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番目入旗清代中后期八旗制度的开放与封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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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番目入旗清代中后期八旗制度的开放与封闭

金川“番目”入旗—清代中后期八旗制度的开放与封闭

1扎克塔尔及桑吉斯塔尔的八旗仕途之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月二十八日，紫禁城南的午门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献俘仪式。

在经历长达５年的战争后，清军最终征服四川西北部嘉绒地区的大、小金川土司。

乾隆帝对这一胜利格外重视，谕令将大、小金川土司、家眷、大小头人及大喇嘛等250余人押解进京，并钦定吉日行献俘礼。

盛大的献俘仪式结束后，刑部很快议定对战俘的处置办法，250名战俘按照罪刑轻重分别处置：

索诺木等首犯12人，“罪大恶极，均经凌迟处死”；重犯19人“均经处斩”；其余家眷、喇嘛等219人，流放各处为奴。

这250人并非全部入京的嘉绒人。

战争期间，陆续有当地民众投诚，对于如何安置这些主动“投诚”的两金川之人，乾隆帝颇为踌躇。

考虑到“各为其主，亦复可矜”，且不少人曾为清军效力，“若尽与骈诛，实觉心有不忍”，但大、小头人及其眷属，不便仍留金川地方，因而谕令照平定准部时所有台吉、宰桑、德木齐等概行移徙例，均押至北京安插。

后经大学士等议定，决定仿照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将驻京回民编为佐领之例，编为一佐领。

据《钦定回疆则例》所载，此一佐领入于内务府正白旗，为内务府及理藩院所属，包括解送至京的大、小金川男妇189名，加上唱“番曲”、跳锅庄的28人，以及第一次金川战役后留京修筑碉楼的11人，该佐领共辖大、小金川之民228人。

