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烟草70年发展之成就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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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烟草70年发展之成就综述
玉溪烟草70年发展之成就综述
玉溪烟草70年发展之成就综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玉溪烟草与改革同行、与时代同步，企业规模由小到大，实力从弱到强，闯出了一条“烟草兴、经济兴”的发展模式。
形成了以年种植60万亩左右优质烤烟为基础的原料生产支柱，以红塔集团为核心的卷烟加工支柱，以卷烟辅料为特色的烟草配套产业，创造了一二产融合、辐射带动三产的典型，开辟出一条地方烟草产业的发展之路、改革之路、规范之路，为玉溪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眸：
云烟之乡的辉煌之路
玉溪素有云烟之乡美誉，烤烟种植历史悠久。
作为孕育优质烟叶的摇篮，玉溪种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1953年，由国家烟草主管部门在河南郑州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烟草工作会议，玉溪烟叶以108分的高分夺冠，荣获“云烟之乡”美誉。
玉溪烟草在经历了供销社管理、烟草公司初建与专卖管理体制形成、“三合一”体制管理、集团化管理四个时期后，完成了创业期，并在烟草体制机制改革中实现了腾飞。
首先是玉溪烤烟生产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十五”期间，我市推行烤烟科技联质联产样板承包制，建立“红花大金元”优质原料生产基地，加大了烟、水、路、基本烟田建设，烟区生产条件得到有效改善。
全市烟叶收购计划连续3年递增，2021年全市烟叶种植面积、收购量创历史最高记录，分别为75.35万亩和213.74万担。
“十二五”期间，我市紧紧围绕“原料保障上水平”工作目标，以基地单元建设为抓手，以特色品种推广为重点，抓实烟蚜茧蜂防治烟蚜技术、膜下小苗移栽、优化烟叶结构、烘烤提质增效等重点措施推广及规范管理，全面推进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烟叶生产保持持续稳定发展态势，有力支撑了“卷烟上水平”战略任务实施，为烟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烟农增收致富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三五”以来，玉溪烟叶生产以高质量发展为统领，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市场、质量、绿色、生态、安全”为主线，抓实核心烟区稳定、绿色发展、烟农增收等重点措施，促进全市烟叶生产加速转型升级，奠定了高质量发展基础。
其次是玉溪卷烟营销步入转型升级之路。
“十一五”期间，我市卷烟销量、单箱销售收入和销售总收入连续5年实现增长，是卷烟营销量效齐增的黄金发展期；
“十二五”期间，玉溪卷烟销售以市场为导向，经过2021年、2021年两次回调，逐步回归理性，呈现销量趋稳、结构贡献度不断提高的发展特点；
进入“十三五”，玉溪卷烟销售经过2021年的回调，呈现出销量稳步回升，结构持续提升的发展态势，截至2021年上半年累计销售卷烟29.81万箱，单箱销售收入以年均1000元左右的幅度持续增长。
“十二五”期间，“玉溪”、“红塔山”品牌卷烟销量更是呈几何级数增长态势，有力推动了玉溪卷烟市场单箱结构快速提升。
另外，玉溪烟草发展也进入了严格规范之路，专卖管理、企业管理、内部建设等各项工作为玉溪烟草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贡献：
成为不可替代的支柱产业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玉溪烟草“两烟”生产经营屡创新高，企业经济效益快速提升，开创了跨越发展新局面，成为我市不可替代的重要产业、支柱产业，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稳居全省前列。
“十二五”期间，玉溪烟草商业实现税利123.44亿元，比“十一五”增加53.24亿元，增幅75.85%，年均增长8.46%；
企业资产总额由“十一五”期间的52.65亿元上升至“十二五”期间的61.43亿元；
“十二五”期间，玉溪烟草产业对全市财政总收入的贡献占比达77%，创造的增加值占全市gdp总量的39%，烟草产业产值每增加1，全市gdp相应增加1.87，深刻影响和改变着玉溪经济发展格局，有力助推了全市经济增长、农民增收、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稳定器、产业发展火车头、全省烟草商业排头兵。
“十二五”期间，玉溪烟叶工作连续五年获省政府表彰，创造了“云烟之乡”历史性突破；
玉溪烟区成为中国最优质烟叶的核心价值区和全省第三、全国第四大地市级产区，以及全国唯一的百万担以上特色品种烟叶产区，是全国中烟工业烟叶需求量最旺盛的地市级公司，为中国烟草发展和云产卷烟品牌做大做强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二五”全市累计种植烤烟335.69万亩，收购烟叶904万担，与“十一五”期间相比，收购总量减少了85.84万担，但烟农交售收入却增加了42.16亿元，烟农交售均价、上缴政府烟叶税、烟农户均年收入实现大幅增长。
玉溪烤烟产业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烟农增收、推动“三农”发展、带动农业科技进步、探索高原特色农业等方面成效显著、作用突出、意义重大。
初心：
报效国家，回报社会
70年来，玉溪烟草始终坚持报效国家、回报社会，充分发挥烟草产业优势，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切实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大力助推烟区“三农”发展，努力让全社会共享玉溪烟草发展成果。
从烟田基础设施建设、中低产田改造到大型水源工程建设，玉溪烟草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对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2021年起累计投入烟田基础设施建设补贴资金24.52亿元，建设项目xxxx件，受益农田总面积达196.50万亩；
申报水源工程项目13件，争取烟草援建资金8.59亿元，建设完成了红塔区龙母箐水库工程、峨山尼去本水库工程、红塔区平滩箐水库等大批普惠“三农”的民生工程。
“十三五”以来，围绕主业稳收、辅业助收、多元增收主线，突出“产业融合、品牌自主、渠道共建”，积极探索出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烟农增收创新模式，采用“烟+n”的特色产业布局，构建了以烟为主、多元产业协同互补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盘活育苗和烤房设施，采取“合作社+农业企业+订单生产”模式，栽种蔬菜、花卉、食用菌等，提升了设施利用率和资源回报率，增加农民收入；
采取多元化投资方式成立了“玉溪三农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搭建了烟农增收产业示范园平台，成功承办了2021年全国烟草行业烟农增收现场会。
70年来，烟草科技实力也实现了新飞跃。
玉溪烟草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一代又一代烟草科技工作者肩负烟草科技发展重任，刻苦攻关、开拓创新、无私奉献，搭建起了全国一流的科技创新平台，创造出了一批批对玉溪烟草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重大推动作用的科研成果：
拥有烟草行业唯一的烟草病虫害生物防治工程中心，是首批获国家局认证的“行业级烟叶生产技术中心”，首创于玉溪的“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获国家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创建了玉溪首个科技部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
其中以“蚜茧蜂防治蚜虫”为代表的生物防治技术实现里程碑意义的突破，首次实现商品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覆盖全国93%植烟面积，创造了推广速度最快、实施面积最大、农民参与程度最高、技术创新最多、综合效益最好的五个“之最”，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向各国推介的先进典型。
农业、农村和农民是玉溪烟草成长壮大的基石，玉溪人民培育了玉溪烟草优势产业，通过反哺农村、回报烟农、回馈地方，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玉溪烟草树立了企业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典范。
