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建设的视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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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建设的视角
实现国家安全：
地区安全建设的视角
——以欧洲为例的分析
王学玉
2013-2-1616:
28:
02 来源：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07年3期
作者简介：
王学玉，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内容提要：
探讨摆脱安全困境的途径，是进步性的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议程。
本文认为，在一个有限的地理区域和有限的国家群体内，通过共识与集体合作的努力，无政府可以逐渐得到有效的组织、管理和较为成熟的发展，国际体系结构的改善和整合能够消弭安全困境赖以存在的条件与环境。
地区安全意味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全，它具有地区体系结构是稳定的、可预期的属性。
只有首先实现了地区安全，国家安全才是可能的。
地区一体化蕴藏着清晰的地区安全逻辑以及极大的地区安全价值，欧洲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
关键词：
安全困境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地区一体化
实现国家安全，是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的核心目标之一，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主要议题。
但长久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取得显著的突破和进展，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变革，多数国家实现安全的前景却是愈加捉摸不定，经受挑战。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提供的诸多处方或者充满了悲观主义，认为权力与安全问题必然要导致国际政治尤其是大国政治成为悲剧；或者因为局限性的逻辑和条件而不可能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如结盟理论和民主和平论；或者因为脱离国家共同体而不可能具有有效的实践性，如全球安全与人类安全观念。
这些处方要么坚持国家中心的安全分析方法，把安全的实现视作一个相互排斥的自然逻辑，而且安全困境导致国家的不安全是不可避免的；要么通过安全概念的重新界定，强调世界、全球或人类等国家概念之外的各种主体的安全意义，以及社会、经济或文化等军事政治范畴之外的国家各种属性的安全重要性，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依然无法得以解决。
我们认为，尽管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但仅仅思考国家层面和军事内容过于狭窄，不可能走出安全困境的逻辑；把视野转向全球层面和经济社会内容又过于宽泛，它们与传统的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既遥远又模糊，其实践性与效果也就很有限度。
出路应该到既能够超越国家范畴、但又在国家有能力控制因而可以利用的范围内的场所与层面中去寻找。
本文认为，地区就是这样一种场所与层面，它潜藏着既能为许多国家提供发展与国力增长的动力与资源，又能为国家提供安全以及稳定的外部环境的价值，如果进行恰当的努力和建设，国家安全就可以得到有效的实现，但国际关系理论对此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
当然，地区安全问题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涉及到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形成与职能、地区内的冲突管理与解决、地区安全制度的确立、地区内信任关系的建设、地区主义的发展等课题。
①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勾画出地区安全整体性的基本特征，以及它对地区冲突、合作与发展的影响，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为国家安全的实现寻找可行的路径。
在本文中，我们着重探讨的是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关系的本质与意义，考察政治经济结构向地区一体化方面转变过程中的安全意义，尤其是它对于地区内的国家安全实现的作用。