▲八旗

清廷将两金川降入编为佐领，入于内务府正白旗，是把他们纳入八旗体系，成为内务府管辖下的包衣佐领。

据祁美琴在《清代内务府》一书中的考证，包衣“主要起源于那些被收养、被接纳的外氐族人和因通婚被带来的一些外氏族亲族”。

后来，它的人员构成也“逐步向外戚族众、战俘和一些契约奴仆扩展”。

事实上，清朝在征服蒙古、朝鲜、中原地区及后来平定三藩、平定回部的历次战争中，皆有将战俘编入包衣组织的举措。

将两金川降人编为佐领，入内务府三旗只是沿袭旧例。

不过从战前的情况来看，两金川不仅是政治疆域上的边徼，亦是“声教不及”的“化外之地”，两金川之人一直被清廷视为西南“蛮夷”。

战后，部分“降番”被纳入八旗体系，成为内务府三旗的正身旗人，其地位虽不能与“旧满洲”（femanju）同日而语＇但较之前的“蛮夷”身份，显然有了巨大的改变。

且自两金川降人编为内务府佐领后，清廷亦未禁绝其仕途之路。

据《钦定回疆则例》记载，乾隆帝曾专门降旨称：

“伊等内既暂不得可用之人，于包衣官员内拣选妥善者带领引见补放佐领，俟伊等内有能办事者，再以番子等补放”。

言下之意，虽暂无可用之人，经过历练后，有能力者即可补放官员。

事实上，乾嘉时期，的确有两位来自嘉绒的“番人”在清廷里崭露头角，逐步晋升为八旗体系中执掌旗务的商级官员，他们是扎克塔尔与桑吉斯塔尔。

2金川“降番”入旗的政治、文化因素第二次金川战役无疑是扎克塔尔与桑吉斯塔尔人生的重大转折。

若非这场战争，在凡事讲求“根根”的嘉绒社会，两人最好的际遇只是土司麾下的小头人，不仅世代为土司奴役，见到芝麻大小的朝廷命官，也须得唯唯诺诺，磕头请命。

成为朝廷正二品大员，掌管八旗旗务，统帅八旗劲旅，恐非其平生所能料想。

反观宋、明等传统中原王朝，虽不乏朝廷任命“四夷”部族领袖为官的事例，但大都属于权宜一时的羁縻之策。

若要以“边裔”之民身份入仕朝廷，唯有科举一途，非倾数代之力，饱读“圣贤”之书，变夷为夏，难有成功的希望。

像扎克塔尔与桑吉斯塔尔这样直接入朝为官，仅仅通过自身努力便跻身高位者，并不多见。

两人的经历恰能从侧面反映出清代中叶八旗制度与官方夷夏观念的变化。

乾隆帝以华夏正统自居，说明之前区分“华夷”的某些细则已悄然发生改变，那种以地域、文化、血统为藩篱严夷夏之防的思想渐渐为官方淡化，代之以新的标准。

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曾降谕：

蒙古、汉人，同属臣民。

如有书写之处，应称蒙古、内地，不得以蒙汉字面，混行填写，已屡经降旨。

今吋灵阿奏折，犹以夷汉二字分别名色，可见伊等全未留心，且以百年内属之蒙古，而目之为夷，不但其名不顺，蒙古亦心有不甘。

将准噶尔及金川番蛮等，又将何以称之？

此则上谕透露出乾隆帝在区分“夷夏”时的基本原则。

既然清朝已经是华夏正统，那么顺者如百年内属之蒙古自不该“目之为夷”，逆者如准噶尔、金川才是真正的“夷狄”。

“中外并无异视”的前提或“夷夏之别”的关键在于是否顺从清朝统治。

按照这一逻辑，乾隆朝中后期历次战役中归顺清廷的准噶尔、回部、金川人等，都不该再以“夷狄”视之。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有地方官在奏报中将达赖喇嘛使者称为“夷使＇乾隆帝降旨申饬称：

“国家中外一家，况卫藏久隶版图，非若俄罗斯之尚在羁縻，犹以外夷目之者可比，自应以来使堪布书写为是”此时之“外夷”显然已不包括准噶尔与金川。

而乾隆帝在筹划平定两金川善后事宜时即将整个“甲垄”（嘉绒）地区纳入理藩院的管辖，令其升格到与蒙藏同等的地位。

又指示前方官员称，大、小金川人等只要遵例剃发即可，无须改变文化习俗及衣冠服饰。

这说明在他看来，“王化”与否仅关乎于政治上的归顺（刹头正是顺从清朝统治的政治符号），文化衣冠已非必要的条件。

综上所言，金川“降番”入旗或许能够从清代中期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找到合理的解释。

“入旗”并不仅仅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或政治待遇的改善，尤为重要的是八旗作为满洲的主要载体，能够进一步消解地域、文化、血统等因素造成的隔阂，令“边夷”更快地融入到“皇清中夏”的政权之中。

扎克塔尔与桑吉斯塔尔入旗后都凭借军功得以晋升，两人的仕途经历恰好符合满洲传统的尚武之道，同时也与雍正、乾隆以“武功”论证清朝华夏正统地位的思路十分契合，这虽然不能视作“满洲”成功模式的简单复制，但它或许提示了如下一种可能：

如果来自西南边陲的“蛮夷”都能够逾越苛刻的限制摆脱“夷”的身份，那么入主中原已达百年之久的满人为何不能在保持满洲特性的同时改变华夷的身份认同呢？

无论对于满人自身抑或广大臣民而言，这至少是一种积极的暗示。

3清代中叶八旗制度的开放与封闭从整体趋势上看，清代中叶的八旗的确越来越倾向于封闭，雍、乾两朝对于满洲特性及八旗共同历史记忆的反复强调，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这个群体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的某些特征。

然而，金川“降番”入旗与八旗汉军出旗恰提示出不同历史面相的存在，看似“僵化”的八旗制度还具有开放与灵活的一面。

若不以今人的观念强加于古人，则很难说雍正、乾隆能够预见并刻意建构八旗制度的“民族特性”，他们更有可能将这一制度看作政治工具（与清朝前期一样，只是作用发生了变化），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政治目的灵活运用，既可隔别满汉，亦可团结转化“异族”。

那么，对于入旗的金川“降番”而言，旗人身份又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最直观的变化是生活地域的改变。

八旗成员除部分留驻东北及一些重要城市外，其余皆居住在北京。

这些金川之人的居住环境也就由“跬步皆山”的四川西北部“甲垄”（嘉绒）地区，转移到中国最为富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乾隆帝的指示下，他们入京后大都集中居住在香山健锐营。

还有个别如扎克塔尔、桑吉斯塔尔等，因入值当差，为皇帝贴身侍卫，其居住地应该更靠近紫禁城。

其次，他们在政治、经济、律法、教育等各个方面均享有旗人特权。

政治上，有出仕的机会，升迁官职均占用旗缺，前文已有详述，此处略。

经济上，清廷优养旗人，免征八旗人丁的差徭、粮草、布匹，旗人只需承担兵役（制度上也禁止从事其它职业），且八旗兵丁受朝廷豢养，如“番子佐领”定有骁骑校一员，领催四名，马甲额缺七十名，上述兵额每月都能领取一定数量的钱粮。