是原创！
沧桑巨变七十载民族复兴铸辉煌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从落后的农业国演进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从温饱不足的贫穷国家建设成为全面小康社会，城镇化稳步推进，东中西协调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共生共荣，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一、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实现了由农业为主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产业基础十分薄弱，1952年，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0.5，农业吸纳了83.5的就业人口。
之后，按照当时环境和现实需要，我国主要实行“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同时配以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促进了工业积累。
1978年，农业增加值比重降至27.7，就业比重降至70.5。
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得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生产力迅速解放和发展，产业结构深刻调整。
2021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
35.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就业最多的产业;2021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
新阶段，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三次产业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
2021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7.2、40.7、52.2;就业比重分别为26.1、
27.6、46.3，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比1952年上升23.5和37.2个百分点。
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以粮为纲的传统农业转变为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较为单一，种植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1952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高达85.9，林、牧、渔业比重分别只有1.6、
11.2、1.3。
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流通体制等多方面改革逐步实施，鼓励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农业生产逐步多元化。
1990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下降至64.7，林、牧、渔业比重分别上升至4.3、25.7、5.4。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持续完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农业基础更加巩固，农业现代化水平逐渐提高，农业结构调整优化。
2021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下降至54.1，林、牧、渔业比重分别提高至4.8、25.3、10.7。
工业体系更加齐全，工业生产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技术水平落后，仅能制造一般吃穿用等生活用品，基本处于手工作业和简单制造状况。
建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的重大政
策和专项规划，工业规模由小变大，技术水平由低转高，实现了从产品单一向门类齐全的变化，“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逐渐增强。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全门类的产业配套为工业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航空航天、电子通信、医疗仪器、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蓬勃发展，高铁、核电等重大装备竞争力居世界前列。
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3.9，比1995年提高6.9个百分点。
服务业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方兴未艾。
改革开放前，服务业主要是一般生活服务业，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比重较高。
1952年，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35.9和14.9。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大量服务职能从公共部门分离出来，同时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带动服务业多元化发展。
2021年，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下降至19.7和10.3，金融业
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上升为14.1和12.9。
党的十八大以来，电子商务、数据消费、现代供应链、互联网金融等新技术新模式日新月异，服务业成为创新创业的热点。
2021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升至5.2和6.9;全
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70198亿元，比上年增长25.4，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18.4;销售方式的变化带动快递业务迅猛发展，2021年完成快递业务量507亿件，比上年增长26.6。
二、需求结构持续改善，实现了由需求疲弱向三驾马车协同发力的转变
建国初期，居民消费受限，投资资金匮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一般消费拉动，1952年，最终消费率高达78.9，资本形成率为22.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负。
之后，“先治坡、后治窝”，投资明显加快，消费相对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均快速增长，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2021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达到顶峰，为8.6;2021年，资本形成率达到顶峰，为48.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着力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需求结构逐步合理化。
202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4.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6.2;资本形成率为44.9，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2.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8.6。
消费升级态势明显。
改革开放前，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主要用于解决温饱。
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高达