为此，首先需要解决安全困境的根源以及如何从其中解脱出来的问题。
一、国家安全困境的根源
国家的国际安全问题（外部的安全或不安全），既是一个客观事实——威胁是否存在——的反映，也是一种观念和认知——怎样才是威胁——的表达；既是一个由安全本性与逻辑——安全由国家间的互动所界定——决定的自动进程，也是有意识政策——容纳还是排斥、相对还是绝对、目标还是工具——的结果。
首先，国家的安全程度及其判断，是基于安全的自然与物质属性以及意图与认知属性。
国家主要是从地理条件与物质力量的角度来判断其利益是否受到威胁，也是依此对威胁进行平衡或消弭，但威胁感和不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很多情况下产生于对其他国家意图的不确定，由猜疑、互不信任和误解所导致；其次，国家安全与否，也是国家间互动以及国家与外部环境互动的产物。
在友善和睦抑或敌意不和的关系框架下，在合作有序抑或冲突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国家对自身安全的评估和安全政策迥然不同，尽管此时力量对比、脆弱性和影响范围的所及可能是一如既往。
因此，在解释和理解国家安全问题时，既需要有理性主义的战略选择方法，也要将其作为建构主义的社会选择过程加以对待，而这两种视角的共同性在于都强调作为个体的国家（理性或社会的角色）与作为整体的国际体系（物质的或社会的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
安全困境概念是用来解释为什么并不试图相互伤害的国家之间、甚至是利益目标一致的国家之间最终还是走向冲突的问题。
关于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一种观点认为是由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性质所驱动的，国家相互间对对方真实意图的不确定使得他们充满了恐惧和猜疑，只能通过提高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扩大国际权力为发生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
②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包含着促使相关国家之间陷入行动-反应逻辑的动力。
这是一个悲剧，即使国家极力地希望避免竞争和冲突，他们的行动却使得这样的结果更有可能出现。
③它体现出的是一种不依国家的意图而出现的国际关系后果，正如杰维斯指出的那样，“国家寻找到的增加自身安全的多数方法都有降低其他国家安全的无意识的作用。
”④这是安全困境范式的本意，是体系决定论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逻辑环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一个由国家有意识地诱导出的局面，每个国家都深信它的安全需要以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来保障，对方越不安全自己越是有利和主动。
这种安全困境主要是针对大国而言的，他们的潜力和国际发展战略使其既有意识和动力、也有能力诱导出安全困境的局面。
期望实现霸权的国家试图通过制造安全困境，达到改变现状，使目标国家的领土、主权或国力等受到削弱，取得优势地位的目的；维持霸权的国家则通过这种精心设计的具有侵略性的政策威吓其他国家，使他们不敢对其发起挑战，从而扩大力量，其实他们所谓的不安全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和手段。
⑤对安全困境的这种解释更多是强调安全困境背后的国家意图性，是一种人为的政策选择的结果，但它仍然与国际体系有着很大的关联，正是由于国际体系和秩序的不稳定或者其中隐藏着不确定因素，大国尤其是霸权国家才得以有更大的余地和战略意图空间选择并诱导出于己有利的安全局势，力图塑造出自己所期望的国际体系而非被国际体系所塑造。
因此，无论是善意的无奈还是恶意的故意为之，安全困境都因两个条件而存在：
国际体系的缺陷和国家间相互信任的缺乏。
国际体系制约能力的不足，国际体系本身不能提供给国家以充分的安全保障条件是程度不同的安全困境产生和持续的根本原因。
受这种国际体系的影响，加之国力和战略差异的存在，交流与了解的平台和手段的有限，国家间滋生出互不信任和相互威胁感也就不可避免。
依此，减轻或者逃脱安全困境的根本出路首先应该是改善国际体系，改造国际环境结构，遏制无政府的破坏性后果，当然强势国家不称霸或者温和霸权的自我约束在摆脱国家诱导出的安全困境上也是非常重要。
以此为基础，加强国家间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融合与理解，可以培育起集体的认同。
经济的、技术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联系能够稳定国家间关系，民众与信息的交流能够建筑起共同的信任。
⑥布赞（Buzan）的“成熟的无政府”概念就表达了这种可能性。
这是一个高度有序和稳定的体系，它内在的力量和成熟、规制国家间关系的制度化规范，使得体系内的国家享有了巨大的安全。
