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语境劳纳对奎卡之争的解决方案及其语言哲学特点述评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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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的语境劳纳对奎卡之争的解决方案及其语言哲学特点述评一

万能的“语境”——劳纳对“奎卡之争”的解决方案及其语言哲学特点述评

(一)

【内容提要】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的区分究竟是否可能,是卡尔纳普与奎因论战的中心问题。

瑞士当代分析哲学家劳纳从语言一元化的立场出发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奎卡之争的解决方案,其核心内容即是“语境”以及对“语境”的相对主义和实在化处理。

这一方案克服了卡尔纳普对分析与综合陈述的绝然划分引起的经验主义教条问题;同时也克服了奎因的整体主义所引起的新形而上学问题。

这反映了当今欧洲大陆分析哲学不同于英美同行的传统哲学的特点。

【关键词】分析/语境/实在/相对主义

【正文】

当代瑞士哲学家劳纳(HenriLauener,1933.7—)现为瑞士伯尔尼大学哲学研究所主任。

他的名字可能还不太为中国哲学同行们所熟悉,但他的哲学思想不仅在瑞士而且在欧洲和美国已受到广为关注。

近几年劳纳一直关注分析哲学中被称为二十世纪哲学家们的“职业病”的“意义与指称”理论,尤其是发生在奎因和卡尔纳普之间的有关论争,并提出了自己的严谨的、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

本文主要根据劳纳的《本体论问题》〔1〕和《为何要区分分析与综合陈述?

》〔2〕这两篇文章介绍劳纳对“奎卡之争”的分析及其解决方案,并对这一方案中体现出来的劳纳的哲学思想即他的语言一元论思想加以评述。

(一)

为了便于理解劳纳的思想,我们先对“奎卡之争”作一个扼要介绍。

对于科学语句是否可以分为理论陈述和经验陈述的问题,在分析哲学中被称为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的区分问题。

“奎卡之争”的焦点也就在于,卡尔纳普坚定不移地主张分析与综合的严格区分是可能的;而奎因却给予否定的回答。

由于卡尔纳普认为,陈述句的意义部分即分析陈述可以不依赖陈述句的事实部分即综合陈述而存在,因而他在《意义与必然性》中从形式语言的构造上精心区分了指称式的上述两种不同的用法,并通过所谓“分析确定内涵”构造了他的所谓纯粹内涵语言(如S,3])〔3〕。

这当中,卡尔纳普对分析真又作了区分,一是逻辑真,它被定义为在所有状态描述中都成立的语句;另外还有一种所谓内涵同构或“同义”问题,它是比逻辑真更强的分析真,但它在卡尔纳普那里仍然可以还原为逻辑真。

(〔3〕,p.59)(注:

“内涵同构”被卡尔纳普看作谓词指称式的分析真。

但他将其建立在以状态描述为基础的分析真上,实际上要求事先能判断状态描述的谓词指称式是否同义。

这是语义问题而不再是如逻辑真那样的语法问题。

因而卡尔纳普将“内涵同构”还原为逻辑真问题受到奎因的病诟。

按卡尔纳普的定义,逻辑真原本并非仅指语法真(重言式),但卡尔纳普的解释却似乎仅限于语法真,而且又提出“内涵同构”问题,即语义真,这就使逻辑真的内涵缩小了。

)就在这里,奎因找到了反驳的突破口。

奎因对卡尔纳普的逻辑真没有提出异议,比如“没有一个未婚者是已婚的”是必然真的。

但他对卡尔纳普建立在“内涵同构”基础上的“同义”概念提出了异议,比如“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并不是必然真的。

奎因指出,卡尔纳普的状态描述的分析性标准仅仅适用于那些不含有像“单身汉”和“未婚男子”这一类非逻辑同义词对子的语言,(卡尔纳普自己在提出“分析确定”时也认为它是仅仅与逻辑指称式分析等值的指称式,而谓词如“单身汉”、“未婚男子”则属于非逻辑指称式),(〔3〕,p.88)否则,对一个含有非逻辑指称式的状态描述进行真值分配就会出现比如把“真”分配给“约翰是单身汉”而把“假”分配给“约翰是未婚的”这样的情况。