57.5和67.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水平大幅提高，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2021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
别下降至35.7和41.1。
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向全面小康大步迈进。
2021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至27.7和30.1;全国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
有量为33.0辆，比2021年增长95.3;每百户助力车拥有
量为59.2辆，增长49.9;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为249.1
部，增长22.6;每百户空调拥有量为109.3台，增长55.3;
每百户排油烟机拥有量为56.4台，增长32.7;每百户热水
器拥有量为85.0台，增长32.4。
投资结构不断改善。
改革开放前，由于资金和物资匮乏等原因，有限的投资主要用于重点建设工程和重工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关键性作用持续显现，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产生积极影响。
2021年，第三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达56.5。
党的十八大以来，短板领域投资快速增长，投资在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2021年，第三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为59.0;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全部制
造业投资比重为17.5，比2021年提高6.9个百分点;民间
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62.0，比2021年提高
0.6个百分点。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出口商品总额中初级产品占80以上，进口商品主要是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
1978年，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比重仍高达53.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贸易结构发生根本
性转变。
2021年，出口商品总额中初级产品比重下降到5.4，工业制成品比重上升到94.6。
贸易方式经历了从一般贸易为主向加工贸易为主，再向一般贸易为主的转变。
加工贸易比重从1981年的6上升至1998年的53.4，2021年又降至
27.4。
一般贸易比重从1981年的93.5降至2021年的
53.8，2021年上升至57.8。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取得积极成效，自贸区建设从无到有，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往来更为紧密。
2021年，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达12个，贸易伙伴达200多个，对东盟国家货物进出口占全部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2.7，比2021年提高2.4个百分点。
三、区域结构更加协调，新的增长极增长带不断形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为改变工业偏集于沿海的局面，我国区域政策强调平衡发展，着重解决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问题。
“一五”时期确立了有计划地、均衡地布局工业的指导方针，提出“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产区和消费地区，并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来逐步地改变这种不合理，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
”“三线”建设时期，采取“靠山、分散、隐蔽”的工业布局原则，为内地工业化和区域差距的缩小打下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实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区域政策强调效率优先，以特区为代表的沿海地区迅猛发展。
1999年以来，区域政策再次强调
平衡发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逐步形成，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东西南北纵横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区域发展差距趋于缩小。
建国70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征，总的来看，当前区域发展差距明显小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时也比世纪之交明显缩小。
2021年，全国各省（区、市）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比值为4.5，而1952年为8.1，2021年为10.8;2021年，全国各省（区、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异系数为0.439，而1952年为0.581，2021年为0.686。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
2021—2021年，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年均增长8.2和8.5，东部和东北地区分别
年均增长7.2和6.1。
产业布局更加平衡。
随着工业化建设的推进，我国各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和优势的产业，工业布局逐渐优化。
1952年，我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东北，两板块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73.8，中部和西部比重分别只有12.6和13.6;工
业规模最大的上海和辽宁两地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30.4。
2021年，中部和西部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提升至
22.5和17.8;工业规模最大的两地区变为广东和江苏，两
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为23.4，明显小于1952年最大两地区的占比，工业区域集中度明显下降。
四、城乡统筹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呈现新格局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差距很大，城镇化发展缓慢，城乡处于分割状态。
改革开放后，户籍束缚逐渐松绑，城镇化开始加速，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市场界限被打破，带动城乡差距大幅度缩小，一些地区率先实现了城乡一体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城乡结构进一步优化。
城乡发展差距逐渐缩小。
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不仅有力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也有效扩展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减轻了农村和农业的人口压力。
同时，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三农”投入力度逐渐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逐步形成。
2021年末农村公路里程达404
万公里，是1978年的6.9倍，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
98。
2021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持续缩小，2021年为2.69，比2021年缩小0.46。
