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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富比拍卖行进入香港市场算起，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
30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形成过三次大规模的浪潮。
今天看来，每一拨浪潮都不是偶然。
80年代：
老派收藏+行家
1980年的春天，香港苏富比举行了仇炎之的第一场私人专场拍卖。
为私人收藏家举行专场拍卖，这对于拍卖公司来说尚属首次。
这一场拍卖如同一支兴奋剂，让香港的艺术品市场热闹起来。
仇炎之是与大卫德爵士（SirPercivalDavid）、芭芭拉?
霍顿（BarbaraHutton）、胡惠春、安宅英等收藏家皆有交易的出色古董商，也是优秀的收藏家。
1949年他从上海迁居香港，一直住在跑马地，1967年退休于日内瓦。
仇炎之对收藏有三个基本信条：
藏品珍惜，纹饰精致无瑕疵，保存完美。
为了满足不同地区的需求，仇炎之的藏品中，明清瓷器归于香港拍卖场，早期陶瓷及青铜器则留归伦敦。
尽管如此，香港客人仍然在三次拍卖中独占鳌头。
香港的这场拍卖，焦点集中在一对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及一只高足杯。
这两只鸡缸杯一件被香港银行家亦为收藏家的马锦灿以528万港元购得，另一件鸡缸杯和高足杯，连同仇炎之第二场及伦敦专拍中的稀有官窑精品都被香港收藏家区百龄买下。
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收藏的途径以向古董商购买为主，或藏家之间的相互易货。
如果眼力稍差，或者没有行家的推荐，收藏并非易事。
赝品充斥古董商店，买主以假当真，上当后才得知概不退换，很多藏家高兴而来，败兴而归。
1973年，苏富比与连卡佛合作，在香港成立分公司。
当时拍卖类别单一，只有中国古代陶瓷，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硬通货”。
拍场中以日本客人为主，他们购入早期陶器种的精品。
日本战前最大的古董商之一――茧山龙泉堂在香港苏富比的第一次拍卖中，买下两件15世纪青花瓷器，其中一件是明宣德青花棱口团龙纹碗，原为英国阿尔弗雷德?
克拉克（AlfredClark）夫人的藏品之一，卖价19万港元，创下当时瓷器价格的新高。
另一件是明成化青花岁寒三友盘,卖价16万港元，这两件瓷器现存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
这一次拍卖正值中国艺术品市场上升中期，结果之好超乎大家的想象。
仅相隔4年，香港收藏家在明早期青花收藏方面已经开始占据优势。
香港人所购入第一件百万高价瓷器为1977年5月卖出的明宣德青花缠枝花卉高足碗，以126.5万港元高价成交。
1978年11月拍卖出的一件明永乐青花执壶以220万港元成交。
此后香港以及台湾地区收藏家控制了市场，日本买主只是偶得执牛耳。
此时，在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家正面临着新的建设，改革开放呼之欲出。
1985年，另外一位著名的中国古董商戴福保（J.T.Tai）为筹建基金会，出售了一组有趣的瓷器。
戴福保与仇炎之是上海同乡。
这一次拍卖中，有一只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由香港张宗宪以110万港元购得。
在上世纪80年代，清代瓷器不是收藏的主流，当时的收藏观念，第一阵营当属宋瓷与明代永宣时期瓷器，第二阵营是元青花。
然而在21年后，这只非主流的清代瓷器卖出了1.5亿港元，创了一个天价。
而早年高价的宋瓷以及永宣时期的瓷器，却没有明显的涨幅，按经济通胀率来看，甚至有些低于20年前的价位。
仇炎之与戴福保民国时期开始经营古董，属于老一代的古董商。
