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主动性人格在道德判断能力等因素对亲社会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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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动性人格在道德判断能力等因素对亲社会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2文献综述
2.1主动性人格的研究概况
2.1.1主动性人格的定义
本文采用商佳音，甘怡群（2009）提出的概念，主动性人格是指个体具备的在社会环境中采取积极主动的一种行为倾向[7]。
Bateman和Crant（1993）基于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观点在对组织行为进行研究时最先提出[8]，后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心理学领域。
研究发现，每个个体的主动性人格高低不一，从而个体在现实中也会采取不同的行为[9]。
主动性人格倾向强的人，他们主动果敢地采取行动促进改变，有较强的行动力，不安于现状；而主动性弱的人则较为被动，总是在外力的驱使下被动地适应或改变，有时就会忍受所处的情景。
2.1.2主动性人格的测量方法
根据主动性人格的概念，Bateman和Crant（1993）编制修订了主动性人格量表（ProactivePersonalityScale，PPS）[10]。
此量表有17道题目，单一维度，采用莱克特七点式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
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主动性人格水平越高。
近年来，我国很多学者比如商佳音、甘怡群开始对主动性人格方面的跨文化研究，把国外原始17项目的PPS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黎青等（2009）在研究中选取中国人为被试，但考虑到中西方文化的背景，同时也加强对PPS的结构和信度的考察[11]。
结果显示，6项目简缩版的主动性人格问卷是单一维度，各项拟合指标较国外的稍低，但仍可接受。
然而10项目的主动性人格问卷由中国人来进行测验时，单维结构拟合的较好，现多数采用此问卷。
2.1.3主动性人格的相关研究
关于主动性人格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与组织心理学领域，而且都得出较好的研究结论并付诸应用。
比如对于陌生环境的适应性方面，在工作绩效方面，在创造性及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
在新环境适应性方面，个体在面对陌生的新环境时，主动性人格的高低关系着个体的融入快慢程度。
具有比较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以寻求改变为导向，大多能果敢积极地投入到新环境中，主动地去改变影响环境，从而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
如Chan和Schmitt（2000）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高的员工能尽快熟悉工作、职场关系较好，能更好的给与自己的定位，开展工作得心应手[12]。
然而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结论，比如SteveHarvey（2006）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较低的个体总会面临各种苦难，体验的压力较多，而主动性人格较高的个体几乎没有这种体会[13]。
Parker（1999）对此进行解释为，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积极主动的采取策略来面对困难、解决问题，各种事情比较顺利。
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就会束手无策[14]。
国内的单娟（2008）发现主动性人格反而负向地预测工作倦怠[15]。
关于在学校方面的学习适应性研究，文芳和毛晋平（2011）等选取国内的中学生作为被试，发现主动性人格显著地影响个体的学习适应性[16]。
在个体工作绩效方面，Grant（1995）对地产公司的员工研究中指出，主动性人格可以显著地预测工作绩效，并且主动性人格这种预测力较与一般智力的影响会更强[17]。
国内的学者温瑶、甘怡群（2008）以部分销售设计人员进行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和工作绩效存在显著地正相关[18]。
在个体职业生涯方面，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更有利于实现职业生涯的成功。
国外学者Seibert等（1999）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对员工的晋升和薪酬福利的提高有显著的正相关，同时员工有较高的工作满意度[19]。
后来，Seibert等人（2001）还发现，主动性人格与个体的职业素养有着较强的正相关，这些特性又可对职业生涯成功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20]。
Claes和DeWitte（2002）发现，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的求职行为有影响[21]。
此外，商佳音和甘怡群（2009）的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能预测职业决策自我效能[22]。
在个体创造性方面，积极进取的个体有利于创造性的培养。
田进（2005）在研究员工创造性的方法时，主动性人格较高的个体相对会有较强的创造性，能积极主动创造新事物[23]。
在个体学习方面，主动性人格可以由学习动机作为中介变量间接的对学习行为产生影响。
比如，Major等人（2006）的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会对个体的学习动机有着显著的影响，以此通过学习动机间接地对个体学习成绩产生影响[24]。