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前，我国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城镇化进程缓慢。
1949年，我国城镇人口仅为5765万人，城镇化率为10.64，1978年也只有17.92，近
30年的时间内仅提高7.28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
1978—2021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
亿人增加到8.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9.58，
提高41.66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72个，建
制镇数量从2176个增加到21297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全面落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速。
2021—2021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35.33提高到43.37，
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由17.24个百分点缩小到16.21
个百分点，缩小1.03个百分点。
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城镇布局结构不断优化，集聚效应明显增强，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哈长、北部湾等城市群，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部分城市群已经具备强大的国际经济影响力。
城市群内部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增强，城市间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速一体化，产业分工效率持续提高，人才流动、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等多方面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空间载体。
五、所有制结构合理调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持续巩固
上世纪50年代，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前，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严重不足。
改革开放后，随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所有制理论认识逐步加深，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断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极支持民营经济，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
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国有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经过“放权让利”“抓大放小”“公司制股份制”等一系列改革和战略调整，国有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但企业实力进一步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持续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三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国企改革红利逐渐释放。
2021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仅占4.9，但主营业
务收入占26.8，利润总额占28.0。
2021年《财富》世界
500强企业中，中国120家企业上榜，其中中央企业48家，
3家中央企业排名前十，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占我国全部上榜
企业营业收入的49.1，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承担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民营经济比重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企业基本上均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几乎不存在民营经济，1978年公有制经济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00。
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在促进增长、稳定就业、增强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1年末，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达
22.1万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58.3;主营业务收入为30.6万亿元，占比达30.0。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超过2500万户，对税收贡献超过50;民营企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民营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70;民营企业城镇就业超过
80，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达到了90，成为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六、收入分配兼顾公平和效率，实现由平均分配向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居民收入平均化特征十分明显，“吃大锅饭”现象普遍存在，广大劳动群众生产积极性没有得到有效释放。
改革开放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大幅调整，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兼顾了效率与公平，极大地激发了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思想，在注重提高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将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结构进一步优化。
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单一，城镇居民依靠工资，农村居民依靠工分。
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职工工资及得自单位的其他收入合计占城镇居
民收入的比重为93.8;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66.3来源于集体统一经营。
改革开放后，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居民收入来源发生显著变化，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下降，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上升。
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降至71.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升至30.8。
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来源更趋多元化，财产净收入成为城镇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财产净收入占比为
10.3，比2021年提高0.6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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