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政党最重要的是对民意作出恰当及时回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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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政党最重要的是对民意作出恰当及时回应
一个现代政党最重要的是对民意作出恰当、及时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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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党是干什么的？
政党就是搞政治的党，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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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党要掌握公权力，必须准确表达民众的利益和诉求，这是第一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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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经济允许人们追求利益，民众诉求越来越大，对政党产生强大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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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个现代政党最重要的是对民意作出恰当、及时回应
精彩摘要：
政党是干什么的？
政党就是搞政治的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人要组成社会，社会需要管理，管理需要权力，于是就形成一个公共权力，政治就是社会中的个人和公共权力的关系。
政党要掌握公权力就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同，民众凭什么认同你？
你必须准确表达他们的利益、愿望、诉求。
这是政党的第一大功能，是前提。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这两个转变是理解中国共产党现在所处位置，以及将来改革方向的钥匙。
市场经济允许人们追求利益，人们有了利益诉求，就变成一个公民社会。
民众诉求越来越大，对政党产生强大约束力，政党开始从公共权力的部分回归到民众和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这一过程就叫做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的转折。
一个现代政党最重要的是对民意作出恰当、及时回应。
为何要强调党的建设研究？
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到母校，与大家谈学术问题，有点像正经的讲课，同时又有互动，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看到党的建设问题居然有这么多人感兴趣，我特别高兴。
应该说，党的建设问题是一个生僻的概念，一二十年前，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理会。
别说搞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就是搞政治学的，对党建也没什么太大的兴趣，避之唯恐不及。
作为一个学者我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跟别人说我研究党建，那眼神就怪怪的，点点头，不说话了，实际上不说话我也猜得出来，他们心里会想党建有什么好研究，不就是些“要求、必须、一定、坚持、绝不”的东西吗？
社会很多人都开始关注党建，为什么？
道理也简单，就是因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深水区的改革不是说问题总量一下子增加到多少，最重要的是深层次问题开始浮出水面，盘根错节连接在一起，在中国都连在一个点上，那就是党的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说，党的问题解决得好，中国以后发展就顺利，就可持续；党的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发展就可能遇到大麻烦。
干部中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只要把经济问题搞上去，一切问题就都能解决，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一个政党，特别是长期执政党必须把经济搞上去，执了半天政，连经济都没搞上去，那还搞什么搞，就不要搞了。
但是，经济搞上去之后就确保无虞？
地位就巩固了？
没那事。
为什么？
因为党的问题成了一个单独的问题，从该角度讲，对政党如何进行研究，显得格外重要。
这些年我们确实比较重视这一点，我自己也在开拓这一领域，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政治不在于开拓不开拓，而在于你的开拓得不得到认可，要是不认可，就很麻烦。
好在逐渐是向认可的方向发展，现在提出的一些重要理念，都和我们这些年的努力与奋斗有关系。
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一个理念就是党的建设科学化。
这次十八大报告用“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统领整个党的建设部分，很有深意，因为过去党的建设部分动不动就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讲的是伟大，讲的是宏大，讲的是气势和规模。
