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史课件整理 7.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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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史课件整理7
第十一章战后中国政府和中日两国人民为恢复中日邦交而斗争
一、20世纪50年代初中日两国复交可能性的丧失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结束了日本的法西斯政体，
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也一扫而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有能力实行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玫策，从而为重新恢复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提
供了客观可能性。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开始便对改善中日
关系寄予厚望，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筹备中国新
政协会议的各党派的代表就曾在1949年7月7日的《解放
日报》上发表宣言，表示：
“中国虽然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但是中国人民却极愿意在日本按照波茨坦协定实行非
军国主义化，而且是在民主化条件下和平相处，建立经济的
和文化的合作。
”
战后的日本人民也和中国人民一样，殷切地希望同近邻中
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早在1946年到1948年，在日本各地，
特别是各大学里就陆续成立了一些研究中国革命的中国研
究会；1949年5月4日，日本的经济界人土组织了“日中贸
易促进会”。
1950年10月1日，即新中国诞生一周年之际，
一个由各界人士广泛参加的，专门从事中日友好事业的“日
中友好协会”正式宣告成立。
这些友好团体和组织，特别是
“日中友好协会”，在初期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
谊展开了多方面的工作。
但是，美帝国主义对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和平友好的愿望
全然不顾，相反，为了在亚洲推行其反共的全球战略，对新
生的中国取了极端敌视的政策，在外交上不承认中国，在经
济上对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对日本则利用其占领国的特殊
地位，极力拉拢和扶植日本，构筑其亚洲的反华包围圈。
1951年9月，美国不顾日本人民和中国、苏联及印度、
缅甸等亚洲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抛开中国，朝鲜，越南等
国，在旧金山召开了所谓的“对日媾和会议”，签订了片面
的对日和约，实现了美日单独媾和。
同一天，日美两国又签
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1952年2月，又签订了具体实
施安全保障条约的《日美行政协定》。
根据这些条约和协定，
美国有权在日本国内及其周围驻扎陆海空军；驻日美军拥有
和占领时期同样的特权；为维护远东的“和平与安全”，驻
日美军可出动镇压日本的“内乱”及应付外来的武力攻
击……十分明显，这些规定为把日本变成自己在远东的军
事基地提供了了法律依据，日本被牢牢地拴在了美国的战车
上。
日本虽然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实际上依旧被置于美
军的半占领之下，这种依据上述两个条约和一个协定所起来
的日本被美国半占领的体制，就是所谓的“旧金山体制”。
在旧金山片面媾和之后，美国又积极策划和唆使日本的吉
田茂内阁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于1952冬4月28日签订了
所谓《日本和中华民国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
日台宣
布结束战争态，双方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
从签订旧金山两条约，到缔结“日台条约”，美国精心策
划即美日台反华包围圈得以形成，它标志着美日统治集团对
华“遏制”政策的最终确立，中日之间不仅旧的战争状态未
能解除，又人为地筑起了一堵相互阻遏的高墙，致使中日两
国的复交丧失了客观可能性。
二、吉田茂后期组阁时期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开始
○吉田茂（1878～1967）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1946～
1947，1948～195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亲美保守势力代表
人物。
1878年9月22日生于东京。
实业家竹内纲之子，幼
时过继给横滨富商吉田健三，改姓吉田。
1906年东京帝国大
学政治学科毕业后，进外务省工作。
1922和1925年先后任
日本驻中国天津、奉天总领事。
太平洋战争后期，身为亲英
美派人物，一度被东京宪兵队监禁。
日本投降后，历任东久
迩稔彦内阁（1945年8～10月）和币原喜重郎内阁（1945年
10月～1946年4月）外务大臣。
1946年取代鸠山一郎（1883～
1959）任日本自由党总裁，同年5月组成第一届吉田内阁，
兼任外务大臣。
任内按美国占领军指令进行农地改革，制定
《日本国宪法》。
1947年4月辞职。
1948年3月任民主自由
（1950年3月改称自由党）总裁。
同年10月至1954年12月
又连续4次组阁，先后任总理大臣7年多。
任职期间，根据
美国总统特使J.道奇“稳定经济九原则”（道奇路线）调整经
济，建立警察预备队，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
全保障条约》。
他制定一系列政策，在恢复和发展战后初期
日本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吉田追随美国，敌视中国，
