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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多党民主是如何陷入制度困境的
西方多党民主是如何陷入制度困境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柴尚金
在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世界政党政治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政党从原来的意识形态传播者和社会利益输送工具，逐渐蜕变成“选举机器”，多党民主已成为极化政治和金钱政治的代名词，多党制与民主渐行渐远，制度性困境越来越明显。
一、选票绑架了政党，选举成为民主的唯一形式
政党与民主似孪生兄弟，没有西方政党间的竞争，也就没有西方多党民主和议会政治。
西方民主大师认为，只有实行竞争性政党制度，通过民意选择和政党博弈，才能产生出比较理想的执政党及领导人。
西方宪法规定，议会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和监督权，但议会民主的主体是各持异见的政党，议会行使立法与监督权力的议员是各党推选出来的，议会选举也是由政党来实施完成的，离不开政党。
西方民主设计师强调多党竞争，推崇选举民主，视选票为衡量政党竞争胜负的标尺。
在今天，政党被选票绑架，选票成为西方多党民主是如何陷入制度困境的政客“登基坐殿”的敲门砖。
西方政党政治成了选举政治，议会民主成了选票民主，选举成为民主的唯一内容，按照选票多少排座次的“民主”规则发展到极致。
为了多拉选票，候选人会使尽各种招数讨好选民，可谓“好话说尽”。
一旦敲开了权力大门，所有对选民的许诺就变成一纸空文。
拉票行为又孳生金钱政治，竞选成为各竞选人之间的烧钱比赛。
如此种种弊端，使得选举远离民主，徒有形式，以民主为天职的政党反而成为选举政治的傀儡。
二、只论党派不问是非，议会政府效率低下
西方设计多党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多党竞争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过度不平衡，以各党制衡来遏制少数人滥用权力。
这一政治设计虽达到了对权力制衡的目的，但协调内部矛盾、提高政府效率的目标却很难实现。
议会内多党纷争导致议员恶斗不止，议会立法效率低下，对政府的监督失效，这自然给政府权力膨胀带来机会，而国家权力中心向政权转移，导致朝野矛盾进一步加剧，议会立法和监督作用更不易发挥。
议会“党争”愈演愈烈，只论党派，不问是非，相互攻击，互相扯皮，导致议会立法举步维艰，效率低下。
在议会民主制条件下，议员主要从各党和各地选举产生，为追求各党自身利益和地方利益最大化，也基于选票的考虑往往立足于本党和地方利益，置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于脑后，将议会视为权力角逐和政治分肥的场所。
执政党在台上，反对党就千方百计地拆台，朝野矛盾加剧，“党争”不断。
政党纷争导致议会内议员恶斗不止，议会立法效率低下，对政府的监督失效，议会作用自然弱化。
比如，中国台湾在结束国民党一党独大历史后，走向所谓“真正的民主时代”。
目前，台湾的“国大代表”形同虚设，“监察委员”作用不彰，
唯有113名“立法委员”独大。
这些“立委”们以提高自己知名度为目的，以侮辱人为快事，在“言论豁免权”庇护下，尽情地在媒体前大放厥词，痛骂对手,甚至一言不合即拳脚相向。
他们是否真的为民请命，只有天知道。
在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议会内的党派斗争愈演愈烈，议会立法举步维艰，一些重大法案得不到议决，甚至出现议会会期停摆的难堪局面。
印度2012年夏季议会原定20天，拟讨论48项议案，但因朝野斗争激烈，互不相让，议会仅开会6天就提前结束，期间只通过4项一般法案。
这次会期被印度媒体批评为印度独立以来最差的议会会期。
面对欧洲债务危机，欧洲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打危机牌，将危机视为打击政敌的机会，并不会真的坐在一起共
商克服危机之策。
尽管欧洲福利政策弊端明显，但各党都不敢对这一福利制度动刀，谁改谁就是自寻死路。
大选时，不管哪个党都向选民许诺增加就业，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水平，但钱从何来，如何筹钱提高福利，则语焉不详。
执政党和反对党囿于自身利益，不但不能解决危机，反而因恶斗而加重危机。
所以民众对议会和政党极度失望，抗议活动不时发生。
另外，由于大党恶斗，达不成妥协，政府经常难产，甚至出现长期无政府局面。
例如，在荷兰1972年大选后，各党用了164天才达成组成联合政府的协议；比利时在2010年大选后，各党派多次未能成功协商组成政府，遭遇了540多天没有正式联邦政府的无政府危机。
西方议会民主的衰落，表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出了问题：
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实际上是各干各的，相互制衡的目的达到了，但出了问题谁也解决不了。