文芳（2011）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主动性人格会在学习适应性中起调节作用[25]，总之主动性人格对学习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预测作用。
查阅文献分析后发现，主动性人格在学生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较少，而且关于主动性人格在个体发展特点方面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比如李慧发现，主动性人格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的得分[26]；而学者黎青的研究则发现，学历、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对主动性人格不存在差异[27]。
关于主动性人格和其他变量的联合研究也比较匮乏。
2.2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概况
2.2.1亲社会行为的概述
美国学者Weisbegr1972年在《社会行为的积极形式考察》一文中首次提出“亲社会行为”一词，用来代表所有的与侵犯等否定性行为相对立的行为，如同情、协助、慈善、捐款、救灾和牺牲自己等等。
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马森和艾森伯格（Mussen&Eisenberg,1977）对亲社会行为的定义是倾向于完全帮助他人或使他人受益，没有额外的奖励或者收益，这种行为意味着行为者一方要付出某些代价、自我牺牲和利益[28]。
Piliavin（1981）认为，亲社会行为是由社会所规定的，一般指有益于他人和当前行政系统的行为[29]。
王蕾（1994）认为，亲社会行为是指人们做出社会认可或者提倡的行为，也是个体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积极履行社会规范所肯定的行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予他人帮助[30]。
王美芳（2000）认为，亲社会行为指所有既要符合社会期望同时又对他人、群体或社会有益的行为，主要包括合作、分享、助人、捐献、谦让、安慰、同情等。
这种行为给行为者带来的利益和风险并存[31]。
余宏波（2006）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亲社会行为是指实施者并不考虑事件是为了什么，而是彻底从他人角度思考，尽可能帮助他人的行为[32]。
俞国良（2006）认为，亲社会行为指能给对方带来利益的一系列行为，然而对实施者本身没有任何好处[33]。
本文采用寇彧等人对亲社会行为的定义，指个体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做出的有益于社会和谐的行为，为他人的利益着想，也许还会做出一些自我牺牲，助人、合作、分享、谦让都属于亲社会行为[34]。
2.2.2亲社会行为的测量方法
亲测量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多使用问卷法、假设情境、实验室实验等。
其中问卷法中又分为自评量表和他评量表。
自评量表中较常使用的是寇彧等人修订的“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量表”[35]，整个量表共有26道题目，分6个维度，分别为公开倾向、匿名倾向、利他倾向、依从倾向、情绪倾向、紧急倾向，信效度良好。
他评量表中包括同伴提名法和教师、家长评定法。
同伴提名法是指列出一些关于亲社会行为相关描述以及学生名单一份，要求被试在本班内选择符合的这些行为的同学。
国内采用较多的是陈欣银等人修订的Masten“班级戏剧量表”[36]。
该量表有三个维度，分别是亲社会性、攻击—孤立性、敏感—退缩性，修订后的信效度良好。
教师评定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儿童行为教师评定量表”[37]，要求教师对儿童的攻击性和亲社会行为做出评定，量表采用3点计分，1代表“不符合”、3代表“完全符合”，在多项研究中信效度良好。
关于父母评定儿童亲社会行为的量表多采用《优缺点问卷》[38]，该问卷要求父母根据孩子过去半年的行为表现来勾选所给出的描述。
2.2.3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
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表现及水平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其中主要是：
家庭及社会相关背景、认知和情感变量、直接的情境特征以及个体因素等。
其中个体因素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包括人口学变量和个性的心理特征等。
家庭中因素中主要指教养方式，丛文君（2004）研究得出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与父母的情感温暖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父母亲的情感温暖有利于大学生各种类型的亲社会行为的发展[39]。
情境特征因素方面，Hedge等人（1992）的研究认为城市规模越大，个体的助人行为反而会越小。
Baston（1998）的研究发现直接的助人情境会有助于个体实施亲社会行为[40]。
对于性别而言，Fabes和Eisenberg（1999）的研究发现，女孩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高于男孩，亲社会行为总体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41]。
庞丽娟（2001）等人对幼儿的亲社会行为进行研究发现，亲社会行为水平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女孩的得分高于男孩[42]；寇或和赵章留（2004）从动机对行为的差异角度，选取4～6年级的儿童为测量对象，发现在合作与安慰行为上男女差异显著，女生主要从利他的角度来对同伴的亲社会行为进行评价[43]。
但研究结果也存在不同，如杨萍（2001）对儿童的谦让行为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在不同的情境中，1、3、5年级的儿童谦让行为之间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44]。
后来的研究开始尝试对不同类型亲社会行为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亲社会行为的性别差异可能存在不同。