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于1952年4月与蒋介石集团
签订《日台条约》。
1954年12月因遭到党内外反对而辞职。
1967年10月20日逝世。
吉田在长期执政期间，培养了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一
批政界领导人，因而有所谓“吉田学校”之称。
1964年，他
受池田内阁委托，提出过旨在破坏中国和日本贸易正常化的
所谓“吉田信件”。
著有《十年回忆》、《激荡的百年史》等
书。
尽管美日两国的统治阶级为中日关系的发展迭设置了
人为的障碍，使中日两国复交的客观可能性暂时消失了。
但
是日本人民要求与中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愿望是阻挡不住的。
从1952年起，日本的广大有识之士和民间友好团体，便冲
破政府的重重阻挠，开始了与中国民间团体的初步交往。
1952年4月，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由苏联、
中国等国发起，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国际经济会议。
1952年
1月22日，日本组成了以石桥湛三为首的“国际经济恳谈会”，
并决定派出由17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家会议。
但由于日本外
务省拒绝签发去苏联的护照而未能成行。
然而，他们之中的
三位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三人，却借用
其它名义绕道欧洲抵达莫斯科参加了会议。
并在会议结束
后，应中国代表团的邀请，于5月中旬到达北京，成为战后
第一批来华的日本客人，被誉之为“第一批报春的紫燕”和
“当代中日友好交往的先驱”。
高良富等三位日本客人来访
，除参观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外，主要目的是应国内民间贸易
体的要求，同新成立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洽谈中日贸
易问题．双方代表经过多次会谈，本着互谅、互让、和平友
好的精神，于l952年6月1日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
定。
虽然这次贸易协定的总额仅为三千万英镑，但是它的意
义却远远超出了协定的范围。
它不仅为为战后两国的民间贸
易开辟了道路，也为战后中日交往开辟了道路。
它把每日遏
制中国的高墙打开了一个缺口，在中日关系史上做出了开创
性的贡献。
安排在华日侨归国和送还中国劳工遗骨，是新中国建立
后，中日友好交往的又一积极成果。
在战前和战时来华的日
本人为数众多，战后其中大部分人已被陆续遣返，但后来因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遣返工作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政府对在华日侨的人数和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决定在适
当时候，继续进行遣返在华日侨归国的工作。
1953年1月
27日，由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
会三个民间团体组成的代表团13人到达北京，受到了中国
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廖承志的盛情接待。
双方经过协商会，
于3月7日发表公报。
双方商定：
由日本政府派船接运日侨
归国，中方担负日侨到达港口以前的一切费用，并为归国日
侨在携带物品和兑换外币方面提供方便。
3月23日，第一批
归国日侨3968人搭乘“兴安丸”安全抵达日本的舞鹤港。
此后至1958年止，共分21批遣送了约3·5万名日侨归国。
为回报中国人民协助在华日侨归国的情谊，日本方面也对
希望返回中国的在日华侨，伸出了友谊之手。
经过上述三团
体的努力和协助，1953年9月27日，第一批在日华侨551
人乘日本“兴安丸”回到中国。
接着，由日本京都本愿寺法
师大谷莹和日中友协赤津益造等人组成的“中国殉难者
慰灵实行委员会”，又把中战争期间被日军强制劫往日本充
当劳工，因折磨而死的中国殉难者遗骨3000多具，于1953
年7月2旦开始分10批从日本运回中国。
｛在1944-1945年
间强掳中国青壮年和部分战俘总共约4万名到日本，送往35
家公司的135个作业点，从事建筑、矿业、冶炼等苦役。
其
中有6830名中国劳工死亡，死难者近1/6。
山东被强掳赴日
劳工有9800多人。
｝
1953年9月29日，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邀请，由日
自由党、社会党、劳农党、共产党等各党派的13名国会议
员和经济界代表10名组成的“通商视察”访华团又到达北
京，这是战后日本第一个由各党派和各行业代表组成的大型
访华团。
代表团在华期间，同中国促会签订了第二次中日民
间贸易协定。
1954年8月，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又把关押在
中国的悔改较好的471名日本战犯，提前释放并送回日本。
1954年10月30日，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付团长
的中国红十宅字会代表团一行13人应邀到达日本，在羽田
机场受到日本各团体的代表约一千人的热烈欢迎。
在两周的
时间，代表团访问了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等城，
所之处无不受到日本各界人土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招待。
这是
新中国向日本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
他们带去了中国人民对
日本人民友好情谊，对发展战后中日友好关系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
三、鸠山内阁对华政策的变化与中日民间交往的扩大
○鸠山一郎（1883-1959），日本第52任、53任、54任首
相（1954年12月10日—1956年12月20日），日本前任首
相鸠山由纪夫的祖父。
出身于日本美作胜山藩的世袭武士家
庭，父亲鸠山和夫，日本知名律师和政治家。
1907年以总分
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
加入政友会
