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研究生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课文译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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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研究生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课文译文
综合教程第一册
第一课税收竞争刺激了全球化
全球化正持续不断地把各国相互独立的经济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
迄今为止，在延缓这一趋势的过程中，基本的经济力量比政治力量强大的多。
从反全球化的抗议到美国国会设法阻止美国公司在海外重组公司而做的努力都是为反对经济一体化效应而做的努力。
不断上升的贸易流和投资流、更多的流动劳动力以及快速的技术转让都是隐含在全球化背后的经济力量。
而金融市场的开放，贸易壁垒的减少以及通讯费用的降低又共同促进了这些趋势的发展。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支持全球化，是因为它提高了全世界人民的收入。
另一个较少被关注的好处是全球化使政府很难再维持一个过高的税率。
当经济一体化加强时，个人和企业都享有从海外低税率中获益的自由。
于是，当关口开放时，税率高的国家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出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
随着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强，世界范围内的税收竞争也会加剧。
聪明的国家把国际税收竞争当作是一次机遇而不是一个威胁。
例如，爱尔兰由于它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低税收战略而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在最近几年，拥有3，800，000人口的爱尔兰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超过了日本和意大利。
最具吸引力的就是10%的低水平的公司税率。
爱尔兰由于投资的涌入而繁荣起来，并且它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高于英国或法国。
一些国家却以一种防御性的、无效的方式来回应税收竞争。
高税收的国家敦促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出面减少税收竞争。
这种想法基本上就是要通过限制低税收国家提供的优惠而建立一个高税收的卡特尔。
另外，许多国家不是依靠减轻税务负担而是依靠给企业增加各种复杂的法规以阻止他们在海外投资，以便使企业在国内投资。
美国就属于这一类国家，因为他是世界上企业税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
尽管如此，美国仍然继续推迟长期需要的改革。
自从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国家减少或解除了交换控制，允许市民购买国外的证券，也允许外国人在国内进行投资。
很多国家解除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所以和以前相比在国外投资更具吸引力。
结果导致跨国投资激增。
世界投资资本净流量从1990年的每年几千个亿高涨到现在的大约每年20，000亿。
想吸引这些流动资本的国家必须通过建立稳定的通货和值得依赖的法律规则来获得经济的基本权利。
的确，在过去的十年左右中，许多国家已经进行了市场改革。
因此，更多的国家和以前相比提供了较好的投资机会。
当国际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增加的时候，他们是更敏感的注意各国不同的税率。
许多公司过去在国外投资只是想获取进入固定资源的途径，比如石油储备。
今天，许多企业--比如金融和服务—自由投资并能够建立在任何地方。
所以，公司有更大的能力把公司的经营转移到低税收的地方。
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税率对投资决策的重要性。
例如，一项研究分析发现，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四个有良好的税收管理制度的欧洲国家——爱尔兰，卢森堡，荷兰和瑞士——生产产量占欧洲的9％，却吸引了美国投资的38％。
技术工人也越来越随心所欲。
政府设法集中保持低收入税来避免各行业中有技能的劳动力的流失，比如高科技行业。
