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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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
【副标题】
【英文标题】
【作者】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作者简介】
【发表日期】
【原文出处】列宁全集第34卷1918.3-1918.7/列宁全集（第2版）
【分类】列宁全集第34卷
【提要】
【关键词】列宁/列宁全集
【英文提要】
【原文刊期】
【文章来源】
【序号】012
【制作者】
【编者按题解】
【中图法】
【出版社】
【注释】
[62]《〈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是列宁1918年3月23—28日口授的速记记录稿。
原稿没有标题，标题是俄文版编者加的。
这篇文章的写作看来是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准备讨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有关。
3月31日，有列宁参加的党中央会议确认，夺取政权的时期已经结束，当前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因此，必须吸收有知识、有经验的实干家参加建设工作。
鉴于会上出现了不同意见，会议决定召开中央全会以统一看法。
1918年4月4日，在中央委员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联席会议上，列宁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目前形势的提纲》，提出了自己的建设纲领和口号。
4月7日中央全会开幕，列宁在开幕词中再次强调，革命正处于“新的时期”。
全会委托列宁起草一个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提交中央。
根据这个决定，列宁写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这是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手稿中用的标题）。
《初稿》的第1—3章和第4章前面部分，据《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79年第5期《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两个稿本》一文的考证，“实际上并不存在”。
——120。
[63]集体管理制（俄语为Коллегиальность，亦译：
委员会制、会议制）是一种集体决定问题的管理方式。
按照这种方式，一个机关、一个组织或整个部门的领导，不是委托给一个负责人，而是委托给由选举产生的或任命的享有同等表决权的几个负责人；由这些人组成该单位的集体管理机构来实施领导。
苏俄当时各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Коллегия）就是这种机构。
——143。
[64]指1918年1月7—14日（20—2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作用问题的争论。
会上，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坚持工会运动对政党和国家保持“独立”。
列宁在这里提到的工会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的论点是索·阿·洛佐夫斯基提出的。
他在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活动的报告中强调，“工会应该走完全独立的道路”，“处于国家政权的压力范围之外”。
代表大会否决了洛佐夫斯基及其追随者按照上述精神草拟的决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146。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62]
（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
口授
第四章
现在，这个任务当然还没有充分完成，而且永远也不会彻底完成，不过这已经不是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了。
最近几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特别是莫斯科全俄代表大会表明，各劳动者阶级的绝大多数人都自觉地坚定地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也就是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
不用说，稍微民主的政府是永远不会把说服人民群众的任务完全放在一边的，相反，这个任务将始终列为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
但是，只有对在野党或为实现未来的理想而斗争的党来说，这种任务才会提到首要地位。
早在沙皇制度时代和克伦斯基政府时期，布尔什维克把劳动群众中的大多数积极的觉悟的分子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以后，我们党就面临着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
当时首要的任务不是说服，而是夺取俄国。
从1917年10月底大约到1918年2月，这个战斗任务或者说军事任务成了首要的任务，对于任何一个在尖锐的、最激烈的斗争的环境中夺取统治权的政党来说，这种任务很自然地应当成为首要的任务。
当然，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特别尖锐，因为这时反对日益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的劳动群众的，是彼此联合起来的有产阶级分子，他们是以资本的力量、知识的力量、多年的甚至是多少世纪的管理习惯和管理技能武装起来的。
在1905年革命尚未遗忘的教训的影响下，在目前这次战争非常沉痛而深刻的教训的影响下，在俄国历史地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条件，由于这些条件，布尔什维克能够比较起来算是极其容易地在俄国首都和各主要工业中心解决了夺取政权的任务。
但是在外省，在远离中心的地方，特别是在俄国的那些最根深蒂固地保持着君主制度和中世纪传统的比较落后的居民聚居的地区（例如在哥萨克地区），苏维埃政权遭到了军事形式的反抗，这种反抗只是在十月革命已经过去四个多月的今天才接近于全部结束。
目前在俄国，战胜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已经完成。
布尔什维克能夺得俄国的主要原因，正如顿河反革命哥萨克的头面人物鲍加耶夫斯基在不久以前也承认的那样，是由于连哥萨克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自觉地坚决地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
