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

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解读：

实践的世界观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解读：

实践的认识方法

三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

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解读：

超越旧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强调人与社会环境通过“实践”而双向互动。

四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

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

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

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

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

解读：

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

社会矛盾包含两个层次：

第一，世俗世界（市民社会、经济基础）与神圣世界（国家、宗教，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分离、分裂。

第二，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根本性矛盾，第一个矛盾的根源。

）

五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

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

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１）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２）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七

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八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九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十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写于１８４５年春布鲁塞尔，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7页。

）

全文注解：

一、“头”（第1、2条）—总纲：

实践的世界观——实践的认识方法

二、“身”（第3—8条）—主干：

社会历史（世界）问题

三、“尾”（第9—11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问题

文献2：

《德意志意识形态》选段

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费尔巴哈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

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

费尔巴哈设定的是

“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

“一般人”实际上是“德国人”。

在前一种情况下，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

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

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

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

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

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

　　此外，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

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或者如布鲁诺所说的（第１１０页），“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

“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

然而，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

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一方面制约着分配，不同社会阶级的划分，同时它们在自己的运动形式上又受着后者的制约。

这样一来，打个比方说，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里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坎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在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只能发现罗马资本家的葡萄园和别墅。

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

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

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

此外，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

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

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它的“人的关系”。

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

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疠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这一点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非常明显了。

写于1845年秋—1846年5月，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8页。

文献3：

《哲学浅谈》，李惠让、葛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47-249页

文献4：

见2000年5月2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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