Carlo,Hausmann,Christiansen,和Randall（2003）的研究表明，女孩在利他性和情绪性亲社会行为水平要显著高于男孩；但男孩公开性亲社会行为水平要高于女孩；匿名性、依从性以及紧急性亲社会行为不存在性别差异[45]。
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应该是增加。
岑国祯（2004）对幼儿园和低于五年级的小学生进行的研究发现，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倾向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明显的增加。
然而还有刘丽（2009）的研究表明，幼儿在亲社会行为的分享和合作以及助人等方面均没有显示明显的性别主效应。
周芳名（2008）的研究发现儿童的亲社会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会下降，探讨其原因可能是行为者（儿童）在作出行动前会考虑各种因素，比如情境和事件性质等[45]。
国内学者李丹（2000）等人研究发现，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外向性格的个体会表现出较高的亲社会行为，而内向性格的个体则会表现出较低的亲社会行为[47]。
随着对亲社会行为研究拓展及深入，尤其近年来一些类似“大五人格”等新理论的出现，亲社会行为与这些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研究，以及人格特质和其他变量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2.3主动性人格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虽然主动性人格在教育等领域的研究较少，但也发现主动性人格会对个体的道德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Eisenberg（2002）从积极心理学角度指出喜欢助人的个体会具备在许多助人情境中所总结归纳出的人格特质。
丛文君（2014）研究表明，大五人格特质与亲社会行为不同类型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不同的人格特质产生的影响大小不同，大五人格中除神经质因子外都可以对亲社会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48]。
朱莉（2011）研究发现，积极的人格特质对亲社会行为水平的提高有重要作用[49]。
不论在阈上启动方式下还是在阈下启动方式下，启动类型和助人情景均可以各自和交互影响亲社会行为。
不管是在一般情景，还是紧急情景中的助人行为，积极启动组的被试所表现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显著高于控制启动组的被试。
主动性人格只是单方面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他是否会对其他变量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值得研究。
2.4道德判断能力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关于道德判断能力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然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道德判断能力对亲社会行为之间有预测作用，随着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亲社会行为倾向也就逐步提高，道德判断能力与亲社会行为趋向一致[50]。
Harris等人（1976）研究发现儿童的道德判断水平与亲社会行为极其相关。
Rushton的研究指出道德判断能力与做出公益活动、帮助他人等行为都存在显著相关[51]。
Eisenberg对15-16岁中学生研究显示，道德判断能力对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52]。
程学超和王美芳的研究得出，我国儿童的亲社会道德推理的水平与Eisenberg提出的阶段模式基本一致，甚至高于美国同龄人的亲社会道德推理水平[53]。
艾森伯格（Eisenberg,1997）在研究中指出，青少年的道德判断推理能力与利他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
丁芳（2000）研究发现道德判断能力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巨大影响[54]。
董泽松等人（2005）的研究指出，中小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与其道德行为具有一致性，并存在显著的相关。
吴玮（2011）在研究中发现，大学生道德提升感与其亲社会行为倾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模拟的助人情景中，道德提升感组的被试所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要显著高于道德正性情绪和中性情绪组的被试。
毛静思（2012）研究发现中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对内疚和亲社会行为都产生重要影响[55]。
马晓辉和雷雳的研究发现网络道德认知与网络道德情感能够正向预测网络亲社会行为[56]。
道德判断能力和所表现出的道德行为之间并存在因果关系，个体可能会依据自身的道德标准做出道德判断，但道德行为并不一定会实施。
Socrates认为只有人们先清除善恶的界限是什么，才有可能做到扬善避恶[57]。
Kohlberg指出对于日常出现的知行脱节现象，是因为人们不知道标准，内心无法判断到底是否该行动。
因此会有部分研究结果认为道德判断能力对亲社会行为没有影响[58]。
例如，朱丹和李丹的研究就则发现，道德判断推理与亲社会行为之间无显著的相关[59]。
刘志军（2002）对中学生采用道德推理判断能力测验和班级戏剧量表进行了测试。
结果显示道德判断能力和亲社会行为的并不存在线性关系。
道德判断推理能力不能很好的预测亲社会行为[60]。
Lind的实验发现，个体只有在具备了较为成熟的道德视角和成熟的道德判断能力以后做出的道德行为与道德视角和道德判断能力趋于一致[61]。
