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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和个体主义批判
周晓虹
在中国社会心理学重建的10余年中，人们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引进和借鉴更多的注意的是其成就和繁荣的一面，却往往忽视了其遭遇的困境和危机。
打开我们的教科书和论文集，有关F．奥尔波特、索罗门·阿希或A．班杜拉实验成果的论述随处可见，但却极难见到有哪篇论文认真述及这门学科的现代危机。
事实上，本文的标题近20年来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心理学领域，一直是一个最引人注意而又长盛不衰的话题。
正是这场肇始于70年代的危机，造成了社会心理学这一一直信奉“价值中立”原则的现代实证科学，开始更多地关注其社会和制度背景；（〖ZW（）莫斯科维奇：
《社会心理学理论与社会》，载伊斯雷尔等主编《社会心理学的背景》，1972年英文版，第55页。
）也正是这场危机，使人们开始对20年代以来一直统治着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室或曰假设—检验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并提出了以新范式为核心的“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设想；〖ZW（〗培根：
《走向后现代
的心理学》，1988年悉尼国际心理学会论文。
〖ZW）〗同样还是这场危机，孕育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
〖ZW（〗莫加丹：
《三个世界的心理学》，载《美国心理学家》1987年第10期。
〖ZW）〗由此，可以说，不深入了解这场危机的社会文化成因、具体表现及其影响和后果，就难以把握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现实状况和当代走向，同样也不利于我们吸收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经验教训。
〖HS2〗〖HT4H〗〖JZ〗
（一）
〖HT5SS〗论述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现代社会心理学”这一提法的准确含义。
现代社会心理学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同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以及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它是在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召唤下，从当时也刚刚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现代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两门新兴科学的彼此接近和相互渗透中产生的一门现代科学。
这一科学的现代历程，是由两个前后相继的时期构成的。
按美国社会心理学家EP霍兰德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前一个时期称作“社会经验论”阶段，后一个时期称作“社会分析学”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即现代时期之前，是所谓“社会哲学”阶段）。
〖ZW（〗霍兰德：
《社会心理学的原则和方法》，1976年英文版，第32—34页。
〖ZW）〗
社会经验论阶段始于19世纪下半叶，止于20世纪初。
在这一阶段中，来自欧洲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中的第一代现代社会心理学家，受孔德的实证主义以及英国的科学主义传统的影响，已经产生了摆脱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束缚，采用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已经成功地运用过的实证方法，客观描述人类社会行为的要求。
在他们的努力下，在欧洲的主要工业国家中产生了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诸种早期形态：
法国的群众心理学、德国的民族心理学和英国的本能心理学。
紧接着，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通过他们各自撰写的同名着作，宣告了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正式诞生。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以欧洲学者为主体的社会经验论阶段，社会心理学虽然是响应孔德的实证化号召的直接产物，但其理论雏型还来不及建立在任何一项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塔德、黎朋、冯特以及麦独孤、罗斯这些第一代社会心理学家，同第一代社会学家孔德、斯宾塞一样，虽然信奉并倡导实证主义，但他们谁也没有对社会现象作过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
他们的学说仍然停留在对宏观社会现象的经验描述和一般的理论解释上，带有明显的思辩性质，关注的焦点也是象阶级、民族、群众这样的大型人类共同体。
〖ZW（〗参见安德列耶娃：
《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ZW）〗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社会经验论时期的社会心理学还处在一种准现代形态。
货真价实的现代社会心理学是由美国学者在20年代建立起来的，信奉行为主义的F奥尔波特在这一运动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不仅继续象其前辈一样，将自然科学中富有内容的规律和原理汲取到社会心理学之中，作为自己的方法准则（在这一点上，由动物研究起家的行为主义与实证主义所推崇的自然主义有着先天的共通之处），而且开始尝试如何在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操作过程中运用具体的自然科学方法。
在1916—1919年间进行的有关社会促进的系列研究中，F奥尔波特成功的将社会变量引入实验室（这是将实验法首次用于心理学研究的冯特所未能做到的），使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发生了彻底的决裂。
不仅如此，在他1924年出版的那本系统介绍上述有关社会促进实验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奥尔波特还通过对先前盛行于社会心理学界的各种“群体心理”理论的批判，确立了现代社会心理学中的个体主义立场。