因而“同义”问题在卡尔纳普那里并没有解决:

本来“同义”概念要依赖于分析真,然而现在分析真则要依赖于“同义”概念。

这是一个循环。

因此,卡尔纳普想把内涵与外延严格分开,仅仅依靠语言规则来确定“分析真”、“同义”、“内涵”等概念是徒劳的。

为了回答奎因的质疑,卡尔纳普在《意义与必然性》第二版增补部分提出了所谓“意义先设”(meaningpostulate)概念。

卡尔纳普认为,他是在一个形式语言而不是自然语言基础上来讨论分析问题的。

因而他就完全可以在约定主义的立场上来人为地规定上述的非逻辑指称式之间的关系。

例如卡尔纳普说,对于下述两个公式:

(1)BaVBa和

(2)Ba→Ma

而言,

(1)式是逻辑真,即它在任何状态描述中都真,或者说,不论“B”具有什么经验含义,它都为真。

而对于奎因提出质疑的

(2)式,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意义先设P,1],即规定它在语义层次上的非蕴含关系,并且也在任何描述状态中都真:

P,1]“(x)(Bx→Mx)。

”那么它就变成分析真的。

(〔3〕,p.224)但卡尔纳普认为,尽管我们现在可以假设B=单身汉,M=已婚的,但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而断定P,1]即“所有的单身汉都不是已婚的”是经验上真的,就要根据人们怎样实际地确定“单身汉”(B)和“已婚的”(M)的经验意义而定。

(卡尔纳普因此而发展他的归纳逻辑。

)如果有人在实际使用这两个词时,其经验意义总是不相容的,那么,P,1]在他那里就是一个成真的综合陈述。

总之,分析问题包括同义问题是一个语义上的约定而已;而综合问题则要取决于经验意义。

然而,奎因对卡尔纳普的这一方法同样提出了质疑,他的问题是,在上述的“意义先设”和经验意义之间进行严格区分究竟是否是可能的?

(〔2〕,p.132)这就是说,一方面,一个实际的经验意义的表达事实上是依赖语言的,以至于上述的P,1]既是例如某个形式语言L中的语句(分析陈述)也同样是这一经验意义的表达式(综合陈述)。

如果是这样,那么二者的区别何在呢?

另一方面,意义先设(x)(BxMx)的真值并非直接受某种经验事实的检验,而是受所谓“全理论”的支配,这样所谓意义先设受经验的检验就成了问题。

在奎因的整体主义观点中,由于语言和理论一起作为一个唯一的整体出现,从日常用语到高度发展的科学语言都只是在一个整体中连成一片,因而受经验检验的只是作为整体的语言和理论。

为了对付这种漫无边际的整体主义,卡尔纳普提出所谓“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的区分,即“外部问题”是对形式语言变元的整个定义域(即范畴)提出存在问题,而“内部问题”则不涉及变元的整个定义域。

(〔3〕,p.206)如语句(ヨx)(Hx∧Mx)在“内部问题”中就意味着我们已接受了一个“事物世界”(theworldofthings)作为框架,这里比如是“人”的世界。

因而该语句即“存在某个人且不是已婚的”对于这个框架内的经验描述而言是综合的;而对于其中的语义系统而言则是分析的。

但该语句在“外部问题”中,就依不同的哲学选择而有不同的回答了(这时该语句变为(ヨh)—Mh)。

比如实在论者给予肯定的回答,而在唯名论者那里就是假的。

因为前者认为有“人”存在,而后者认为并不存在“人”,只存在“张三”“李四”等等。

这样,整个语言框架也就以不同的参照系而不同了。

(“外部问题”是在元语言层次上的“综合”问题,劳纳意识到这实质上是一个形而上学实在论问题而予以否定。

具体见下文。

而卡尔纳普则认为这只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

但是奎因总是有理由。

他认为这一区别对于一个只含有唯一变元类的语言来说,就不复存在了。

比如我们假定我们的语言只有唯一的自然数这一个类,那么所谓“外部问题”比如“存在一个数,它大于1和小于2”是与“内部问题”如“存在x,如果它是自然数,那么它就大于1和小于2”是同样假的。

