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业活动 竞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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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活动竞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保险业活动竞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

2016-01-07

摘要：

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但是关于保险业发展、竞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却并不多见。

本文将保险业活动与竞争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机理划分为保险发展效应、非均衡效应和反垄断效应三类。

本文选取我国各省份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发现总体上看产寿险业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然后，构建相对保险深度指标对样本分类，发现在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匹配较好的区域发展保险业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险业与经济增长匹配较差的区域保险业则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最后，保险业竞争加强垄断降低的结构调整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相对保险深度，保险业活动，保险业竞争

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但与之相伴的却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常进程，乃至扰乱正常的经济生活，影响经济的健康、稳健发展。

如何选择恰当的金融和保险发展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根据客观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个性和特点选择有针对性的金融与保险发展政策应对，已成为保证我国经济与社会未来稳定发展的关键。

大量研究反应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保险业作为现代金融体系极其重要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却较少被关注。

那么，保险业活动能否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标？

经济发展与保险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政策手段的效果是否存在差异化特征？

随着保险市场竞争的日益增强，是否也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相应的影响？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现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和接受，而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也就是说金融发展能否有利于社会收入不平等的改善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

就理论研究而言，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构造了动态模型，以此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也使得收入差距呈现出倒U型变化规律。

Aghion和Bolton（1997）在不完美的金融市场中分析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过程，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不完美金融市场的作用下，收入差距呈现出倒U型变化过程。

Ghatak和Jiang（2000）的研究中使用了一个静态模型，结论意味着金融发展降低了收入差距。

在实证研究领域，Li，Squire和Zou（1997）的研究显示金融发展对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即金融发展降低了收入不平等。

Clarke，Xu和Zou（2003）进行的跨国分析显示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并不存在倒U型曲线，两者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Beck，Demirguc-KuntandLevine（2004）的研究显示金融发展减少了贫困人口，对改善收入差距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Beck和Leone（2008）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更有利于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

Iyigun和Owen（2004）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具有倒U型曲线关系。

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丰富的研究，鉴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主要研究还是集中于城乡收入差距。

陈志刚和师文明（2008）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以及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陈伟国和樊士德（2009）使用省级面板数据显示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

汪建新和黄鹏（2009）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可以缩小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程度。

陶珍生（2011）的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显著的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且两者之间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

杨新铭等（2013）发现当前城乡之间的产业差异以及各种制度障碍使得非农化与城镇化进程相脱节，城乡收入差距会随着金融发展而逐渐拉大。

综上，可以发现金融发展能否改善收入差距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随着大量相关领域文献的不断出现，可以发现其中很多实证研究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和分地区或跨国等类型的数据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社会收入不平等的下降和贫困的减少，但是受到数据的局限性，以及各类实证研究存在自身的缺陷，并且理论上还没有成果可以明确显示金融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途径和机制。

因此，目前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有待深入研究。

需要指出，保险业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研究却少有涉及，粟芳（2004）的研究运用跨国数据考查了收入差距对保险业的影响，而不是保险业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邵全权（2014）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对我国分省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大部分情况下，保险业发展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保险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分析

既然现有研究已经明确金融发展会对收入差距具有明显影响，那么作为现代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业会对收入差距具有影响也就成为一个必然的推论。

本文主要研究保险业发展及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对城乡收入差距测度指标的选取为城乡收入比，由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除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得到。

张立军（2007）的研究将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划分为以下三种效应：

首先，是政府对金融的严重干预而产生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其次，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导致的金融发展非均衡效应；最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金融发展降低贫困效应。

张立军（2007）的研究进一步假设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的降低贫困效应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此，认为“在我国目前金融发展还不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还占据着主导的地位，金融发展的降低贫困效应还处于一种次要的境地，现阶段金融发展的总效应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张立军（2007）基于上述判断假设了三大效应曲线的形状，将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三大效应具体化为图形，最终推出金融发展总体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曲线。

徐汝峰（2013）将金融发展实现收入分配效应概括为增长机制、门槛机制、非均衡机制以及技术进步机制四类。

借鉴上述研究思路与过程，考虑到目前我国保险业较为重要的现实问题分别为：

保险业发展问题、保险业发展区域差异及区域不平衡问题、保险产业组织垄断与竞争的结构调整问题。

而上述问题都会以不同方式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于是我们将保险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与内生机理划分为保险发展效应、非均衡效应和竞争效应三大类。

