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汉翻译对日的语语言文化的影响兼谈译者主体性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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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汉翻译对日的语语言文化的影响兼谈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日汉翻译对日的语语言文化的影响——兼谈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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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汉翻译对日的语语言文化的影响——兼谈译者主体性的影响-汉语言文学
日汉翻译对日的语语言文化的影响——兼谈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摘 要：
本文以日语借词为例，从语言和文化这两个角度分析了翻译对目的语产生的影响。
从语言上看，日语借词丰富了汉语的词汇量，包括输入新词和词义变化等几个方面；同时也增强了汉语表现力，具体表现在构词法上。
基于翻译会对目的语语言文化带来影响，译者主体性在出发语到目的语这一转换过程中也会受到影响。
关键词：
翻译日语借词语言文化主体性
一、引言
翻译是一种以交流为目的的语言活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行为。
由于语言承载了本民族的文化，而翻译是在两种语言间进行的，在转换过程中势必会出现语言信息的不对称。
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进外来词。
翻译外来词的方法包括音译法、意译法、音译兼意译法等，日语由于其自身词汇中包含汉字词汇，所以主要以日语借形词为主、音译词为辅的形式被引入汉语。
汉语在吸收日语借词的过程中，汉语词汇和语法（本文主要论述构词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同时，由于语言是本民族文化的载体，它在进入目的语前势必会受到文化冲击，而在两国文化碰撞中，目的语文化必然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国内对日语借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汇上，在语义变化这一角度上又主要集中在中日同形异义词上。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来探讨翻译（日译汉）对目的语（汉语）的影响。
其中语言影响以日语借词为主要分析对象，包括词汇和构词法两个方面；文化影响以文化翻译派的理论为依据进行论述。
同时，基于这两种影响，笔者尝试论证译者的主体性对翻译结果的影响。
二、经翻译产生的“借词”对目的语语言词汇的影响
借词是两种语言在发生接触时，“异”的因素融入目的语语言最直接的方法。
①日语借词被吸收入汉语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在古代汉语时期，这个阶段的日语借词主要以音译汉字词的形式出现；第二阶段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强国之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极力推行学习日本，由此掀起了吸收日语借用词的第一次高潮；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随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改革开放，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交流愈加频繁，形成了汉语吸收日语借用词的第二次高潮。
《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收录了889个日语借词。
②《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增收了“刺身、定食、寿司、天妇罗、榻榻米、通勤、手账、数独、新人类、宅急送”等日语借词。
不可否认，日语借词在融入汉语的过程中，扩大了汉语词汇量，增强了汉语的表现能力。
下面将主要探讨日语借词对同形的汉语词汇在语义转变、旧词复活和语义扩大、词性改变上产生的影响。
（一）日本词汇的译入
1.日语音译汉字词
日语音译汉字词是指日语利用汉字的发音来音译西方外来词所产生的词汇。
例如“硝子（glass）、曹达（soda）、瓦斯（gas）、戈罗吗（grammar）”等。
随着日本对汉字使用提出硬性要求，日语外来词不再用汉字来音译外来词，而采用片假名来标示，上句所列单词依次改为“ガラス、ソーダ、ガス、グラマー”。
以上所列的“曹达、瓦斯、戈罗吗”等词虽然也被直接引入汉语，但是它们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被汉语自创的意译词取代，它们分别是“苏打、煤气、语法”等。
由此可以发现，音译词并没有对汉语产生持久的影响，这是因为汉语是表意文字，音译词只表示发音，与意思的关联性较弱，不易理解词语意思，因而接受度较低，最终不能固定到目的语——汉语中。
但是，如“卡哇伊（可爱）、欧巴桑（中年妇女）”等目前广泛使用的日语借词，是中国利用汉语发音对日语单词的音译词，主要流行于年轻人中以及网络上。
这类词汇从字面上看不利于其他年龄段人的理解，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当今社会互联网信息传播迅速，人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变强，假以时日，这类词能否固定到汉语中，恐怕不能马上盖棺定论。
2.日本“和语”和“国字”的引入
和语是指原本就存在于日语中的、不是从国外引进的日本固有词语，并且这类词都发训读音。
汉语中引入了不少和语，如“立场、取缔、广场、场合、见习、组合、手续、打消、入口、出口、借方、贷方、读物、小型”等。
日本模仿汉字构词原理独自创造的字被称为国字。
《现代汉语词典》（2002）收录了部分日语国字，如“働、畑、辻、畠、腺”。
特别是“腺”这个字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为人们熟知。
（二）旧词复活
众所周知，日语文字形成受汉字影响颇深。