这次用“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来统领报告中整个党的建设部分，才是最根本的东西。
别看党建部分写了很多，概括起来就是党的目标、总要求，其中包括“一个主线”，“两个坚持”，“五个建设”，“四个自我”，“还有三个型--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我个人认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都必须放到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个概念当中去思考，那就有意思了。
什么叫科学？
科学是一般的词，大家都懂，既然说科学，那我就用科学的标准去要求你，科学化就是要提升到规律的层面来认识。
政党是如何产生的？
党的建设从建党开始就有研究，但往往不被当做一种科学，而是经常被当成一项工作来研究，有很多预设的前提，比如说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领着人民奔向共产主义，因此党怎么建设就是经验范畴。
怎么建设？
无外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当然邓小平说还有制度建设，于是就产生“四大建设”，十七大提出反腐倡廉建设，于是形成“五大建设”格局。
这个说一说可以，但是从学术上说绝对不严谨。
什么叫“五大建设”，反腐倡廉难道不是作风建设中的一部分吗？
不管怎么说，这回答的都是党怎么建设，是操作层面的东西。
你看哪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里没有党的建设这一部分，哪一个党的建设部分不是从这几个角度去说。
十七大、十八大如此，十二大、十三大如此，我敢断定，开十九大、二十大，也肯定如此，八九不离十。
但问题就在于难道这就是对党的建设研究的全部吗？
不对，它只是工作性的研究，或者叫做事务性研究。
一门学问总是分两大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事务性研究，另一方面还有规律性研究，即基本理论的研究。
就比如经济，我可以研究股市行情，也可以研究经济规律，为什么会有经济的交往，经济交往建立一种什么样关系，依循什么样的原则等。
遗憾的是，我们长期关注第一种研究，忽略了第二种研究，还以为第一种研究就等于党的建设研究的全部内容，造成的客观结果就是党的建设长期停留在经验范畴，不能提升到规律的高度。
经验有用没有？
经验有用，但是经验只是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才有用。
我在北京烧一壶水100度就能开，跑到上海去一烧100度也能开，于是认为100度水就开，作为经验可以，但是得出一个规律，水烧到100度就能开，可能吗？
到西藏去烧水看看，根本不到100度就开。
所以，经验有用，但是如果时代变化了就不管用，我们遇到的刚好是这个问题。
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还用过去的东西能行吗？
长期搞党建的一些老同志感到迷茫，过去党员挺听话，现在怎么不听话了？
过去党组织挺管用，现在怎么不管用了？
过去企业里面党组织一呼百应，现在怎么设在企业里面，人家恨不得把你推出来，咋回事？
那我告诉你，时代变化，就这么简单。
今天我们研究党的建设就应该用一种研究规律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一个学科回到它的本源，往往就是常识。
政党是干什么的？
政党就是搞政治的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人要组成社会，社会需要管理，管理需要权力，于是就形成一个公共权力，政治就是社会中的个人和公共权力的关系。
为什么民主政治产生政党？
因为民主政治对公权和人之间的关系解释与别的政治形式不一样。
民主政治的前提是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生而不可剥夺，因为人要在一起生活，组成社会需要管理，于是把自己的权力交出一部分给公共机关掌握，也就是公权力，这么一解读，两者关系就不一样。
一方面，公共权力来自于民，一方面公共权力又施之于民，两者就互动起来。
本质上说，民主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产生互动，而神权政治、君权政治就没有这种互动，绝对服从，甚至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连死都是君赐给的。
民众与公权力之间的互动需要连接，直接民主很难操作。
亚里士多德时代，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多好，怎么没了？
因为在现实中没法操作。
于是人们继续探索，在历史长河中，人们终于发现一种可操作的民主，就是间接民主。
代议制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伟大发明，也有各种说法，既是间接的，又是代表的，又是代议制，实际上这几个说法都一样，就是间接民主。
间接民主使民主变得可操作，当然也使民主变得复杂。
那么多人很难组织，民众就是一盘散沙，一个个的个人，是集合名词，实际谁也不听谁的，就像一麻袋土豆，包装起来挺好，像个样子，开口一倒，滚一地，谁也不挨谁。
公共权力倒是可以操作，因为可以强制，但是如果权力都放在个人手里，也就麻烦了，公权私用，以权谋私，这样人类不就掉在一种困境中吗？
人类也正是在摆脱困境的过程中才有所发明、创造、前进，政党应运而生，刚好填补这个空白。
一方面，政党就是民众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克服了民众的基本缺点，使得民众组织化。
另一方面，政党不是公共权力，但是政党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控制公共权力，“左牵右挂”，把民众和公共权力连接起来。
民主政治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互动，互动由政党来实现。
尽管有的人对政党烦的要命，有的人爱的要命，爱也好，恨也好，他会自己存在，一种客观需要，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规律性东西。
政党有两个基本前提，第一，从神权政治发展到民主政治；第二，必须从直接民主发展到间接民主，直接民主也不需要政党。
有了这两个前提，就可以给政党下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