其中，保险发展效应重点关注保险业发展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该效应类似于张立军（2007）、徐汝峰（2013）中的金融发展效应；非均衡效应我们直接借鉴了张立军（2007）、徐汝峰（2013）中的金融发展不均衡的概念，将保险业发达与否这种客观存在的状态作为非均衡效应的基础，对于张立军（2007）、徐汝峰（2013）文中的门槛效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由于不同地区保险市场发展非均衡而出现的必然结果，而将其也归入非均衡效应中；此外，有必要将保险市场结构反垄断，加强竞争的调整措施也纳入保险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考虑中，保险业向有序竞争的转化正在逐步将社会公平拉向合理水平，公平合理有序的保险竞争可以有利于增加广大农民享受保险保障的机会，进而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一）保险发展效应

就保险业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保险发展效应而言，可以分为保障效应和增长效应两类。

就保险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的保障效应而言，王向楠（2013）认为，因为不同的人力资本会带来差异化的收入水平，人力资本的实现需要以生存为前提，以行为人的生命及健康看，寿险、健康险、意外险等人身保险能够填补人力资本损失投资不足对收入的影响；家财险、机动车险等险种也能够对行为人物质财产的意外损失给予补偿。

而且，初始经济状况较差的主体更需要这些保险保障工具，而保险保障反过来又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

保险业的保障效应实际上是一种风险与财富的再分配机制，这一机制可以改善保险资金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实现保险资源在城乡总体上的匹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保险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明显影响，鉴于保险业对人力资本的保障功能，一般而言保险业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在保险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的增长效应方面，关于农业保险的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保险业提供的关于农民身体和健康的保险产品和直接作用于农作物种植和养殖等领域的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保险产品都会有效改善城乡收入差距。

鉴于前文分析，我们认为保险业的保障效应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增长效应相对复杂，自从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现有研究既有发现二者正相关（陶珍生，2011），也有发现二者负相关（张立军，2007）或证实了倒“U”型曲线关系成立的结果（杨新铭等，2013），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增长效应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如果把保障效应与增长效应联合起来考虑，我们不妨假设这两种效应的合力可以造成保险业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鉴于此，提出假设1。

假设1：

保险业发展效应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非均衡效应

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非均衡性不仅导致了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差距存在巨大差距，而且保险业发展规模和市场结构也存在明显差异。

目前中国保险业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城镇居民享受的保险服务明显优于农村居民。

由于中国不同区域间保险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保险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分省市层面上可能也会表现出非一致性的关系，因此有必要考查保险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差异化问题。

考虑到邵全权（2012）的研究，保险业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另一方面，根据陶珍生（2011），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影响，而保险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强，其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而对城乡收入分配的效应也会越强。

由于现阶段我国总体保险资源的既定约束，保险资源在中国各地区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不均衡，即保险业发展的非均衡特性，由此会对地区之间保险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规律产生影响。

为此我们需要按照一定标准对保险业发达与否进行划分，借鉴邵全权（2012）的研究，我们将相对保险深度指标作为划分标准。

因此，本文认为，在保险业实际地位高于其潜在地位的区域即保险业发达地区保险业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在保险业实际地位低于其潜在地位的区域即保险业不发达地区保险业发展则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我们将此效应界定为保险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非均衡效应，在不同区域该效应也体现出不同的规律，在相对保险深度较高的保险业发达地区保险业发展缩小收入差距，而在相对保险深度较低的保险业不发达地区保险业发展会则会扩大收入差距。

基于此，提出假设2。

假设2：

在保险业发达地区保险业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保险业不发达地区，保险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保险业发展会缩小还是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将取决于非均衡效应的强度及其与其他效应的综合比较结果。

（三）竞争效应（反垄断效应）

需要指出，保险市场反垄断加强竞争的市场结构调整也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保险市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两类。

就间接效应而言，邵全权（2012）的研究表明保险市场降低集中度，提高竞争度的结构调整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根据现有理论，在某些阶段经济增长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即保险业降低垄断鼓励竞争的结构调整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就直接效应而言，在保险业恢复发展初期，保险公司在农村地区只是提供较为基本的保障服务，相对于城镇保险服务，险种与保险公司都较少。

随着政府服务三农政策的开展，农村保险市场以及农业保险与针对农民的保险得到了快速发展，面向三农的保险服务不断提高，城乡居民获得的保险保障的差距正在越来越接近。

而合理的保险保障对于居民收入具有调节作用，加之保险业保费收入和赔付支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不一致性，保险市场竞争与反垄断也会造成保险资源在城乡之间重新分配，此为保险市场反垄断加强竞争影响城乡收入分配的直接效应。

综上，可以发现保险市场结构由垄断向竞争调整的过程中对收入差距产生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都指出这一调整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二者合力即反垄断效应也必然会缩小收入差距。

