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残疾人的商业抗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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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残疾人的商业抗争
一个残疾人的商业抗争
看着针管的药剂逐渐注入体内，郑卫宁松开了紧捏的拳头，缓缓地呼了口气：
又活过了一天。
一件灰色的外套，一头花白的短发，一脸矍铄的神色，除了身下的轮椅，这个59岁的湖北老汉并无特别之处。
但事实上他每天都在跟死神抢时间。
郑卫宁天生罹患重度血友病，凝血因子含量过低导致身体随时可能大量出血，59年来他依靠定期输血维持着生命。
命运让他无法不淡看死亡，而他倔强活着的理由，是他创立15年的残友集团和旗下3000多个残疾人兄弟。
新的活法
“我没那么伟大，只是想给自己换个全新的活法。
”郑卫宁向《商界》记者如实地回忆自己创业的初衷。
1991年，国内大规模爆发血液交叉感染，为了确保血源安全，郑卫宁举家从湖北搬迁到当时唯一实行义务献血的深圳。
然而，陌生的环境让他陷入了一种自我嫌弃的抑郁当中：
往日熟悉的邻里关系不复存在，妻女忙着各自的工作与学习，加上母亲去世，他开始质疑起自己的生存价值来，在最低落时甚至尝试自杀。
“自己就是个累赘，活着有什么意义？
”
1998年的一个晚上，郑卫宁将妻子哄睡后，独自来到阳台。
掏烟点上狠狠吸了几口后，他扶着栏杆颤颤巍巍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准备翻身跃下，让自己彻底解脱。
正当他努力将腿抬上栏杆时，衣角突然被人紧紧拉住，泪流满面的妻子从背后牢牢地抱住了他。
聪明的妻子早已发现郑卫宁的异常，并一直跟随其后。
看着哭得不成人形的妻子，郑卫宁彻底爆发了：
“我就是个废人！
你让我去死好了！
”
“你死了我和女儿怎么办？
要死的话，我们一起跳！
”激动的妻子狠狠给了他一耳光。
是啊，自己死了，妻女怎么办？
“我也不想这样赖活着啊！
”郑卫宁瘫坐在地上绝望地嘶吼。
为了防止郑卫宁继续犯傻，妻子第二天买了台电脑供他上网解闷，并和他约定：
只要不再轻生，做什么都行。
不到生命的绝境，便无法体会那种无助的悲凉感，以及对于希望的极度渴求，哪怕只有一点点。
妻子买来的电脑，改变了郑卫宁的人生。
他通过互联网帮助另一位残疾人找到了急需的资料，当收到对方特意寄来的感谢信后，他的内心第一次有了波动：
原来自己还是有价值的。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让郑卫宁产生了创业的想法：
这种对办公地点、身体素质几乎零要求的工作方式，似乎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同时更能让自己摆脱无所事事的颓废，换种新的活法。
1999年，郑卫宁找到刘勇、麦健强等4名“有电脑技术”的残疾人，成立了残友公司，创立了中华残疾人服务网。
尽管设计简陋，但这个涵盖残疾人病情交流、生活互动等多个版块的网站一经推出，便迅速在圈内走红，不到一年时间，就创下全球残疾人福利网站点击率最高的纪录。
而作为带头人的郑卫宁，也被无数残疾人网友尊称为“大哥”。
“大哥”是什么概念？
军区大院出生的郑卫宁，生性豪爽耿直。
母亲去世时给他留下了30万元现金和两套房子。
他将房子拿出来当“公司”，客厅办公，卧室供大家住宿，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承担了大家的生活开销。
一些残疾人慕名投奔而来，他也从不拒绝。
一位高位截肢的残疾人用双肘撑着两个小板凳，前来投靠残友，郑卫宁送了他一辆轮椅作为见面礼，并捏着他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说到：
“从现在起，这就是你的家，我就是你的大哥，有任何困难尽管找我。
”
这个自小因为残疾被父母遗弃，一直借助小凳子爬行的青年，再也抑制不住激动，扑向郑卫宁怀中大哭起来。
当狼的资本
2000年，一家公司希望以1000万元收购中华残疾人服务网，但遭到郑卫宁的反对：