三、钱权交易大行其道，政党政治异化为金钱政治
金钱政治和腐败是与西方政党政治相伴而行的痼疾。
政党腐败主要表现为政商联姻，钱权交易。
金钱政治之所以“历久弥坚”，其根子仍在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内在矛盾。
西方竞选需要大量的金钱，这就意味着表面上平等的候选人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
金钱与选举的关联使得有些人很可能由于经费的原因无法参加竞选，也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普通老百姓意愿的人。
同时，这一关联使政治家不可避免地要受垄断资本的影响和控制，难以保持公正和独立性，真正做到把国家（或地区）的利益放在首位。
西方政治人物与资本利益集团之间并不是赤裸裸的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权钱交易模式，而是通过一种特别的利益输出途径实现的，即利益集团影响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制定出偏向利益集团的公共政策，最终谋求各自特殊利益。
随着经济自由化、金融化不断发展，金融寡头如日中天，法力无边，日益成为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主宰。
西方主流政党大都与资本寡头同坐一条船，政客“傍大款”，政党与“金融大锷”联姻，利益一体，“生死与共”。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本是华尔街的投机家们惹的祸，但美国政府为避免危机恶化，不得不出手相助，运用纳税人的钱，为这些金融家们的巨亏买单。
欧洲各主流政党无论信奉什么，无论是主张大市场、还是主张大政府，都不会免俗，纷纷与大资本抱团联姻。
各政党的政策主张虽有不同，但大同小异，都不会得罪大资本。
原因在于没有资本寡头的支持，他们谁都不可能上台。
从1907年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不断修改“联邦选举法”，对政治捐款进行限制，政党政治受到约束，州级党组织不再象过去那样能随意操纵选举了。
美国国会议员和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越来越透明，越来越民主化。
但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政治始终阴魂不散，美国大选依然有不少制度漏洞可钻，正规筹款渠道受限制，而“非直接项目”和小额捐助则被允许。
只要候选人与捐助方达成默契，不直接提及选举，钱款仍会“来去自由”。
2004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在党内初选中一路落后，筹款入不敷出。
克里尽管腰缠万贯，但囿于规则不能给自己捐款。
于是，他自己给自己打了张500万美元的欠条，才得以渡过难关。
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逐年攀升。
1860年，林肯被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只用了10万美元，而百年后的1960年，10万美元只能让总统候选人在电视镜头上露面30分钟，而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总花费超过60亿美元，相当于中美洲尼加拉瓜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创下美国总统选举耗资之最。
2004年美总统大选筹款总额为7.19亿美元，2008年则为13.247亿美元，2012年是22亿美元。
这次奥巴马竞选总统筹款超过上次，总额超过10亿美元。
“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花了利益集团的捐赠，就得受其影响和控制。
尽管美国校园频频发生枪击伤亡惨案，但枪支管制的法规却很难出台。
因为主张持枪权利的机构是总统竞选活动的最积极捐款者，如小布什在2000年大选中最先得到的910万美元竞选捐款就来自这一机构。
与美国相比，日本更是一个金钱政治盛行的国家，无论是在乡村地方选区，还是在都市选区，选举都需要耗费巨额资金，在日本竞选国会议员的花费至少在1亿日元以上。
日本的选举表面看以政见为中心，但实际起作用的只有“地盘、口碑与钱包”这三样东西，三者之间的命运共生关系一直为世人所诟病。
日本乡村和地方选区的候选人从父辈、祖辈或是党内前辈手中继承“地盘”后，平时得要花重金来维持与当地选民的人情关系，遇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时，候选人要向选民送礼表达心意，对选民特别是地方豪门、大企业以及有影响的社会政治团体进行各种形式的利益输送。
选民在投票意向上主要看候选人与自己的交情以及为自己谋利的能力。
都市选区的选民多无特定支持的政党，投票主要看候选人的知名度。