最初为了生计，古董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一种营生手段。
随着生意做大，以及后期定居海外，与西方收藏家有了频繁交往。
西方人对收藏古董进而创办博物馆，公诸社会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传统的古董商。
于是他们在生意之外，由行家转为了藏家。
但对于藏品的选择，依旧延续老派传统，金石、青铜、宋瓷、永宣。
这些收藏在他们生前都没有大规模出售过。
同一年，香港苏富比推出了民国年间大收藏家胡惠春“暂得楼”的专场拍卖，西方收藏界习惯称呼他为J.M.Hu。
胡惠春以明清官窑瓷器作为收藏核心，曾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两次把自己收藏的陶瓷器共359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胡惠春对于藏品的要求，必须是全美。
“暂得楼”是他为自己的收藏所起的堂号，取自王羲之《兰亭集序》：
“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
”翰海今年秋拍中的那件明嘉靖青花五彩鱼藻纹罐即为胡惠春的旧藏。
时至1986年，一件曾在8年前出售的明永乐青花执壶再次出现在市场，并以374万港元成交，是之前的3倍。
这一年的11月与1987年，收藏家赵从衍两次推出私人专场拍卖，使平静许久的市场再度活跃。
赵从衍是香港四大船王之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联合国对中国和朝鲜实施禁运，运往中国内地和朝鲜的货物运费每吨高达150美元。
此时，赵从衍冒着战火，带着船队走了几回险程，赚取丰厚利润。
上世纪70年代是香港航运业的高峰期，赵从衍旗下的“华光”于1973年在香港上市。
赵从衍和夫人倪亚震志趣相投，收藏古董时间长达40年之久。
他们曾在香港华光大厦顶楼布置了典雅的华光草堂，展出自己的收藏。
1986与1987年的这两次专场拍卖，赵从衍实属无奈。
此时华光集团遭遇财务危机，欠债约67亿港元，在香港交易所被停牌。
赵从衍为保住华光，一方面出售地产业等集团非骨干业务；另一方面忍痛割爱拍卖数百件古董，两年卖出3亿港元名瓷玉器。
日本收藏家松岗清次郎在第一场专拍中，以1122万港元的价格，为其私人博物馆购入一只，第二场专拍中缠枝菊花玉壶春以1122万港元成交。
胡惠春、赵从衍以及叶仪医生（1984年去世后不久，由家人将藏品拿出，进行义拍），他们所代表的群体，是从民国过来的一代收藏家，也可以说他们是最后的老派收藏家了。
他们有自己完整的收藏体系，具有极好的眼力及鉴赏力，一生只为收藏而收藏，心无杂念。
也正因为如此，今天新入场的买家们，会对这些老收藏家所经手过的藏品青睐有加，高价购得也在所不惜。
这个时期内，唯独1986至1988年推出的英国铁路退休基金的专场拍卖，收藏前提是以投资为目的。
1974年伦敦股票暴跌，刺激了正统股票投资转向多元化，这一收藏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起的。
不过，在广泛收集艺术品的过程中，他们购买标准同仇炎之的三项原则基本吻合。
目的直截了当，即选择精品。
市场一再证明，精品比一般品类升值快，拍卖的成功完全证明基金会管理人的先见之明，尽管当时被认为价格高得有些离谱。
卖价最高的是明洪武时期的作品，一只洪武釉里红缠枝花卉碗打破明代瓷器的纪录，以2035万港元成交，一只釉里红执壶稍带修补，卖价也高达880万港元。
一件永乐青花大盘卖价在1320万港元。
到1989年一件宋代官窑洗卖价高达2200万港元，破了宋瓷纪录。
同期字画方面，也创出了最好拍卖价格，5幅画作售价超过百万港元。
可以说，80年代，是一个以老派收藏以及传统行家审美观念引导的艺术品市场。
90年代：
行家+藏家+专家
1989年的拍卖精品繁多，适逢当时的市场备受日本买家追捧，令这一批藏品的价格大幅度提升。
其中一件由芭芭拉?