后，1911年当选为东京市议会议员，1915年起历任众议员、
田中义一内阁书记官长等职。
日本投降后，鸠山一郎重新出
山召集旧部，于1945年11月创立日本自由党，自任总裁。
1946年4月，日本进行战后首次大选，自由党获得141席，
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币原重喜郎内阁辞职。
按照议会政治的
常规，新内阁应由议会第一大党的组织，也就是说，首相一
职非鸠山莫属，鸠山本人也深信不疑，紧锣密鼓筹备组阁。
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天皇准备履行任命鸠山组阁手续时，
占领军当局发出开除鸠山公职的整肃令，理由是他在战时出
版的《世界之面貌》一书中，吹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经过
笔墨官司，鸠山被迫离开政坛，因此被称为“悲剧政治家。
”
他被开除公职后，自由党内没有适当的人选接替总裁职位，
而推不出总裁就无法组阁，政权将落入其它政党之手。
性格
直爽的鸠山当即把好友吉田茂请入党中，让当时还不是议员
的吉田坐上自由党第一把交椅，组织吉田内阁，吉田也拍着
胸脯保证，鸠山如果恢复公职，他第二天就交回总裁职位。
鸠山赋闲五年，直到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才恢复公职，
但马上又患了脑溢血，修养了半年多始见好转。
按照约定，
自由党总裁一职应该物归其主了。
但吉田茂五年经营，已经
在党内培植了大批党羽，遂以总裁职位是公器，不应私相授
受为由，拒绝了鸠山的奢望。
鸠山深受刺激，从此于吉田茂
决裂，带着自己的一批人从自由党出走，同改进党合并，组
成日本民主党，任总裁。
最後吉田茂在内外交困下，不得不
下台，1954年12月，鸠山终于登上首相宝座。
鸠山特别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尽管由于政治形势的限制，
当时实现中日邦交的突破尚不成熟，但鸠山一郎第一次组阁
期间，即通过其亲信部下石桥湛山的努力，达成了中日之间
发展民间贸易的协议，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发展的基
础。
鸠山在任内的最大目标，是恢复日苏邦交，使日本真正
实现外交上的独立。
他为此不惜一赌自己的政治生命。
他说：
“我作为政治家的使命，在于修改宪法和日苏交涉。
特别是
日苏交涉，在我任期内一定要予以解决。
”鉴于修改宪法已
经没有希望，他便把全部精力用在日苏邦交问题上。
鸠山一
郎没有为政府内外的反对意见而却步，而是执着的追求既定
目标。
1956年10月，他带病前往莫斯科，举行日苏首脑会
谈，签定《日苏共同宣言》。
结束了两国的战争状态，恢复
了邦交，对最为敏感的北方领土问题，双方同意在签订和约
之后，将齿舞、色丹两岛归还给日本。
1952年9月18日，
苏联否决了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提案。
现在有了这份日苏
共同宣言，日本就得到了正式加入了联合国的门票。
1956年
12月18日，第11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一致承认日本加入联合
国，这标志着日本重新正式回到国际大舞台上。
由于实现日
苏邦交正常化和日本加入联合国，鸠山如愿以偿，12月20
日，鸠山内阁即宣布总辞职，体面的让出了政权。
鸠山留给日本的另一笔政治遗产，是在任的1955年11月，
实现了民主党和自由党的合并，建立了以自己任总裁的自由
民主党，结束了战后10年的多党政治时代，使自民党在议
会中取得了两倍于社会党等其他政治势力的优势，并一直保
持到1993年没有变化，这就是所谓“五五年体制”。
1954年12月7日，日本吉田内阁倒台，鸠山一郎内阁宣
告成立。
随着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际威望的日益提
高及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日本的广大有识之士要求一步
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的呼声进一步高涨。
所以鸠山内阁上
台后，顺乎时势，决定改变日本政府过去实行的“对美一边
倒”外交政策。
表示：
应该采取步骤结束日本同中苏两同的
战争状态，作为恢复关系的第一步，有关国家应该互换商务
使节。
12月11日，新政府外相重光葵发表声明说：
日本愿
意在彼此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恢复同苏联和中国的正常关系
。
｛1955年10月与苏联签署《共同宣言》，两国复交；12月，
日本加入联合国｝对战后日本政府出现的这一新变化，中国
政府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195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
表了题为《论日本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社论，表示“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再声明，它愿意采取步骤恢复和日本的
正常关系”，“希望日本新政府能以行动证实它对于恢复日本
和中国正常关系的诚意。
”
在这种共同的愿望和气氛推动下，中日两过的民间交往出
现了日趋频繁活跃的新局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1）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签订
1955年3月29日，应新成立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
会的邀请，由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
到达东京。
这是继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后中国派出的第二个访日代表团，也是中国首次派往日本的贸易代表团。
代表团在日期间，不同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为首的民间贸易团体进行了广泛接触，而且同日本官方进行了初步接触。
通产相石桥湛山、经济企划厅长官高崎达之助等政府要员出席了由民间团体组织的欢迎宴会；甚至连鸠山首相也表示愿意会见代表团。
这种由日本民间团体出面请客，政府要人参加的方式，开创了中日双方官方接触的先例。