但是，有产阶级在经济地位上所处的特殊条件，使他们自然不仅能够组织消极的反抗（怠工），而且能够再次对苏维埃政权进行军事反抗。
因此，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也不能认为是彻底完成了。
但是不管怎样，这个任务现在显然大体上已经完成，而退居次要地位了。
苏维埃政权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这个任务，也决不会受任何政治的或者貌似社会主义的牌号和高调的迷惑而不去完成这个任务。
这一点必须预先声明，因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我们这里的表现说明他们都是一些最善变的、有时甚至是最无耻的反革命活动家，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比反对反动的和地主的政府激烈得多，而又指望用自己党的招牌或名称作掩护。
显然，苏维埃政权永远不会停止执行自己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不管这种反抗用什么样的党的旗帜，用什么样的受人欢迎的和冠冕堂皇的牌号作掩护。
但是，镇压反抗的任务目前大体上已经完成，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是管理国家的任务。
从说服人民群众这一过去列为首位的任务和夺取政权并对反抗的剥削者进行武力镇压的任务，过渡到管理国家这一现在列为首位的任务，正是这种过渡构成我们所处的时期的主要特点。
苏维埃政权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使人民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劳动群众中所有的觉悟的分子都清楚地理解这种过渡的特点。
因为现在有些地方内战还没有结束，苏维埃共和国还受到东西两面严重的军事威胁，战争造成了空前的经济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过渡到管理全体居民（不分阶级）的和平任务，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第五章
苏维埃政权现在所面临的管理国家这一提到首位的任务，还有这样一个特点：
现在（在文明民族的现代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所说的管理，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具有主要的意义。
通常，人们正是首先把主要是甚至纯粹是政治的活动同“管理”一词联系在一起。
然而，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实质，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质，是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
而现在，特别是有了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存在四个多月的实际经验之后，我们应当十分清楚，管理国家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经济的任务：
医治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创伤，恢复生产力，调整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归结为经济改造的任务。
可以说，这一任务分为两个主要项目：
（1）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以各种形式实行最广泛的、遍及各地的和包罗万象的计算和监督；
（2）提高劳动生产率。
任何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集体或国家，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地造成了完成这两项任务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基本前提这种条件下，才能够解决这些任务。
没有大机器生产，没有比较发达的铁路网和邮电网，没有比较发达的国民教育机构网，这两项任务无疑都不可能在全民范围内系统地得到解决。
俄国现在的情况是，这种过渡的许多初步的前提已经具备。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这样的前提我国还不具备，但是，我国可以比较容易地借助先进得多的邻国的实际经验，这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关系和国际交往早就同俄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第六章
任何一个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使无产阶级这个统治阶级，或者确切些说，正在发展成统治阶级的阶级，按照上面所说的那样战胜资产阶级。
现在，这个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正以新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完全不同于几十年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
现在，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内战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战胜资产阶级理解为一种高得多的事情，虽然形式上是比较和平的，这就是说，在政治上已战胜资产阶级并且用军事方式巩固了这个胜利之后，现在应当在组织国民经济方面、在组织生产方面、在全民的计算和监督方面也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
生产的规模愈大，把当今大国的几千万和几亿居民都包括在内的全国性经济机构网愈稠密，资产阶级解决生产的计算和监督的任务就愈有成效。
这个任务现在我们应当按新的方式来解决，依靠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依靠大多数被剥削劳动群众对它的支持，利用旧社会所积蓄的有组织才能和技术知识的分子，虽然他们十分之九、也许百分之九十九属于敌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
第七章
现在不仅军事实力和军事技术最先进，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组织方面也最先进的德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先进的标志之一，就是它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