对于一个不知名的新人而言，为在较短时间内集中曝光，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就必须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资金多少决定其媒体曝光率，进而影响当选结果。
由于政客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盛行，日本各党都利用揭露腐败、炒作丑闻视为撂倒政敌的法码。
2009年日本众议院选举时，民主党小泽一郎就倒在自民党揭露其收受西松建设公司巨额政治捐款的枪口下。
西松公司每年向小泽提供2500多万日元捐款，十几年间累计收受3亿日元。
作为回报，小泽家乡岩手县的许多公共工程为西松公司包揽。
日本《读卖新闻》社长渡边恒雄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金钱政治有深刻的描述：
“为当政治家，就得从大佬那里来钱。
等自己也具备了敛财能力之后，再分配给下面的追随者，培植自己的势力。
在当今日本政界，这是铁律。
虽然这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
”
四、党派之争导致政治极化，政党恶斗引发社会分裂
美国两党轮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曾被视为最合理的政治模式，但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党派对峙的“政治病”越来越严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由债务危机引发的社会性危机的政治危机日趋明显，两大政治阵营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渐行渐远，在紧缩与反紧缩问题上斗争激烈，互不相让，政治极化加剧。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对立在2012年总统选举过程中空前恶化，两党全国党代会提出的党纲，在价值观和治国方略上针锋相对，立场主张明显对立。
奥巴马高举“公平正义”大旗，呼吁民众在“公平分享机会和利益”和“少数人获利、赢者通吃”之间做出选择。
奥强调要坚定捍卫医保、移民、教育等变革成果，维护女性、少数族裔及弱势群体
利益，努力将自己打扮成“中产阶级”的代言人。
罗姆尼阵营总体上向右转，强调美国梦、机会均等、自由企业等精神，坚持小政府，反同性婚姻、反堕胎等保守主张。
美前总统克林顿为奥巴马站台拉票，声称两党代表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方向和未来，美国人正面临着“一代人以来最清晰的抉择”。
意思是说，两党界限分明，别无选择。
美国“政治极化”与选举制度规定有一定联系，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必然产物。
美国实行单一小区制度，即一个小选区只能选举一名国会议员或州议会议员，候选人获得简单多数即为当选。
由于这种制度只允许获得简单多数的一方获胜，所以有实力的党派为了战胜对手，必须结成较大的竞选联盟，久而久之便出现平分秋色的两大阵营即民主党和
共和党的竞选阵营。
除两大党外，美国还有数千个政党存在，如美国改革党、共产党、绿党等，但这些党无缘进入政治中心，因为单一选区制限制了它们的发展，它们不可能在单一选区内获得选票第一，选民也不愿为他们浪费选票，结果只能是民主或共和党胜出。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极对立还有其现实原因，就是金融危机下民众更关注自己的工作岗位和退休金等现实问题。
为得到选票和献金，共和党和民主党回到了传统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更倾向于“原教旨”极端。
这就陷入一种制度性困境：
竞选中观点越激进，相互斗争越激烈，就越能吸引本党选民和政治献金者的关注，而温和、理性、折中的声音却得不到肯定。
媒体与选民阵营相互呼应，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使得本已对立的两大阵营形同水火，彼此缺乏理性沟通和宽容理解，媒体与受众之间的相互影响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分裂。
党派之争引起拥护各自政党的民众对立，扩大了社会矛盾，增加了冲突，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导致族群甚至是国家和民族的分裂。
五、寡头政治盛行，精英民主与草根民主对立
随着工业时代转向信息和网络时代，政党政治异化为寡头政治。
寡头政治主要表现为西方政党日益脱离群众，党内事务由党内大佬操纵。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西方各大党在媒体作用下，改变了传统运作方式，党组织日趋松散，基层组织、党员个人作用不断弱化，而政党领袖和政党精英借助媒体作用突出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形象，党组织日益变成选举机器。