由于鸠山内阁的支持和协助，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于6月4日签订了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同前两次协定相比，虽然在贸易总额（进出口均为三千万英镑），交换原则（同类物质交换）等方面基本相同，但由于这次协定得到了中日两国政府的支持，从而使该协定具有了明显的半官半民的性质。
所以说，这次协定比前两次协定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即单纯的民间贸易发展到了半官半民的新阶段。
综观上述，可以看出，在1955-1956年间，由于鸠山一郎内阁对华采取了比较明智的积极对华政策，使中日两国的民间友好交往扩大到了各行各业，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日趋成熟，就在这时，1956年12月23日鸠山一郎内阁辞职，石桥湛山内阁成立。
石桥湛山对中国人民一贯持友好的态度，在近代日本侵华期间，曾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言人，多次著文谴责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
因此，他上台后便把对外政策的重点放在改善对华关系上，对两国的民间贸易和交往活动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使中日两国人民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充满了希望。
但不幸的是，石桥刚上台便患了重病，未来得及实践自己的上述主张，便匆匆告别了政坛，于1957年2月25日，即执政后的第63天，便宣布辞职，政权转到了侵华战犯岸信介的手中，使日益发展起来的中日友好关系发生了逆转。
四、岸信介内阁时期中日交往的逆转
○岸信介（1896～1987）日本内阁总理大臣（1957～1960）。
1896年11月13日生于山口县。
原姓佐藤，过继给岸信政为养子，为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佐藤荣作（1964～1972在任）胞兄。
1920年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入农商务省供职。
1936年任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任内主持制定“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在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掠夺。
1940年回国，任商工省次官。
1941年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
1944年，岸信介看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败局已定，主张尽快结束战争，与东条决战到底的主张发生分歧，遂成为东条内阁总辞职的重要原因。
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美国占领军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入狱。
1948年获释。
其后曾一度经商。
1953年加入自由党。
同年当选为众议员。
1954年参加创建日本民主党，任该党干事长。
1955年自由党与日本民主党合并为日本自由民主党后，任该党干事长。
1956年任石桥湛山内阁外务大臣。
1957年，继因病辞职的石桥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
1958年6月，再次组阁。
执政期间强调日美具有特殊关系，努力缓和与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之间的紧张局面；同时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1960年1月与美国签订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同年7月，在日本人民反对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中被迫下台。
1987年8月7日病死。
1957年2月，石桥首相因病辞职后，岸信介上台组阁，彻底改变了鸠山、石桥两届内阁开辟的逐步与中国加强交往的方针，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和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举动。
1957年5月20日至6月月4日，岸信介首先访问了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南亚五国及台湾。
同年11月28日至12月8日，又访问了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八国及台湾。
在这两次出访期间，他打着“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旗号，极力挑拨东南亚、南亚各国同中国的关系，进而诽谤中国是“侵略国家”，不能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并多次声明“不能承认共产党中国”。
在访问台湾期间，多次同蒋介石会谈，竭力为蒋介石反攻大陆撑腰打气。
1958年2月发生的“刘连仁事件”，进一步暴露了岸内阁敌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
□刘连仁事件：
日本迫害歧视中国劳工事件。
刘连仁是1944年9月被日军从其故乡山东诸诚强行抓走的劳工，后被送至日本北海道一煤矿做苦役，因不堪虐待于1945年7月逃至深山中，辗转藏身13年，过着非人生活。
1958年2月被发现后，岸信介内阁不仅不表示歉意，作出妥善处理，反而企图以“非法入境”的罪名继续迫害，后迫于中国政府和中日两国人民的一致谴责和强大的国际舆论的压力，才不得不同意刘连仁回归祖国。
此事件充分暴露了岸信介内阁企图逃避战争责任、蓄意敌视中国的面目和本质，恶化了此前逐步好转的中日关系。
岸信介对于早已开始的中日民间贸易往来也横加阻挠。
策三次协定于1957年期满后，双方的贸易已处于停滞状态，日本经济界人士强烈要求能迅速缔结策四次贸易协定。
在拖延一段时间才得以开始的谈判过程中，由于岸内阁以各种借口横加阻挠，致使谈判波澜叠起，时断时续，直到1958年3月才算达成协议。