也有心理学家认为，当个人目前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标准不一致时，人们会相应的表现出道德行为的增加或者减少，随着个体的认知范围扩大，都会具有道德自我调节功能（Sachdeva,Iliev,&Medin,2009）[62]。
2.5道德情感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道德情感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似乎比其他变量与之的关系更密切，更直接。
过去的研究发现，较高的移情能力会有助于亲社会行为水平的提高，攻击行为会降低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Miller和Eisenberg在研究中指出，攻击行为与移情存在负相关[63]。
艾森伯格和马森（Eisenberg&Mussen，1978）在一项情感性移情调查实验中发现，男孩的移情分数与助人行为成正相关，女孩的移情分数与助人行为无关。
彭秀芳（2006）研究发现，诱发移情的被试更多的愿意采取合作，帮助他人；而无移情诱发的被试则相对较少采取合作[64]。
赵璇（2012）研究指出，无论阈上道德启动还是阈下道德启动，道德启动方向对亲社会行为意向和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有有显著预测作用[65]。
那么除了道德情感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变量对其二者的影响，使其预测的效果更佳明显。
2.6社会支持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社会支持作为外界给予自己的一种影响，能否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转化为行动。
黎春娴（2010）在一项调查研究得出，非正式社会支持（情感、经济、陪伴、信息等）对高校贫困生的亲社会行为有较大的影响；然而正式支持中的助学贷款支持能显著影响高校贫困生的亲社会行为[66]。
王红瑞（2011）的研究发现，朋友的高社会性支持和教师的高陪伴支持都是中职生亲社会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67]。
田园（2011）指出，研究生领悟社会支持可在一定程度上对亲社会行为倾向产生影响[68]。
龙忆（2012）的研究发现，参与过志愿活动的大学生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要高于没有参与过志愿活动的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尤其是家庭的支持度，那么做出亲社会行为的可能就越大[69]。
班永飞和宋娟（2012）研究指出，社会支持在亲社会行为与生活事件之间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70]。
由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社会支持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但是产生多大影响，两者之间还是否存在其他变量的影响。
5分析与讨论
5.1大学生主动性人格的结果分析
5.1.1主动性人格的总体情况
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处于较高水平，其原因有大学生正处在受教育阶段，与学校提倡积极主动做事方式有关。
之前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得分逐步再下降。
其要原因为现如今基本都是独生子女，衣食无忧，父母全部承担孩子的一切事务，自身的主动性自然而然有所下降。
同时独生子女性格相对偏内向，不善于沟通交流，也影响自身人格的主动性。
5.1.2主动性人格的人口学变量分析
本文得出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得分不存在性别的差异，但在平均水平上，女生的主动性人格得分高于男生。
和之前研究的结果男生主动性人格得分要高于女生不一致，黎青（2009）认为由于社会角色的不同，男性的主动性应该高于女性。
探讨本文得出的结论，主要原因是在高校里面男女所享受的教育平等、资源共享，女生的独立意识和主动意识也日益加强，所以女生相对主动性更高[79]。
主动性人格在年级上的差异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学生一直处在学校里面，接触社会较少，外界对其影响较小，大学期间学生的主动性人格整体的变化不太明显。
理科专业的学生得分高于文科专业，但差异不显著，这和之前的研究结论文科高于理科不一样。
唐小庭（2012）认为如今学校培养的不仅仅是专才，好多课程通用，专业性带来的差异逐渐缩小。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主动性人格上的差异显著，主要是由于非独生子女在家承担一定的任务，遇事先由自己想办法解决，逐步养成积极主动的良好人格；而独生子女相对孤独，逐渐弱化自身的主动性人格。
几乎所有问题靠父母来问题，自己容易变得更加依赖，主动性不强。
家庭来源于城镇与农村的大学生在主动性人格上的差异不显著，但农村的大学生主动性人格高于城市学生。
来源于农村的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城市打拼，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实现梦想的信念很强，自身的主动性人格也相对较强；而来源于城市的学生，各方面条件比较优越，相对弱化了主动性意识[79]。
5.2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结果分析
5.2.1亲社会行为的总体情况
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总体较高，六个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
利他倾向，紧急倾向，依从倾向，情绪倾向，匿名倾向，公开倾向，与丛文君的论文研究结果的顺序基本一致，与Carlo的研究结果顺序不一致，其顺序为：
利他倾向、依从倾向、情绪倾向、紧急倾向、匿名倾向、公开倾向。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始终崇尚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在紧要关头，必须牺牲自身的利益来换取集体的利益，所以大学生在利他倾向的得分最高。
中国人在危机时刻，更是挺身而出，竭力相助，因此紧急倾向得分也很高。