举个例子，加拿大技术行业的“人才外流”，流向了它南边的低税收邻国，美国，已经成为近年来加拿大政策制定者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1992年，随着欧盟内部人口迁移限制的解除，欧洲人对于国家间税收的差异变得更加敏感。
大量年轻的熟练技术工人和金融工人涌向了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低的税收。
对于研究税收和人口迁移来说，爱尔兰是一个有趣的个案研究例子。
许多年来，年轻的爱尔兰人都在美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寻求更好的生活。
但是，随着企业税收的削减，紧跟着是个人税收的减少，完全改变了这种人口迁出的模式。
年轻人留在国内为许多目前设立在这个国家的计算机和技术公司工作，爱尔兰现在净增的迁入移民人口数目很大。
在高收入的上流社会中税务竞争是非常明显.在欧洲,名人逃税现象非常普遍.法国顶尖的足球运动员、艺术家和模特都搬到了瑞士、英国，美国歌手鲁奇亚·帕瓦罗蒂又定居到摩纳哥以逃避意大利高额的税收。
宣称已定居摩纳哥和瑞士的网球明星鲍里斯•贝克在2002年10月陷入了与德国税收当局之间的纠纷中，不得不清偿一大笔债务。
逃税者应该被检举，但是制定政策者应该清楚降低高税率才是留住对国家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高层人才和企业家的最好方法。
全球税收降低
许多国家已经降低了资本收益税，例如，加拿大和德国通过允许个人把50%的收入从纳税中减免出来以降低他们的资本收益税，有效的使税率减半。
而美国的资本收益税率是20%，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德国、希腊、香港、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和瑞士的个人资本收益税率是零。
降低资本收益税是重要的。
因为许多新建的公司常常依赖于来自“天使般”的投资者和其他给风险公司投资的人们，付给投资者的报酬是来自于这些新成立公司经营成功后的一大笔资本收益。
降低税收是应对不断增加的税收竞赛的有效措施。
不幸的是，有些政府为它们的经济采取了其他的政策，这使它们的税收法规效率降低。
尤其是许多政府给国际企业制定许多复杂的税法来阻止它们移向国外，美国对国际大公司的税法在世界上是最复杂，一个越来越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联邦税法使美国的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
的确，布什总统的一个高级经济顾问格伦•哈伯德指出，从所得税方面来说，美国已成为最没有吸引力使跨国公司在本国设立总部的工业国之一。
实质上，联邦法规迫使美国公司交纳其国外经营所得税，而其它国家的同行竞争者则不需要交纳这样的税款，大约一半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都有自己的“区域”税收体制，这些体制对该国公司在国外的经营不征收税。
相反，美国对全世界的美国公司都征收所得税，这样就使它们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下降。
这种竞争力的下降尤其表现在1998年戴姆勒一克莱斯勒集团的合并，该集团合并后将总部设在德国，税收也是部分的原因。
被国外公司吞并的美国公司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显著的增加，这是因为从税收方面考虑美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
税收竞争的益处
1956年，经济学家查理斯·逖布特研究了地方政府的服务政策，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对流动人口待遇的竞争使得整个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有所提高。
为了避免人口流失，政府不得不调整开支和税收以适应地方需要。
人们越过管辖权根据对公益的需要及与此相关的地方税收水平选择不同的居住地。
例如，渴望上经费充足的公立学校的家庭可能会选择定居在有较高财产所得税的县。
其它家庭可能会选择低税收但有更多限制的政府福利的管辖区。
政府间的竞争过程同商品的市场竞争相似。
市场竞争促进了生产效率。
税收竞争刺激提高政府效率。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已经变得同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非常相似。
联邦政府不再是一个垄断者。
美国人现在可以在国外投资，退休后可以住在低税收的加勒比海沿岸国家，或者将他们的生意转移到低税收的爱尔兰。
因此，联邦政府需要改革税收法规，提供更有效的服务设施，以鼓励美国人留在国内投资。
一些人不那样看税收竞争，美国是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之一，已经率先开始压制所谓的有害税收竞争。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支持有利于高水平地协调税收的政策，就像制定高价格的石油卡特尔。