〖ZW（〗萨哈金：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
〖ZW）〗
这样来说，是奥尔波特的研究及有关表述最终确立了社会心理学的现代特征：
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和个体主义。
F奥尔波特及其同时代的学者最主要的贡献，是解决了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合法的经验研究学科的建立问题。
〖ZW（〗卡特赖特：
《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历史透视》，美国《社会心理学季刊》总42卷1分册（1979年），第84页。
〖ZW）〗往后不久，逐渐成熟的社会心理学已开始尝试着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重大实际问题，并且在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自己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那短短的几十年中，谢里夫和阿希完成了有关社会规范和从众行为的研究；梅约通过霍桑实验，建立了工业社会心理学；海曼的参照群体概念，使人们注意到了隶属群体之外塑造人类行为的心理力量；耶鲁学派完成了有关挫折与侵犯以及社会学习和模仿的实验；怀特对街角社会进行了令人叹服的参与观察；勒温、利皮特和怀特则从实验中概括出民主、自由、专制三种着
名的领导风格；最后，在这场战争结束几年以后，霍夫兰德还完成了一项在战争期间就紧锣密鼓地进行的研究——信息沟通与个体的态度改变的关系问题。
在战后的五六十年代里，虽然社会心理学未能更多地产生象上述那样激动人心的重大成果，但仍处在持继的繁荣和鼎盛状态：
在理论探索中，社会学习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角色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先后崛起，欲图对人类行为作出全新的阐述；在实际研究中，侵犯、利他行为、社会交换、人际认知、群体决策、吸引与爱情等先后成为人们注目的热点。
在美国，专业社会心理学家越来越多，出版了大量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手册、杂志和丛刊；因战争而中断的欧洲社会心理学也开始复苏，除了欧美以外的许多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对创建社会心理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历史往往在人们对它寄托太多期望的时候，会发生令人失望的转折。
60年代末，美国社会经历了战后最为严重的社会危机，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以及以“全球大造反”为标志的青年运动此起彼伏，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中，资本主义及与其相应的生活方式第一次遭受全面的抗议。
面对日益严峻的现实，许多人呼吁社会心理学家：
“应该走上街头，迅速解决最迫切的社会问题。
”〖ZW（〗伯克威茨：
《社会心理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ZW）〗但令人遗憾的是，社会心理学家一时间却手足无措，他们无法为医治任何社会病提供良方。
这导致以往一直作为一般大众心目中的“宠儿”的社会心理学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整个学科发生了自2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危机。
甚至有人形象地说，以1968年的“五月学潮”为标志的欧美青年运动，乃是一张石蕊试纸，它检验出了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不成熟性。
〖ZW（〗莫斯科维奇：
《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与理论》，载泰菲尔等主编《社会心理学的背景》，1972年英文版，第19页。
〖ZW）〗
围绕着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成因，不同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理解。
“在美国，绝大部分有关危机的文献都仅仅涉及诸如实验的不踏实，欺诈的道德问题，或是了解被试的必要性等等方面。
”〖ZW（〗帕克：
《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1989年英文版，第一章。
〖ZW）〗比如，许多人都曾尖锐地指出，社会心理学的知识是建立在欺编手段的使用的前提上的，象阿希、米尔格拉姆那样的经典实验，如不凭借欺编就得不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赫伯特·凯尔曼），〖ZW（〗见巴克：
《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ZW）〗而这显然是违反社会道德的。
相比之下，倒是美国域外的学者所受的束缚较少，他们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心理学危机的分析深入到了〖ZZ（〗文化与意识形态〖ZZ）〗的层面。
R哈里认为，批评家们深恶痛绝的实验室实验法实际上与美国的社会文化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牵连，换句话说，这正是所谓“北美习俗”的必然结果。
因为正是这种习俗将人的品行视为受过训练的自动机式的人物的行为结果。
〖ZW（〗R．哈里：
《个人存在：
一种个体心理学理论》，1983年英文版，第5页。
〖ZW）〗莫斯科维奇则论证了意识形态对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且明确指出：
“社会心理学的根本而又唯一的对象应该是从意识形态和传播沟通的结构、发生及功能的角度，来对与这两者有关的一切东西进行研究。
我们这门学科的适宜范围应该是关于文化过程（它主宰着一个社会的知识构成）的研究。
〖ZW（〗见泰费尔等主编：
《社会心理学的背景》，1972年英文版，第55页。
〖ZW）〗
欧洲学者对这场危机批判的尖锐、毫不留情，不能不使敏感的人意识到“还有一个遭到忽视但十分重要的因素影响了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即第二世界的中坚力量企图突破第一世界的统治，建立自己独树一帜的社会心理学。
”〖ZW（〗莫加丹：
《三个世界的心理学》，《美国心理家》1987年10月号，第41页。
