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中国探询——大陆学界现代性问题研究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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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中国探询——大陆学界现代性问题研究综述

周与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性”（modernity）问题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焦点，观点歧出、论争激烈，从介绍西学研究到关注中国问题，从现象描述、线索梳理到范畴讨论、结构剖析，相关学术论文近万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近200部［①］,译著、专著皆当以百部计。

汪晖的长篇论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②］和四巨册专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版），刘小枫的专著《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堪称中国学人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代表之作。

在译介国外研究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周宪、许钧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该译丛自2000年以来，已陆续推出20多部重要译著，对中国学界的现代性研究有相当大的引导和启发作用。

此外，汪民安主编的《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③］分门别类地提供了大量现代性经典文献，对中国学界把握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源流，有相当大的价值。

作为源出于西方的学术话语，“现代性”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其得以在中国激起如此巨大的讨论热情，并将此前种种争论热点一一“激进”与“保守”、“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等［④］,都涵盖其中并得到充分展开，自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语境分不开，更与中国加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和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全球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消长搏奕有着重大关联。

以下的综述，将围绕着“现代性”问题的几个方面来进行，重心则在中国学人立足于中国经验、中国情境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询与反思。

一、现代性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现代性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界研究、争论的核心问题，但早在此前，马克思、韦伯、西美尔、舍勒、桑巴特、特洛尔奇等社会理论大家就已对世俗化的现代世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精神心性等方面的机制和特质进行过勘察，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现代性的起源、面向和实质。

他们的研究对于近半个世纪以来方兴未艾的现代性研究热潮，不仅具有开先河的重大意义，而且在研究范型、探索路向、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敏感上，至今仍有着极大的启导作用和典范价值。

现代性之所以成为晚近思想学术界乃至整个文化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和核心概念，当然跟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因为现代性本身极为复杂、甚至矛盾地汇集了现代世界不同方面、各个层次的问题，并构成了分析这些问题的框架和参照系。

周宪将现代性问题出现的原因具化为这几个方面：

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一包括工业化、都市化、科层化、工具理性化、世俗化与宗教的衰落、民族国家、个体化的发展等等，为社会进步提供了动力，又带来生态灾难、世界大战、殖民主义、国家干预、集权主义、大屠杀等负面问题，这些都必须归结到现代性问题本身来剖析；二、现代化进程其实是启蒙精神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展开，对启蒙运动的许多核心观念如理性、经验主义、科学、普遍主义、进步、个性主义、宽容、自由、统一的人性、世俗主义等，有必要进一步反思；三、文学理论研究、美学思考、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研究的兴起与合流，促进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四，后现代景观的逐渐凸显，对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的思考都必须结合现代性本身来加以理解，只有在现代性这个参照系和框架内，才有可能廓清后现代问题。

［⑤］

西方世界中已激起了广泛研究和论争的现代性问题，在汉语思想界的集中凸显也已有10年之久，这当然跟中国加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带来的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密切相关，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西方思想、学术成果的大规模引入。

但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中来看，现代性问题所蕴涵的实质性内容，其实早已在100多年的中国屈辱与救亡史中有所呈现。

鸦片海战以来，华夏政制、文化秩序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保教与保种、保国的冲突中，由器物、技术、制度以至于文化精神的内核，全面学习西方成为压倒性的选择。

与此同时，坚守传统、移步不换形的保守思潮尽管处于劣势，却也是不绝如缕，持久呼召着民族文化之魂的来归。

其实对于源出于英国的现代化模式，各后发国家皆在被动接受的过程中又抱有拒斥的态度，德国、俄国、印度、中国莫不如此。

［⑥］中国以其最为外在于西方的特性，这种迎接与抵抗的冲突表现得最为剧烈。

改革开放的大门敞开后，中国愈来愈深地卷入到现代化浪潮中去，知识界尤为醉心于照搬西方现代原型，似乎在后发展国家中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内在矛盾已经获得了解决。

但经过80年代末世界政治新一轮洗牌，全球化视野中的民族利益较量、文明的冲突等问题，尖锐地呈现于汉语思想界面前。

从人文精神讨论、基督教价值植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浮出水面和参与角力，再到全球力量搏奕中的中国应对及民族主义勃兴，都深浅不同地与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

与现代性的深入和高涨相伴随的，是反现代性力量的兴起和扩散。

金耀基指出，现代化固然是全球化现象，但60年代以来世界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现代化”、“去现代化”运动，根源系出于对工具理性所主导的“现代性”的不满。