我通常用两句话来概括政党的历史作用，第一，政党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第二，政党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
我们应该确立一个现代政治理念，政党是有边界的，是搞政治的党，和政治有关，至少与政治间接有关才参与，一点关系都没有，参与进去算什么，那就怪怪的。
别说现在市场经济，好多政党根本不应该参与的事情，就是计划经济时期，依然有人认为有些领域政党不应该参与。
很多领域政党实际上不应该介入，但是当你要和公共权力接触的时候，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非通过政党不可，政党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要控制公共权力还就得借助政党。
政党到底怎么定位？
政党这样的发展历程可以提炼出许多纯粹从工作性党建所提炼不出的东西。
比如政党到底怎么定位？
我们经常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实，领导核心本身不是一个科学概念，而是一个生动的比喻，党建为什么总不被人看作科学，就是因为连基本概念都缺乏。
政党总要在国家中起作用，国家有国土，国土上有人民，有人民就要组成政府，好了，人民、政府出来了，把政党放进去，应该处在什么位置？
这是政党在政治体制中定位的问题。
我对政党的定义就是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定位。
遗憾的是过去只有一种定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根本不在乎将政党进行规律性研究的第二种定位，以为有了第一种定位就能解决第二种定位，所以把民众、政府与政党放在一起时，总是摆不正确，要么一屁股坐在民众中间，即使成了执政党，也把公共权力作为自己的对象，斗来斗去；要么一屁股坐在公共权力一边，和老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远。
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为什么邓小平说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核心，如果这方面没处理好，其他一切都处理不好。
让法院和检察院相对独立，最后由政法委把他们全统起来了，还是没有弄清楚，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很重要问题。
既然政党在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那粘力到底有多大，这就是功能研究的范畴。
政党的功能非常多，有人简化成两大功能，有人说是十几项功能，我通常概括为四大功能。
第一，利益表达功能。
既然公权力是民众的，那政党要掌握公权力就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同，民众凭什么认同你？
你必须准确表达他们的利益、愿望、诉求。
这是第一大功能，是前提，比如老百姓温饱还没解决，给他一点白面，留到过年包饺子，然后你告诉他千万别吃肥肉，吃多了胆固醇高，老百姓会觉得把权力交给你可算倒霉了，肯定不会选你，你必须准确反映老百姓的利益、愿望、诉求。
第二，利益综合功能。
不能光利益表达，原汁原味记录肯定不行，还需要概括、提炼，比如张三需要五亩地，李四需要一头牛，王麻子需要一间房子，在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中国共产党提炼出五个字，“耕者有其田”，当把这一提炼写在党旗上时，张三、李四、王麻子全跟你革命，这就叫利益综合的功能，经提炼变成党的纲领政策主张。
当执政时，努力实现这些主张，不执政时，用这套东西对执政党施加影响，这实际上是利益综合功能的进一步体现。
第三，政治录用功能。
要表达总得有表达能力，要综合得有点理论思维能力，一个政党通常是要把那些社会中比较有能力的人，千方百计吸纳到党自身，这叫政治录用功能。
这个功能非常强，不多说。
第四，政治社会化功能。
政党的理论不单自己知道就行，还得告诉老百姓，比如说共产党代表穷人，但是穷人为什么要受穷啊，就得告诉他这套道理，之所以过不上好日子，不是什么命里注定，而是因为剥削阶级在压迫你们，不管再辛苦，生产出的那些东西也最终会被敛走，起来推翻他，自己做主人，就能过上幸福生活。
人家一听有道理，行，跟着共产党起来干，百姓对这套道理由不懂到懂，不就是政治社会化吗？
我为什么要把他理清、界定为一种功能？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梳理，肯定要犯错，要误入歧途，比如说我们把自己叫做共产党，难道老百姓一看你叫共产党就热泪盈眶跟你走吗？
没那事，你得动员，让他知道这条道理，让他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这就已经进入政治社会化功能。
社会当中存在不少矛盾，如果从政治社会化角度理解，实际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老百姓根据自己的常识做出判断产生的不满，要认真对待，比如我们总宣传财政收入增长多少，这是老百姓创造的改革成果，百姓有权享用，可是百姓没觉得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多。
也有一部分矛盾是由过度的政治社会化造成。
比如总说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公仆，人民才是主人，但是老百姓天天看见这帮勤务员和公仆坐着豪华小汽车，主人却天天挤公共汽车，还挤不上去。
我们以前总是自觉不自觉的这样宣传，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完全改过来。
你不信？
电视台跑到一个正在植树的小姑娘跟前，问她为什么要来植树，这小姑娘心里想得很清楚，天天在那做作业，头疼死了，好不容易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筋骨，喜欢出来。
但你这样根本报道不出去，什么才能报道出去？
为什么来植树，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要从小锻炼自己热爱劳动，更加有思想觉悟，这才能报道出去。
可一个小孩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但是这个就能吃香，你说政治社会化过度有什么好？
