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保险系统可持续性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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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保险系统可持续性研究
论文
政府在福利国家中的作用，特别是养老金体系中，在8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挑战。
当时，市场，家庭和/或志愿机构进入社会政策的词典，并促成了“福利混合经济”，即福利国家多元化。
这表明福利的非政府生产者和组织重新成为焦点。
学者和其他评论者对这一趋势有激烈的争论：
有些人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和社会团结、社会正义和平等的下降；而其他人则认为，国家的作用并没有下降，而只是发生了变化，在非国家行为能够坚持集体价值的情况下。
尽管存在这些争论，可以看出，在全球福利供给体系中，非国有部门正被更多的依靠。
尤其是多支柱养老体系在最重要的福利措施之一的养老金政策体系中取得支配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本形成了以城镇职工基本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
目前真正实现有效支付的只有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支柱。
从理论上讲,中国逐渐形成了四个支柱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即社会统筹形式的基础养老保险账户、强制性的个人养老金积累账户、自愿性的企业年金账户,以及自愿性的个人养老储蓄账户,由此勾画出中国多层次的养老金体系。
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只有社会统筹的基础养老金支柱真正起到了保障退休职工老年生活的作用,城镇职工养老金替代率的下降实际上就是基础养老金替代率的下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基本制度设计为现收现付制的城镇职工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将陷入收不抵支的境地，并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深入，赤字逐年扩大。
随着20实际80年代后英国社会养老私有化改革，英国引入私人养老金制度,降低了政府的养老金支付成本，实现了养老责任从国家向私人部门转移，使得政府未来养老金支付成本之所以能够处于较低水平，基本上解决了国家财政因为老年人口提供福利而面临的负担过重的问题。
养老保险政策中国家作用的演变
在大部分的时间在历史上，赡养老年人是一个个人问题。
也就是说，老人通常会被家人赡养，并且这种关系通常是由孝和代际继承延续的。
与此用时，在古代确实存在关于老年人的国家政策安排。
例如，在中国古代的汉朝，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可以在退休后领取退休金，通常等于他们在岗工资的三分之一。
不过，可以看出，在古代世界的养老金政策一般是不规律的和局限于某些特权群体中的。
在通常的认识中，第一个现代养老金体系于1889年在德国建立。
就在这一年，俾斯麦，当时的德国总理，推进了《老年人和残疾人保障法》的实施。
该法规定国家、雇主和雇员本身定期缴纳保费，以筹集用于职工养老保险的资金。
虽然这部法律主要是鼓励德国人民为国家而战，它为现代养老保险制度设立了基本规则。
这是一个与就业有关的养老保险计划，该计划主要依靠雇主和雇员，而国家只是起到把关的作用，最多对计划进行补贴。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现在采用这种养老模式。
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国家在养老金计划中的责任极大拓展。
1943年，英国发布了贝弗里奇报告，宣称要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体系。
虽然强调国家和社会正义的重要作用，该报告还认为，国家“应留有余地，并鼓励志愿行动，每个人要为自己和家人作比最小量更多的贡献”。
这种模式，被广泛认为是通用的，在西欧和北欧国家被广泛接受。
然而这种模式的根基（即政府资助）在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被动摇了。
由于经济危机，国家变得无法承担支付日益增加的社会保障支出。
其结果是，几乎所有的福利国家，其中包括福利国家的代表挪威和芬兰，开始将政府的一部分融资责任转移给个人和雇主，或者削减福利供给。
这一趋势的高峰期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主导着全球两大经济体。
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福利改革，包括养老保险的政策，以私有化和市场化为特色，即限制政府的作用。
在与撒切尔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相近的时期，智利推出了完全的个人主义导向的养老保险制度。
该国完全私有化的个人账户养老基金，让民营保险公司管理。
也就是说，国家从退休金计划中尽最大可能撤回。
这种模式的效率高，而社会公平低。
其他一些拉美国家和香港地区都采用它。
根据上述情况，实施养老金计划一共有三个主要的模型，每个模型中为国家设定了不同的角色。
一般来说，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家的作用减少，或者说至少改变，形成多支柱养老体系的趋势正在成为主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个事实：
第一个是国家，即使在福利国家的兴盛时期，也永远不会强大到足以将所有的提供福利的其他部门全部挤出；第二个是在多支柱养老体系的时代，国家的作用有很大的差异：
北欧国家依然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补贴，而香港、新加坡和很多拉美国家则更多的强调个人的责任。
牢记住这两个事实，我们会发现，
（1）所谓的“多支柱”总是存在于养老金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及
（2）区分养老模式和养老演化阶段的关键因素是国家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多支柱体系主导地位的原因