⑦但是，在全球性国际体系层面意义上减轻或者逃脱安全困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全球体系的庞大和复杂超出了国家的控制和安排的能力，共识难以达成，延伸过广的水平式合作与协调是以牺牲其效果的深度与质量为代价的。
相反，当代世界中有些成功的模式都是通过有限的地理区域或者有限的国家群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安全共同体”等学术范式也不是在普世主义和全球意义上建构起来的。
我们认为，地区最有条件和可能通过体系与结构的变化促使安全困境得到解脱，从而有助于地区内的国家实现安全。
二、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的关系
国际体系存在于由无政府的冲突与安全共同体两个端点所构成的连续体的结构范畴内。
无政府的冲突使国家在安全上是分离和自助的，相互间被嵌入到“安全困境”之中；安全共同体表示国家间养成了和平互动的习性，在解决相互间的分歧和国际事务时不再期望、准备或者担心使用武力。
持久的对抗、有组织的无政府、集体安全、一体化、共同体等是国际体系连续体的主要组成形态。
它们由低到高，安全系数逐渐增大，制度程度依次提高，需要投入的安全资源虽然越来越少，国家、社会间的信任与安全认同却越来越强。
这是一个从安全的客观决定论（物质利益与权力结构）向安全的社会建构（社会文化与认同结构）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无政府的体系向以制度与规范为特征的国际社会，继而向以认同与信任为核心的国际共同体演变的过程。
贯穿这种连续体始终是体系内国家、社会间的安全相互依存关系，即使是最强的国家也不能实现自身的安全，它将国家引入到了“集体依赖”的逻辑之中，安全的结果受控于集体的互动，也由集体分享和承受。
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把国际体系视作单一的全球体系，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相同的国际体系与环境的制约和机会，无论它们处于全球地缘政治秩序中的什么地理位置上。
如果说在冷战时期这种判断有着一定的合理性，那么现在它已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国际现实。
目前，世界正在成为“地区的世界”；世界安全的类型不断分散，不再有统一的全球逻辑，各个地区部分安全的总和构成了世界安全的总体面目。
⑧布尔（Bull）30年前所想像的没有冷战的那种“更加地区化的世界体系”已经变为现实。
⑨这意味着，地区体系已经是国际政治经济中一个有着相对的自主地位和独特作用与影响的结构层面，它有着自己的结构与动力，产生出特定的机会与制约；全球体系（如全球化、单极化）不再自动地转化为地区体系的模式，它们成了并存的关系；全球体系对国家的影响要经过地区属性的中介；而且地区体系也是不尽相同，如明显存在的“和平区”与“动荡区”。
⑩尽管必然要受全球体系的影响，但地区体系是国家最直接、也是离得最近的国际环境，国家安全问题与地区体系和环境的联结度最为密切，国家是在差异极大的不同地区的脉络中界定其安全利益与战略，处理其安全政治关系的。
地区体系也同样体现在上述连续体之中。
更有意义的是，只有在地区脉络与框架中，作为体系属性的相互依存的进程与后果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地理与距离因素是影响安全政治相互依存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地理接近的国家之间，不同类型的积极或消极社会互动的密度和强度才最高。
也就是说，地区环境创造出了多数国家、尤其是地方性的国家最直接的外部威胁或者发展的条件。
一般而言，冲突总是容易在邻国之间发生，比较完美的秩序也是更有可能在邻国之间形成。
地理的接近为国家、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体现在安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
仅就在安全政治范畴而言，对国家间关系影响最深的安全外部性便是首先发生并且主要集中在周边区域内。
一个国家、国家群体或组织的安全政策和举动所产生的成本（消极的）与收益（积极的）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国家或组织，其承受者会程度不同地扩及到其他的国家和社会。
在由一个国家、群体或组织发起的某些安全政治政策与行动并不完全被另一个或一些国家所赞同或者没有参与时，安全的外部性（11）便发生了，后一个或一些国家的安全就会受到这些政策与行为的损害或保障。
（12）在一般情况下，外部性的强度是随地理距离递减的，地理的接近增加了相互间安全威胁的可能性或者合作互动的机会。
目前，虽然具有全球安全外部性的冷战的瓦解并没有使外部性的全球性完全消失，但安全外部性的近距离属性却日渐突出。
地区体系与结构的安全或不安全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国家安全环境的基本情势。