(即“(ヨn)(1<n<2)”与“(ヨx)〔Nx→(1<x<2)〕等值)。

也就是说,在这种只含有唯一变元类的语言中,“外部问题”可以毫无区别地转变为“内部问题”,反过来也一样。

(〔2〕,p.134)这样卡尔纳普想用“内外”之分来支持“分析与综合”之分的作法还是被动摇了。

上面只是对“奎卡之争”的挂一漏万的概述。

这一争论还在不断趋向复杂化和技术化,而且吸引了许多哲学家卷入其中。

应该看到,“奎卡之争”不只是一个语言或逻辑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地道的哲学问题。

劳纳也正是在这点上把握了“奎卡之争”的实质,在较高的哲学层面上而不是从一些语言或逻辑的技巧上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二)

对于劳纳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我们应首先从两个方面把握其哲学内涵。

第一,从劳纳在《为何要区分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

》中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相对论思想,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奎因的《本体相对论一文对劳纳的影响是基本的。

劳纳本人也多次提到奎因这篇文章。

《本体相对论》所表达的主要观点就是与语言相结合的相对主义的本体论观点。

劳纳在这里获得的灵感就在于:

由于相对主义是对某个特定的语言系统而言的,因而这种语言不是如在卡尔纳普那里建立在“语形——语义”(或广义的“语义”)基础上的一般形式语言,而只能是一种“语境”——一种与语用学相结合的完全具体的语言。

只有这个“语境”才能是真正“相对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基础。

劳纳说:

“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本质上依赖于它在语境中的使用,因此只是像卡尔纳普那样简单地注意到语形上和语义上的规则是不够的。

我们此外还需要语用学的规则,它根据特定的目的来规定表达式的用法。

”(〔2〕,p.135)(对“语境”概念的分析见下文)。

在语境如Ln中的所有语句相对于另一个语境L,n+1]而言时,它们就从分析陈述变为综合陈述,而且这一区别是绝对清晰的。

事实上,当卡尔纳普提出“内部与外部问题”时,正是对奎因《本体相对论》中的这一思想的让步以及对自己当初的“一般内涵语言”的纠偏。

但是,奎因的失误在哪里呢?

由于奎因本人并不满足于《本体相对论》的那种多元论的本体论思想,他在后期就日益倾向一种唯一的、无所不包的语言——全语言(或全理论)(注:

按照陈启伟先生在《从逻辑的观点看·中译本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的观点,奎因的本体论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唯名论到概念论,又倾向于共相实在论的过程。

劳纳在《为何要区分分析与综合陈述?

》一文中,将奎因的立场区分为早期的相对的语言本体论和后期的全语言本体论。

按笔者的观点,奎因哲学中的这一严重矛盾主要来自于他的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区分(参见本文第三部分),并且伴随他的整个哲学历程。

这就解释了令陈先生“颇感困惑”的奎因在后期关于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主张抽像共相的实在论者”的表白。

但本文仍按劳纳的看法行文。

)。

劳纳称之为极端的整体主义。

它违背了当初的相对论思想而重新寻找一个形而上学的实在,并同时走向自然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劳纳就坚定地站在卡尔纳普的约定主义以及奎因早期的相对论思想一边,指出奎因这种极端整体主义实际上导致了诸如“物理实在论”之类的形而上学。

由于这种形而上学实际上只承认某个唯一的语言,所有的语句都只对于它而具有意义,而所有与之竞争的其他语言都被消灭殆尽,因而语句的意义也就不可能有相对于其他语言发生质的变化的可能,其结果是分析与综合陈述的区分只能降格为“量”的变化。