明治以后，日本开始直接从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学习新的知识，并利用汉字来创造新词汇。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中国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明，这些词又逆输入中国。
据沈国威统计，《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中，889个日语借词中有64个词是汉语固有词。
③有学者称这种词形与古汉语相同的词为“回归词”，笔者认为这些词词义上出现改变，因而本文将这类词划分在日语借词中。
部分复活旧词在保留古汉语原有意义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含义，也有语义发生较大改变的。
试举例如下：
经济《宋史·王安石传》：
“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指经国济民，即治理国家的意思（动词，以下用V表示）。
现指社会生产关系总和（名词，以下用N表示）。
文化最早出现于刘向的《说苑》，“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在古汉语中“文化”是指“文治和教化”（V）。
现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N）。
物理最早出现在汉初的《淮南鸿烈·览冥训》，“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
古汉语中指“事物之理”（N）。
现指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N）。
教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诗。
”古汉语中指传授知识（V）。
现指高等学校中职别最高的教师（N）。
博士《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古代指专门精通某一学问或传授经学的官名（N）。
现指学位的最高一级（N）。
此外还有“料理、写真、知识、主食、保险”等词。
由此可以发现，这一类词义发生转变的日语借词词性大部分发生了改变，并且主要体现在动词名词化上。
近年也出现了名词动词化现象。
如：
一天到晚宅在家里。
这里“宅”指待在家里不出门（多指沉迷于上网或玩电子游戏等室内活动）。
三、经翻译产生的新构词法对目的语语言的影响
一般认为，语法包括句法和词法两部分。
汉语的词法结构与句法结构一样，都具有语法性质。
日语汉译过程中，中国人创造出新的词汇，像介词“关于、基于、对于、由于”等，动词“认为、成为、视为”等，这些词的产生，对于汉语文体、句式的表述等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词汇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音节词
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日语借词中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词汇的大量译入，弥补了古汉语的不足。
双音节词，如“克服、经济、内阁、权威”等。
三音节词，如“教育学、唯物论、人力车”等。
四音节词，如“人文主义、民族问题、无产阶级”等。
无音节词，如“日和见主义”等。
（二）前缀、后缀的词缀化构词法
汉语的构词成分以音节作为基本单位，而汉语的语素大多是单音节的。
该特征决定了“汉语缺少印欧语那样的前后缀”④。
汉语词汇虽也有前缀、后缀的构词法，如“阿～、老～、～子、～儿、～头”，但很不发达。
日语借词的引入，丰富了汉语词汇前缀、后缀的构词法，使汉语表达更为活泼，意思更为简洁。
以前缀为例，包括以“副～、准～、超～、真～、泛～”等为词头的构词。
以后缀为例，王立达（1958）曾概括了15类，即以“化、式、炎、力、性、的、界、型、感、点、观、线、论、率、法”等为词尾的构词。
除此之外，后缀还有“流、场、面、桑、中、装、族、控、赏、男、女、系、向、热、风”等。
汉语根据这些词的特点，也创造了一些后缀，如“～哥、～姐、～奴”等。
以“奴”为例，指失去某种自由的人，特指为了偿还贷款而不得不辛苦劳作的人，含贬义或戏谑意，例如“房奴”。
（三）动补结构的新词
日语借词中包含大量的动补结构新词。
这类词的特点是第一个词素表示动作，第二个词素表示动作的结果或趋向，如“扩大、加强、提高、改良、改善、革新、纠正”等。
汉语原有构词中也有此类结构，如“打翻”，但第二个词素表示直接结果的情况较多，表示趋向的情况较少。
而清末明初出现的动补结构新词中，第二个词素表示趋向的情况明显增多。
四、翻译对目的语文化层面上的影响
法国翻译学家亨利·梅肖尼基于语言与文化的紧密关系，提出了翻译的文化意识，将语言与文化置于同一的“历史性”中加以考察。
从文化的角度审视翻译的研究，重视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这就是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文化转向促进了翻译文化观的确立，使得我们能够认识翻译的文化本质，以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从文化交流与发展这个高度来理解翻译活动，阐释翻译活动的本质，界定翻译的作用。
翻译不是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翻译过程，因此我们的研究也要跳出以往较为狭隘的文本对比视野，从历史、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去认识翻译活动，解释翻译现象。
如前所言，借词是一种语言系统对另一种语言系统某些词汇的吸收和利用。
同时，借词的引入也伴随着出发语文化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与传播。
换句话说，通过翻译这一行为，借词中包含的出发语文化间接影响目的语文化，而它的接受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最终被固定到目的语语言系统中。
可以说，借词不仅是出发语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目的语文化的拓展。
日语借词中包含了大量代表日本文化的元素，如“歌舞伎、榻榻米、能乐、天皇、寿司、刺身”等。
这不仅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他国文化的包容，而且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为跨文化交际的实现提供重要保证。