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看来，如果一个国家像爱尔兰一样吸引“太多的投资”，那是一种“扭曲”。
然而，政府通常寻求使经济对企业在当地投资更具吸引力的其他政策，如提高教育水平。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国家不自由的使他们的税收法规尽可能的更具吸引力。
在某种程度上布什政府已经努力压制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所谓的有害税收竞争项目。
前财政部部长保罗·奥尼尔说：
“我认为抑制可以促使政府——像企业那样——提高效率的税收竞争并不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在议会，当时的多数党领袖迪克·阿米认为美国人不应该支持“一个世界性的税务监管网络”。
联合国已经参加限制国际税收竞争的活动，一份2001年的联合国高级报告建议创办一个国际税收组织来推动各国停止有害税收竞争。
如果成立了这个组织，这个团体最有可能成为一个纳税人资助的反对全球高税收的游说组织。
这份联合国报告建议创立一个“全球基金资源处”以从“高产出的税收资源处”建立一个国际官方机构。
当然，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在美国已有的三级政府之上再建立另一级。
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人们有极大的兴趣用消费税收体制取代所得税。
提议包括各种各样的零售税提议和统税制，在克林顿执政的最后几年，美国政府对改革的兴趣已减弱，而布什政府却计划进行改革。
奥尼尔已承诺下几个月做出一个主要税收简化计划，而布什的其他高级顾问仅仅表示支持改革。
美国税收改革是对日益增长的国际税收竞争压力的最好回应。
税收制度如统税制是“基于消费的”税收制度，如所得税一样，这些税制不会加倍对储蓄和投资征收税。
例如，如果一个企业投资一台新机器，在统税制下公司会立即扣除它的成本。
相反，受一些复杂的贬值规则的影响，所得税迫使公司注销许多年的投资。
对个人来说，基于消费的税收将减轻对储蓄的双倍征税。
当人们挣到工资后就应该纳税，但是纳税之后的钱就应该被节省下来，不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征税。
这些改革将极大的简化联邦税收章程，并且增加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
基于消费的税收需要比目前的高所得税率低得多的税率。
因而，给企业和个人一个强烈的刺激以保持他们在美国的投资。
较低的税率和更简单的消费税收基数也会减少逃税行为。
如果美国率先进行税收改革，其他国家可能会仿效其后，就像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仿效美国减少税率那样。
当全世界的税收制度变得更有效的时候，经济产量和经济收入都会增长。
国家间的税收竞争将是一个双赢政策，因为它限制了政府的权利并且有助于刺激全球经济的增长。
第二课全球气候会谈以失败告终：
令人欣喜！
在海牙全球气候变暖会议上经过数次妥协所达成的协议是如此的虚弱无力，或许什么协议也没达成倒是更好一些。
两周以前，我们看到了一场巨大转折的端倪。
数十年以来，一直受到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警告，大多数国家的科学界以及政界领袖人物终于明白，气候正在发生着变化，而且是巨大的变化。
因此，他们到海牙来参加一场名为抗击全球气候变暖最后一搏的会议。
两周过去了，与会期间，这一话题在众多报纸上显著刊登，好像的确有什么实在的举措要出台。
后来，谢天谢地，一切以失败告终。
去年，由联合国指定的2000名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科学家警告道，四年前他们所做的警告性的预言“太过乐观”。
除非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在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6°C。
要知道，海平面上升半米就将淹没诸如荷兰之类的国家，至于现代文明是否经受得起这样的压力，就难说了。
根据他们的报告，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气候显著变暖。
除非我们在1990年的水平上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至少60%，否则问题非常有可能将变得难以控制。
自工业时代初期起，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7°C，即便这样一个小小的变化好像也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