然而，安全没有绝对的上限，不可能明确地指出什么时候、什么程度上国家或地区就是安全的了，但国家或地区不安全的程度则是相对可辨的，因此地区安全可以依据地区不安全的程度得到最好的理解。
（13）地区安全与不安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衡量它们程度的是同一些变量。
物质-理性的变量包括地区内国家间冲突的烈度及其对地区影响的深度、在军事与安全问题上所投入资源的多少、安全结盟动力的大小等，如果它们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和价值高，地区安全的水平便低；反之，如果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低，地区安全的水平也就高。
社会性的变量包括地区内国家对安全的认知与意图，如对威胁的感觉和判断与客观存在的威胁相一致、为达到其他目的而把威胁的话语作为手段、把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等差异注入威胁概念、国家建设目标一致或容纳的程度等。
地区安全处于不断的建设之中，在进步和理想的意义上，它是一个从不安全到相对安全演变的过程，即从连续体的低级阶段逐渐转向高级阶段的进程。
从较为高级和相对安全的角度看，“地区的安全”命题有两重含义：
地区内国家的安全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全。
前者是指地区内国家的安全环境（地区环境）的稳定以及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即所有的国家都感到是安全的，没有外部的威胁，可以称之为地区的国际安全；后者则不仅仅是组成地区的各个国家安全的总和，更多地是指地区的命运，地区是一体和稳定的，不存在分裂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地区一体化的和平（integrativepeace）是地区安全的最低条件，即地区国家间维持着一个合作占主导地位的积极的关系，然后才有条件使地区安全会逐渐走向以稳定的和平与安全共同体所代表的高级阶段。
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是一个“结构-行为体”（structure-agent）的互动关系模式，即国家对各自安全的积极追求与它们在其中活动的地区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脉络间的关系。
地区结构与体系影响着国家的安全利益，限制了它们的战略选择，当然也提供了程度不同的机遇；国家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地影响地区问题与发展的力量，它们均致力于增强自身的利益，相互间进入了冲突或者共识的谈判的进程；结果是，地区结构发生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变化，形成新的地区结构与环境。
地区内的国家要么都安全，要么都不安全。
一方面，这意味着地区安全是一种结构性的安全，是地区内所有国家共同作用和集体选择的结果，如果它们的安全利益、政策与行为不能汇集在一起，转向一个相同或接近的方向上；如果只有地区内部一些国家对地区环境施加了影响，尤其是一个或几个大国都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甚至是主导地区发展，其余的国家只能是被动地接受由此带来的安全的外部性，就不会有地区安全。
另一方面，如果地区进入了一个结构稳定的进程，地区呈现出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整体性特征，至少是形成了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即使在无政府问题上还没有正式的解决方案，也会出现地区内产生的冲突将得到进一步的遏制、国家间的相互威胁感不断下降、可行的冲突避免的地区社会制度逐渐形成等效应，因此，单个国家的安全、地区内国家的共同安全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全是不可分离的，它们是互动的关系。
本文主要着重于分析作为地区结构的地区安全建设对地区内国家的安全实现的意义，至于地区内国家的安全政策以及它们作为一个集体的互动对地区安全实现的具体呈现和路径，需要另文讨论。
三、地区一体化建设的安全逻辑
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的关系有些类似于我们的生活中住户与其居住小区之间的关系。
如果小区在整体上的管理与防护措施不力，住户即使是不惜代价地采取各自的防护措施，不安全感始终会存在；如果小区有一个完善的保护体系，住户们的威胁感就会很低，而且也不需要投入额外的财力。
因此地区安全以及由此获得的国家安全意味着地区必须拥有结构性的稳定条件。
历史经验显示，国家追求安全的常规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安全结构模式主要有三种：
权力均衡、霸权抑或是集体安全，但是它们都始终摆脱不了“安全困境”的缠绕。
