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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讲话集
黄奇帆讲话集
解放思想，以改革创新解决疑难杂症
扩大开放，以求真务实搞好招商引资
——在市管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强化培训班上的报告
（2008年3月25日，根据录音整理）
黄奇帆
党的十七大之后，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市委举办这次市管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强化培训班，旨在推动全市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扩大开放，更好地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发展新阶段“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务”的总体部署。
按照市委的统一安排，今天我就改革创新和扩大开放问题和大家作一些探讨。
一、解决哪些问题需要改革创新？
一般情况下，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充分借鉴汲取历史经验，认真踏实办事，就能够解决日常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
但是，实践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特殊问题，必须通过改革创新才能解决。
根据我的体会，特殊问题大致有三大类。
第一类，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
这类问题，已经存在三五年、十来年甚至更长，在这漫长的时间内，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肯定已经解决了。
既然遗留到现在，肯定是在当时的体制、政策和实际条件下不能解决。
我们现在要解决这类问题，沿用既有政策和措施肯定是不行的，这就需要改革创新。
第二类，大面积存在的问题。
大面积存在的问题，是大家都面临、大家都试图解决但大家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既然如此，这就说明大面积存在的问题中，可能有体制、政策的束缚和局限，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体制、政策方面的改革创新。
第三类，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必然会遇到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
之所以叫新矛盾和新问题，当然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往往是突发的，前人没有面临过也没有处置过，我们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
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改革创新。
二、改革创新从哪里入手？
改革创新不是抽象的东西，是知识和智慧的密集型活动，是具体的理性思维和感性实践。
改革创新不仅需要魄力和勇气，还需要对历史经验、国际惯例、方针政策、实际情况的全面把握，需要对经济、法律、文化、历史、社会等各类知识的融汇贯通和灵活运用。
具体说来，改革创新可从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从体制和机制方面入手。
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体制机制上，在原有体制机制条件下，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解决矛盾和问题。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从体制机制入手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理顺了，这些矛盾和问题就迎刃而解。
第二，从调整政策和管理方法入手。
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不在体制机制上，而在政策和管理方法上。
因此，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就需要调整政策和管理方法。
第三，从资源配置方面入手。
既有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固化状态，这种固化状态导致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
因此，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调整资源配置方法，改变现有的固化状态。
第四，从改变边界条件入手。
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边界条件，一定的边界条件形成一定的格局和体系。
要想解决某个问题，创造新的局面，就要改变原有边界条件，创造新的条件，构成新的格局和体系。
第五，从利益格局调整入手。
从经济和社会管理角度看，改革创新本身往往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
现实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实质上是利益的冲突和利益格局的失衡。
只要我们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整利益格局，兼顾各方利益特别弱势群体的利益，就可以很好地解决矛盾和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的改革创新，一般都可归集到这五类中。
至于具体适用哪一种，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改革创新举措。
三、重庆改革创新案例举隅
改革创新是为了解决具体矛盾和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这方面，市委、市政府近几年有许多经典案例。
下面，我对应五种改革创新方法，给大家作一些介绍。
（一）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以主城区路桥收费改革为例
重庆“两江四岸”的特殊建设格局，路桥建设任务特别重。