“他们想用自己的团队，意味着我们要解散，这肯定不可能。
”尽管合作不成功，但郑卫宁从中发现了网站设计和软件开发的业务。
然而，这条看似一片光明的出路，却泼了郑卫宁一盆冷水。
创业初期，郑卫宁跟客户洽谈业务时，对方一看到合作对象竟然是一群残疾人，大多都会投来异样的眼光，有时甚至是一种明显的鄙薄。
一次，上海一家原本已经达成合作意向的公司前来考察残友，发现残友员工全是残疾人后，态度立刻改变，对郑卫宁撂下话：
“我们可不是慈善公司！
”在随后的谈判中，除了不断质疑残友的开发实力外，对方还把原本已经谈好的30万元价格压到6万元，意在让郑卫宁自行放弃合作。
谈判桌上，面对对方轻蔑的脸色和侮辱性的价格，郑卫宁一言不发，他压抑住想给对方一拳的冲动，紧捏着拳头转身回到办公室。
员工们随即围了过来，气愤难当地说：
“大哥，我们不做了！
”“大哥，我们不能受这个气！
”
但郑卫宁却冷静下来，在思考良久后，他咬了咬牙：
“接！
”原因无他，此时的残友没有太多选择，这个行业的机会并不多，如果放弃，很难再找到下一单。
而郑卫宁也想证明残疾人并不比健全人差。
此后，残友开始以难以置信的低价，如饿狼一般在市场上疯狂抢夺订单，这招来了业界同行的非议乃至仇视。
一些同行为了抵制残友夺回订单，甚至在客户面前拿残疾人说事。
这让郑卫宁愤慨不已：
“我随时都会死，命都不要了，还在意其他人看法？
！
”
一次在出差北京洽谈业务时，郑卫宁刚抵达酒店，突然出现了尿血症状，吓得跟他一起出差的员工连忙背着他往医院跑。
谁知，他们找了两三家医院，都没有医生敢为他注射自带的救命针剂。
看着逐渐失去知觉的郑卫宁，几近崩溃的员工在凌晨两点多拨通了深圳义工联的电话，让他们火速联系北京的义工，以便能为郑卫宁用药。
当义工护士在一个小时后匆匆赶到酒店时，郑卫宁已经两手冰凉面无血色。
所幸的是，一针药剂几乎在最后一刻，把郑卫宁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
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搏命气质，后来逐渐成了残友的一种企业文化。
比如，2007年残友向CMMI认证发起冲击。
CMMI类似于传统行业的ISO认证，代表着软件企业的开发品质和成熟程度，通过的等级越高，在行业地位也就越权威。
在当时深圳数百家软件开发公司中，只有十几家拥有这一资格。
而其认证过程也极其困难。
一款软件要抽取100个功能点进行考察，每个点由两三个员工共同完成，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错就全盘皆输。
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考察员工的能力之外，更要考核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度――考试将全程保密，除了监测官外，没人知道是谁或者哪个环节出错，这给了对公司不满的人故意出错的机会。
尽管如此，郑卫宁仍然决定背水一战。
他拿出当时残友几乎全部的现金流35万美元，报名参加了认证考试。
随后在一次午饭时间，他在食堂将参与测试的人员组织起来，挥起拳头大声吼到：
“公司是我们的家，有了认证才能过得更好，谁要是出了错，大家都会卷铺盖走人！
”
郑卫宁的话直戳了大家的痛点。
在场的员工们先是一怔，缓过神来后开始纷纷表达决心。
对于从小受到歧视的残疾人员工来说，最在意的并非经济利益，而是个人存在的价值。
健全人失败了换份工作就可重新再来，而他们如果失败了，残友倒下了，就只能回到原先毫无意义的潦倒生活中。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测试，残友最终通过了CMMI五级认证，这使得残友不仅能为华为、中广核等大型集团提供软件外包服务，还获得了来自微软、IBM等全球巨头递来的橄榄枝。
更大的责任
获得权威认证的残友，在郑卫宁的低价策略下，很快占据了深圳大半的软件开发市场。
而在残疾人群中，残友也成了一棵可以遮风避雨的大树，这一度让郑卫宁非常头痛。
残友毕竟不是慈善机构，在前来投奔的残疾人中，很多没有软件技术的残疾人，并不能为公司创造效益，反而会成为负担。
但郑卫宁又狠不下心来拒绝：
“抛弃他们就意味着推他们去死，你敢做么？
”
怎么办？
在2010年的达沃斯论坛上，郑卫宁在会场看到了中国电商教父马云。
