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概论讲义第十章汇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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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概论讲义第十章汇总
第十章河洛地区的科学技术
第一节先秦科学技术
一、天文
天文观测，仍是东周时期科学活动的重要领域。
人们观察各种天象，特别关注日蚀、月蚀，并将有关观测情况记录于书中，如《春秋》、《天文星占》和《天文》等。
《春秋》中所记录的37次日蚀，其中30次被证明是可信的，可见当时的观测已有一定的水平。
人们观察天象，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这是制定历法的知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在商、西周两代的基础上，有了较为进步的历法。
战国时期的历法，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为调整年与月日的差距，已采用十九年有七个闰月的置闰补差法。
特别此时已出现“月令”，可知人们已测知一年的节气，根据一年四季中又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可以“授时于民”，指导农业生产。
历法的进步，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有重要影响。
除天文学之外，数学、医学也有发展。
二、冶铁技术
周代河洛地区的冶金技术，取得了突出成就。
在周初，人们在冶铜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冶铁术，到了战国时期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河洛地区用铁铸造的兵器，如剑、戟和矛等锋利无比，居全国之冠。
《太康地理记》曰：
“天下之剑戟以韩国为众：
一曰棠溪，二曰墨阳，三曰合伯，四曰邓师，五曰宛冯，六曰龙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将。
”这些剑戟大多在古西平，即今西平县至舞阳一带生产。
今在河南的西平、新郑和登封等地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
周代河洛地区的冶铁技术，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可概括为下列几项：
（1）此时已有专门的熔铁炉和圆形脱炭炉。
从西平越庄的炼炉炉壁内腔看，当时已懂得用羼炭粉的墨色耐火材料。
（2）已发现鼓风管和鼓风管支柱，说明鼓风机械的进步。
（3）铁器铸造虽仍然采用泥模范，但创造了一种高效率的翻范技术，并且使铸范互制的技术进一步发展，提高铸造工效。
（4）不仅铸造了农具、兵器、工具等铁器，还铸造了可锻造的条材、板材等铁材料，证明锻造技术已有一定水平。
（5）熔炼出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球墨可锻铸铁。
正是有了这些较先进的技术基础，促进了河洛地区冶铁业的发展。
第二节秦汉科学技术
秦汉时期，河南地区社会安定，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亦取得突出成就。
一、天文学
秦汉史籍中留下了丰富的天象记录，出现了浑天仪和日晷仪等天文观测仪器。
天文观测的进步，为创立较科学的历法奠定了基础。
阳武（今河南原阳）人张苍，在西汉初曾提倡采用“颛顼历”，“著书十八篇，言阴阳律历事”。
汉武帝以后又改为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并且按气候冷暖插置闰月，有利于确定二十四节气和指导农业生产。
“太初历”比“颛顼历”科学，并成为后世历法的基础。
洛阳一座西汉墓的主室顶脊绘有12幅天象图，从第1至12幅依次为太阳、小熊星座、御夫星座、猎户星座、小马星座、三角星座、天兔星座、月亮和宝瓶星座、河鼓星座（牵牛）、天鹅星座、天秤星座、大熊星座（大北斗）、白羊星座。
它“可说是现下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幅星象图，提供了我国天文史上的重要资料”。
这些星座的分布与位置除了反映作者的天文知识外，整个天象图又可能象征一天的12个时辰，以太阳为首的六幅为白昼6个时辰，以月亮为首的六幅为黑夜6个时辰。
到西汉时十二时辰已为庶民百姓所习用。
东汉都城洛阳城南，有一座灵台，就是当时的国家天文台，专为观察天文现象而建。
张衡，字平子，东汉南阳西鄂（今南阳市北）人。
他“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