上世纪90年代至2002年以前，由于政府财力薄弱，所以引进投资者来投资建设，建设好后投资者设卡收费。
虽然路桥建设提速了，但收费站点太多，增加市民用车成本，影响城市通行效率和路桥等公共资源的充分利用，造成渝中区和主城其他几个区房地产价格的巨大差距。
市民反映强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建议和提案，要求政府解决路桥收费站点多、收费重问题。
有关部门曾经提出过使用电子收费卡等方案，但这些方案主要着眼于从技术角度，不能从根本上全面解决问题，因此不能付诸实施。
如何从根本上全面地解决问题，我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认真分析。
城市路桥是市政工程，国际惯例是由政府公共财政投资建设，运行中基本是不收费的。
因此，我们路桥收费问题本质上是投融资体制问题，并不是技术问题和方法问题造成的。
要解决路桥收费问题，必须从改革城市路桥建设投融资体制入手，确立政府公共财政的投资主体地位。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制订了周密的方案，从根本上解决主城路桥收费问题。
一是收购现有的路桥。
由市政府的建设性投资集团出资70多亿元，把主城的7桥1隧13条路全部从投资商手中回购。
二是取消收费站点，车辆通行实施年费制，根据经济发展和老百姓收入水平，合理确定年费标准。
三是用“时间换空间”的办法平衡收购资金。
回购路桥的70多亿元资金是政府建设性投资集团必须偿还的银行贷款，需要考虑投入产出平衡。
我们的方案是先用路桥收费偿还回购资金的利息，再用不断增加的车辆保有量来平衡项目本金，最终按约定期限偿清贷款。
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预测是准确的，方案是科学的。
主城路桥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创新，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主城路桥收费问题，也从根本上解决了重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问题。
从2002—2007年，重庆主城路桥建设共投资200多亿元，全部是由市区两级政府出资。
到2012年前主城一环二环之间的路桥建设还将投资160多亿元，也将全部由市区两级政府出资。
现在和将来，重庆主城路桥再不会出现设卡收费现象。
实现这个目标，除改革了投融资体制外，政府财力的大幅增长也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政策和管理的改革创新——以房地产市场管理为例
为加强宏观调控，国家连续几年清理整顿房地产和土地市场，建设部、监察部等七部委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先后四次到重庆检查，每次都肯定和表扬重庆，认为重庆房地产市场结构合理，价格适中，秩序规范。
这几年，在城市化步伐加快、各地房地产价格高攀、市场波动的情况下，重庆能够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协调健康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管理创新。
我们坚持用五条原则进行调控。
第一，把房地产投资严格控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左右。
控制房地产投资占比，是从根本上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节奏。
城市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过高，一定会造成房地产泡沫，上世纪90年代的北海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房地产投资比重过低，城市发展活力不足，又不能适应市民的住房需求。
根据数学模型测算，房地产投资占比控制在25%左右，就能使房地产供求保持大体平衡。
如果政府不把握这个规律，不作为或过度干预，都不能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协调健康发展。
第二，按照人均30平方米住房（建筑面积）规划建设房地产项目。
一般来说，城市人均享有建设用地100平方米，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是30—40平方米（欧洲城市居民人均住房是40平方米，中国城市居民住房的小康标准是人均30平方米）。
这是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房地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
政府在规划建设房地产项目，调控房地产市场发展时，必须遵循这个规律，有效地控制年度房地产建设量和最终规模，科学地把握城市扩展的规模和速度。
违背这个规律，不切实际地提高规划建设标准，肯定出现泡沫。
第三，严格控制楼面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
地价是制定房价的基础，地价决定房价，影响着房价走势。
地价不是越高越好，政府在土地拍卖时要把握尺度。
如果地价拍卖价格太高，虽然政府当期会多有一点收入，但几年后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导致投资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受到影响，造成的损失会更大。
如果政府又要抬高地价，又要批评房价过高，是不实事求是的。
这几年我们坚持按照楼面地价原则上不高于该地段房价的1/3的标准调控地价，实践效果是显著的。
比如某地段房价每平方米3000元，就要把楼面地价调控在1000元左右。
第四，政府每年建设的低收入房面积占当年房地产竣工面积的20%以上。
居民住房完全由政府保障和完全市场化都不对。
社会中总有20%—30%的低收入群体，努力保障这些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是政府的责任所在。
因此，房地产市场的合理结构，应该20—30%是政府保障的低收入房，70—80%是市场供求主导的商品房。
过去五年，重庆主城区共新建6000多万平方米住房，其中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各类集资建房等一共1600多万平方米，大体占25%，基本保证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第五，严格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房地产是老百姓安居乐业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一个社会中产阶层的支柱性、基础性财产，是国民经济中跟金融密切相关的资本性设施。