很明显，在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特别是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君主制国家的条件下，劳动义务制对工人来说无非是军事苦役监狱，是奴役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一种新手段，是镇压这些群众各种反抗的一套新办法。
但是，毫无疑问，只是由于具备了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前提，这种改革才能提上日程，才得以实现。
而现在，在战后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所造成的条件下，毫无疑问，我们也不得不把这种改革提到一个首要的地位。
但是很明显，从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向社会主义社会组织过渡的苏维埃政权从哪一头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决不应当和德帝国主义一样。
对德国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来说，劳动义务制就是奴役工人。
对俄国的工人和贫苦农民来说，劳动义务制应当是首先和主要地使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承担自己的社会勤务。
我们应当从富人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
这样做所以必要，一般说来，不仅仅因为苏维埃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
这样做所以必要，还因为正是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进行军事的和消极（怠工）的反抗，给医治俄国战争创伤的事业——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的事业，造成了最大的困难。
因此，现在应当成为整个国家管理重点的计算和监督，应当首先要求在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的分子中实行。
正是这些阶级的分子利用他们在战争期间向劳动者征收的数量特别多的贡赋，逃避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执行的医治国家创伤和复兴国家的任务；正是他们利用自己搜刮来的贡赋，躲进不受侵犯的避难所，并且千方百计地阻挠社会结构的社会主义原则战胜资本主义原则。
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对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他们拥有大量的货币。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产阶级所以富有，首先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工厂等等。
苏维埃政权由于得到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取消地主和资产阶级对国家的这种主要形式的财富的权利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颁布法令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没有遇到困难。
把很大一部分工厂收归国有也没有遇到困难。
毫无疑问，把其余的大工业企业和运输工具也收归国有，是一项在最近的将来很容易实现的任务。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还创造了另一种形式的财富，要清算这种形式的财富，对苏维埃政权来说，远不是那么容易了。
这种形式的财富就是钱，或者确切些说，就是货币。
在战争期间，货币的发行额特别大。
战事隔断了俄国同那些在俄国的进出口中一直占有最大份额的许多国家的贸易往来。
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几乎人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以高价供应军需品和订立军事承包合同的投机活动，由此他们手中聚积了大量的货币，这是他们积累财富和积累对劳动者的权力的主要方法之一。
现在俄国的经济状况显然也同任何一个经历了三年战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它的特点是，在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这些比较少数的人手里集中和隐藏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由于大量发行纸币而大大贬值，但目前仍然是一种有权向劳动居民索取贡赋的凭证。
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不要货币或者在短期内代之以新的货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苏维埃政权现在面临着一项困难的而又非解决不可的任务，就是同富人以保存和隐藏向劳动者索取贡赋的凭证的形式进行的反抗作斗争的任务。
这种凭证就是货币。
这些货币以前提供了获得购买生产资料如土地、工厂等等的权利，就这方面来说，这些货币的作用当然是下降了，甚至是完全没有了。
因为在土地社会化法令颁布以后，购买土地在俄国已经不可能了，购买工厂以及类似的大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也由于所有这类大企业的国有化和没收过程进展很快而几乎不可能了。
这就是说，要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对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包括农民资产阶级）分子来说，是一件愈来愈困难、几乎是办不到的事情了。
但是，为了维护自己原来的特权，并尽可能设法延缓和阻挠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资产阶级保存和隐藏分享社会财富的凭证，向劳动者索取贡赋的凭证，即保存和隐藏货币，以便在俄国一旦再遇到军事和贸易方面的困难或危机时，保证自己有可能——哪怕是某些可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恢复原来的特权。
至于消费品，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几乎还完全能够用战时通过投机活动聚集起来的货币买到，因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在小农、小手艺人或小手工业者阶层的居民人数极多的情况下，对消费品实行正确的配售、正确的分配这一任务是极其困难的，而在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的条件下，这个任务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什么解决。
因此，苏维埃政权要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和监督，就必须首先对隐藏大量货币、逃避国家任何监督的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进行有组织的斗争。