我们不懂得这是一种功能，就这么乱搅，现在很多东西都属于不懂政党活动规律闹出自己的笑话，很多很多。
我不准备展开去讲，总之，从政党活动规律角度去思考党建，就会发现它作为一项工作远远思考不到的东西。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我怎么觉得你讲的是西方政党，没错，我讲的就是西方政党，因为现代意义的政党是西方的产物，对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要搞清楚他的来龙去脉，才能看清我们的特殊性质所在，一般都没搞清楚还搞什么特殊性。
革命党有何特殊性？
正如刚才所说，政党产生于间接选举的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共产党是这样吗？
不是，中共所产生的环境是封建专制制度，能说专制制度不适合政党生存吗？
马克思有创造性，他看到政党这样一种组织，就产生了联想，政党可以用来组织民众，那为何不先建立政党，把民众组织起来，推翻专制制度，回过头再建设民主政治。
他产生了一种倒过来的逻辑，经过在实践中检验，苏联成功了，我们也成功了，说明这套东西确实管用。
但是，逻辑颠倒了，不是先有民主政治，而后有政党，而是先有政党，政党也不是把民众连接到公共权力，而是要和当时的所谓公共权力也就是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要推翻他。
因此，政党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党，而是领导人民闹革命的革命党，一旦取得政权，权力回到人民手中，人民成为政权的主人，政党又回到怎么让人民当家作主的位置上。
中国共产党特点就在于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所有的优点和不足都由此而产生，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特殊性之所在。
有人可能会说，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只是说了一个事实，1949年之前是革命党，1949年以后执政，变成执政党，至今已经60多年，与现在有什么关系？
但是，革命有一套理念，不光有理论，还由此建立一套机制，存在特殊的运作方法，现在执政了，将这一整套搞革命的东西扔掉，重新来，可能吗？
不但不可能，而且往往产生一种惯性，执政党往往自觉不自觉就会用原来这套。
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这一问题？
不是刚刚解放时，也不是改革开放，我们是在2002年才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中共如何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2002年十六大报告中，党的历史定位发生深刻变化。
概括起来有两大转变：
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从一个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领导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与此相应，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变成一个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也就是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
这两个转变是把握中共特点的基本钥匙，所有问题都由此而产生。
同时，不能说十六大认识到，于是就转变了，要实现从理念到理论，从体制到方法的全方位转变，绝不是容易的事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现在正处于转变过程中，所有问题都是转型带来的。
什么叫革命党？
我查了很多文献，现在看来还是毛泽东说得最准确，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这才是革命，执政了还能干这个事？
革命党和执政党很不同，如果把它们搞反，就要吃亏、受挫折；革命时高举夺取政权的旗帜，把老百姓吸引到身边。
一旦取得政权，仍不敢放下革命精神，执政党就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党，怎么还可能夺权，不就矛盾了吗？
解决这种矛盾有两种态度：
一是实事求是，既然已经掌权就别再夺权。
第二，在意识形态里打转转，说明为什么掌权后还要夺权。
我们非常遗憾地采用了第二种态度，非得说清楚为何还要夺权，最后的理由是权力在我们的手中，实际又不在我们手里，而是在走资派手里，所以还得夺权。
夺走资派的权与过去的革命毕竟不一样，于是另外叫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以为这样能推动社会发展，实际是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就是用革命党的思维思考执政党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出现问题的终极原因，到现在都没完全改变。
中共如何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
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同样重要，某种意义上绝不亚于前一种转变。
政党是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的桥梁，居于中间，不是说一建立就自然居于中间，而是在实践中做利益的平衡。
一方面，公共权力对政党有强大吸引，这是由公共权力自身的特性决定，作为集合的权力，大于个人权力，所以任何组织个人都想获得，放大自己的能量，公共权力的吸引力是天生的。
但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是民众，要掌握公共权力，必须获得民众的足够支持，必须体现民众的愿望和诉求，民众的利益又构成对政党的强大约束。
一边是约束力一边是吸引力，当两种力大体均衡时，政党才居于中间。