扎克塔尔与桑吉斯塔尔等身居高位者每年的俸禄更有数百两之多。

还有少部分金川之人在宫廷内作“番子”乐、跳“锅庄”舞或在内务府做工，也能领取一定数量的俸饷。

律法上，清代实行旗民差别待遇。

“旗人与民人发生纠纷，州县官无权判决，须依旗民分治的原则，由各旗和地方特设的理事同知审理”，旗人犯法后所受处罚，均较民人轻。

虽然没有具体的材料能够证明，但金川“降番”既已入旗，自然也适用于同样的律例。

教育方面，清廷一直很重视八旗人才的培养，早在顺治元年即设立八旗官学。

康熙皇帝更是要求周围人都应具备基本的文武素养，即使是“包衣家奴、侍卫驱走之辈也不例外”，故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设立景山官学，专门培养内府佐领、管领下的子弟。

总体而言，金川“降番”入旗后已完全脱离了之前的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其生活方式与状态均有着质的改变。

由于材料阙如，很难判断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表征是否在短时间内产生明显的转变（或出现认同上的障碍与困惑），然而考虑到旗人身份享有的政治、经济权益，加之长期接触处于优势地位的满、汉群体，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文化上的融合（assimilation）及族属界限的模糊。

至少从扎克塔尔与桑吉斯塔尔的经历看来，他们的确在积极适应新的角色身份，并主动融入八旗之中。

两人不仅作战勇敢，办事勤勉，且在嘉庆帝遭遇危险之时，能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救驾，这虽属御前侍卫之职，然而当时在场的百余人中，仅有６人参与护驾，其中两人还分别是亲王与额驸（棉恩与拉旺多尔济），这或能说明扎克塔尔与桑吉斯塔尔在履行自身职责时表现得比一般旗人更为积极。

嘉庆九年十月，扎克塔尔与桑吉斯塔尔向嘉庆帝乞恩，恳请“将伊等由包衣佐领改入外旗”，嘉庆帝以抬旗“系奖励勋劳，恩出自上，岂臣下所得恳请”为由严词拒绝。

两人虽未能如愿，但他们在此事件中透露出不满足于内务府旗籍，希冀进入更为核心的满洲八旗之意愿，或许可视作两人对于旗人身份的认可。

嘉庆二十三年，桑吉斯塔尔病危，死前嘱咐其子三等侍卫愣讷尔布，“在京觅地安葬，不回四川原籍，俾子孙永远得以就近当差”可见他对旗人身份已经有了相当程度地认同，为此不惜斩断与故土的联系，而其后世子孙在远离故乡的旗人社会中成长，对于故乡没有直接的记忆，更缺乏归属感，他们对于旗人身份的认同应不会存有疑虑。

扎克塔尔与桑吉斯塔尔入旗后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八旗制度开放性的一面，皇帝、部分臣僚以及扎、桑自身都保持着包容、开放的心态，族属、血统、文化方面的差异皆未成为其得到任用或晋升（主动适应并融入八旗）的障碍。

这种开放性或许能够说明此时的八旗还远未固化、封闭到形成一个所谓“民族共同体”的地步，同时也意味着清代中叶以后八旗内部并非毫无差别可言，乾隆朝汉军旗人大量出旗为民就说明其内部仍然存在阶层、族属一类的区分。

而扎克塔尔与桑吉斯塔尔能够很好地适应并融入八旗之中，并不代表他们能够轻易地消弭与其他旗人的差别，自由地转换身份。

在有的场合，他们还是被视为异类。

嘉庆帝偶尔会提起扎克塔尔“番夷”的身份。

嘉庆四年（1799年）六月初二，嘉庆帝诣观德殿后，返至北上门，面询御前侍卫兼奏事处行走扎克塔尔，当天是否有各衙门引见官员。

扎克塔尔答以有宗人府引见官八员，待嘉庆帝回宫后询之奏事太监，又称当日并无引见官员，遂令军机大臣查询。

结果是管理宗人府的睿亲王淳颖私自将宗人府奏本撤去。

此事虽与扎克塔尔无关，嘉庆帝却仍为其辩解，称“扎克塔尔于朕询问时，因宗人府奏折系伊接递，即据实回奏，所奏人数，亦无错误，与伊并无不合”，还特意指出“非因伊系番人，故宽其罚”。

嘉庆七年（1802年）五月，清军与白莲教众战不利，扎克塔尔作为前线统兵将领之一受到嘉庆帝斥责，继而又为其开脱称“本系番目，皇考高宗纯皇帝格外加恩，留京供职，擢至御前侍卫”，“姑念平日尚知奋勉”，“加恩暂予革职留任”。

可见，嘉庆帝通常是在扎克塔尔办事不力受到惩处，欲为其脱时才会提起他的“番目”身份。

这虽属特殊优待，但区别对待本就意味着扎克塔尔与一般旗人的不同。

尤其是嘉庆帝“庆成系汉军世家，尤当通晓大义，而扎克塔尔则系川省番目出身，情稍可原”一语，充分证明在其心目中，扎克塔尔等人尚不可与汉军旗人等而视之，更勿论满洲八旗。