因而劳纳认为,奎因与他的主要区别在于:

“奎因假设了一个单一的、普遍的语境;而他则允许界线分明、多元的语境,它有利于多元化世界的观点。

事实上,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我们也可看出,当奎因用这种极端整体主义对卡尔纳普关于经验含义与意义先设之间的区分问题提出质疑时,卡尔纳普又用“内部与外部问题”作为一种相对主义武器来抵挡奎因。

而当卡尔纳普试图在语义层次上对分析与综合陈述作出绝对区分时,奎因又用相对于一个语言系统的统一意义理论来使之受挫。

因此,不论是卡尔纳普还是奎因,他们的失误都在于偏离了他们自己提出的实用主义的相对论。

因而劳纳吸取了他们的教训而牢牢地把握住彻底的实用主义。

但要达到“彻底”,劳纳还必须采取另一个步骤。

因此第二,在奎卡之争表现出来的问题中,劳纳敏锐地注意到,他们二人都没有真正解决本体论问题。

这个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我们既要以负责的态度解决它,又不能落入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窠臼。

卡尔纳普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采取的办法就是建立语义规则,以便使一切存在都是可检验的。

但是这一方法有两个致命的缺点:

一是概念如“电子”等等都是直接依赖于语言的,它们只是以非常间接的方式在经验描述中被保证,因而我们事实上无法最终检验它们是否存在(这就是奎因提出经验含义与意义先设之间严格区分的不可能性);二是卡尔纳普把采用某种语言与实际上相信它(以及它所包含的那些被约定的“事实世界”)区分开来,这被劳纳视为是在本体论问题上“赖账”的表现,是极不负责的。

而在奎因那里,由于他不满意于多元的相对主义本体化,因而本体论问题就只有在极端的整体主义的“全理论”中被最终确定。

比如“物理实在”:

它本是一个“全理论”,但由于它是一个“唯一”,因而就等同于一个新的形而上学抽象物。

(这就是卡尔纳普所批评的将“外部问题”与“内部问题”的混为一谈。

也是劳纳所批评的自然主义态度。

)除此之外他只能求助于某种主观的意义来源如“行为主义”、“前理论概念”等等。

因而劳纳说:

“由形而上学实在论导致的棘手问题,是不能通过把基础建立在语言上,或者把基础建立在科学全理论上来解决的。

”(〔2〕,p.135)前者是卡尔纳普的方法;后者是奎因的方法。

为了克服奎卡二人的缺陷,劳纳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本体论问题完全放在语言的内部来解决,而把语言之外的实在论(本体论)彻底排除掉。

这样,卡尔纳普的经验含义与意义先设都是语言内部的差别,采纳某种语言也就等同于相信它所包含的“事物世界”,同时奎因的唯一的“全理论”的实在也被否定了。

劳纳认为,要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实用主义相对论问题和本体论问题,也就是解决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之区分问题的实质性问题,其关键就是建立以“语境”为核心概念的实用主义的相对先验论哲学。

劳纳接着阐述了他的“语境”概念,并分析了它的特点。

他说:

“按照我的实用主义的相对先验哲学,我们必须赋予我们在其中生活的、我们对其想要描述和解释的世界以各种不同的语言概念结构。

借此我们就可按不同的语境来这样规定一定的本体论,使得存在物及其基础部分仅仅相对于所运用的理论而存在”。

(〔2〕,p.136)(重点句即黑体字由本文所加)很显然,劳纳的“语境”概念已经将上述奎因的本体论的相对主义和卡尔纳普的“内部—外部”之分兼收并蓄了:

整体的单位不再是“全理论”而是“语境”,“内外”之分也只相对于不同的“语境”而言。

劳纳用“语境”概念不仅试图解决“奎卡之争”,而且试图彻底解决语言与实在的关系问题。

劳纳大致从下面四个方面分析了“语境”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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