基于此，提出假设3。

假设3：

保险业反垄断加强竞争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保险业主要通过上述三大主要效应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三大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构成了保险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实现路径。

就保险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各种效应来说，基于假设1与假设3，保险增长效应与竞争效应都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基于假设2，非均衡效应则会根据各省市相对保险深度的实际情况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

为综合研究上述保险业发展各种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将对上述各效应加总，通过对各种效应进行加总来分析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

首先，考虑到保险业发展与反垄断都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们将保险业的发展效应与反垄断效应合并，以增长与反垄断效应代表这假设两种效应的合力，根据假设1与假设3，该合力效应反应在保险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平面图中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其次，我们将非均衡效应单独在图中体现，在保险业发达地区，该效应也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而在保险业不发达地区，该效应为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根据假设2，非均衡效应的强度以该直线的倾斜角度来反应，在此我们将其划分为非均衡效应较弱以及非均衡效应较强两种情况，可以发现后者直线的角度明显高于前者；最后，我们综合保险业的增长与反垄断效应以及非均衡效应，将其加总，最终得到图1-图3所示保险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效应。

图1保险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对保险深度高于均值区域）

图2保险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对保险深度低于均值区域，非均衡效应较弱）

图3保险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对保险深度低于均值区域，非均衡效应较强）

根据前文假设，可能影响保险业发展综合效应的主要因素是非均衡效应。

如图1所示，相对保险深度高于均值的省份，非均衡效应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效应与增长效应、反垄断效应的总体影响仍然是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

当相对保险深度低于均值时，非均衡效应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那么该效应与增长效应、反垄断效应的总体影响到底如何则取决于非均衡效应与其他效应的影响程度对比，于是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当非均衡效应较弱时，保险业发展的总体效应仍然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图2），而如果非均衡效应较强，总体效应则有可能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结果（图3）。

如果不对各省市按照相对保险深度区分，则非均衡效应会由来自于内在的平衡机制加以克服，我们判断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趋于平稳，在发展效应与反垄断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保险业发展应该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保险业活动、竞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

2016-01-07

三、计量模型选择与变量设定

本文计量模型设定的目的是为了考查寿险业、财险业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不同于现有研究中关于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关系的研究中，大多采用金融发展的一次项和二次项来进行检验的传统处理方法（陈伟国等，2009；陶珍生，2011，等等），考虑到金融（保险）发展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门槛效应，如果仅仅依靠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的正负判断金融发展是否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库兹涅茨效应，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误进而无法体现出不同样本之间存在的差异化的保险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邵全权（2014）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有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处理方法出现的问题。

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是一种内生分组处理方法，本文将沿用包含分组回归思想的分析思路设计计量模型，按以下顺序检验保险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们首先检验就全部样本而言保险业发展对呈现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此，本文还将按照相对保险深度对全部样本进行分类，以检验当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匹配程度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保险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规律是否一致；最后，考虑到保险市场结构的调整可能也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我们还将检验保险市场结构的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即我们将在实证分析部分主要关注三个问题：

第一，保险业发展是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第二，保险业反垄断加强竞争的市场结构的调整是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第三，全部数据样本与按照相对保险深度划分为保险业发达与保险业不发达地区的子样本是否会体现出同样的规律。

（一）保险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计量模型设定

基本计量模型设计如式

（1）所示，被解释变量是各省城乡收入比，解释变量包括保险深度、其他与保险业存在紧密联系行业的发展水平。

另外，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可能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还需要控制一些可能的影响因素。

在模型

（1）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μt是不可观测的时间固定效应，是一个不随省份的不同而变化的变量；λi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用来控制省份的固定效应；ξit为误差项，服从独立同分布。

yit是城乡收入差距，IP是保险深度，FP为表征其他相关行业或部门的变量集，X是其他控制变量集合。

yit表示i省t年的城乡收入差距，以Rurru表示，借鉴章奇等（2004）、陆铭等人（2004）、陈志刚等人（2009）、杨新铭等（2013）的处理方法，本文对城乡收入差距测度指标的选取为城乡收入比，由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除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得到。

IP：

保险深度变量，保费与GDP的比例，现有文献大多采用该指标衡量保险业的活动或发展水平（Arena，2006；邵全权，2012）。

该指标在寿险业表示为lsd，在财险业为nlsd。

FP：

金融深化程度变量，表示各地区金融体系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规模。

就银行业而言，分省全部金融资产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就证券业而言，通过股票市场的筹资额可以衡量分省主要证券资产价值；就社会保障体系而言，分省社保支出额可以大致反映社会保障体系的规模与价值；沿用杨新铭等（2013）的处理方式，国民财富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