五、翻译过程中作为译者的影响因素
正如前面提到的，汉语侧重从意译的角度解释外来词。
意译是汉语引进外来词的主要方式。
意译利用汉语的构词材料翻译外来词，通过潜在联想尽可能重现原词意义。
音译向意译的过渡不仅体现在纵向上，而且体现在横向上。
有时外来词两种形式并存，但是最终只剩下意译词汇，这其实反映的是目的语环境下的文化态度和认知模式。
从本质上讲，在译介外来词的过程中，用本民族语言的人对于语言接触而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外来词实际上是按目的语社会的文化认知心理去进行译介的。
而这种过渡反映了汉民族强调主体意识的文化认知心理。
译介新的外来词的过程包括理解和再表述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通过对译者的心内辞典中已有的外来语词和目的语词进行选择和重组。
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对目的语和出发语语言、文化的了解程度，心理意象，隐喻和转喻等认知能力和模式等对翻译结果（包括翻译文本在目的语环境的接受度，目的语语言、文化的影响等）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借用外来词（借词）不仅是语言、文化的问题，还同心理认知因素有密切关系。
袁筱一（2011）用一条简化的线性链来描述翻译活动过程中所遇到的基本因素：
出发语文本—————译者—————目的语文本
（出发语语言）—（作为读者之一的译者）—（目的语语言）
（出发语文化）—（作为创作者的译者）—（目的语文化）⑤
由此可以看出译者选择的主体性对目的语的语言、文化都具有影响。
出发语语言、文化对目的语语言、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译者这一媒介实现的，因而译者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具备充足的知识背景、选择何种方法进行翻译等，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这就要求译者根据语境背景，在音译法、意译法、音译兼意译等诸多翻译策略中选择最佳译法。
从短期看，这关乎译本在目的语环境的接受度；从长期看，这关乎目的语语言、文化的发展。
六、结语
综上所述，在翻译过程中，源语和目的语显然不可能是完全一一对应的，在这种情况下，常常采用引入外来语来解决。
日语借词（翻译结果之一）从语言和文化这两个方面对目的语（汉语）产生影响：
语言上表现为词汇和构词法这两个方面，丰富了汉语的词汇量和表现力；文化上体现了异文化的接受，有利于跨文化交际的实现。
基于翻译会对目的语语言、文化带来影响，译者主体性在源语到目的语这一转换过程中也会影响目的语语言、文化对源语语言、文化的接受。
注释：
①袁筱一，邹东来.文学翻译研究[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197.
②转引自郑美花.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D].延边：
延边大学，
2010.
③转引自郑美花.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D].延边：
延边大学，
2010.
④杨锡彭.汉语语素论[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1.
⑤袁筱一，邹东来.文学翻译研究[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10.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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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辞书出版
社，1984.
[2]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M].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
版）[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4]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J].中国语文，1958，
（2）：
90.
[5]黄莺.论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及日语教学的影响[J].宁波大学学
报（教育科学版），2011，
（1）：
99～102.
[6]周玉琨.论由汉字带来的汉语日源外来词——日语借形词[J].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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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茜.外来词：
异质文化传播和融汇的一面镜子[J].安徽教育学
院学报，20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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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丽媛.汉语新词中的日语借用词——以改革开放后的新词为中
心[D].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2009.
[9]季庆芝.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反输入[D].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10]于丹.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研究——从社会变迁的角
度出发[D].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2011.
（章勍浙江宁波宁波大学外语学院31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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