以上论述可以表明，多支柱养老趋势通过养老金模型中国家所起作用的减少和私营部门作用的加大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
这种趋势的出现被认为是毫不意外的。
相反，它是一系列的外在和内在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包括但不限于人口老龄化，金融危机，福利供给的刚性，以及全球化。
下面的内容是针对深入研究这些因素如何促进多支柱的养老金政策的主导地位。
人口老龄化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了深刻的人口老龄化进程。
在1950年，平均在20个人中只有1个人超过65岁，然而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变为每14个人中有一个超过65岁。
而根据预测，到2050年，每6个人中将有1个人超过65岁。
Figure1:
WorldPopulationbyAgeGroup
Source:
PopulationDivisionofthe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oftheUN,2006
此外，这种深刻的人口结构转变在世界不同地区的进展速度不同。
可以看出，越是发达的世界老龄化程度进展越慢，而最不发达国家将保持在一个节奏不断加快老化。
总的来说，世界老年人口将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一个峰值。
Figure2:
AverageAnnualGrowthRateofPopulation60orabove:
WorldandDevelopmentRegions
Source:
Worldpopulationageing1950–2050（Kinsella&Phillips,2005）
毫无疑问，老龄人口的膨胀将给社会和政府带来更大的负担，从而影响养老金福利的提供。
一种常用的显示社会赡养老年人压力的方法是老年抚养比。
这种比例是用65岁以上的老年人除以15至64岁的适龄工作人口。
它通常表示为每100劳动年龄人口扶养比例。
以中国，拥有最多的老年人口的国家，作为一个例子，该国在最近的十年中，老年抚养比率如下图3所示。
研究发现，抚养老人的压力与日俱增，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除了国家之外的部门积极参与到为老年人提供福利中来。
Figure3:
Old-ageDependencyRatioofChina
Source:
WorldBank（2013）
福利供给的刚性
世界各地的经验表明了福利规定的刚性。
也就是说，人们趋向于形成期望的福利将不断增加，而难以接受的它的降低。
这对于养老金政策是没有例外的。
以英国为例，在过去的几年里该国经历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罢工来反对削减养老金。
在2011年底，在整个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有超过200万员工组织起来进行罢工显示了这一时代工会的强大影响力。
学校，法院，博物馆和就业中心在24小时罢工中瘫痪，同时也带来了交通、医院和政府的广泛的中断。
在2012年5月，大规模有类似的目标的罢工又发生了。
在实践中，人们持续或增加退休金福利的期望往往被政客们进一步的操纵和扭曲。
例如，在民主国家，政治人物往往进行慷慨的福利提供承诺，才能赢得选举。
而在维权体制，如中国，领导者往往会提出积极的养老金政策，维护社会稳定。
可以看出，中国员工的平均基本养老福利在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执政时期增长了超过100%，这导致了很多地方政府的养老基金赤字。
在这种压力下，为国家寻求其他资源以分担责任变得十分必要，多支柱养老模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经济金融危机
如果说国家是迫于福利供给的内在刚性寻求其他部门的福利资源，那么金融危机的发生促使它从福利供给中撤出。
最好的例子来自于希腊政府在欧债危机的表现。
为了有资格获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从而避免被踢出欧元区，该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财政紧缩计划，包括大幅削减养老金。
可以看出，自2010年以来，在欧债危机袭击该国和经济成本削减计划开始以后，希腊的养老金领取者已经面临着两次养老金削减。
对于正常的老年人，70％以上的养老金已经被削减。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情况将会持续。
为了使其得到补偿，国家将不得不建立机制，培养和吸引私营部门进入福利供给体系，从而导致多支柱模式的形成。
新自由主义改革
如上所述，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推出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福利改革。
这些改革都是以国家的撤出为特征，更多的依赖个人和市场。
例如，新的联邦制的原则下，里根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和并使之尽可能的市场化。
1983年，他签署了一项法案，暂时放弃了一些公益项目，提高了工资税，提高了退休年龄。
此外，他的政府还鼓励员工参与企业的补充养老保险计划，这些计划这通常是通过确定的供款计划及确定的福利计划组成。
并且，一定数量的税收范例被允许。
通过计算表明，参加补充养老保险计划的人，所提供的福利已经占到了他们退休前工资的23%。
这也被视为自19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开始鼓励个人储蓄以为日后的生活做准备，例如每个人每年缴纳金额$2000含税范例为退休生活进行储蓄。
所有这些措施促进了非国有部门的更积极的参与养老政策。
全球化
除了上面所述以外，全球化对养老金政策多支柱模式的促进作用也经常被讨论。
全球化的影响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调查。
首先，新的“工业主义的逻辑”的要求鼓励国家社会政策模式趋同，这是是基于全球经济变化的结果。
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消除各国政府的重要经济政策手段以及制约了社会政策的选择。
这在欧债危机中被不断证明。
例如，为了获得急需的救助，希腊，塞浦路斯，和其他一些中部和南部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必须服从于欧盟和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从而保持国家的运转。