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大党逐渐被党内大佬所控制，大佬在党内常常一手遮天，垄断了党的一切资源。
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均是选举党，党的组织结构松散，党员也不受任何约束，除了在大选时参与摇旗呐喊和投票外，并无其他权利和义务。
本党候选人作为党的旗帜，可以调动党内一切资源为其竞选服务，党内决策等重大事务主要由总统竞选团队打理。
布莱尔任英国工党领袖后，对工党集体表决权进行限制，提出不仅要在领袖与议员候选人选举时实行一人一票制，还要在党章修改等重大决策事项方面也要采用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
这一措施从根本上削弱了工会左右工党人事和重大决策的作用，这也是“新工党”与“老工党”在组织上的重要区别。
然而，布莱尔限制党内反对派，实行有引导的民主的改革实际上是强化
了领袖权威。
虽然他强调扩大党员参与党的决策权利，并在全党开设全国和地方政策论坛，但广大党员是在工党政策委员会提供的框架内进行论坛讨论的，还要受工党派出的“协调者”监督。
英工党年会只讨论布莱尔自己领导的政策论坛所提出的文件，只对文件进行表决而不得修改。
这一做法，名为加强工党中央的权威，实际上是强化党的领袖的权力。
布莱尔对议员和党组织加强控制，由领袖直接任命议会总督导，采取督导谈话警告以至开除出党等做法控制工党议员。
有人指称布莱尔强化中央权威是实行新独裁，改革使党内权力高度集中，权力逐步落入领袖为中心的高层精英手中。
日本自由民主党虽然多年一党独大，但党内派系林立，各派大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时都会自立山头，另组新党，寡头政治特点十分突出。
然而，伴随社会日益网络化，草根政治力量异军突起，在当前西方国家抗议活动中，参加者多是失业的年轻人，而这些人是在电子网络中成长起来的新一
代，是当今网络民众主体，他们不愿接受工业时代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如传统的政党、政府、工会、公司等结构模式，而偏爱网络式、扁平化、无中心的平等参与模式。
网络成为召集抗议活动的手段和渠道，没有核心领导和组织。
其动员和活动方式不同于传统的纵向串联的层级方式，而是通过议题倡导和网络横向联系来交流信息和开展活动。
如美国茶党运动不是由拥有明确纲领和领袖人物来组织发起，而是在发达的信息网络条件下，靠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等网络工具动员组织起来的。
这就使过去通过议会活动影响国家政治的方式日益平民化，每个人都是政治活动参与者，传统的精英政治与新兴的草根政治发生碰撞，对立加剧。
六、利益整合与调节功能弱化，政党短视行为突出
西方文化强调个体本位，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来的多党民主制度突出不同利益集团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希望通过竞争来实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平衡。
然而，西方一些国家的问题正是由于片面的多党竞争造成的，如“选民是上帝”导致国家决策短视，“人权至上”带来公民权利的滥用。
多党制民主和人权的变异，放大了个人、团体利益和短期利益，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全球化产生了诸如生态环境保护、民族国家主权让渡、全球治理等新课题，这些是多党民主政治无力解决的问题。
因为，政党是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表，其目标是选举的胜利和自己政党的利益，与远离它的国家全球利益相比，政党往往更关心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而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人类共同利益只是选举结束后的话题。
为追求当前利益，各候选人的政治见解和选民的政治倾向不再是选民投票的唯一依据，那些比较科学、能够代表大多数人长远利益的方案往往不能被大家接受；而候选人的长相、风度，甚至候选人与选民的相似度都成了获取选民支持的重要因素。
出于竞选现实利益的需要，参选政党往往关注民众当前的关切，而置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于脑后，从而导致狭隘民族主义泛滥。
在美国近几次大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为了给自己多拉选票，往往利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打“爱国”牌，拿中国说事，“绑架”民意，为自己脸上贴金。