同时，房地产业是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直接和间接影响几十个工商产业的发展。
因此，保持房地产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障房地产的平稳协调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这几年，我们正确理解和执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房地产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没有左右摇摆、忽冷忽热、时紧时松。
（三）优化资源配置的改革创新——以组建渝富公司打包打折集中处置不良债务为例
2004年前后，全国金融机构经营效益普遍向好，银行利润达到2000多亿元，仅工商银行就有600多亿元。
按照财经政策，银行利润可以冲坏账。
市政府抓住这个时机，主动与工商银行总行联系，希望工商银行拿出一部分利润集中解决重庆分行的157亿元坏账，市政府按一定比例收购。
工商银行同意我们的建议，最后达成以18%的受偿率处置这157亿元不良债务的方案。
这个方案得到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财政部一致认可并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方案批准了，如何实施呢？
如果让工商银行跟1000多户企业分别签协议，工作量非常大，时间会拖得很长。
而且这1000多户企业良莠不齐，根本不可能全部执行18%的偿还标准，有些企业连1%的债务都还不起。
如果不能设计一个科学平台和实施机制，很难达到这个方案的设计效果。
为此，市政府专门组建重庆渝富资产管理公司，授权其代表这1000多户企业，整体打包打折、集中处置工商银行157亿元不良债务。
渝富公司用开发银行的30亿元专项贷款，收购工商银行157亿元债权。
渝富公司收购这157亿元债权后，也采取同样办法，整体打包集中处置给企业集团，不直接面对这1000多家企业。
集团内部企业的债务，由集团自己平衡。
用这样的办法，渝富公司用很短的时间完成157亿元的债权收购，只用了半年左右时间就基本收回30多亿元的收购资金。
此后，按照这个经验和模式，我们又处置了其他银行的坏账，一年时间共处置近300亿元银行坏账。
既帮助企业化解了巨额不良债务，企业不破产，职工不下岗，维护了社会稳定；又帮助银行收回较多资金，减少银行金融资产的大量损失，推动全市金融环境的改善。
2002年以前，全市1900亿元银行贷款余额，有30%的不良资产。
到2007年底，银行贷款余额增加到5200亿元，但不良资产率下降到5.5%，成为全国金融生态比较好的地区之一。
我们创造的由渝富公司统一收购金融不良资产的模式、渝富公司的贷款申报及信用审查模式，成为国家开发银行“开发性融资支持不良债权收购”向全国推广的案例。
（四）改变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的改革创新——以改善工业发展条件为例
重庆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工业企业严重亏损。
经过直辖初期几年的努力，2000年实现整体扭亏为盈，但利润只有20多亿元，而且工业投资仅有100多亿元，只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6%。
加快工业发展，振兴老工业基地，是市委、市政府的一项重要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依靠市场主体——千千万万的企业的发展，企业要快速健康发展，又有赖于良好的发展环境。
基于这样的认识，这几年我们从五个方面大力改善工业发展环境。
第一，给政策。
严格实施西部大开发15%的工业企业所得税政策。
到2002年时，重庆1.3万个工业企业97%还在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
2003年，市委、市政府决策，所有的工业企业全部实行15%所得税政策。
工业企业回报率一般只有10%左右，缴纳33%所得税即扣掉3.3个百分点后，净利润只有6.7%，仅比银行利息略高一点。
缴纳15%所得税即扣掉1.5个百分点后，净利润就有8.5%。
第二，销坏账。
通过打包打折集中处置等措施，为工业企业处置300多亿元不良债务，全市工业企业不良贷款率下降到5%左右。
工业企业债务负担减轻，积欠的10多亿元“三金两款”全部解决，基本消除拖欠水费、电费、税费的现象，企业信用水平大大提高。
这也是重庆近五年贷款余额保持18%左右增长的重要原因。
第三，给土地。
2003年以前远郊区县基本没有工业开发区，招商引资老板选址，任意布点，临时开发，自成体系。
等项目建起来，市场已经饱和，商机已经失去，挫伤了老板投资积极性，造成负面效应。
因此，2003年上半年，我们按规划规范地审批了30多个开发区，总共近200平方公里面积。
由于我们启动及时，取得了近五年工业大发展的主动权。
这200平方公里土地，至少可承载6000多亿元的工业投资，为我市工业发展开辟了很大空间。
第四，保能运。
近五年，重庆能源运输保障条件大大改善。
2002年前，重庆人均电力装机0.1千瓦，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
到去年，全市电力装机容量由300多万千瓦增长到1000多万千瓦，加上外购电200万千瓦，人均装机达到0.4千瓦左右，大体赶上全国平均水平。
全市天然气消耗量从20多亿方增加到近50亿方，其中工业用气达到37亿方。
“二环八射”高速公路正在形成，通车里程突破1000公里。
第五，储项目。
发展工业经济，搞好招商引资，做好项目的策划和储备是前提和基础。
2002年时，全市工业每年只有100亿元左右投资，基本上没有形成项目库。
2003年市政府要求市经委等有关部门搞项目库，当年储备项目投资总额就达到1600亿元，2004年达到2500亿元，2005年达到4000多亿元，2006年达到6500亿元，现在维持在6500亿元的规模上滚动运行。
给政策，使企业投资有动力，发展有活力；销坏帐，提高企业资信水平，搞活融通；给土地，使项目有承载空间，集聚发展；保能运，加强企业的生产要素保障；储项目，保障工业滚动持续发展。
由于这五个方面的措施，推动这五年重庆工业大发展。
年度工业投资从100多亿元增长到1000多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8%提升到33%。
工业企业年度利润从20多亿元增长到238亿元。
工业销售值从2000多亿元增长到5300多亿元。
（五）调整利益格局的改革创新——以重组垃圾股为例
重庆30多家上市公司，有10多支ST股，亏损了许多年，既害股市，也害股民，但如果让它退出破产又会形成振荡。