赫顿（BarbaraHutton）收藏的康熙五彩花鸟纹碗，被香港收藏家徐展堂以1045万港元的高价购得，这让康熙五彩第一次过千万大关，为清代瓷器扬眉吐气了一番。
这件花鸟纹碗的下一口是日本买家，徐展堂先生因此获得“抗日英雄”的雅号。
同场他还以880万港元的价格竞得康熙粉彩胭脂红地御制碗。
拍卖结束后，日本人称他为“异常活跃的收藏家”。
徐展堂出生于江西吉安，9岁时随父母迁居香港，没有殷实的家业，但却勤奋努力。
上世纪70年代初，香港经济萧条，徐展堂大胆买进股票与楼盘，获益极丰。
80年代初，由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直接影响到香港地产业，一时行情看淡，徐展堂再次出击，两次成功，奠定了他今后事业的基础。
此后偶然的机缘，让徐展堂对艺术品着迷，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艺术品市场。
对于收藏，也如他在商业上一般，敏锐果断。
1987年11月，香港苏富比收入两件元代精品，影青观音与元青花狮纹盘，分别以330万港元和748万港元成交。
徐展堂为徐氏艺术馆在香港拍卖会上购入诸多精品。
这两件瓷器可以说是同类物品中的上品，由港商大成公司为徐展堂购入。
1991年5月，一件刻有元代青花阿拉伯文印花盘和洪武青花执壶，卖价都是770万港元，为徐展堂所购买……
以专业论，徐展堂算不上文物专家，但其收藏的专业地位毋庸置疑，如今在香港徐展堂艺术馆所见的藏品，显示了主人的眼光。
那时资讯没今天发达，香港市场的文物良莠不齐，鱼目混珠，鉴别对其收藏是一道关卡。
对没有文物专业技能的人来说，依然有办法鉴定。
徐展堂一旦遇到他认为好的藏品，定会把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请去香港，而专家们为了开阔眼界，也会提供无偿服务。
古董店的老板、江湖上的高手，也都是徐展堂的常客。
以耳代眼，化被动为主动。
徐展堂建立起一定规模的收藏，所花费的时间相对于老派收藏家来说缩短很多，但这没有影响藏品的质量。
以藏而学，边学边藏，是这一个时代，新兴收藏家的特点。
这一时期内，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收藏家是天民楼的葛师科。
与徐展堂有所不同的是，葛师科的父亲葛士翘就是一位知名的收藏家。
在葛师科从内地去到香港时，他的父亲已经建立有一批颇具规模的收藏。
而两者的相同点，则都是边学边藏，并且与内地的专家有良好的关系。
葛师科是最早去景德镇的香港收藏家之一。
当时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对埋藏于市政府下面的窑场进行发掘，特意将葛师科请去一起参与。
这一次的发掘出土“宣德年制”六字或四字款，其中矾红款和青花四字篆书款属首次发现的官窑款。
相对于老派收藏家，这一代的藏家会更多地借助于外力：
行家的经验，专家的眼力。
他们不会在拍卖现场亲自举牌，每次都会有专业的行家为他们去现场竞拍。
这种模式也是受西方收藏家的影响。
行家在这一个时期，成为艺术品市场最为活跃的人物。
再看艺术品的去向，可以清晰地看到，大价位的古董几乎都是藏家所得，藏家是用富余的钱购买古董。
这个时期会有一些人有投资意识，但没有纯粹为投资而收藏的人。
徐展堂有两次出售藏品，一次是1997年经济危机，还有一次就是在他去世之后。
90年代初期，内地经济发展加速，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群开始试探性进入艺术品市场。
不少拍卖公司相继成立，拥有千年历史的古董收藏逐渐复苏，内地的收藏家陆续出现在香港的拍卖会中，这预示着中国艺术市场将出现新的契机。
明代的瓷器价格在这个阶段被推至顶峰，70年代并不起眼的清朝瓷器，在这个时期内开始受人瞩目，让人感觉物超所值。
1998年底，“保罗及海伦白纳德收藏”专场拍卖，推出一批清粉彩及珐琅彩瓷器。
其中一件清乾隆珐琅彩黄地开光式胭脂红山水纹碗是拍卖的焦点，80年代由香港藏家以792万港元承接，至这一年身价已攀升至2147万港元，刷新了清代瓷器的世界纪录，由伦敦行家乔瑟普?