”他精通天文学，著有研究天体的书，名曰《灵宪》。
该书解释天地起源与天体演化的一些问题，记载了众多星座和彗星的数量，讲述了种种天体现象，正确说明了日食、月食的成因。
他主张浑天说，断言天与地都是圆的，天在外，地在内，犹如蛋壳包裹蛋黄一样，天地都乘气而立，载水而浮。
在当时普遍流行所谓天圆地方的“盖天说”的情况下，他通过天体观测和研究，提出浑天说，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他还发明了浑天仪、候风仪、地动仪三种著名的仪器。
浑天仪，实际上是用铜铸成的天体仪，在球面上刻有黄道、赤道、南极、北极和二十八宿等诸多星座。
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可借助漏壶滴水的水力作用使之缓慢且有规律地转动，每天回转一周，与地球自转一样。
人们在屋内观察浑天仪的浑象（球面所刻的星宿运行景象），同人们在野外观察星空的景象相吻合。
张衡又著《浑天仪图注》，说明浑天仪的制造机理和使用方法，使这种仪器得以传世和运用。
故蔡邕曰：
“言天体者有三家：
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
……唯浑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
”
张衡制造的地动仪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台测量地震的仪器。
它以精铜制成，圆径约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樽。
器中有都柱，连动八方机关。
器外有八龙表示八方，龙首朝下，口含铜丸，下面与龙首对应铸有八蟾蜍，张口待接龙口铜丸。
遇有地震，器一方龙口吐出铜丸，而对应蟾蜍口衔之，其时金声激扬，监守仪器者闻声前往观看。
由于只有地震震源方向金龙吐丸，其余七龙口不动，一望便知何方地震。
这种地动仪，测定地震很准确，“验之以事，合契若神”。
如有一次地动仪龙吐铜丸，当时的人们没有地震感觉。
数日后陇西的驿使来报当地有地震。
从洛阳到陇西有千里之遥，地动仪能测得如此准确，证明它是古代先进的高效地震探测仪。
宗绀，蒙县（今商丘东北）人，善星历。
他在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正月十二日上书，言本月十六日当有月食。
至期果如所言，人们不得不叹服其高明。
到东汉末年，刘洪总结了当时天文观测成果，发现了月球每天运行的速度不尽相同，这个因素直接影响日食、月食推算的准确性，因而他在编造《乾象历》之后，又编了一张月亮运行速度表。
后世的历法在其基础上得以不断改进和提高。
二、医学
中国用草药治病，始于距今约8000年前的炎帝神农氏时代。
到了东汉时代方建立起一套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中医医学体系。
在这个方面，张仲景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仲景，名机，南阳郡涅阳（今河南邓州市东）人，曾任长沙太守。
他少年喜医，学医于张伯祖。
入仕后，为官又行医，对医道有精深的研究。
他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和广泛收集验方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行医经验，写成中医名著《伤寒杂病论》16卷。
西晋时王叔和将它改编为《伤寒论》和《金匮玉函要略方》。
张仲景的卓越贡献，主要在对伤寒和杂证的诊断和治疗两个方面。
他创立了辨证诊断法，即把病患先分为阴症或阳《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方论》书影症，然后再一一辨明病症的表里、虚实、寒热。
后世中医学的“八纲”，即由张仲景奠定了基础。
在治疗方面，他概括了前人的各种治疗方法，根据所辨明的病症性质，分别采用发汗、吐排、泻下和中药疗法进行治疗。
他治伤寒病的麻黄汤和桂圆汤等汤药，举世闻名。
由于他辨症施治，对症下药，大多能药到病除，遂被称为“神医”，而中医界将其尊为“医圣”。
后世有评论说：
“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
后为医者，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
……仲景诸方，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
”
三、冶金技术
冶铁炼钢，铸造生产工具，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汉代的冶金术已有长足的进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河南境内至今发现有18处官营冶铁作坊，而且规模较大。