比方说印度的奥里萨邦，去年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旋风使10,000人丧生，12,000,000个家庭受到影响。
比方说在孟加拉，中国，莫桑比克，泰国，澳大利亚甚至英国，洪水——有些是史无前例的洪水——催毁了数百万人的生活。
比方说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以及埃塞俄比亚，在这些国家中，每一个都在过去的两年当中遭受了严重的旱灾。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科学家所做出的分析受到了许多其它科学家团体的认同，甚至英、美两国政府也接受了这一分析。
突然间，在多年的否认气候问题之后，在多年的只注重利益，置人的价值观于不顾的伪科学之后，各国要人，至少他们中间的一大部分已经站在了科学家们这一边，并且准备采取行动。
这也正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领导人在海牙坐下来协商，仅他们的热情本身就可以扭转整个危机的话，也是情有可原的了。
可惜，结果并非如此。
从一开始，政治家们就一起制定了一个目标，在以后的12年间，全球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5.2%，这比我们把问题控制在目前的水平所需的降幅少了10倍都不止。
这一排放目标，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的确微不足道。
换句话说，即使海牙会议成功了，我们仍将陷入危机。
就美国而言，它进入这场谈判，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不履行任何真正的责任。
它一开始就在寻找各种漏洞，这些漏洞使得美国表面显得遵守协定，实则通过滥用所谓的“灵活机制”而增加自己的排放量。
这些做法包括从目前排放量较低的国家购买污染权，通过扩大核工业（当然还有其它做法）以期在炭的排放量方面获取信任，并通过建立吸收炭的系统来抵消温室气体的排放。
谢天谢地，欧洲各国拒绝了美国的立场。
从一开始，他们就建议堵住漏洞，至少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降幅应该通过各国切实地调节国内政策来达到。
但是，除了仅有的小小的让步之外，美国态度强硬。
争端因此而起，其结果是我们的约翰·普莱斯科特怒气冲冲地冲出了会议室。
普莱斯科特承担了一项在美国及其盟国与欧洲各国之间促成一项协议的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
为了那一目的，他试图在各方之间达成妥协。
欧洲拒绝了，他生气了。
其效果等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这当然令人失望。
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一旦一个妥协的协议达成，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
政治家就会因此在以后的十年间不再讨论气候问题，给公众的表面印象是正在采取措施，实际上，世界上的一些小小的岛国，同其它众多的地方一样，将不得不面临缓慢到来的灭亡的痛苦命运。
通常情况下，与其拿出一个虚弱的协议，倒不如什么协议也没有。
问题是下一步该做什么。
我们知道没有了占全球排放量近四分之一的美国的支持（尽管其人口只占全球5%），即便一个好的协定也难有效果。
但是，我们也知道，美国对于任何一次未来高峰会议的参与，其效果只能是使得原本就不怎么有力的提案变得更加虚弱无力。
因为，不管是阿尔·戈尔还是乔治·布什入主白宫，美国对于经济上的繁荣和大型企业的钟爱将不会终结。
解决办法当然是更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国家按照自己的协议先走一步——至少这可以使整个局面活跃起来。
如果这当中没有美国，或许这就是使美国民众觉得颜面尽失，继而采取行动的唯一办法。
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他们已经开始觉醒。
50%以上的接受调查的人说道，他们认为全球环境比经济发展更重要。
25%的人说在过去12个月当中，他们向环境组织捐过钱。
并且，上个月在总统选举当中，超过300万人投票给了候选人拉尔夫·内达。
此人反对置人的价值观于不顾的科学。
但是，一切都考虑进去了之后，那个长期的真正能够解决环境危机的方法却被所有的领导人忽视了。
倘若不去调整我们的经济，我们将只能是绿化垂死的树上的个别叶子。
我们的政府，和它的前任们一样，坚持认为持续增长的全球贸易理所当然是一件好事情。
因此，政府给予了无数直接或间接的资助。
这些资助只能使那些生产远距离出口商品的大公司获益：
比方说，欧盟的要求使得这个国家不得不进口一些诸如牛奶之类的基本商品。
这不仅殃及到了当地的经济，而且会造成一种局面：
每一口普普通通的食物在抵达我们嘴边之前都要消耗掉数加仑的燃料。
我们正在迅速地朝着美国现在所面临的难以维继的局面发展。