〖ZW）〗换言之，欧洲社会心理学家对他们与美国学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欧洲的反叛，并进而导致或加剧了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这样看来，作为学者的莫斯科维奇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抨击，同“五月学潮”中巴黎大学的学生对美国在法产业的袭击其动机倒是一致的：
即都是出于对美国在欧洲的文化统治的反感。
我们不否认上述批判的合理性与深刻性，但显然对现代社会心理学危机的分析还有一条道路可走：
即从社会心理学的所谓“现代特征”——实证主义、实验主义的个体主义入手，找寻其危机的成因。
我们想证实的是，正是这些现代特征在造就社会心理学极度繁荣的同时，埋下了日后导致其陷入危机的种子。
〖HS2〗〖HT4H〗〖JZ〗
（二）
〖HT5SS〗实证主义是社会心理学最为鲜明的“现代特征”之一。
实证主义既为社会心理学成为一门现代科学铺平了道路，也为其日后的危机留下了隐患。
如前所述，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传统最早源于社会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
他断言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基本一致性，因此，社会学可以借用自然科学模式，使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成为一门类似自然科学的精密科学。
在《实证哲学教程》中，孔德对上述思想给予了明确的表述，他写道：
“实证哲学的基本性质，就是把一切现象看成服从若干不变的自然〖ZZ（〗规律〖ZZ）〗；精确地发现这些规律，并把它们的数目压缩到最低限度……。
”〖ZW（〗孔德：
《实证哲学教程》第一讲，1975年巴黎法文版。
〖ZW）〗这里的〖ZZ（〗一切现象〖ZZ）〗显然也包括社会现象在内。
在孔德眼中，社会虽然可能要比自然更为复杂，但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它也服从某些基本的规律；同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就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它们只是科学统一体中的不同分支而已。
如此一来，当然只有自然科学所承认并加以研究的经验事实或经验现象才是社会科学可以承认的“实证”事实，而科学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就只能是自然科学的那种将理论解释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系统方法。
考虑到以往我们曾在其他着述中一再交待的现代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天然的亲缘关系，〖ZW（〗参见周晓虹：
《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
历史、理论、特征》，《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ZW）〗能够理解上述实证主义主张在社会心理学中的贯彻是十分自然的。
持实证主义观点的人认为，科学的社会心理学的任务就是通过观察、实验以及抽样调查收集各种经验数据。
他们认为，唯有采取这种实证的方法才能达到科学的真理，唯有可被这种方法接近的现象才是科学的兴趣所在，才能被纳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野。
象佩皮通所归纳的那样，实证主义直接衍化出了社会心理学的客观主义（主张数据及其收集过程应剔除偏见，应是明显可证的）、行为主义（主张只着眼于外显行为，坚决排斥直觉主义、心灵主义以及现象学）和操作主义（主张社会心理学使用的概念，其意义不能来自经验过程之外。
）〖ZW（〗佩皮通：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教训》，《美国心理学家》1981年9月号，第982页。
〖ZW）〗
实证主义对社会心理学挣脱哲学的怀抱、跳出几千年来有关“人性”善恶的争论巢臼，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科学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
我们能够注意到，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相继诞生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与其说是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不如说是新的方法论的形成。
〖ZW（〗参见魏镛：
《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发展趋势》，载《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社会学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9页。
〖ZW）〗实证主义及与其相关的方法论为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诞生提供了前提条件：
人们对自身本性及行为的探索能够建立在对经验材料的实证研究基础上，而不必再依赖形而上学的思辨模式。
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近百年历史来看，实证方法的运用确实极大提高了人类社会行为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使这门学科能够坚实地立足于现代科学之林，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是，实证主义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中的盛行，直接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恶果：
一是对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的过分崇拜，另一是对理论研究和理论综合的极端轻视。
我们刚刚交待，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贯彻及相应的各种研究方法的创用，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不必再依赖直觉、想象、轶事和扶手椅里的猜测，使社会心理学家们通过访问少数人即能够比较准确地获取对大多数人的信仰、态度、意愿、行为，甚至生活质量的估价（现代社会各类“民意测验”的盛行及准确性就是一个明证）。
相对于早期的思辨模式，这确实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进步。
然而，我们也能够注意到，对包括实验法在内的各种研究方法的过分强调，在社会心理学中形成了明显的“方法中心论”倾向。