冶金术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1）从郑州古荥镇冶铁遗址的1号高炉的有效容积达50立方米左右，一炉日产量可达0．5吨—1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高炉。
为增加铁的产量，不仅增加炉的容积，而且增大鼓风量、掌握铁矿石粉碎的均匀粒度、较早使用石灰石作熔剂等多项技术综合使用。
（2）冶铁的鼓风机械，除了以人力为动力的“人排”和使用畜力的“马排”外，又发明了以水为动力的“水排”。
因此，能给冶铁炉长时间提供较大的助燃风力，加快冶炼速度并提高产量。
（3）已能把生铁柔化处理成韧性铸铁，亦称可锻铸铁或展性铸铁，此项技术关键是对铸铁进行柔化处理。
柔化处理时有石墨析出的成为韧性铸铁；以碳气化为主，基本不出石墨的就成为表层具有钢的金属组织，而内部仍为生铁的不彻底的铸铁脱碳钢。
这两种工艺在汉代已经成熟。
这些工艺的掌握，使汉代工匠还能够将铸铁脱碳成钢和将生铁炒炼成钢。
其技术是：
因为没有温度高达1500℃的熔炉，只能采用将白口铁在氧化条件下退火使外层脱碳，如此反复多次，由表及里即得不完全的铸铁脱碳钢。
把生铁炒炼成钢，其技术特点是：
将生铁在空气中加热，升温至半熔融状态，使碳含量降低，再出炉锻打，使组织致密即成为钢材。
（4）汉代铸铁已经普遍使用“叠铸”的先进工艺。
叠铸技术始于战国，到了东汉已经成熟。
所谓叠铸，就是把许多范片或范块层层叠合，用统一的直浇口，一次浇出多个铸件。
东汉时，所使用的范有泥范和金属范两种，而以前一种为多。
在温县烘范窑便出土以车马器为主的各种叠铸范500多套，计有16类36种规格，其中有轴承、方承、六角承、车销、圆环、带扣、衔、钩等多种。
使用叠铸，可使产量提高。
为了使铁液浇注时均匀和流畅，使用泥范已懂得预热。
范的设计与制作又较为科学，如泥范的范腔隔层很薄，金属范均以斗合线为基准，扣合严密，铸件精度高。
在河洛地区发现的这些冶金工艺技术，代表着汉代全国最高的冶金工艺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科学技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曹魏、西晋和北魏的都城洛阳，聚集了一批优秀科技人才，京畿及其附近地区的科学技术在全国最为发达，在天文历法、医学、农业技术、冶铸与机械制造方面成就尤为显著。
一、天文历法
魏晋时期，在洛阳的朝官中，设有太史令，负责观测天象，制定历法。
曹魏初期，首先采用太史令高堂隆和太史丞韩翊编定的《黄初历》。
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2年），又将杨伟制作的《景初历》颁行于世。
杨伟自称其历“法数则约要，施用则近密，治之则省功，学之则易知。
……究极精微，尽术数之极者，皆未如臣如此之妙也。
”
他已知黄道的交点每年有变动，交食的发生不一定非在交点不可，月朔在交点附近，也可以发生日食，月望在交点附近，也可以发生月食。
于是定出交会迟速的差，如同现在所说的“食限”。
他又提出推算交食亏始方位角和食分多少的方法，都是以前的历法所没有的。
这个历法使用了250年之久。
西晋初年，将《景初历》改名为《泰始历》。
不久杜预先后编订《二元乾度历》和《春秋长历》，刘子骏和李修等人又相继编订《三正历》和《乾度历》，历法的研究使历书的准确性更高。
北魏宣武帝时，颁行《景明历》。
当时还有张洪、龙祥、李业兴等三家历。
其后祖莹等人又对历法进行研究，参合卢道虔、卫洪显、胡荣、道融、樊仲尊、张僧豫六家新历共成一历，名叫《神龟壬子元历》，简称《神龟历》。
不久又更名为《正光历》，均颁行于孝明帝时。
西晋太史令陈卓在“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的基础上重新考订，制成了当时最为精密的星图。
这是一幅圆形盖天式星图，共收有1464颗星，长期为后人所沿用。
在洛阳市孟津县前海资村西南的北魏江阳王元叉墓室顶部，有一幅保存完好的天象图。
图中银河横贯南北，波纹呈现淡蓝色，清晰细致，绘有星辰300余颗，星点大小相差不多，亮相之间有边线。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发现中时代较早、幅度较大、星数较多的一幅“天象图”，它反映了北魏天象观测的成果，是研究古代天文学的珍贵资料。
西晋时颍川（今河南许昌东）人荀勖在律学方面富有成就。
他制成了发音准确的“新律笛”12枚，以调律吕，正雅乐。
又用田野出土的周代玉尺“校正所治钟鼓金石丝竹”，使之更为精确。
他计算出了相当准确的管口校正数，并发现了确定各笛长度和笛上各个按孔的距离的规律。
指出管口校正数，相当于笛管上一个音律的长度与另一个较高四律的音律长度的差数，亦即是律管上某一律孔的长度与其气柱长度的差数。
这反映了中国古代音律的成就，也是对世界音乐声学的重大贡献。
西晋人张华所著《博物志》记载了静电现象。
说：
“今人梳头、脱着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也有咤声。
”
二、医学
西晋时在洛阳担任太医的王熙，字叔和，将东汉末南阳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加以整理，分为《伤寒论》10卷22篇，《金匮要略》6卷25篇。