中国的道德教育强调做好事不留名，不为自己的利益，保持谦虚的态度，所以亲社会行为的公开倾向得分较低。
5.2.2亲社会行为的人口学变量差异
大学生中男女在亲社会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与之前的研究结论都是男生高于女生不太相同。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在这方面的要求日益趋同，所以不存在差异。
一般来说，亲社会行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提高，但是相关研究表明年龄的增长和亲社会行为的提高也并不是必然的线性关系。
在不同年龄阶段亲社会行为的性别差异可能存在不同。
Letourneau（2006）等人在纵向研究中使用父母报告的方法测量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时发现，儿童两岁时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性别差异，女孩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要高于男孩。
对青少年（13-19）岁双生子的研究发现，女青少年的亲社会性显著高于男青少年（Gregoryetal.,2009）。
而对成人群体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发现，与女性相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帮助行为（Eagly&Crowley,1986）。
年级在亲社会行为上差异不显著，大学期间的学校生活会对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培养有所提高，但由于校园环境很少遇到社会环境中的真实情况，亲社会行为提升程度不太明显，差异也相对较小。
性别和年级在亲社会行为上的交互作用显著，大一女生的得分高于男生的得分，主要是由于这一阶段的女生在校园生活里感情比较丰富，乐于助人。
亲社会行为在专业、是否是独生子女和家庭来源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学校的小环境里凸显不出明显的差异变化。
5.3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结果分析
5.3.1道德判断能力的总体情况
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整体处于中等水平，比较符合此阶段年龄学生的特点。
一方面是教育的必然，学校给学生们指引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是学生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形成这种判断能力。
5.3.2道德判断能力的人口学变量差异
女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得分高于男生，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道德判断能力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年级在道德判断能力上的得分差异不显著，得分情况为大一>大二>大四>大三，呈现为上升—下降—再逐步上升。
根据自我发展理论中的自我同一性混乱原理，大三阶段倒退的原因为随着成长，好多东西出现矛盾，此时又不足以解决，因此会暂缓倒退，之后又会相对上升。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能力如果得不到锻炼，就会倒退的。
这种能力的变化过程是相对缓慢的，因此年级在道德判断能力上的得分差异不显著。
同时这种认知冲突是每位学生的必经阶段。
大一学生刚踏入大学，处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会面临很多的新选择，自身处于一个接受、思考与甄选的一个过程，因此道德判断能力得到一定的发展。
大二、大三的学生在适应大学生活后，逐步学习专业的内容，参与其他活动相对较少，导致道德判断能力得不到锻炼而有所倒退。
大四学生在面临工作，进入社会之前，道德判断能力较之大三有所上升。
文科生和理科生在道德判断得分上差异不显著，其中有教育和专业课程的影响。
同时和之前研究相同之处在于理科学生擅长思考，分析问题能力较强；文科生善于发散思维，语言表达能力强，因此理科生判断能力得分高于文科生。
专业和年级在道德判断能力上的交互作用显著，大一、大三的文科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强于理科生专业的同学，大二理科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弱于文科生。
这是比较符合认知发展规律，对于新事物先感性认识，进而深入思考，再逐步分析其原理，阐述为比较易懂的道理。
道德判断能力在是否是独生子女和家庭来源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被试选取的较集中单一，学校生活所带来的差异不明显。
但是独生子女往往来自于城市，这方面的能力相对于来自于农村的非独生子女较弱。
随着城镇一体化，农村的学生逐步深入城市读书、就业，其道德判断能力逐步提升。
5.4大学生道德情感的结果分析
5.4.1大学生道德情感的总体情况
道德情感各维度都处于较高水平，其中责任感>同情心>羞耻感>自尊心。
中华名族的伟大传统赋予责任感是大学生的使命之一，因此大学生在这方面得分较高，践行了责任意识。
紧接着是大学生对外界人和事物的同情心较强，羞耻感和自尊心相对在中学阶段较强，在大学阶段得分相对于责任较低。
5.4.2大学生道德情感的人口学差异
本研究中女生的道德情感相对高于男生，但差异不显著，女生相对于男生情感丰富，感性成分较多；男生更偏向于理性思维。
道德情感在年级上的差异不显著，得分情况为大三>大一>大二>大四，大三较大一、大二更加成熟，在大学和老师、同学之间的感情日渐丰富，因此道德情感能力得到了提高，而大四面临着工作选择及人生方向，迫于各种压力，相对情感有所下降。
大学生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道德情感分数差异并不显著，但非独生子女的道德情感相对高于独生子女的大学生。
由于独生子女由于从小较为独孤，和外界交流较少，所以道德情感得分低于非独生子女。
城镇大学生与农村大学生在道德情感得分上也差异不显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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