这种倾向过于强调表述的形式，而不是表述的内容。
社会心理学中常有这样的实验，即只要求研究形式的完美和精确，但却舍弃了研究内容的中肯和丰富。
借用马斯洛的话说，“无论一个实验实际上多么无足轻重，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满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评。
”〖ZW（〗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ZW）〗这种倾向导致了研究难以真正反映客观的社会事实，在实验室和其他人为环境中进行的极其精巧的研究设计在过分迷恋技术的同时，阉割了活生生的现实的社会内容。
以致方法和技术的不断改进竟在不断增加有识之士的担忧：
“对方法的刻意追求不仅对每个研究者的工作会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对这门学科的整个体系也有消极影响。
社会心理学已变成了根据方法界限而不是实质问题来划分的学科。
”〖ZW（〗卡特赖特：
《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历史透视》，《社会心理学季刊》，1979年总42卷1分册，第87页。
〖ZW）〗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社会心理学文献中都充满了除了能证明研究者技术高超外什么都不能证明的研究。
可以认为，这种对方法和技术的崇拜同实证主义所承认的自然主义方针休戚相关，即欲图使社会心理学自然科学化。
这种观点抹煞了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将其视为与有固定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同质的现象。
比如，研究者自然期待能有一套与自然科学中使用的同样准确、精致的方法来揭示人类行为的因果规律，但却忽视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现象的不同，它大部分不会重新复现，并且随时间变化会有变化；况且社会心理学所处理的现象不仅受到研究者的价值观、态度、认知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如受到阿多尔诺严厉遣责的“权威人格”，在德国文化中却是受到高度赞许的），而且还受到研究结果的后继性的回馈影响。
举例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不会改变自然界中的物体的自由落体运动；但有关“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说服”的社会心理学结论却可能使女性产生逆反式的对抗：
一段时间以后人们会发现，早先的结论已经失效，女性变得比男性更难缠。
奇怪么?
不奇怪，因为人不是物。
将人视为物，重视研究方法而忽视研究对象的本未倒置的作法自然也就于世无补。
能够想象的到，在社会心理学中盛行方法和技术崇拜的同时，必然会出现排斥乃至抛弃理论的倾向。
对待理论的这种虚无主义态度长期以来不单单降低了人们对理论的兴趣，“而且谁要是仍然对理论感兴趣，谁就要甘冒风险，引起别人对自己专业知识的怀疑。
”〖ZW（〗安德列耶娃：
《西方现代社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ZW）〗换言之，在许多人的眼中，未能掌握研究方法（首先是实验方法）的专业工作者和“门外汉”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现代社会心理学中长期存在的这种否认理论的价值的倾向，自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但实证主义却是其公认的祸首。
G奥尔波特在总结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时曾直截了当地写道：
“由孔德倡导的实证主义的出现，已经导致了一种本质上的非理论化的倾向，结果，在报纸、杂志和教科书中塞满了特殊的和个别的调查研究，而理论的兴趣却被降低到最低程度。
”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目前一些研究似乎停滞在对琐屑工作的悉心修饰上——经验主义的零打碎敲，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再多的东西。
”〖ZW（〗奥尔波特：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背景》，林泽等主编：
《社会心理学手册》（上卷），1985年英文第三版，第42页。
〖ZW）〗这样的偏颇自然不能不使整个现代社会心理学缺乏理论综合，无法对涉及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行为本质的一般性的问题作出解释，当然也不能不“忽视社会不平等、政治暴力、战争、不发达以及种族冲突”〖ZW（〗泰菲尔等主编：
《社会心理学的背景》，1972年英文版，第19页。
〖ZW）〗等重大社会问题。
由实证主义倾向造成的上述弊端如此明显，使许
多西方社会心理学家自己也认为现有的“社会心理学中的大部分理论思想……实际上都没有资格称为理论。
”它们不过是有关某些重要的社会心理现象的“一组松散的假设。
”〖ZW（〗伯克威茨：
《社会心理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ZW）〗
在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的分析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了由实证主义的盛行造成的上述两大恶果对该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
对方法和技术崇拜现象十分反感的K格根甚至因此而为冯特翻案（他过去被人指责为未能将实验法引入社会领域），认为后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社会心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的相异之处，看到了“社会心理学家的任务并不是探索心理活动的一般规律，而是要对从文化史角度发现的当代行为方式提供说明。
而实验室实验无助于这个目标。
”〖ZW（〗培根：
《社会心理学与非现实性的复活》，载科奇等主编《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的一百年》，1985年英文版，第528页。
〖ZW）〗G奥尔波特则预测“对宽广理论感兴趣的时代可能会重新到来。
”〖ZW（〗奥尔波特：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背景》，载林泽等主编《社会心理学手册》（上册），1985年英文版，第42页。
〖ZW）〗看来，人们都寄希望于通过纠正实证主义造成的偏颇来挽救社会心理学。
〖HS2〗〖HT4H〗〖JZ〗（三）