前者主要讲急性传染病，后者述内、外及妇科杂病的诊治和方药，使之得以流传于世。
此外，他还编撰出中国第一部系统全面的脉学专著——《脉经》，共分10卷98篇。
脉诊包括切脉、把脉和候脉，是中医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改进了切脉方法，总结出24种脉象，并注意到脉象、症候和治疗的结合，对于临床实践很适用。
这部书后来陆续传到朝鲜、日本和中亚以至欧洲，为世界医学做出了贡献。
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人皇甫谧，隐居于新安（今河南渑池），“躬自稼穑，带经而农”，在药学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
在他以前，中国的针灸学尚停留在“各承家技”的阶段，对于针灸的部位、配方和疗效的认识互有异同。
皇甫谧根据自己犯风痹症的状况和治疗的经验，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反复论证，撰写了《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
从医学的整体观念出发，在“辨证论治”的思想指导下去叙述针灸的部位和疗效，把生理解剖、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相关内容系统化和规范化，创造性地总结出一套针灸操作手法和各种注意事项，是中国古代针灸的集成和总结，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北魏迁都洛阳后，阳平（今河北大名）人李修领太医令。
他医术高明，擅长针灸，其子李天授亦承父业。
徐塞及其兄徐文伯亦善医药，开具药方，多有效验，常为孝文帝及冯昭仪看病。
阳平人王显奉宣帝诏令撰药方35卷，颁布天下。
河南（今洛阳）人阴贞，亦以医术扬名。
东魏北齐时河内（今沁阳）人张子信、马嗣明也以医术知名。
洛阳龙门石窟中有北齐武平六年（575年）六月刻凿的“药方洞”，洞壁刻着140个验之有效的药方。
其中药物治疗117方，针灸法23方。
涉及内、外、妇、小儿、五官、针灸等科，所用药物120种，制剂方法有丸、散、膏、汤，用法有内服、外洗、熏、敷等，反映了北朝医学所达到的较高水平。
三、农业技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比汉代有新的提高。
北朝时益都（今山东青州）人贾思勰利用游宦的条件，考察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许多地方。
他撰写的《齐民要术》一书，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经验，反映了司、豫、兖、冀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所达到的实际水平，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农业科技著作。
从这本书可以看出，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民在生产实践中，已经注意到天时、地利和人力的统一，认识到春、夏、秋、冬四时的天气变化，土壤有肥、瘠、寒、温的区别，只有顺天时，量地利，尽人力，方能有好的收成。
在农作物种植方面，当时的农民已经懂得选种、播种、耕耘、除草、轮种、套种、保墒、施肥、曝根、防冻及裁植、嫁接等技术，注意耕作时土壤燥湿和耙耢的保墒作用，作物的轮裁和休耕，施肥要用熟粪及绿肥，种子要纯净，播种看雨墒，疏密得宜等；在家禽饲养方面，也懂得选种、阉割、杂交等项技术。
四、冶铸与机械制造技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洛地区的金属冶铸技术又有新的突破。
汉魏之际，曹操曾令有司制造“百辟刀”，魏文帝曹丕也曾造“百辟宝剑长四尺二寸……名曰飞景”，又造百辟宝刀名灵宝、含章、素质，百辟匕首名清刚、扬文。
这些刀、剑、匕首均以钢制成，极其坚硬、锋利。
魏晋之际，锻制铁器技术已经普及。
“竹林七贤”中的嵇康，曾在家中槐树下锻铁，向秀为之执排鼓风。
西晋十六国时期，出现了一种“百炼钢”。
这种钢经过高温处理，使碳渗入铁的表面，增加熟铁的含炭成分，烧至一定火候，再拿出锤打。
这样烧了打、打了烧，反复多次，就成了“百炼钢”。
西晋后期，刘繣（hua）是一位制刀能手。
他造的百炼钢刀，能将捆成一束的13根稻芒一挥而两断。
北齐相州牵口（今浚县）制造的钢刀锋利无比。
东魏北齐时人綦母怀文能“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
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
就是以熟铁作刀背，用钢作刀刃。
这种刀不易折断，切割时又锋利。