在美国，每一盘普普通通的食物都穿越了长达1000多英里的旅程，这并不是聪明的经济，也不是一种很好的做法。
要解决环境危机，长远的办法就是要从无必要的依赖全球经济转而依靠本地方经济，这就需要建立不依赖化石燃料的基础设施。
这样的一个转变，有了政治家的支持，可以是毫无痛苦的。
风力是一项具有竞争力的能源，正在吸引着精明投资者的眼光。
奇怪的是，仍有人说气候变化只是想象中的事物，并且，即使气候变化真的发生了，改变这一趋势所引起的相关花费将令人望而却步。
这种说法实在荒唐。
想一想，我们若不采取行动所要付出的代价。
19世纪90年代的自然灾害使全球经济损失4,800亿美元，几乎是19世纪60年代的10倍之多。
但是，无论怎样，美国已经计划花数千亿纳税人的钱去建立星球大战导弹防御系统，此系统旨在保护美国使其免受来自某个疯狂的核武器国家的袭击，可是这种可能性实在很小。
同样一笔钱花在保护我们自身不受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的侵害岂不更好？
实际上，这种可能性要大得多。
当然这是2000位联合国任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科学家们的观点。
我们经常对此掉以轻心。
采取行动阻止气候变化不会有什么负面效果。
清新的空气，分散的便宜的能源，对中东地区依赖的减少，这些都将是一些额外的益处。
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对气候问题听之任之，其负面效果就是灭亡。
在这一点上，没有歧义。
只有傻瓜才会拿气候问题打赌。
第三课社会进步与我们的疾病
上周，非典可能成了各家报纸的头条新闻,但它并非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唯一的怪病。
在中部非洲，五个月前爆发了可怕的埃博拉出血热并持续到现在；在比利时和荷兰，一种新的致命的禽流感扫荡了所有的养鸡场。
荷兰的农民最近捕杀了一千八百万只家禽，希望能制止疾病蔓延。
然而，禽流感已经传染到了几个省，并已从家禽到猪甚至到人类，目前已有八十三例病人。
大多数禽流感病人只表现为眼睛发炎，但有些还并发呼吸道感染。
其中一例是名五十七岁的外科兽医，他最近死于肺炎。
根据荷兰农业部四月十九日的报告，“肺里发现禽流感病毒，并没发现有任何其它死因。
”很耳熟，不是吗？
非典；埃博拉出血热；禽流感；可怕的新病层出不穷。
而每一种病都证实：
尽管我们很聪明，人类还没彻底摆脱病菌的威胁。
三十年前的情况似乎不同。
当时，天花已基本根治，也没有什么“艾滋病”，而且，医学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
然而，正当乐观派宣告我们战胜了细菌之时，我们的大都市，农工联合企业，喷气式飞机，以及血库，都在为传染病开辟新的途径。
社会进步的负面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了。
许多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的高科技也给我们带来了危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已出现了大约三十种疾病，夺走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现在，那已被遗忘的伤痛正在以惊人的频率一再发作。
医疗学会在一份新的报告中宣称“传染病将一直会出现，”并警告说满足于现状和不作为将会使传染病成灾。
那怎么办呢？
正如非典突发所表明的那样，监控至关重要。
找到新的病源，并全球通力合作去控制它，我们就能够大大地削弱它所造成的威胁。
但是，防备是我们的上策吗？
我们对新病原有没有足够的知识来控制它们?
我们能避免非典的再次暴发吗?
能避免下一轮的艾滋病吗?
稳妥的针对性措施是什么呢?
在与疾病抗争中我们的条件并不优越。
大多数新的疾病源于一个人与一个动物的接触–这种传染是偶然的，甚至是由天气所致。
十年前，当新墨西哥州健康的年轻人开始死于类似非典的症状，卫生专家在实验室里紧张地工作了几周才找到病原。
科学家们非常惊讶，它根本不是人类的病原体。
这是一种新的汉坦病毒，属于一组啮齿动物病毒，在田鼠或老鼠的尿里排出，有时通过空气传播开来。
以前都是在亚洲暴发,因此为什么新墨西哥人会死呢?
现在,科学家们相信,病毒一直在美洲的老鼠身上,但是，其数量还没多到在人类的工具房和地下室里传染给人类的程度。
那年是厄尔尼诺现象打破了这种平衡。
海水增温导致了美国西南地区的冬天异常温暖。
结果，老鼠数量暴增，使汉坦病毒泛滥成灾。
除非有人控制这样的发作，这类事情肯定还会发生。
然而，异常的天气并非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
当生态学家们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时，他们发现人类活动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
几乎任何打破生态平衡的活动都能扩大致病细菌的传播范围。
想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发生的事吧：