地区安全则表明在一个有限的地理区域内、在有限的国家群体内有可能走出“安全困境”。
为此，地区内国家的共同安全就不是由传统的安全逻辑与思维能够决定的，不能完全依赖于直接的安全手段，如军事力量、战略联盟和防御-进攻平衡等，而是最终取决于具有体系与结构意义的国家间社会、经济关系的转变以及相互信任关系的确立等间接的途径。
单方面的强加安全成本或者部分的安全安排不会带来体系与结构的稳定，它只能是共识与集体行动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看，地区安全的取得需要实现三个条件的结合：
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地区化发展；地区内安全问题的制度化管理；地区内国家间接近或一致的认知与相互信任关系的形成。
地区化的职能是通过经济、社会、政治和观念等各种活动在地区层面上的集结与聚合，创造出地区内深刻的相互依存关系，逐渐改变地区政治、经济结构中军事与安全内容占主导，国家间关系易于陷入对立与排斥的局面。
也就是说，创造出一个促使自助与威胁的关系转向交流与一体化关系的地区结构体系。
在此进程中确立的地区安全的制度化，有利于国家间的交流、互通信息和政策透明，可以降低相互威胁感和为最坏情况做准备的思维，削弱处于安全困境核心中的那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14）安全制度主要通过许多机制影响地区战略景观，如促使地区内国家在它们的共同威胁方面达成共识，并为此安排它们的资源；增强地区内国家合作的信心，加深合作的程度，减轻地区国际体系的竞争性；确立或转变构成可接受的并具有合法性的国家行为规范，规制地区内国家的政策与行动；鼓励地区内国家与社会将自身想像为地区的组成部分；有助于塑造地区内国家的自我形象，孕育出它们的国际职责，并引导它们相互认同。
（15）地区制度提供了一系列信任性安排，从而缓解了国家间在事实上或者仅存在于想像之中的相互威胁。
因此，地区在安全领域中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地区安全结构。
伴随这些变化而来的地区认知，则是通过观念与态度的调整，重新界定各自的国家利益并将它们汇聚在一个共同或接近的方向上，相互间不再视为威胁，而是彼此信任，建立起地区的集体认同。
这些条件是不可分离的，它们本身都不足以能够单独决定地区安全的形成与维持，在那些目前处于稳定或比较稳定的和平与安全的地区，如欧盟、北美、东南亚、波罗的海，这一点非常明显。
而这三个条件都可以通过地区内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体化发展进程提供出来。
地区一体化是地区化与地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地区化并不完全以政府有意识的政策以及某些可能为国家关系带来影响的意图为前提，也可以是一个自发的经济、社会和安全的联系进程。
地理的接近、经济的互补、私人与社会力量的跨国家活动、企业的地区扩张战略以及世界变化的影响，都能够促进地区化的产生和发展，当然国家的政策选择、政府间的合作和地区主义是将其推向更高阶段的必要条件。
“地区主义代表了一种观念、价值和明确的目标的结合，目的是创造、维持和修正一个地区内安全、财富、和平和发展的规范，是志向接近的角色对于在特定的地区空间内重新组织它们的活动与关系的渴望”。
（16）地区结构的一体化发展进程所具有的地区安全与和平属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成员国间通过协调与合作来满足地区集体的需要，如地区稳定、单个国家无法实现的额外收益、外部性的内部化、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抵御或应对全球变化等，这是一个地区规则、规制和政策等制度安排的过程，地区体系中安全和政治经济的无政府性质的关系会逐渐得到组织和管理；其二，作为地区结构特征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必然要导致地区内国家在继续选择传统的安全自助的经济后果，与通过合作安全推动经济发展的预期之间进行权衡，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会有足够的动力使他们在相互关系和地区事务的安排中，优先考虑增进经济合作的分量，控制安全事务的影响，或者借助经济合作来寻找安全保障的新方式；其三，地区经济一体化，各种形式的往来、交流与沟通的加强，政策与偏好的透明，能够促进各国对地区的一体化所产生的制约和机遇达成共识，相互间的回应遵循着共同的逻辑，即使不一致，也是可预测的或可接受的或可理解的，这最终有利于地区社会的形成。
在地区社会中，国家之间对共同利益的存在及其保护的必要性、安全与福利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有着共同的认可，国家意识到需要并能够通过地区合作创造出规范与机制，以管理成员国间利益的冲突。
最后，地区一体化也是一个推动各种社会的、非政府的群体实现跨国交流的过程，这有助于民众之间和社会之间的沟通、理解与接受，培育出他们的地区整体意识和集体认同感，限制甚至排挤掉民族主义。