过去一个时期，曾有若干投资者对这些ST股进行重组，进入后又发现是陷阱，出现重组再退出、退出再重组的现象。
最近这几年，重庆有11支ST股被重组，变成货真价实的好股票，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特有的重庆现象。
什么原因呢？
关键就在于我们在重组ST股时，确定了一个“平行四边形原则”，科学合理地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维护好四个方面的利益。
重组过程中，一是不能让战略投资者吃大亏，如果战略投资者不进入重组，其他各方利益都将鸡飞蛋打。
二是不能让债权人吃大亏，债权人不同意重组推进不了；也不能让债权人全身而退，把一大堆坏账都摊到股民头上。
三是大股东作为公司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要承担经营亏损的主要责任。
四是重组后的上市公司股东也会承担相应的损失，并通过市值溢价来充抵。
这四个方面，责任共担，利益共享。
从长远来看，在发展中共同得利。
比如ST重实、ST农药、ST西南合成、ST朝华、ST星美，每个企业坏账都在5—10多亿元，企业根本就没什么资产。
大股东把股权拍卖了，坏账都分散到中小股东头上。
如果不重组，债权人倒大霉。
如果破产倒闭，全体股民倒霉，债权人倒霉，大小股东一起鸡飞蛋打。
真要重组，又有一堆债权人的问题，还有一大批大大小小法人股东的处置问题。
我们采用债务重组、股权重组、股权分置改革重组三位一体的办法来化解这些棘手问题。
比如ST星美和ST朝华，首先是进行债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销掉不良债务。
假如债务有12亿元，由战略投资者1:
1出资全部销掉，成本太高，投资者不会愿意。
但如果以1:
3的比例出4亿元销掉12亿元债务，投资者会愿意，银行也会愿意的，因为这12亿元中可能本金只有7—8亿元，利息有3—4亿元。
收回4亿元，就有50%左右清偿率。
其次是股权重组。
公司有1亿多法人股，按照股权分置改革政策，本来对股民要对价，即法人股拿出20—30%给股民分配。
但由于股权已经是负值了，就算分给股民，分的也是负资产。
因此，法人股不分给股民，改为送5千万股给战略投资者，作为对战略投资者出4亿元销坏账的回报。
股民虽然没拿到这5千万股，但是负资产变成正资产，也得到巨大利益。
这个方案是一个各方妥协的方案，实质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
从表面看，好像大小股东都吃了亏，但其实都在负资产变成正资产中受益。
从长远看，通过重组使公司新生，健康发展，各方得到长远的更大的利益。
在这个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政府作为第三者要当好裁判，做好平衡。
四、用改革创新思维解决统筹城乡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
把重庆建设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发展新阶段“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务”总体部署中，对重庆的三大定位之一。
按照胡锦涛总书记这个定位，国家批准重庆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我认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当前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有土地流转、农民工、大城市带大农村、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等五个问题。
解决这五大问题，同样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改革创新。
第一，从体制机制创新入手解决土地流转问题
中国的改革，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的。
农村改革，把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农民，土地承包制几十年不变写进宪法。
现在大家讨论的主要是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
涉及农民土地使用权问题主要有三个：
一是大城市扩张、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非农用地会有较大幅度增加，通过占补平衡，弥补占用的耕地，土地总量没减少，但有一部分农民会失去土地。
二是大量农民进城后，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怎么退出，可否以农村的宅基地换城市的廉租屋，以农村的承包地换城市的养老保险等。
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保护耕地的目标就容易实现。
按照目前中国城市发展水平，城市居民人均约占用100平方米建设用地，而农村居民人均占用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约300平方米。
全国如果有3亿农民进城就可减少用地600亿平方米，现有耕地会从18亿亩增加到20亿亩。
关键是进城农民的宅基地要能退出，农民的非农业用地要随着农村人员的转移回归农村。
三是现在的农业用地是分户分散使用，以后土地使用权要向大户集中，由龙头企业规模经营。
这个集中是用经济的方法，通过土地租赁，推进农业产业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怎样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需要在城乡土地流转的体制机制上改革创新。
第二，从政策和管理创新入手解决农民工问题
现在重庆每年有四五十万农民进城，到2020年总计将有上千万的农民工进入城镇居住就业。
解决农民工的问题，首先是发展问题。
当重庆工业发展到有4万亿元销售值，需要七八百万产业工人时，不仅重庆本市的农民工就业问题解决了，还将大量吸纳周边地区的农民工就业。
直辖以来，重庆城镇化、工业化大发展，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达到48%以上，但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有26%左右，10年时间仅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
这里面明显有管理政策调整的问题，目前农民工户籍、社保、培训、住房、农村土地流转等管理办法，均不适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趋势，需要从政策和管理方面入手进行创新。