诚如哈贝马斯所言，今日的现代性已出现“生命世界的殖民化”。

由之，在世界各国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运动中，”去现代性的冲动”亦方兴未艾，直指现代性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疏离感”、“意义的失落”、“心灵的飘泊”等。

[⑦]其实何止于60年代，早在现代性初步成熟的18世纪末期，针对现代性的两大核心事件一一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后果，作为反现代性力量的保守主义和浪漫主义就各自从秩序和激情出发，分别对革命和技术理性发动了攻击。

这在以后的时代中进一步壮大，并扩展为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方向上的思想努力和实践行为。

实情表明，去现代性冲动的产生绝非无因。

“现代化”这一世俗化、技术化进程，是资本、权力和文化互动的复杂过程，它以生产与消费为原动力，以科技、工业与市场为保障，以交换和增值为手段，以利润最大化为动力机制，以流通和开放为特点，最终将商品意识、市场机制、资本垄断、工业精神、宪政安排等整合为现代社会结构和民族国家，其中以金钱为表征的经济价值，成为一切行动的最大目的。

尤其西方步入信息时代以后，随着各种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强大的传媒渗透、信息无限膨胀、社会运作与生产的智能化、复制人现象的出现、空间高度分割、节奏急剧加速等等，既给人的发展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又极大地将人异化和陌生化，禁闭在人工构建的庞大的理性一枝术牢笼中；人就这样深陷在自由与禁锢相纠缠的现代性悖论处境里，与此同时，社会与文化的深层矛盾也凸显出来，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文化认同、文明冲突等问题变得前所未有地严峻。

从中国来说，在加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现代性思潮的涌入，去现代性的思想也大量舶来，与本土各种抵制西化的保守思想相互呼应。

有似于五四前后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新一代的文化角力在新的条件下拉开了帷幕。

尤其随着9.11事件所引发的全球反恐战争的深入，背后深藏的文明冲突问题逐渐浮上前台，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应时勃兴，中国思想界也继此前的左、右大论争之后又一次产生了深刻裂变，文化保守主义开始参与角力，形成右翼、左翼和保守力量相互牵制的格局[⑧]。

在各派内部又有着程度、策略上的不同，如自由主义内部既有主张市场万能、再次启蒙的，也有追求宪政主义的，泛左翼内部既有在西方理论谱系内质疑启蒙话语的新左派和后现代主义者，还有老左派和相当数量的民族主义者，保守力量主张立足本土、同情传统，其中有的主张原教旨色彩较浓的“政治儒学”，有的立足民族主义以策论形式宣扬儒学，有的倾向于自由主义、强调功效与应变，也有以华夏复兴为务、具有大汉族主义色彩的民间儒学力量，还有包容性更强的保守整个中华文化的泛传统主义者。

这些划分当然都只是概括性的，事实上，不仅不同的文化思想派别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涉与渗透，其内部也有着极为复杂的分歧与冲突，具体到思想者个人来讲，又可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都持有不同的立场。

新时期以来，学界掀起过多轮文化论争，晚近这次之所以集中于“现代性”问题，将各种派别、倾向都牵扯进来，单就理论本身而言，乃是因为该“问题丛”涵盖性极强，能够折射出这个充满问题、冲突的广阔时代的复杂性和张力结构。

即如周宪所言，现代性这个范畴标志着现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及其总体性，现时代种种问题的症结，从科学技术到文学艺术，从国家形态到市民社会，从传媒到生态，从主流话语到少数话语，都可藉现代性问题予以提纲挈领地把握。

并且，现代性又是个开放的概念，而非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专利，作为一个包容性极大的文化范畴，现代性为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所以，这个范畴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可以通约的“共识性”话题。

[⑨]

现代性问题之得以成为论争的焦点，还因为90年代以来，整个国际局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环境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更为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化浪潮中，甚至成为其中重要的力量。

与此同时，西方“普适性”话语系统背后深藏着的利益诉求，表现得越来越充分，其与后发国家（尤其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大国）的冲突愈加凸显，这种冲突在后发国家来说完全是被动甚至被迫的，但民族和文化的主体性又要求必须能够承担甚至化解这种被动的冲突。

赵景来就将现代性问题的浮出水面，归结为当代全球化问题的延伸或展开，从而，当下的现代性话语实际上就是一种西方的全球性话语方式。

但在中国学界，现代性话题应是全面质疑现代世界体系的方式，也是全面反思当代中国现代化或现代性发展道路的时机，这种质疑和反思应当具有批判、否定和建构、建设的双重身份。