俄国目前已发行的货币估计约为300亿卢布。
其中大概至少有200亿，也许还要多得多，是商业周转根本不需要的，这些货币被资产阶级分子和有产阶级分子为了私利（或阶级的私利）保存和隐藏起来了。
苏维埃政权应当把实行劳动义务制与首先对资产阶级分子和有产阶级分子进行登记结合起来，应当要求如实呈报（填单申报）持有的货币数量，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这一要求不停留在纸面上，应当周密考虑一些过渡性的措施，把全部储藏的货币集中在国家银行或它的分支机构。
不采取这类措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就不可能彻底实现。
第八章
但是，实行劳动义务制不能只限于对集中在有产阶级手里的货币进行计算和监督。
苏维埃政权还必须对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在企业管理和为企业服务的各种辅助工作（会计、事务、记帐、技术、行政等工作）方面的直接活动，也实行劳动义务制的原则。
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现在也从直接反对怠工转到按新的情况有组织地安排工作，因为苏维埃政权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从10月到2月）以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消极形式的反抗即怠工，实际上已被粉碎。
现在我们看到，过去的怠工者即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情绪和政治表现方面出现异常广泛的可以说是普遍的转变，这不是偶然的。
现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
在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家都表示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
苏维埃政权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利用这种服务，这种服务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绝对必需的，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里尤其如此，而苏维埃政权在利用这种服务时必须充分保持对它的新的帮手和助手（他们的行动往往违反本意而心里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统率、领导和监督的地位。
为了表明苏维埃政权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服务，我冒昧地说一句骤然听来似乎是奇谈怪论的话：
学习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向托拉斯的领导者学习，学习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最大的组织者学习。
正是大工厂，正是把对劳动者的剥削发展到空前规模的大机器工业，是唯一能够消灭资本统治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个阶级集中的中心；凡是考虑到这一点的人都不难相信，上面的说法并不是奇谈怪论。
因此，当社会主义的组织工作提到日程上时，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的实际任务，我们就必须吸收大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曾经从事过资本主义的最大生产的实际组织工作，首先是组织过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的人来协助苏维埃政权，这是毫不奇怪的。
为了解决苏维埃政权的这项任务，当然需要国民经济各部门广大劳动群众鼓起干劲，发挥首创精神，因为苏维埃政权决不会把旧的地位，即长官和剥削者的地位交给所谓的工业领袖。
从前的工业领袖，从前的长官和剥削者，应当担任技术鉴定人、指导人、参谋和顾问的职务。
应当解决一项新的困难的却最能收效的任务，即把这些剥削阶级分子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和知识同广大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毅力和工作结合起来，因为只有这种结合才能架设起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通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桥梁。
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或者至少是在许多先进国家中同时取得了胜利，那么，吸收旧的资本主义的领导人中的优秀技术专家来参加重新组织生产这一任务就会非常容易解决。
那时，落后的俄国就不必独自来考虑解决这一任务了，因为西欧各国的先进工人会来帮助我们，排除我们在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困难的任务即所谓组织任务时会遇到的大部分困难。
可是现在，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延迟到来，而俄国必须加紧采取措施由自己进行改造（哪怕只是为了使居民摆脱饥饿，以及使整个国家免受可能的军事侵犯），在这种实际情况下，我们现在需要向先进国家借助的，不是社会主义组织的帮助和工人的支援，而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能够得到这种帮助，在苏维埃政权解决新的组织问题方面设法取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协助。
可以通过付给我国的或从国外聘请的各方面最优秀的专家以高额劳动报酬的办法得到这种协助。
当然，从已经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获得比工人阶级的优秀阶层高得多的劳动报酬，是根本不公平和不正确的。
但是，在实际的现实的条件下……[注：
句中记录不清的部分从略。
——俄文版编者注]我们却必须通过付给资产阶级专家这种高得多的（不公平的）劳动报酬的办法来解决迫切的任务。
譬如，假定俄国为了按新的原则组织生产，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训练我国人民掌握在优良的条件下工作的技能；假定我们为此不得不雇用比方说2000个各种不同知识领域的大专家——其中有俄国的专家，而更多的是外国的专家，譬如说美国的专家，假定我们每年要付给他们5000万或1亿卢布，那么，从国民经济的利益来看，从由陈旧的生产方法过渡到最新的、最完善的生产方法来看，花这笔钱是完全有理由的。
为了学习生产好的方式方法而花这样一笔钱，是应当的，是值得的，而我们所以必须花这样一笔钱，是因为除非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得到这样的指导。