委内瑞拉葡萄牙色州的农民为拓宽农田而砍伐几百万英亩森林。
人类获得了农田，老鼠也接踵而来。
田鼠把一种新的致命的病毒带到这个地区。
被称之为瓜纳瑞托的病毒引起发热，休克和出血。
有一百多人被传染，其中三分之一死亡。
一九九九年,马来西亚人为扩大养猪业而砍伐森林以后,他们的养猪场有过类似的经历。
猪舍取代了森林以后，无处栖息的果食蝙蝠开始进驻屋椽上，以大量的致病菌污染了猪的饮用水，此即现在称之为尼巴病的。
“猪开始象爆炸一样的咳嗽。
声音如此巨大以至你在相隔一英里处都可听到，因此得名‘一英里咳’。
”纽约州巴利塞得的保护野生动物基金组织主席马利普尔说。
病毒迅速从猪向猪农扩散，导致严重脑炎，使40%患者丧命。
当马来西亚政府封闭了八家养猪场，捕杀了一百万头猪时，才算平息了这次的发作。
事实上，热带雨林并不危险。
对我们健康造成威胁的是盲目改变生态系统，无论我们在亚马孙河流域还是康乃迪格州的森林，后者即是莱姆病的发生地。
起因还是我们随意使用土地。
莱姆病的致病菌伯氏舒螺旋体住在鹿和白爪鼠体内，通过吸血虱的头部在这类动物当中传播。
人类世世代代穿行在充满这类生物的小路上，直到一九七五年才发生第一例莱姆病。
为什么我们的抵抗力突然间下降了呢？
在纽约州密尔布鲁克生态系统研究所的一位动物生态学家里查德奥思特菲尔德把这件事和城市向郊外扩展联系起来。
在原始森林里，狐狸和美洲野猫捕食携带病菌的老鼠，从而起到了阻止疾病传播的作用。
但是，猎杀者随着人类砍伐树林而消失，结果老鼠和其身上的虱子都泛滥成灾。
最近在对纽约的树林调查中，奥思特菲尔德发现，在这里，一两英亩土地上携带病菌的虱子的数量大约是其他地方十几英亩土地上携带病菌的虱子数量的七倍。
他的基本论点是：
“你在斯卡代尔比在卡次卡易尔更容易得莱姆病。
”
所幸的是，你在哪里都不会把这病传给别人。
即使病菌从一个物种传到另一物种，新的病菌携带者基本不会继续传染给别人了。
尼巴病和瓜纳瑞托病毒都不会在人群中传播。
汉坦病毒也一样。
一个虱子可以在一个莱姆病人身上吸一整天的血也不能获得足够的病菌去感染下一个人。
而我们从灵长类动物和猪传染的疾病则完全不同。
当埃博拉病毒从猿传到人，往往在它失去生命力之前，在短期内迅速感染病人全家或整个医院。
在人群中传染了三十年以后，HIV（人体免疫缺损病毒即艾滋病病毒）如今仍然在扩散。
自从黑猩猩传染了艾滋病以来，已有大约六千万人类患者。
而它的传播也并非与气候变化有关。
是我们亲自接过了病毒，把它传遍全世界，而且我们还要这样做。
人类艾滋病病毒来源于叫做SIVS的猴子致病菌。
HIV-1基本上是黑猩猩病毒，HIV-2，一种少见的，而且毒性也小一些的病毒，源于黑猴。
那么，黑猩猩病毒又是怎样传染给人类的呢？
很有可能是非洲的猎人在捕杀黑猩猩的时候被感染的，然后通过性接触传给别人。
几十年前，这类捕猎时的偶然事件在当地被看成不幸的事，它是一些农村人诅咒别人的话。
把它变成一大杀手的并非是一种新的传染媒介，而是剧增的道路，城市和机场，社会传统观念的危机，血库的使用，以及合用注射器。
这种情形几乎决定了HIV的传播成功，因为它不断把这原本默默无闻的病菌飞速带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游客的数量和旅游的速度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哈佛大学的马利威尔孙博士说，“如今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的程度及方式是一个世纪前所不能想象的。
”
非典再一次提醒我们这种密切联系的威力。
新的致病的冠状病毒源于广东，亦即常常向全球传播流感病毒的那个中国省份。
在那个地区的原始农场，猪，鸭，鸡和人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导致流感和感冒病毒的交叉感染如此迅速，以至于在一头猪的身上很容易同时培养出人类病毒和禽流感病毒。
这样的双重感染会产生病毒的杂种,导致针对原来病毒的抗体无效,从而就开始了新一轮的人类疾病。
关键是这些农场和广州市只相距几英里，这座热闹的城市把南来北往的人群，来自农村的动物和细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混同在一起。
这真是让小范围的发病向外传播的再好不过的环境了。
尽管非典带来异常恐慌，它显然不是太严重，至少从它目前的情况看。
致病的冠状病毒和流感病毒同样严重，但它不太容易传染。
正象路易威尔大学的进化学家保罗埃威尔德指出的那样,除非每个病人传染的人数超过一人,这种流行病就流行不下去。
“倘若一个非典病人会传染两个人，”他指出，“我们现在就会看到成千上万的患者了。
”一种致命的流感病毒会和非典病毒的毒性相似，但它所感染的人却是成批成批的。
过去就有过这类大范围流行的流感病毒，专家们认为迟早还要发生。
我们怎样减少这种危险呢？
长期的战略应包括建设全球范围的现代化农场，改善基本的卫生保健，储备疫苗及抗病毒药物。
鉴于科学揭示了传染病的生态学，科学照样可以启示我们明智、安全地使用土地和维护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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