基于此，我们构造出反映不同金融领域深化程度的以下三变量：

银行存贷款总额与GDP的比例（bank），股票市场筹资额与GDP的比例（stock），以及社会保障支出与GDP的比例（si）。

①

X：

控制变量，主要分为人力资本变量、二元经济结构变量以及较重要的其他变量。

人力资本在保险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传递中起到媒介的作用，大多数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有效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为了更精确地检验保险业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有必要将人力资本的作用从中加以分离，现有研究大多采用政府的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陈志刚等，2009）、或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陶珍生，2011）、或居民受教育年限（杨新铭等，2013）等指标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考虑到上述处理方法大多是对分省人力资本的既定发展结果进行的各种计算，一方面不能反映人力资本的积累成本或投资效率，另一方面也不能体现人力资本的使用效果，因此本文并不从教育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界定。

相对的，本文采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r1，r2，r3）来反映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与应用效果情况，计算方法为分别对应某一产业产值比重/就业人口比重，该指标表示一个部门的产值比重同在此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率。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其从保险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检验中也分离出来。

保险市场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城乡不平衡发展特征，相比城市农村地区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及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较为缓慢。

地区间保险发展不平等的特征，意味着不同地区获得保险保障的成本和服务可获得性是不同的，从而不能用一个相同的水平来统一衡量。

我们采用二元对比系数来反映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设计变量分别为第一产业对第二、第三产业的二元对比系数（eydb1，eydb2），计算方式为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第二（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除此之外，考虑到分省的消费投资结构、贸易结构以及物价变化也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本文也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分别为消费投资比（rinco），计算公式为投资总额/消费总额；进出口比（rckjk），出口额/进口额；以及CPI指数。

基于此，本文还将检验不同条件下保险业发展是否会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不同影响。

根据邵全权（2012）界定的相对保险深度的计算方式，按照相对保险深度的高低对全部样本进行分组，分别研究在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同匹配程度下保险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

（二）保险业结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还构造计量模型检验保险业结构变动与调整能否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前文分析，我们还将对保险市场集中度与竞争度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相应的检验，本文分别选择CR4和HHI衡量市场结构的集中程度和竞争程度，CR4为各省市历年保险市场上前四家市场份额最大的保险公司的保费占全省市总保费的比例，HHI是各省市历年保险市场上所有保险公司市场份额的平方和。

CR4指数越高说明保险市场集中度越高，垄断越强，竞争越低；HHI指数越低表明保险市场竞争度越强，垄断越低。

因此对于CR4和HHI指数，呈现出较为类似的规律，即这两项指标越低，保险市场的垄断程度越低，竞争程度越强。

如果CR4和HHI指数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表明保险市场垄断越高、竞争越低，就越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如果CR4和HHI指数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则表明CR4和HHI越低即保险市场垄断越低、竞争越强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将计量模型

（1）调整为式

（2），IS为保险市场结构变量（CR4和HHI），X为可能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控制变量。

（三）数据说明

我们选择的样本数据为1999～2010年间我国30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其中西藏因为数据缺失并未考虑进去。

在数据搜集方面，绝大部分分省宏观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涉及到保险业发展与市场结构的数据来自《中国保险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方程的方法，运用已有数据进行估测。

四、保险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前文建立的计量模型和数据描述的基础上，本部分首先对全部样本进行估计，然后按相对保险深度对我国各省市进行分类，将全部样本划分为保险业发达地区（相对保险深度高于均值）与保险业不发达地区（相对保险深度低于均值），分别研究在保险业发达与不发达这样两个不同的子样本中保险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就估计方法而言，我们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及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方法来研究产寿险业全部样本、保险业发达样本以及保险业不发达地区样本。

不失一般性，我们首先采用普通OLS方法进行估计，然后采用2SLS方法进行估计，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数据的面板结构特点，我们还进行动态面板数据系统GMM估计。

就三种估计方法的关系而言，OLS方法是一个估计的基准模型，应用其进行估计的目的是为了确定一个相对标准的参照系，来与应用其他方法估计的结果进行比较；2SLS方法侧重于解决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为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会对估计造成影响以及对估计结果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因此解决内生性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由于我们估计的样本及按照相对保险深度分类后的两个子样本的数据均为面板数据，考虑到解释变量中会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所以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方法对其进行估计。

三种估计方法各自具有其侧重点，同时采用三种估计方法一方面为了比较不同方法的估计结果，另一方面同时也进行了计量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在对实证分析结果的解释中，我们将更加倾向于2S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