［⑩］当代中国思想光谱中，自由主义者在再启蒙的旗帜下，力主现代性构想的未完成性，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伸张西方全球性话语的普适性，甚至充当了国际霸权力量和跨国垄断资本为谋取经济、政治和文化、宗教利益而渗透后发展国家的代言人和前哨；新左派与后现代主义者则质疑、解构现代性，以世界体系论、依附论、地方知识论和文化多元主义作为论说资源，对全球化话语发起冲击，但对现代性的批判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启蒙合理性的否定，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为权力论证合法性的作用；文化保守主义在其中态度颇为复杂，不过作为大陆文化保守主义阵地的《原道》辑刊，自觉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重要性和传统有效应对现代性问题的紧迫性，

《原道》明确将现代性和全球化联系起来，指出：

“倘若现代性和全球化作为我们所处情境的历史特征确定无疑，那么，接纳现代性、融入全球化而又使自己的主体性高扬不坠应该即是我们别无选择的致思方向。

……如果说现代性问题主要关涉民族生命体之内部调适如政治认同自由正义诸问题的话，全球化问题所关涉者主要就是民族生命体之外部协调如文化认同、文明冲突诸问题"。

［11］在现代性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复杂局面中，文化保守主义力图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丰富资源和有效方案，这与80年代的情况不同。

庞朴即指出，保守主义思潮在8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两次涌现，分别有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不同背景。

［12］在当前语境中，现代化诉求已升级为全球化联系，外部的文明冲突成为不得不正视的现实，内部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自由、民主、宪政的追求，必须在这两大方面交渗的背景下进行。

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同样不能离开这一基本现实。

二、现代性概念释义

现代性是什么？

如何界定其内涵和外延？

它包含哪些层面和分支？

各个分支、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其最为核心的概念和问题是什么？

起源、流变的过程如何得到较好地描述？

如斯种种，都是历来纷争不休的问题。

在中国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释义背后，隐含着不同的价值立场和取向，但力图有效地解释中国却是共通的诉求。

汪晖的长文《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中国当代思想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宏阔的思想与现实场景、恢宏的气势与致密的分析、独到的切入点和有力的论述，是其最为显著之处。

该文对“中国现代性”的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下展开，通过瓦解单一的现代性模式及各种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力求勾勒出一个看待问题的整全多维的视野。

在这样的视野中，所谓中国/西方、传统/现代、落后/先进、国家/社会的二元景观和思维方式被打破了，现代性从而不再是一个概念、一种知识，更是实际的现代生活进程，这一进程包括了各种方案及其实施过程；同时，现代性也不再是一个依据于欧洲的历史资本主义的普遍的统一进程，其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内在的张力和冲突，是一种冲突的结构，也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建构，在这结构和建构之中，更隐藏着现代世界的历史关系和压迫形式。

本着这种对现代性之多元性和互动性的诉求，作者力求突破“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强调在寻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

中国现代历史因之成为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进程，中国现代思想也被赋予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特质”，是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

在《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一文中，汪晖进一步深入现代性概念内部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从词源学上指出，现代性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启蒙运动制造的现代性话语是建立在不可逆转的时间意识之上的历史目的论的承诺，其核心是“理性”与“主体的自由”；利用这些普适性概念及其反宗教姿态，现代性话语遮盖了它与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联系，亦即以所谓普遍性掩盖了其特殊性。

在《现代性问题答问》（《死火重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的访谈中，汪晖又明确指出，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既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又是一种与权力有关系的宏大叙事，还是一个启蒙的方案。

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

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它集中地表现为对理性的崇拜、对经济发展、市场体制和法律/行政体制的信仰、对合理化秩序的信念；同时也包含了对这个现代过程的深刻反省和批评，而这集中体现在对资本主义世俗化倾向的文学批判和美学批判之中。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在现代的斗争，都显示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

现代性反省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解释现代价值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瓦解那些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从而揭示现代社会的内在困境和危机，为更为广泛的民主和更为健全的自由提供理论的资源。

在信息社会悄然来临的今天，对那种启蒙式现代性理解的反思已然成为学界有代表性的声音，反思的重心之一即是启蒙现代性中的理性理解。

2000年在厦门召开的全国“现代性与社会、文化转型”研讨会，对现代性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现代性”的界定，陈嘉明认为现代性的“游戏规则”之所以不同于前现代性、后现代性，就在于理性，现代性问题最后就集中于对理性的解释。