这种机会岂能错过？
他主动上前和马云打招呼，并刻意聊起残疾人就业难，希望得到平台改变命运。
然而，面对郑卫宁突如其来的“搭讪”，马云并没有接招。
郑卫宁急了：
“我们不像那些残疾人组织那么官僚！
我们不要钱！
阿里云服务里面有近3万个职位，给我们60个总可以吧？
我来安排人，干得好你就用，干不好你就把他们咔嚓了！
”他的一席话让马云笑了起来，觉得这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有点意思，随即派人跟残友进行业务对接。
后来，双方在残友珠海分公司开了培训班，由马云派人前来指导和考核，并约定如果60人全部过关就给名额。
为了能拿下这个机会，郑卫宁特地组织了一批重残患者，再逐一亲自挑选，并租下一间教室日夜兼程地给他们灌输电子商务以及客服培训，直到正式通过阿里巴巴的考核，获得了来之不易的60个名额。
初次合作成功后，残友和阿里巴巴很快开启“百城万人就业”计划，由淘宝提供200个端口给残疾人做电商客服，而残友除了安置合适人选为淘宝服务外，还由各地分公司提供当地的特产，诸如新疆分公司的葡萄干、海南分公司的椰子糖等产品，自己在淘宝开设官方网店，让残疾人担当客服，以此改变他们的生活。
电子商务为郑卫宁打开了一道门。
在与阿里巴巴合作的基础上，他组织残友进一步和多家公司开展电商合作，以对方出资，自己出人的方式创建公司，再按比例进行利润分成。
2011年，残友集团解决了3000多名残疾人的就业问题，旗下全资子公司以及合资公司的总体营收达到1.2亿元。
去郑卫宁化
在残友集团3000多员工眼里，“郑大哥”就是公司的宗教领袖。
当年坚持做软件、制定公司制度、做电商都是由郑卫宁一句话说了算。
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残友发展成了拥有32家社会企业和11家社会组织的大集团。
如果说郑卫宁还有一丝顾虑的话，那就是如果自己突然去世，残友怎么办？
2009年，郑卫宁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并将自己所持有的32家企业全部股权捐给基金会，使基金会成为残友集团的最大股东。
基金会由公司11位高层把控，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必须投票表决。
在这一架构下，社会企业获得完整独立的公司身份和竞争力，非营利性质的社会组织为社会企业提供服务，包括照顾残疾员工的日常生活，这让社会企业无需负担残疾员工所产生的额外成本，企业可以轻装上阵参与行业竞争，而其创造的利润上缴给基金会，再由基金会反哺社会组织。
这一架构的成立，意味着以后所有决策都将由基金会拍板，残友将逐渐淡化“郑卫宁”痕迹。
为了表明自己退出的决心，郑卫宁还从残友总部的办公室搬离出来，甚至连自己的出差费用都必须由基金会签字才能报账。
这一年，在基金会秘书长刘海军的陪同下，郑卫宁找到律师做遗嘱见证：
“以后我的财产全部捐献给残疾人事业，不是由家人来继承。
”
郑卫宁疯了吧！
很多朋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找到他，希望他能收回意见，将财产交给女儿管理，“至少留一部分当作嫁妆”。
但郑卫宁偏不。
“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她可以不靠我的钱来生活，这些财产可以使很多残疾人活得快乐而有尊严。
”
创建残友集团至今，郑卫宁的时间和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工作当中，而忽略了那个曾经哀求他要活下去，创业时为他和团队做夜宵，在他身边相濡以沫的妻子。
2013年，郑卫宁的妻子因为抑郁症发作跳楼自杀。
这一打击让他久久无法恢复过来：
“当初自己只想到工作，而忽略了她的感受，是我对不起她。
”
妻子去世后，害怕触景生情的郑卫宁从家里搬到公司，三个多月后才鼓起勇气回家收拾遗物。
整理财产时，郑卫宁发现自己一共有22万元存款，再加上一套200多平米的住宅。
这就是“大哥”如今的全部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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