用牲口的尿液和油脂作淬火剂，冷却速度不同，可以得到用途不同的好钢。
这是一种新的炼钢方法，它把生铁作为渗碳剂，由于生铁熔化后温度很高，可以加快向熟铁中渗碳的速度，缩短冶炼时间。
熟铁由于碳的渗入而成为钢，生铁也因脱碳而成为钢，从而增加了钢产量。
这种炼钢方法称做“灌钢”或“团钢”，一直沿用至今。
曹魏时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人马钧在洛阳的朝廷中任给事中。
他“巧思绝世”，创造发明颇多。
当时有人向魏明帝进献了一组制作佳美的木偶，但不能做动作。
马钧奉命进行改造。
他“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
就是以水力冲击木轮为动力，上装一小戏台，台上的木偶与水轮相连接。
水轮受水力而旋转，木偶由机关的带动而表演各种动作，这就是“水傀儡”或“水转百戏”。
马钧在洛阳的住宅附近有一块高坡地，可以作园圃，但缺水灌溉。
他制造了一架用于灌溉的水车，它像一串带链的唧筒，“灌水自覆，更入更出”，能连续不断地将河水提上来，这种水车被称为“龙骨水车”或“翻车”，迅速在农村推广开来。
汉代已经有50综50蹑或60综60蹑的织绫机，马钧认为这种旧织机“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
结果操作更为简便，功效明显提高。
马钧还研制出一架转轮式连续抛石机。
它有一个能够绕轴转动的大木轮，轮缘周围依次挂着几十个石块，木轮旋转速度逐渐加大，使石块连续飞抛出去，以攻击敌军营垒。
他还奉命制成“指南车”，于是“天下服其巧”。
汉代的粮食加工，已使用畜力。
到了魏晋之际，刘景宣发明了“连转磨”，它“奇巧特异，策一牛之任，转八磨之重”。
西晋时杜预发明了“连机水碓”，利用水力带动许多个石碓同时舂米，其动力是一个大的立式水轮，安装在溪流、江河边。
北魏时崔亮以为水碾水磨“有济时用，遂教民为碾”。
他奏请在洛阳张方桥东堰谷水，“造水碾磨数十区，其利十倍，国用便之”。
第四节隋唐科学技术
隋唐时期，河洛地区的天文学、历算学、医学都有新的发展，冶金、制陶、建筑、印刷技术也有长足进步。
一、天文历算
隋唐时河洛地区的天文、历法和算学都有很大的进步。
新野人庾季才及其子庾质是隋代有名的星历学家，唐代僧一行在天文学方面成就卓著。
僧一行，俗姓张名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著名的天文学家、历法学家和高僧。
他是开国名臣张公瑾的重孙，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经史，精通天文、数学、历象、阴阳五行之术。
20岁时入嵩山少林寺为僧。
开元年间，应征入京，主持天文学方面的事务和修订新历法。
僧一行与梁令瓒合作，制造了测量天球黄道坐标的黄道游仪，并以此测出了二十八宿距天球北极的度数，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恒星位置变化的现象，比英国人哈雷发现恒星移动几乎早千年。
开元十三年（725年），他再度与梁令瓒携手制成了以漏水转动的浑天铜仪，仪器外的两轮上缀有日月，转动周期同日月转动和会合的实际日期基本相同。
铜仪上的两个木人，一个每刻一击鼓，一个每时辰一撞钟，这是世界上较为完善的最早的机械自动计时器，也称机械天文钟。
他还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
开元十二年至十三年，他从中亚的铁勒到中国南端的交州，测量北极高度及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时太阳在南方的日影高度。
纠正了前人“南北地隔千里，影长差一寸”的臆断之词，第一次测出了地球子午线的长度。
他在历法方面的成就是花费六七年时间修订《大衍历》。
开元十七年《大衍历》颁行天下，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
唐代大臣张说与陈玄景撰写了《大衍历议》凡13条，从理论上阐明《大衍历》。
其中第二条“中气议”，对以往历法岁时的变化过程及原因作了详细说明，指出自春秋时代到开元十二年以来，史籍载冬夏至31事，傅仁的《戊寅元历》得16，《麟德历》为23，《大衍历》为24。
从岁时、朔策、润余诸参数的精确度看，《大衍历》略高一筹。
又指出了《大衍历》测定朔的方法，比其他历法准确。
《大衍历》总结了以往对岁差与日行迟疾认识的发展过程，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二、医学
隋唐时期，河洛地区出现了三位医学家，即甄权、甄立言、孟诜。
甄权，颍川扶沟（今属河南）人。
称疾辞官，专门从医，在针灸上术道颇深。
隋鲁州刺史库狄钦“苦风患，手不得引弓，诸医莫能疗。
权谓曰：
‘但将弓箭向垛，一针可以射矣。
’针其肩隅一穴”。
库刺史“应时即射”。
他总结医术，著有《脉经》、《针方》、《明堂人行图》各1卷及《针经钞》3卷，《古今录验方》50卷。
甄立言，与甄权是亲兄弟，医术高超，曾治愈不少疑难病。
御史大夫杜淹患风毒发肿，“立言视之。