正因如此，纵使能够凭借自身努力达到与八旗世家子弟同等的地位，却也难以令所有旗人心服口服。

嘉庆帝在宣布将扎克塔尔遣回四川时说：

“惟扎克塔尔既系番族，在京管理旗务究非所宜，此时若仍令在内当差，任护军统领、蒙古副都统，伊亦不能将该管旗人认真约束，殊觉有名无实。

”若仔细体会话中之意，“不能”一词显然不是指扎克塔尔能力不足或主观上不愿将“旗人认真约束”，而是其“番族”身份难以服众，故无法有效地管理旗下属人。

除此之外，能够直接反映一般旗人对于扎克塔尔等人看法的材料并不多见。

惟有昭裢在《啸亭杂录》中称扎克塔尔为“外夷”，又透露其军中绰号为“苗张”，虽无多少歧视之意，但区分“人我”的意味却十分明显，两种称呼都揭示了扎克塔尔“非我族类”的一面。

一个吊诡（paradox）的现象是，尽管乾嘉时期清廷不厌其烦地重申维持满洲特征对于八旗的重要作用，然而似乎没有任何人对扎克塔尔、桑吉斯塔尔等金川“番目”不谙国语、骑射却被纳入八旗体系之内提有异议。

相反，无论是皇帝、八旗大臣抑或普通旗人，更倾向于以儒家文化中的“夷夏观念”区分彼此。

可见雍、乾两帝对“夷夏之辨”的改造以及对“夷夏”身份的重新界定并未取得长久的效果，乾隆帝离世不过数年，有关他顺从清朝统治者便不应视之为“夷”的观点即被后人抛诸脑后。

欧立德（MarkC.Elliott）在论述八旗组织与“满洲民族特性”之间的关系时说，“乾隆朝时，只要是隶属于八旗之下，如今不论谁都被看作‘满洲人’。

归属八旗这一点，既是划分民族的一道界限，也成为判定民族的基本要素”。

这一观点似可商榷，且不论清代中叶是否已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族群”（ethnicgroups）观念，所谓“乾隆朝时，只要是隶属于八旗之下，如今不论谁都被看作‘满洲人’”的论断显然为时过早。

清代中叶的八旗制度尚兼具开放与封闭之两面，且两种面相在不同的层面又有交织错位，并不容易清楚地辨析。

大体言之，当面对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汉人时，清朝统治者往往强调其封闭一面，此时八旗体系更像是一个戒备森严的整体，严守满汉藩篱，却又试图在维持满洲特性的同时，跨越“夷夏之别”的鸿沟，改变自身“夷”的身份；当面对金川这样毫无威胁的少数群体时，则更多发挥八旗制度开放的一面，可以忽略地域、血统、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吸纳他们为八旗成员（以旗变夷）。

然而，在给予外来者与旗人同等机会与权益的同时，又在八旗内部以“夷夏有别”的观念区分彼此。

凡此种种，都提示我们清朝中期以后的满融合（acculturation）与满洲共同体的形成（八旗内部融合）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意涵复杂多歧的历史过程。

4余论相较于乾嘉时期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金川“降番”入旗一事并不起眼。

它既未对满汉既有格局形成冲击，也未对清代后期的政治走向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几乎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

然而，在历史研究中，往往是一些为人忽略的细节能够纠正既有研究中存在的偏差，揭示出长期被遮蔽或忽视的历史面相。

章健在批判美国学者欧立德等人过于强调以“族群视角”审视清代历史时说，他“倾向于将八旗的旗籍视为超越民族、超越文化与血统、具有特定政权和政治诉求的多族群执政共同体的政治资格这是一个颇具创见的观点，但他继而认定清代的政治地位与“民族属性”都是由各个群体的政治资历，即投靠“爱新觉罗氏核心集团”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决定的，则又完全无视八旗具有的“民族性特征”，似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

就本文所探讨的金川“番目”入旗一事而言，无论是以“族群视角”还是论资排辈的观点都难以找到全然合理的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八旗制度的复杂性与多歧性根本无法被单一化约的理论体系所涵盖。

众所周知，清朝的统治方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在面对不同地区、不同对象时往往采取不同的态度与因应之法，在八旗内部也同样如此。

即使扎克塔尔与桑吉斯塔尔的事例不具普遍性，但已足以揭示出清朝中后期八旗制度为人忽略的一面。

如果努力跳出以往囿于满汉二分框架下思考、讨论问题的固有模式，更多地关注清代中后期进入八旗的少数群体（如索伦、准噶尔、回部、金川等），探讨其如何在满汉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适应并融入八旗体系之中。

以此新路径，或许能够促进学界对于清代八旗制度及族群观念有更为全面地认识与了解。

编排：

@邱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