这种迎合部分人利益关切的短视行为最终会损害美国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在当今利益群体多样多变的形势下，西方多党竞争体制弱化了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因此推行社会改革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党派竞争导致社会改革困难重重。
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改革都会涉及利益的调整，从短期来看肯定会有得利多的一方，也会有失去利益比较多的一方。
这种改革自然会引起后者的反对，反对党正是利用这一矛盾集中攻击执政党，从而加大了改革的难度。
同时，任何一种改革都有一个逐步建立和逐步完善的过程，改革之初会产生许多新的弊端，而这种弊端同样会增加改革的难度。
印度的计划生育政策虽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但至今无法顺利推行，原因在于敢于提出这项政策的政党肯定会在选举中败北，没有哪个政党愿冒此风险。
美国学者卡普兰在《理性选民的迷思》一书中分析了西方民主社会中选民的偏见，以及他们如何不断地选择了与他们有同样偏见的、或者是装作有同样偏见的政治家，从而导致错误的政策和低品质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这样的民主，对于广大老百姓而言，就好像是在地摊上买东西，尽管有竞争、有选择，可还是买不到优质的产品。
他们也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自己意愿的人。
七、西方民主移植“南橘北枳”，多党民主引发社会动荡
尽管民主作为价值理念已得到了全球认同，但民主化在许多发中国家往往引起社会动乱、军事政变甚至国家分裂。
随着多党制浪潮的兴起，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政党，有的甚至成为第一大党和执政党。
它们的崛起和执政不仅冲击了相关国家的政党格局，扰乱了正常的政治民主进程，而且对国家政局走向和发展道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冷战结束后，非洲国家迫于西方的压力纷纷推行多党制，各种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有的国家仅有百余万人口，政党竟然多达上百个。
在一个接一个的总统、议会选举中，过去曾长期执政的大党和政治强人纷纷落马，国家政权普遍实现了更迭。
这一度让西方颇为满意，认为西方民主在最为贫穷的非洲大陆已开花结果。
西方民主和多党制虽被广泛移植到非洲，但并没有再造出一个西方版的非洲。
相反，多党制引发非洲部族势力崛起及部族间的相互仇杀，无数生灵涂炭。
一些部族主义势力以政党为旗号、以地区为依托，相互间争斗不休，导致政局动荡，不断演绎着一场又一场政治危机。
多年来，非洲一些国家“逢选必乱”，每次选举都会带来一场社会动荡甚至军事政变。
几内亚比绍自1994年举行第一次多党制下的总统和国会选举以来，民主外衣彻底撕去，竞选变成了政治对手间的相互仇杀，军事暴动和政治冲突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2012年4月，几内亚比绍发生军事政变，叛军宣布解散全部政府机构，逮捕和关押包括临时总统雷蒙多·佩雷拉等一批政府高官。
肯尼亚曾被西方誉为民主的“样板”，然而在2007年12月总统选举时，出现了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上千人死亡，至少35万人无家可归。
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多党民主制度已经实行了几百年，其弊端有制度设计上的先天缺陷，也有后天萧规曹随、墨守成规之不足。
多党民主陷入制度性困境，主要是指这种民主只重视程序民主，将民主等同于选举和多党竞争，而且将选举神圣化、简单化。
选举不能保证可以组建人民希望的政府，也很难保障民众民主权利的真正实现。
环顾世界，一些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水土不服，破而不立。
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不仅损耗国家实力，
甚至扼杀对未来的憧憬。
无论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丁美洲的“激进改革”，抑或是非洲国家复制美国的政治制度导致社会动荡，都在证明这样一个共识：
民主同市场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好的一面，也会产生大家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民主的实现形式因国情不同而富有多样性。
多党民主在发达国家行得通，不等于在发展中国家就行得通，如果强行移植，就会导致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
（选自2013年1月22日第十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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