社会间威胁感的下降甚至消失，必然会外溢到政治与安全领域，使国家间相互威胁感出现的可能性在失去了经济基础之后，会进一步地失去社会基础。
我们透过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效果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地区一体化建设的安全逻辑与价值。
（17）当然，考虑到欧洲地区的独特性，我们不可能把其一体化发展所蕴涵的地区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全部维度和可能性一般化地延伸于所有的地区，但是它所揭示出的存在于地区一体化、地区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密切联系及其条件，对于其他地区的地区建设，对于许多国家追求长远的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及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
通过地区一体化实现欧洲地区体系的重组和秩序的和平转变，是欧洲国家获得安全保障的一个结构性的条件。
欧洲国家历史上所遭遇的各种不安全的威胁，根源在于欧洲的分裂，各国不得不寻求自己的安全保障，力量平衡和大国的敌对也就不可避免。
相反，欧洲的一体化是相对与欧洲分裂的另一种选择，它是一个联合与统一的进程，为“一个欧洲”的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余地，也为欧洲的稳定与秩序提供了主要的机制。
首先，欧洲一体化改变了欧洲地区结构中无政府的表现形式，逐渐降低了其不确定性的特征。
欧洲一体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欧洲的无政府性质（除非一体化能够推动欧洲最终变为联邦制），但它是一个使欧洲国家意识到共同利益存在和不断拓展出共同利益，并将他们的利益转向一致的过程；也是一个把先前各个分离的欧洲国家与社会逐渐融合为了一个单一的地区社会秩序的过程，创造出了一个密切联系和一体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民众的地区群体。
同时，一体化推动欧洲创造出了一个单一的社会与政治空间，实现了地区制度化的发展。
正如基欧汉与奈伊指出的那样，在这样的地区政治与社会中，欧洲政治、经济的变革和欧洲国家间的关系“不再发生在一个分裂了的、权力制衡的欧洲，而是一个不断地由单一的组织与制度所主导的政治空间内，这样，甚至是国家间的抗争与竞争也要通过共同的规则与制度来引导和塑造”。
（18）利益的非冲突性使得欧洲摆脱了安全困境，“被组织起来的无政府”成为这个地区秩序的主要特征。
（19）
其次，欧洲一体化通过将欧洲地区结构转化为单极而消除了多极化的不稳定与破坏性后果。
欧洲历史上的动荡与战争，与欧洲体系结构的长期多极化密切相关，一体化提供出了一种有效地改变这种结构的手段与渠道。
欧洲一体化进程是欧洲国家间在权力分配、制度作用和战略政策上形成共识的结果，他们承认并接受不同的国家在地区发展中有着不同的作用与地位，承认并接受一体化需要首创、领导和引导。
这样，欧洲历史上那种多个权力中心并存，相互竞争和敌对的地区结构不再可能，在欧洲出现了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形式上是在布鲁塞尔，实际上是法国与德国联合）。
这个以法国与德国联合为主导的核心的形成和发挥“火车头”作用，对欧洲一体化与欧洲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它也以地区责任、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强大的协调能力获得了合法性和认同。
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小国自愿地进入到这种地区形式，从而在欧洲形成了一种中心-轮辐的治理形式，围绕着高度一体了的核心组成了“同心圆”。
（20）当然，共识与集体决策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机制，这在制度上制约了强势国家的权力。
再次，欧洲通过经济社会与政治的一体化，夯实了欧洲安全的根基和结构，使其不再具有可逆转性。
安全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欧洲的发展表明，安全问题的根本解决不能主要依赖于政治的考虑和政治行为，最可靠和最有效的途径来自于地区经济与社会关系领域的安排。
除无政府和权力关系外，欧洲一体化还改变了传统欧洲体系结构的另外两个特征：
经济、社会组织的民族-国家属性、军事与传统安全的主导性。
欧洲经济的一体化与地区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意味着欧洲经济、社会活动的组织空间从民族-国家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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