该协定规定：
中日双方互设贸易办事处，允许使用密码电报通讯，并可在常驻机构建筑物上悬挂国旗等．然而，该协定的墨迹未干，岸内阁又公开出面表示反对，不承认中国商务代表机构有权悬挂国旗。
致使刚刚签订的协定不但无法执行，而且不久便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
□长崎国旗事件：
日本暴徒污辱中国国旗事件。
1958年5月2日下午4时，两名日本暴徒闯进长崎市“浜屋”百货商店“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扯下中国国旗。
会场主持人立即将暴徒扭送长崎市警察局。
警察当局却以只是触犯了损害器物的条款为由，当晚将暴徒释放。
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岸信介政府却以侮辱无邦交国家国旗不构成刑事案件来辩解。
中国决定断绝同日本的经济、文化交往，使中日关系恶化到了战后以来的最低点。
“长崎国旗事件”和日本政府的反华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5月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谈话，指出：
“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态度，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为维护国家的尊严，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停止一切对日贸易活动和其它交流。
就这样，两国民间经多年努力发展起来的友好关系被岸信介内阁全部中断了，中日关系恶化到了战后以来的最低点。
五、周总理提出中日复交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
岸信介内阁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而且也遭了广大日本国民的强烈反对。
为打开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日本各界人士和友好团体纷纷行动起来，反对岸信介内阁敌视中国的政策，要求岸内阁改变对华政策，形成了声势浩的促进日中友好，争取恢复邦交的国民运动。
除在国内谴责和反对岸内阁的反华行径外，日本的各界人士和友好团体还纷纷派团来华，以寻求重新恢复中日交往的途径。
1958年8月，日本社会党率先派遣其前国际局长佐多忠隆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
周总理在接见佐多忠隆时，提出了旨在恢复中日交往的“政治三原则”。
□中日政治三原则：
中国政府关于重新恢复中日交往的三项政治原则。
1958年5月“长崎国旗事件”发生后，中国被迫宣布与日本断绝经济、文化交往。
同年8月，周总理在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时，提出了旨在改善两国关系、恢复中日交往的“政治三原则”，即：
停止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不阻挠两国邦交正常化。
这三项原则，指明了恢复和发展两国关系的前提条件和正确途径，为重新恢复中日交往奠定了基础。
“政治三原则”的提出，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的普遍拥护和欢迎。
1959年9月，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也来华访问，同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双方于20日在北京发表了会谈公报。
会谈公报不仅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提出的政治三原则，而且还针对岸内阁提出的所谓“政治与经济分开”，即“只谈经济，不谈政治”的荒谬主张，提出了政治和经济问题必须同时协解决，两者不能分割的原则。
指出：
在中日两国问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还没有结束战争状态，还没有缔结和约，岸信介政府续敌视中国的情况下，不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就难以解决经济题。
周总理提出的“政治三原则”与“政治经济不能分割”的原则，以及日本人民反对岸内阁，要求恢复中日友好交往的斗争，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为日后重新恢复两国的民间交往奠定了基础。
1960年7月，岸信介内阁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下倒台，池田田勇人上台组阁。
池田上台伊始便改变了岸内阁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态度，表示要丢掉“从属于美国的屈从思想”，“要同中共友好相处，……现在可以和中国大力开展经济、文化的交流”。
鉴于池田内阁对华态度的变化，中国政府也作出了积极的响应。
。
8月27日，同总理在接见来华访问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董事铃木一雄时，提出了重开中日贸易的“中日贸易三原则”，即：
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
□中日贸易三原则：
中国政府关于重新恢复中日贸易关系的三项原则。
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成立后，对华政策采取新姿态。
为了改善被岸信介内阁破坏的中日贸易关系，8月27日周总理在接见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提出了重开中日贸易的三项原则：
一、缔结政府间的协定，以保证贸易的实施；二、签订民间合同；三、对有特别困难的日本中小企业可个别照顾。
三原则提出后受到日本企业界的欢迎，为重新恢复中日贸易交往奠定了基础。
周总理提出的“中日贸易三原则”，是在总结了1958年以来中日民间贸易中断的教训，针对日本经济界要求恢复中日贸易的现状，响应池田内阁表示出的对华姿态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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