胡伟认为，现代性具有规范性与批判性，从前一意义上讲，现代社会就是理性化社会，现代性与现代化相一致；从后一方面看，现代性就表现为对现代社会危机和现代化结果的批判。

孔明安认为在后工业社会和消费时代，对现代性不能停留在启蒙时代的进步主义、理性主义理解，而应树立多元的或反思的现代性观念。

［13］

就现代性本身的内涵来看，张辉有一个层次比较清晰的界定：

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

［14］在引用了哈贝马斯和卡林内斯库的相关研究对“现代”与“古代”的词源学关系作了考察后，唐文明指出，现代性首先是对现代意识的觉悟，其中既包含着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又具有价值诉求和规范意味。

因此，“现代性”一词的出现是现代意识取得话语权力的标征，它标明了现代意识的某种胜利。

唐文明的研究表明，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代意识，经由这种意识，该时代将自身规定为一个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并且，现代性造就的是一种注重现在的精神气质；同时，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又是理性化，理性作为现代性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一，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

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相伴，政治领域的个人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成为了最强劲的政治诉求；除了理性和个人主义，进步的观念也是现代性主流的意识形态；不过唐文明指出，现代性的真正动力并不是作为工具性动力的理性，而是生命的解放冲动。

［15］

理性、分化、世俗性与个人、欲望，确是现代社会的诸多重要面相。

万俊人尤其突出了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三个方面，认为自由主义是隐含其后的核心理念，具体说就是个人权利或个人主义的人权观念。

这种取向产生了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内在分化与冲突，使现代性社会呈现出分裂性的状态，并以其无节制的掠夺破坏而直接危及自然世界，导致现代社会文明本身的危机。

［16］石元康亦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一个以个人意志为基础的分化的社会。

在市民社会中，个人的意志得到了肯定，这是现代性的最大成就；但是在这种分化的自由的基础上，能否再建立起一个统一，就是现代性所面临的最大课题。

［17］

谢立中以西方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历来纠结不清的诸多概念一一“现代”（modern）>"现代性"（modernity）>"现代主义"（modernism）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作了仔细的梳理和辨析，大致可以认定：

“现代”是更为一般的概念或术语，“现代性”可以界定为“现代时期”、“现代状况”，“现代主义”可以界定为一种社会思潮或文化运动，“现代化”可以界定为实现“现代性”的一种过程。

不过这些概念都有着泛指和特指两种涵义，泛指意义上的“现代性”就是任一个“现代”时期或该时期的事物所普遍具有的一种性质或状态，以新奇性、飞逝性为特征；特指涵义则专指十七世纪以来的新文明。

［18］炎冰也做了类似的辨析工作，从“现代性”的词源入手，辨识其语义所指及其隐性逻辑，给出了“现代性”的释义：

时空、架构、生产、症候和僭越。

［19］

陈嘉明指出，随着“后现代”概念的出现，以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在哲学、政治、社会与文化等领域的展开，“现代性”这一概念的运用相应产生了学科差别一一有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和审美等意义上的现代性。

作者采用了福柯的“态度”和“精神气质”的界定，认为哲学现代性主要指一种与现实相联系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

该观念以理性及主体性为核心，以自由为根本价值，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祛魅”的过程。

［20］吕乃基分析了现代性的哲学基础：

在认识论上以主客分离、“最简单的规定”、理性、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秩序和规律为基础；在本体论上以经济活动、经济人假设、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个人本位和各项天赋权利、以及彼此间的契约关系为基础。

［21］赵一凡对“现代性”的全景式描述，涉及到文艺现代性、哲学现代性、社会现代性诸领域。

作者指出，以哲学眼光来看，现代性反映了一种强悍无比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逻辑；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它既是一系列独特的叙述模式，也是一场表现方法的剧烈革命；在社会学层面，它包含了一整套艺术机构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创新；对于艺术创作者和欣赏者而言，它则是一种时髦的自我意识或生活方式。

从一开始，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变革，以及由此而来的利弊交杂、福祸相依，风险与希望同在。

［22］

对于现代性的特征，不同于那种单一的一元式概括，如腾尼斯的“从共同社会进入利益社会”、涂尔干的“从有机团契进入机械团契”、西美尔的“从自然经济进入货币经济”、舍勒的“从休戚与共社会进入竞争社会”、韦伯的“从神魅化社会进入合理化、世俗化社会”等等，包利民对现代性价值提出的二元式概括为“自然”与“反自然”二元取向的张力并存，也可表述为“自然崇拜与重塑自然”、“自然至上与范导自然”等。