埃斯肯纳茨（GiuseppeEskenazi）购得。
宋瓷、明瓷价格依旧在高位，但其价格和清代瓷器的距离已经在缩短。
1980年仇炎之专场拍卖中的一只明成化鸡缸杯在1999年的时候再次出现于市场，它再次突破中国瓷器的拍卖价，以2917万港元被伦敦行家乔瑟普?
埃斯肯纳茨购得，一只明代永乐年间的青花大扁瓶则为明朝瓷器再放异彩――同样的青花大扁瓶全球只有4只――以2147万港元成交，刷新了明朝青花瓷器纪录。
这次拍卖令20年难得一见的盛况再次出现。
2000年的私人信托珍藏拍卖，胡惠春旧藏的明嘉靖五彩鱼罐刷新了世界纪录，以4404万港元成交。
及至90年代中后期，一部分早期发迹的南方民营企业大量购入艺术品，言必称建造博物馆，但进入到21世纪后，藏品陆续售出。
90年代末期以后，大批内地买家蜂拥购买清代瓷器，使其价格快速攀升，跃升为一线活跃的收藏品。
同期内，除了受日本及英国收藏家看重的漆器外，很多中国工艺品都不被重视。
反映出其市场被忽视的情况。
2010年：
投资家+行家+藏家
一个楼盘的老板，宣称要在北京最商业的区域建一座最具文化气息的博物馆，于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初始至2010年5月，差不多在一年半时间内，购买了500件左右的官窑瓷器，基本上是以一天一件的速度在购买。
这只是众多快速购买艺术品现象中的一例。
大部分新入场的买家，只有少部分是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购买。
绝大多数是凭直觉买东西，通常有这么几种类型：
一种是什么好看买什么。
这就造成清瓷价格直线上扬，创出懂行人看不懂的价格。
2009年秋天的一场拍卖中，一对道光时期的粉彩碗拍出了600多万元的价格。
台湾老收藏家蔡一鸣叹言，早年都是千儿八百的价格，专门都是买来送礼的，没人把它们当收藏品看，如今都能创出个天价。
还有一类，大家追捧什么买什么；这类中有比较生猛的不看拍卖图录，不看拍卖预展，去到拍卖场，哪件东西举牌的人多，就用高价拿下。
还有一类，只买每场拍卖里的封面和封底。
这有点像北京年末买汽车，大家进来只是看有车没车，是车就买，而不管它的性能和使用便捷与否。
这种以投资为目的的收藏，应该是在2003年“非典”以后，这个时间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一个分界点。
这一年王世襄专场拍卖中，21件铜炉以1194.6万元人民币被同一藏家收入囊中。
去年被整体拿出拍卖，成交额为9485万元人民币。
清代瓷器，尤其以乾隆时期的陶瓷及工艺品成为时至今日的热点。
最出类拔萃的拍卖，也不再局限于来自任何一位收藏家的个别收藏，而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爱好者――乾隆皇帝的艺术宝库为主体。
以著录于《石渠宝笈》的作品为例，1993年的时候，价格大约在几十万元左右，2003年前后，攀升至300万元左右，2005年已过千万元，2009年到现在则以亿元计算。
2008年以后，以投资为目的的收藏成为主流。
艺术品市场遍地开花，各个项目上都有突破。
无论是书画还是古董、油画，包括一些过去大家不太注意的小的项目，如杂项类，犀角、紫砂相对来说比较低端的艺术品，整体都呈上扬趋势。
艺术市场变成投资家为主的市场，行家联合购买而藏家则退居三线。
只在有漏儿出现的时候，才会出手。
收藏家对待艺术品是消费观，用多出来的钱去消费，好比买花只为赏花，是有情感的付出。
投资家是以卖东西赚钱为首要目的，如果认定这个事情是能赚钱的，就不怕往里面花钱。
而这个钱可能并非是富余出来的部分。
当资金变成资本进入艺术品市场的时候，眼力、审美等其他所有因素都显得不重要了。
对于艺术品以后的走向并不取决于艺术品，而取决于后面的入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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