即使满足这些要求将大大损害公民，特别是养老金领取者的利益，从而冒着在选举中失去选票的危险，这些国家的政府仍然要贯彻落实。
第二，自由市场的原则通过全球化被广泛认可。
其结果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似乎是从社会保险福利国家转变为一个“投资福利国家”，其目标是增加储蓄和投资。
除了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某些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养老金私有化的浪潮很可能蔓延到其他国家。
根据对从1980年到1999年这段时间来自59个国家的随时间变化的数据的分析，布鲁克斯（2005）提出，随着一个国家决定采取系统性的私人养老金改革对应的相关国家国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的比例上升。
自然而然，这反映了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各国建立更紧密的政治关系。
总之，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各种因素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促成了多支柱养老金政策的主导地位：
第一个与日益紧张的福利提供与国家经济实力相关，例如，人口老龄化导致福利需求的增加，而金融危机使得增加甚至是维持现有福利水平都变得不可能。
第二个和第三个途径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更密切的经济和政治的联系有关。
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资本，投资的自由流动，自由市场的流行，并增加政治上的互动，这些因素提供了非国有部门资源成为养老金政策的“支柱”可能。
同时，这也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另一个趋势，即小政府，大社会。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制度设计与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
社保制度演进历史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1992年部分恢复旧制度与试点探索新制度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前30年社保制度留下的“遗产”需要尽快消化，在新制度建立之前，对于一些亟待解决的遗留问题需要恢复部分旧制度。
为此，1978年颁发文件首先解决了机关事业和国有企业职工200万人始终没有办理退休手续的问题，该人数次年增加到596万人，1980年达到816万人，1982年又确立了“离休制度”，应退未退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到1991年底，离退休人员已达2433万人（国家统计局，1996）。
这个阶段对新制度的试点探索主要体现在两个群体的制度上。
一是针对集体企业退休人员。
1984年劳动人事部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联合发文建立了一个“半商业化”养老制度；二是针对合同制工人。
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确定了一个企业缴费15%和个人3%的积累制养老保险制度。
这两个制度的建立是对现代社保制度的一次有益探索，为日后建立统账结合制度积累了一些经验。
第二阶段是1993～1998年社保制度思路形成与目标模式选择阶段。
1992年邓小平“南
巡”讲话和1993年党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
干问题的决定》，不仅标志着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而且确立了建立“多层次”
统账结合的社保制度目标。
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统账比例。
在医保改革方面，在江西省九江市和江苏省镇江市试
点基础上，1998年国务院正式确定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统账结合的制度结构。
1993年国务
院颁布《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以替代1986年颁布的《暂行规定》。
另外两个重要制度创新是1996年颁发的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和城镇建立低保制度的《通知》，它们标志着中国社保制度的不断完善和非缴费型制度的正式引入。
第三阶段是1998年以来社保体系初步形成和扩张阶段。
在社保制度模式基本确立之后，2000和2005年分别在东北三省进行了做实账户试点改革，以期实现部分积累制；2005年对统账结合的个人账户比例从11%下调至8%，并调整了计发公式。
在医保方面，2007年颁布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在农村，2003年建立“新农合”医疗制度的《意见》正式发表，以替代前30年的“旧农合”；2009年在向社会发布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之后，“新农保”养老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
这一阶段，国务院颁布的3项重要“条例”标志着中国社保制度法制化建设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它们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1999年）、《失业保险条例》（1999年）和《工伤保险条例》（2003年）。
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形成了两套相对独立的体系，既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体系和农村养老保险体系。
在借鉴世界银行三支柱理论思想的基础上，中国在城镇逐渐发展形成了自身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在1991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1]33号）中首次提出，“国家提倡、鼓励企业实行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参加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并在政策上给予指导。