第三，从资源优化配置入手解决大城市带大农村问题
重庆既不同于上海、北京，也不同于各省。
大城市怎样带大农村，这是重庆统筹城乡发展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大城市集中了人才、金融、贸易、物流等各种要素资源，投入产出率比较高。
如果把资金大量投入大城市，城市加快发展，又更加拉大城乡发展差距，加剧了两极分化；如果把资金投往大农村，投入产出低，发展又相对慢了。
这就有一个大城市带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带小城市，小城市直接带农村的一个城市群发展模式，以及相应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
第四，从改变边界条件以及优化资源配置入手解决统筹城乡社会保障问题
社会保障，在城市是参保覆盖率高低问题，在农村是财力大小的问题。
目前重庆城市低保标准每人每月200多元，农村低保标准70—80元。
如果把农村低保提高到200多元，一个月增加100元，一年1200元，90万人就要增加10亿元。
养老保险也一样，城市居民养老保险一个月七八百元，一年1万元左右。
农村居民要实行养老保险，如果也像城里一样交保费，政府补贴可能要更多。
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变边界条件，这里的边界条件主要是财力水平。
财力较低时，实行低水平的城乡统筹；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后，就实行高一点的城乡统筹。
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经济。
同时，我们一方面要制定符合重庆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统筹标准，让城乡社保在现阶段就开始统筹。
另一方面要向中央多争取资金。
第五，从调整利益格局入手解决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过去，城市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包括教科卫文体事业和市政设施、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等，都是公共财政出钱。
在农村，公共财政投入一部分，农民自己投入一部分，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公共产品的品种，都远远低于城市水平。
在现实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巨大的情况下，目前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最应该最现实最可行的就是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
也就是说，农村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也主要应该由公共财政投入。
我们目前提出的现阶段的目标均衡化，就是基于我们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太大，而我们公共财政实力还很薄弱的现实。
五、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搞好招商引资
熙来书记到重庆后，要求我们继续扩大开放、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
市政府已把扩大开放、招商引资作为今年的五件大事之一。
扩大开放，一个重要工作是招商引资。
怎么招商引资，这些年大家都有丰富的实践。
我个人体会，招商引资要注意把握六个方面。
（一）宣传自身优势
投资者有比较才会有选择。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招商引资过程中需要对自身比较优势进行宣传，让投资者关注、信服并作出决策。
比如，我们给外商介绍重庆有八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重庆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
重庆位居中国大陆版图的几何中心，承东启西、连南接北。
国务院批准的《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将重庆定位为我国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铁道部将重庆定位为我国五大铁路枢纽之一。
这一优势意味着重庆交通运输的效率相对较高，成本相对较低。
第二，大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强大。
重庆是西部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和工商业重镇，主城区人口数超过500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强大，商贸、物流、进出口能力居西部地区之首，辐射周边广阔地区和3亿多人口。
新的重庆城乡总体规划将重庆定位为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主城核心区要发展成为1062平方公里、上千万人口规模的特大型城市，加入世界千万级人口的超大城市序列，意味着重庆城市功能的超常规发展和完善。
第三，老工业基地产业基础雄厚。
重庆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较早的、较成熟的城市，行业门类齐全，配套体系比较完善，是我国重要的汽车摩托车产业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综合化工基地、医药工业基地、仪器仪表基地。
第四，要素成本较低而且保障有力。
目前，重庆平均地价仅是东部地区的33%左右，工业用电、用气、用水价格仅是东部地区的60—70%，劳动力成本是东部地区的60%左右，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成本仅是东部地区的50—60%。
并且，重庆正成为国家重要的石油、天然气、电力、煤炭等能源集输运基地，用电、用油、用气、用水环境都比其他地区宽松。
第五，金融匹配能力强大。
重庆金融机构门类齐全，外资金融机构数量、金融机构网点和从业人员密度居中西部前茅，是西部地区的重要票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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