〖HT5SS〗不过，要纠正实证主义的偏颇决非易事，因为这还连带涉及到与实证主义密切相连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另一特征——实验主义。
众所周知，由于自20年代F奥尔波特首次将社会变量系统引入实验室中以后，以实验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手段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实际上成了整个现代社会心理学的主流，所以，实验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社会心理学中实证主义的具体体现。
受实证主义影响，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家们在研究方法上极力向一些精密科学靠拢，重定量而轻定性研究，力图在控制得十分严格的实验室中通过对变量的操纵来确定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
以致实验法，尤其是实验室实验，基本上成了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乃至整个社会心理学寻求问题答案的唯一方法。
上述结论获得了实验主义的赞成者和反对者两方面的肯首。
赞成的肖和康斯坦佐毫无余地地说，只有在控制条件下进行的实验室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才是〖ZZ（〗科学的〖ZZ）〗社会心理学；〖ZW（〗肖和康斯坦佐：
《社会心理学理论》，1982年英文版，第4页。
〖ZW）〗反对的查普林和克拉威克则抱怨，由于对实验室工作的强调，“社会心理学已经几乎无例外地都成了‘实验’社会心理学”；〖ZW（〗查普林等：
《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29页。
〖ZW）〗而伊恩·帕克在论述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时也十分肯定地写道：
“直到20世纪70年代，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还一直被一个范式统治着。
这个范式要求我们应该通过积累实验室实验的资料来研究人类的个体行为。
”〖ZW（〗帕克：
《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1989年英文版，第1页。
〖ZW）〗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首先就是这种范式的危机。
要论述实验主义的功与过，就不能不提及“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弗劳德·奥尔波特（1890—1978）。
这位深受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影响的美国人在其同胞N特里普利特（1897）和德国人W莫德（1913）稍先进行的有关群体对个人行为影响的零散实验的基础上，于1916—1919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促进”的系统实验。
他富有成效地观察到“工作群体中存在的社会刺激，使个人工作在速度和数量方面均有所增加。
这一增进现象在涉及外部物理运动的工作中要比在纯智力的工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ZW（〗奥尔波特：
《社会心理学》，1924年英文版，第284页。
〖ZW）〗他那本全面介绍这些实验成果并系统阐述其个体主义立场的《社会心理学》（1924），也因此被人们公认为是“实验社会心理学”（或曰“科学社会心理学”）诞生的标志。
凭心而论，无论怎样评价实验法在现代社会心理学形成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都不过分。
事实上，几乎每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和每本述及社会心理学历史的着作都对此作了十分详尽的论述。
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实验法增强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使之摆脱了空谈与癔想，有可能借鉴某些自然科学的严谨方法，以获得有关实际社会问题的可靠知识。
简而言之，实验法在使社会心理学由形而上学向科学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连（前）苏联学者安德列耶娃都说：
“强调发展实验方法的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心理学知识发展中勿庸置疑的进步。
”〖ZW（〗安德列耶娃：
《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ZW）〗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迅猛发展，当实验法成为这一学科占主导地位的甚至唯一的研究方法的时候，实验法及由其而衍生的〖ZZ（〗唯实验而科学〖ZZ）〗的实验主义也造成了现在已越来越明显的两大弊端：
一是与社会现实的极端脱离，割裂了社会心理学研究同现实社会的联系；另一是造成了“价值中立”（value-free）或“文化中立”（culture-free）的假象，以致学者们极易忽视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背景及个人爱好对研究工作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脱离，是由实验法运用于社会问题的研究存在的天然局限所决定的。
因为在实验室中是极难将一些重大的社会历史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它造成了现代社会心理学只能在下述两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
要么将注意力转向社会活动的微观领域，要么将宏观的、活生生的社会活动抽象化，还原为能够通过实验过程把握的微观现象。
这样一来，要么是宏观社会现象本身被忽视，要么是宏观社会现象的〖ZZ（〗突生〖ZZ）〗性质被忽视。
上述状况势必使得现代社会心理学要么回避现实，要么其所研究的“社会现实”与真实的现实不相符合，或者说是一种人为性十分明显的“亚社会现实”。
以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暴力、侵犯和社会动乱的研究为例，尽管这方面的实验不胜枚举，但由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抽象化倾向，使得这类研究及其结果根本无法解释更不要说防止象60年代美国出现的社会大动乱。
就象G墨菲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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