同时，允许试行将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挂钩的办法”。
这标志着我国确立了逐步建立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目标，同时标志着作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制度和第三支柱的个人储蓄型保险计划正式启动。
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0年42号），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正式更名为“企业年金”，并指出：
“有条件的企业可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并实行市场运作和管理。
企业年金基金可从成本列支。
同时，鼓励个人开展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这标志着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在“三支柱”中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之后，劳动部又会同其他相关部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政策法规。
而在农村则形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五保供养相结合的社会保险体系。
然而，尽管中国在养老保险制度的多项改革中力图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体系，基本养老保险一家独大，第二、第三支柱规模小、覆盖率低，对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行影响很小，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多支柱养老体系尚未建成，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体系从本质上说依旧是一种变形的现收现付制度。
多支柱养老体系成为主流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现收现付制度无法可持续的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全球性因素之外，中国还有自身因素可能导致养老金的缺口。
1.历史欠账养老金制度建立之前，老一辈工人未缴纳养老金，退休后领取养老金
2.人口老龄化加速
3.养老基金收益率低
4.退休年龄沿用建国初的标准
由于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制结构，在分析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时，既需要从宏观角度统一分析，又需要分别对城乡差别进行考量。
本文将通过运用社会保障统计与精算方法，构建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精算模型和企业年金收支模型，基于制度风险参数优化的视角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模拟和预测基金收支缺口状态,对中国现行的城镇和农村两套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进行探究。
农村新农保数学模型的建立
（一）模型的假设
1.假设：
在目标期间内，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保持不变；
2.假设：
在目标期间内，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的收入来源为政府财政补贴和个人缴费收入，不考虑集体补贴社会赠予等其他情况；
3.假设：
参保人具有相同的参保概率；
4.假设：
人民平均预期寿命生存极限年龄相同；
5.假设：
参保人在参保期间选择同一标准的缴费档次，并且从开始缴费到结束缴费期间，保持每年连续缴费，中间无间断；
6.政府财政对参保人的补贴金额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同步调整，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7.假设：
不考虑参保人退保情况
（二）符号说明
I：
第t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额；
Ix,t：
第t年x岁农民人数；
Ot：
第t年农民平均参保率；
Wt：
第t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数额；
Wt-1：
第t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C1：
参保农民年个人缴费率；
C2：
财政年补贴率；
a：
农民开始缴费的平均年龄；
b：
农民停止缴费的平均年龄；
JEt：
第t年基础养老金支出额；
St：
第t年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
C：
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W：
农民的极限年龄；
z：
缴费年限内的第z年;
r：
表示基金投资收益率;
Q：
个人账户养老金年发放标准；
R：
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
GEt'：
第t年新农保基金个人账户养老金正常性支出额;
GEt''：
第t年新农保基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返还性支出额；
qx：
x岁农村人口平均死亡率；
ec：
c岁农村人口平均余命;
GEt:
第t年新农保基金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额。
3.1农村养老金缺口的宏观数学模型
根据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规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是严格按照缴费原则和养老金计发办法执行的，政策参数决定着基金收支的规模。