当然，一方面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劳动和指导，同时劳动者的民主组织和苏维埃又实行必要的监督，这将产生许多新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而且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也不会向任何困难低头，因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要达到更高级的生产组织，没有别的出路。
我继续讲下去。
最大的资本主义在劳动组织方面创造了这样一些制度，这种制度在居民群众受剥削的情况下，是少数有产阶级奴役劳动者，压榨劳动者额外的劳动、体力、血汗和神经的最残酷的形式，但这种制度同时又是科学组织生产的最新成就。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应当学会这种制度，并且为了实行我们对生产的计算和监督以及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应当对这种制度加以改造。
例如，在美国广泛采用的著名的泰罗制之所以著名，就因为它是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最新方法。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这种制度遭到工人群众那样大的仇视和愤恨。
但同时丝毫也不应忘记，泰罗制体现了科学的巨大进步，它系统地分析了生产过程，为大大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开辟了途径。
在美国，由于实行泰罗制而开始的科学研究，特别是美国人所说的对动作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可以用来训练劳动居民掌握无比高超的一般劳动方法，特别是劳动组织方法。
泰罗制中消极的一面就是，它是在资本主义奴役制的环境下实行的，它是在工资不变的条件下从工人身上榨取多一倍、两倍的劳动量的手段，根本不管雇佣工人在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是否能够提供多一倍或两倍的劳动量而不损害他们的身体。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任务，简单说来就是，我们应当在全国实行泰罗制和美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科学方法，把这种制度同缩短劳动时间结合起来，同利用新的生产方法和劳动组织方法结合起来，而丝毫不损害劳动居民的劳动力。
相反，如果劳动者有足够的觉悟，那么，在他们自己正确指导下运用泰罗制会成为进一步大大缩短全体劳动居民的必要劳动日的最可靠的手段，是我们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实现下述任务的最可靠的手段，这项任务大致说来就是：
每个成年公民每天从事体力工作6小时，从事管理国家的工作4小时。
向这种制度过渡要求有很多新的技能和新的组织措施。
毫无疑问，这种过渡会使我们遇到不少困难，提出这样的任务甚至会使劳动者本身的某些阶层感到困惑莫解，可能还引起他们的抵制。
但是可以相信：
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会了解这种过渡的必要性；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现在刚刚在城乡显露出来，当数百万脱离生产的人从前线归来，第一次看到战争把经济破坏到了这种程度，这无疑就会为劳动者在这方面的舆论准备打下基础；我们在上面大致谈到的这种过渡，将被现在已站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劳动者阶级中的全体有觉悟的分子作为一项实际任务提出来。
第九章
上述性质的经济过渡，还要求苏维埃政权的代表相应地改变领导人的职能。
很自然，在说服大多数人民或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提到首位时，在领导人中间被提到最重要地位的也主要是对群众进行宣传的鼓动家，因为苏维埃政权同群众的联系比过去任何民主形式的政权都要密切。
很自然，要说服大多数居民或者吸引他们同剥削者进行艰苦的军事斗争，特别需要鼓动的才能。
相反，前面简略叙述的任务，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和监督的任务，把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和组织家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
根据这一情况，如果领导人不能适应新条件和新任务，就应当对他们进行适当的重新评价，适当的调动。
自然，对前一时期主要是适应宣传鼓动任务的领导机构来说，这种过渡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错误，这是很自然的。
现在务必要使领导人和苏维埃的选民群众即被剥削劳动群众都真正理解这里所指出的改变的必要性。
在被剥削劳动群众中，有组织才干和能力的人比有鼓动才干和能力的人多得多，因为这些阶级的整个劳动生活环境要求他们具有多得多的本领来安排好共同的劳动，安排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
而过去的生活条件从群众中极少造就出有鼓动或宣传才能的活动家。
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职业的鼓动家和宣传家或适合做宣传鼓动工作的人不得不担负起组织任务，他们必然处处都感到自己不大适合于解决这些任务，必然感到工人农民的失望和不满。
经常可以看到国内敌视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阶级——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人物或那些在我们这里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事实上通常却热衷于为资产阶级效劳的人，如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对苏维埃政权的这些错误和挫折幸灾乐祸。
事实上，既然这些错误从历史上来看是不可避免的，那也就很清楚，这方面的缺点只不过是社会主义新社会成长中的毛病。
要重新学习，以便把实际工作者－鼓动家提到他应有的首要地位，这样重新学习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毫无疑问，俄国各地的苏维埃政权的代表都不难做到。
但这需要时间，只有犯错误的实际经验才能使人认清改变的必要性，才能造就出许多甚至一大批适于解决新任务的人才。
工人和农民中间有组织才能的人无疑比资产阶级想象的要多，但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环境里，这些有才能的人绝对不可能涌现出来，绝对不可能站住脚，获得自己的地位。
相反，如果我们现在清楚地了解到必须广泛吸收新的有组织才能的人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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