两种正好相反的取向，使现代性价值及其学说呈现出相互激荡、矛盾互补的情状来。

［23］这种二元概括，已不仅仅是指向现代性的表现特征，实已揭示出现代性的内在张力结构及其运作机制。

沈语冰坚守哈贝马斯的立场，将其所理解的现代性图像进一步清晰化为围绕着主体性建立起来的现代性的规范内容：

哲学与世界观层面上的主体性（自我）、科学层面上的客观性（自然）、实践层面上的道德自律与政治自由，是审美与文化层面上的艺术自主。

是为现代性的“五自原则”。

作者认为，在这五个方面中国思想文化都存在着重大缺陷。

［24］

不管论者是站在何种立场上，或坚持现代性理念，视之为尚未完成的普适性构想，或是揭示现代性内在结构的冲突，甚至反抗现代性，其背后的诉求多少都有共通之处：

对现代性的考察应以中国为背景并最终回到中国问题上来。

就讨论本身来看，不管论者对现代性本身持何种态度，基本上都以个人（主体性）、理性、世俗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作为其内涵的关键词。

这些方面是讨论现代性的最大公分母，在复杂无边的现代现象中，它们是最具统摄性的基本质素。

不过下面值得单独一提的是时空意识，现代性所带来的时空重组，直接影响了人的感觉结构和人心秩序。

三、时间/速度，空间/分割

仅就表面而言，“现代性”与“现在”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现代”的强烈自觉，使“现在”与“过去”决裂开来，但“现代性”归根到底是指向“未来”的。

从“过去”经“现在”到“未来”，形成不可逆转的时间流，“现代性”与生俱来地与这直线演进的时间流卷涉在一起。

从形而上的层面看，现代性本身就表征着一种新的时间意识，现代现象也全都充溢着一种在时间流之中向前奔进的紧张感。

正如卡林内斯库所指出的，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

[25]与此同时，现代性还使得人们置身于巨大的开放性空间中，置身于前所未有的复杂沟通状态和不确定状态之中，人们的空间感受/身体场感受在扭曲、破裂中重组，这种感受又对生活与生产构成很实际的影响。

时间与空间，是理解现代性的不可缺少的维度。

彭国华认为，哲学现代性的表征正是一种线性的、以当下性为核心并向未来开放的世俗时间意识。

现代时间意识与理性观念、主体性原则之自我整合、自我确证，实现了世界观的“去魅”。

在认识论领域，体现为对概念、范畴、反思等理性认识形式的推崇；在社会历史领域，则体现为一种进化论的历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在逐步地理性化，而理性本身就是确立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的基础。

这种理性观念的确立，源自以“现在”为核心的时间意识。

“现在”这一时间维度的突出，逐步导致“现代”及“现代人”观念的强化。

作为一个时间点的“现在”，构成了传统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所追求的确定性和自明性的源泉，并成为概念、定义等理性思维形式得以确立的基础。

[26]

彭国华将理性、概念思维的基源归结于强调“现在”的时间意识，认为这种世俗时间观是对基督教时间观的反叛。

汪民安也提到这种时间观的变化，认为与旧有的宗教共同体的衰退相伴随的，是旧式的纵向隐喻性的时间观被横向换喻性的时间观所取代。

新时间观如同本雅明所说，是同质的、也是空洞的，是“一种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它意味着事或者人，按照时钟和日历的共同标准而具有一种时间的一致性；而宗教共同体中的时间观也具有同时性，但这种同时性的关联并非因果关联和逻辑链条上的关联，而是预兆性和启示性的关联，神谕是所有关联的基础。

古代时间观指向某种神圣性的最高存在，现代时间观指向民族共同体，并在印刷资本主义的强力支持下，建构出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

[27]

从以神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从以末世为重心转变为以现在为重心，从以神性共同体转变为想像的民族共同体，就此而言确可说世俗时间观是对基督教时间观的一种反叛。

但是在本质上，这种线性的、有起点有方向有目标有动力的时间意识，实为两者所共有，世俗时间观以形式上反叛的方式承继了基督教时间观的内在结构，惟神义论与人义论的景观不同而已。

事实上，直线矢量时间在犹太一基督教救赎史观与启蒙进步主义恰是一脉相承的。

完全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