计划经济的前提恰恰是否认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这可能与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有密切关系，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简化成资本主义保护私有财产，鼓励人们随心所欲追求自己利益，而人的欲望无限，世界上可供争夺的资源有限，无限的欲望和有限的资源肯定要发生矛盾，最终变成阶级斗争和革命。
社会主义如何避免这种前景？
就是计划经济，营造一套意识形态，不让人们随心所欲追求自己的利益，对任何追求个人利益的想法、做法打下道德陷井，变成一种不道德、令人嗤之以鼻的东西。
这套意识形态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走到了极端，动不动就要“斗私批修”，敢有私心杂念吗？
不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总不能连人的需求都一块否定，渴了想喝水，饿了想吃东西。
我们的理论承认人有需求，但就是不允许追求个人利益，那需求怎么办？
需求由国家来满足，把民众的吃喝拉撒睡统计起来，根据庞大的社会需求制订庞大的生产计划，然后再层层分解，最后落到哪个工厂、车间、农村、工人、农民，每个人面前分割自己的一块任务，只要保证每个人完成任务，就意味着整个计划完成，社会需求得到满足。
这种体制听着是好，但是不切实际，致命缺陷是缺乏动力。
缺乏动力就得找动力，当然，开始绝对不敢找到利益上去，追求利益会造成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是要消灭阶级的，怎么能制造阶级斗争，最后只能在精神层面刺激大家，提高大家觉悟。
即使生产螺丝钉的工人，也可以被称赞为人类解放大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刺激不能说不管用，关键是作用有多大？
邓小平说得清清楚楚，精神的东西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短期内可以，长期不行。
三言两语就把问题揭了个底透，指出一个天大的问题，计划经济给自己找动力，找到一个短期内对少数人管用的东西，那还怎么发展。
打开国门一看，又比别人落后了几十年。
最后终于找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取得那么大成就？
就是终于认识到人对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改革从人的利益开始，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中让企业变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独立法人主体。
只要把利益作为前提，必然走向市场经济，因为利益通过交换来实现。
计划经济不允许人追求利益，没有民众诉求，自然没有对政党的约束力，而公权力对政党的吸引力依然如故，政党就被公共权力所吞噬，变成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就会变得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
这就又回到了逻辑的起点，政党既然成为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就不能连接民众与公共权力，与民众相脱离，不是主观愿意不愿意，而是体制导致的结果。
毛泽东想用文革来救，搞大民主，一塌糊涂。
但是，市场经济就不一样，允许人们追求利益，人们有了利益诉求，人们有了独立的诉求就不是那种没有任何利益的臣民，就变成了一个公民社会。
市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不单是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培养了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公民社会，有了公民社会就等于有了民众诉求，民众诉求越来越大，对政党产生强大约束力，政党开始从公共权力的部分回归到民众和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这一过程就叫做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的转折。
如果看到这种趋势，主动适应，回到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那政党依然控制着大局。
反过来，如果看不到趋势，半推半就，甚至干脆阻碍整个过程，当公民社会力量逐渐增强的时候，政党早晚要被抛弃，何去何从这不已经很清楚了吗？
要作出回应，这两个转变是理解中国共产党现在所处位置，以及将来改革方向的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在媒体见面会短短的几分钟，回应感是非常强的，说老百姓需要美好的生活，更好的工作，孩子需要更好的环境，一连说了十来个更好，最后得出结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有人说这话很实在，不光是实在，一个现代政党最重要的是对民意作出恰当、及时回应，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回应，所以他的回应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希望。
党的建设可能真的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在向前推进。
总体来说，我们是在不断往前走，但也会遇到不少问题，因为改革是先从容易的开始，越到现在越难，打攻坚战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要看有没有勇气，有没有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今天把执政党建设问题给大家概括、疏理一下，这是我多年来的一种思考，未见得特别准确，提供出来供大家思考，作为一种模式、框架，还是会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多批评指正，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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