按照《国务院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要求，本文选取关键制度要素和政策参数构建模型，以进一步提高基金模拟和预测的准确性与精确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完全积累制筹资模式，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测算方法主要有个体法和整体法，本文选取整体法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精算模型，基本原理与具体步骤如下
（1）新农保基金收入精算模型构建。
通过计算目标期间某一地区各年度新农保基金当期收入金额，模拟并预测基金收入绝对值的变化趋势；
（2）新农保基金支出精算模型构建依据现行政策，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支出由基础养老金支出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构成：
前者由国家及地方财政负责支出，为农村老年人口提供一定程度的基本养老保障；后者来源于农村参保人员个人缴费和财政补贴缴费所形成的个人账户积累部分，可进一步细分为正常性支出和返还性支出；
（3）新农保基金收支精算模型构建根据新农保基金收入和支出精算模型，计算得出基金年度收支差额，以模拟和预测基金短期缺口变动趋势；以基金年度收支差额为基础数据，在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条件下，推导得出基金滚存积累终值，以模拟和预测目标期间内基金收支长期缺口状况。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精算模型：
根据新农保现行政策，财政补贴会随着个人缴费收入进入参保农民的个人账户，共同形成个人账户的积累通过计算目标期间全国各年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入总额，可模拟并预测基金收入的变化趋势，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精算模型：
（1）
式中：
It表示第t年中国城乡居民（含新农保）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额；Lx,t表示第t年x岁中国城乡居民人数；Ot表示第t年中国城乡居民平均参保率；Wt
表示第t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数额；Wt-1表示第t年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基数；C1表示参保中国城乡居民年个人缴费率；C2表示财政年补贴率；a表示中国城乡居民开始缴费的平均年龄；b表示中国城乡居民停止缴费的平均年龄。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精算模型
（1）基础养老金支出。
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支出对象为全国全体农村老年人口，通过将该地区各年度年满60周岁的全体农村老年人口总和乘以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可得出目标期间内各年度基础养老金支出精算模型：
（2）
式中：
JEt表示第t年基础养老金支出额；St表示第t年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c表示中国城乡居民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w表示中国城乡居民的极限年龄。
（2）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存活达到养老金领取年龄的农村老年人口个人账户养老金正常性发放支出；二是达到养老金领取年龄但在平均余命期限内死亡的农村老年人口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返还性支出。
第一，个人账户养老金正常性支出对于劳动年龄期间按照缴费标准按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参保农民，在达到规定的养老金领取年龄之后，可以按月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返还额，直至死亡。
个人账户养老金积累额可通过计算缴费年限内各年度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收入在缴费年限期末的终值之和得出，则第t年停止缴费的参保农民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积累额Nt为：
（3）
式中：
z表示缴费年限内的第z年；r表示基金投资收益率。
进而得出个人账户养老金年发放标准Q：
（4）
式中表示Q个人账户养老金年发放标准；R表示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
由此，可推导得出第t年存活达到养老金领取年龄的参保农民新农保基金个人账户养老金正常性支出GEt'：
（5）
式中GEt'第t年新农保基金个人账户养老金正常性支出额;
第二，个人账户返还性支出。
对于达到养老金领取年龄，但在平均余命期限内死亡的参保农民，新农保政策规定其个人账户的资金余额可依法继承当参保农民在达到养老金领取年龄后的x岁死亡，则其个人账户养老金剩余计发月数为：
个人账户平均返还额为：
进一步可推导出各年度达到养老金领取年龄但在平均余命期限内死亡的人口数量，以及需要返还的个人账户平均余额：
（6）
式中GEt''表示第t年新农保基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返还性支出额；qx表示x岁
中国城乡居民人口平均死亡率；ec表示c岁中国城乡居民人口平均余命。
由公式（5）、公式（6）可推导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精算模型：
（7）
式中GEt表示第t年新农保基金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额。
（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由基础养老金支出模型（公式2）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模型（公式7），可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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