奏曰：
‘从今更十一日午时，必死。
’果如其言”。
尼明律，年60余，患心腹“鼓胀”20年，甄立言为之诊脉，指出其腹内有虫。
令服雄黄驱毒，其病立愈。
除治病外，他还总结临床经验，撰写医学著作《本草音义》7卷，《古今录验方》50卷及《本草要术》、《本草药性》等。
孟诜，汝州梁县（今河南汝州）人。
唐中宗时弃官归隐，致力于医药研究，曾师事医学家孙思邈，撰有《食疗本草》3卷。
他还撰有《必效方》3卷、《补养方》3卷及《外台秘要》、《医心方》、《证类本草》等书。
他的《食疗本草》一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饮食疗法专著，收集可食植物200种，并分析食性，论述功用，阐释禁忌，鉴别异同，具有较高的医学价值。
三、金属冶铸与陶瓷烧造技术
唐代，冶金技术较之前代大幅度提高，钢铁和有色金属的冶铸很发达。
武则天时在洛阳铸造“天枢”及九鼎。
延载元年（694年）八月，武则天用铜、铁铸造天枢，立于端门之外。
高35米，径4米。
它有八面，径各约1．7米，下为周长约57米、高7米的“冶铁象山为趾”的趾山，下有铁制蟠龙、麒麟萦绕，上为承露云盘，径10米，四龙直立捧火珠，高约3．3米。
九鼎是神功元年（697年）武则天命人用铜、铁铸成。
神都（豫州）鼎，高6米，可容1800石；其他八州鼎，各高约4．7米，可容1200石。
九鼎共用铜280356公斤。
铸造如此高大的器物，显示了当时的冶铸技术之高超。
洛阳出土唐代铜镜数量众多，反映了铸造工艺的进步。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陶瓷生产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不仅生产规模大，且技术上不断推陈出新，风格也迥异于以往，为宋元以后陶瓷业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河南地区陶瓷生产技术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如隋代安阳的青瓷、唐代洛阳的唐三彩、五代河南的柴窑瓷器都极具有代表性。
洛阳唐三彩，是唐代独创的低温釉陶，具有很高的科学技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其制法是以白黏土作胎，外施低温釉，釉中以铜、铁、钴、锰等金属作着色剂，用铅作助熔剂，平涂或点垛组合使用，在大约800摄氏度下煅烧而成。
铅由于熔点低首先熔化，其他不同颜色的金属氧化物颗粒在熔化的铅中浸润、扩散，呈现出绿、蓝、黄、白、褐等多种色彩交会而成的缕缕丝丝、飘忽不定的图案。
洛阳唐三彩颜色的种类，以釉中着色金属的多少、烧制时氧化及还原的不同而定。
它的突出特点是胎质坚实洁白，釉色艳丽，装饰繁缛，光彩夺目。
在巩义黄冶发现了唐三彩窑址。
五代宫廷加强了对瓷器生产的管理，出现了秘色窑瓷和柴窑瓷。
秘色窑瓷器是青瓷。
柴窑是后周显德初年建立的瓷窑，窑址在郑州。
明末谷应泰《博物要览》说：
“昔人论柴窑曰：
‘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柴窑瓷器以青色为主，还有虾青、豆青等色。
釉极薄，有“薄如纸”赞语，光润明洁。
瓷胎致密，扣之作金石声。
宫廷的需要对瓷器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瓷器制造技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宋瓷的繁荣，柴、秘二窑实开其端。
四、园林与建筑技术
（一）洛阳的西苑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于东都洛阳宫城之西建西苑（通称会通苑），依伊、洛、瀍、涧四水之利，傍邙山之势，周围200千米，是美丽的皇家园林。
苑内沿龙麟渠建16所宫院，征集了各地的奇花异草，珍禽异兽。
苑中有海，方圆10余里，有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面百余尺。
山上有台观殿阁，穷极华丽。
西苑的建筑，极具科学性、艺术性。
唐代在隋西苑基础上兴建禁苑，又称东都苑或神都苑，规模虽有所缩小，但仍然危楼跨水、高阁依云，艺术性堪与隋西苑媲美。
王维游洛阳皇家园林时，曾感慨“上阳华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曾读列王仙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
（二）佛塔建筑
隋唐五代时期，河南各地的佛塔建筑很多，其中以登封的净藏寺塔、法王寺塔、永泰寺塔及汝州风穴寺七祖塔最为出名，最具代表性。
净藏寺师塔、法王寺塔、永泰寺塔都是登封现存的唐代砖塔。
净藏禅师塔是唐代高僧净藏禅师的墓塔，单层重檐，塔身建在须弥座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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