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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大学追忆

德华大学追忆

    总有些岁月无法挥之而去的痕迹,多年以后,当人们再度回忆时,才会有更深刻的感触。

1914年的日德战争,使德华大学在经历了5年昙花一现的辉煌后,不得不匆匆收场。

或许在当时人们更多的是惋惜,惋惜这所国门之内中西合办的第一个“洋学堂”就此夭折。

毕竟一所大学的建立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其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所以德华的消失是青岛高等教育史上永远的遗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有关“后德华时代”的史料走进我们的视野,我们不得不说德华已然消失,但德华大学的血脉却一直在延续,日德战争后被转校至远在上海的“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即后来同济大学的前身)的师生们使之得以薪尽火传,这种看似无奈的教育资源的整合不仅为德华大学保留了珍贵的血脉,也促成了同济大学在更高起点上发展和完善自己。

德华大学和同济大学的此消彼长对两个城市的影响至巨且深。

2007年同济大学迎来了它的百年华诞,如果德华大学未曾消失,明年也将建校百年。

逝者已矣,风物可追,法国梧桐下的德华校舍,依然海边伫立,虽物似人非,唯记忆难改。

  1906年,德国人在青岛的总督府曾在送往柏林的年度报告中提交了一份“华人学校的计划”。

100多年后,当我们再度审视这份计划,我们说它的出现不仅因为德国当时正处于对外政策的“寻途之年”,即它急于寻求一种不再刀兵相见的方式,期望更多地通过在科学文化上的渗透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同时,“计划”的出现也与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八股、兴新学”的教育政策有关。

虽然清政府当时更多地认为“教育实为国家应尽义务,非外人所能代谋”,但当时并不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兴办学堂,也鼓励有条件的中国人放洋留学。

这场我们今天看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改革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德华与同济等大学的建立,使国人有机会可以不出国门而受到同留学海外一样的教育。

  和同济大学相比,德华大学的筹建无疑是历久而细致的。

1907年10月1日上海“德文医学堂”(1912年改名“同济德文医工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而此时德华大学的各种准备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开展。

有一个细节我们今天看来或许会觉得有趣而苦涩,就在“德文医学堂”开学典礼后的第三天,即1907年10月4日,德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梯尔匹茨在其所提出的青岛创办德国高等教育机构的计划及经费预算中曾建议:

  “把现在用于在上海的医科学校的资金和人力用于加强新的工作,因为在青岛的事务和人员方面的情况不仅比上海更有利,而且主要是该地的德方的工作要比在后者地方的国际殖民地中表现得更明确”。

  历史老人总是喜欢和人们开玩笑,建议中的“上海的医科学校”指的正是“德文医学堂”。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当时真的把用于“德文医学堂”的资金和人力用于加强德华大学的工作,当德华大学被日德战争的炮火吞噬时,其师生将栖身何处?

  从1904年卫礼贤提出应在青岛建立一所高等学校,用以解决他所创办的青岛礼贤书院的首届毕业生的高等教育,到1909年9月“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清政府的叫法),即德华大学开学,其酝酿与筹建的时间同其存在的时间几乎等长,这也注定了德华大学办学起点之高。

以现有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该校的物质条件,无论校址、建筑、设备及经费都是高水准的。

而其师资力量,与同时期的其它学堂相比,可谓阵容强大。

德方的教师最初是从总督府的官员中选调来兼职,其中包括地政局局长、工程局局长、林务局局长、总督府顾问、翻译官以及工程师、制药师等。

从建校第二年起,从德国国内应聘来青岛的各学科专家来了很多,他们都受过著名专家培养、熟悉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现代的研究方法。

1913年,该校共有德籍教师26人,其中工科博士2人、硕士7人、师范专业5人。

中方教授经学、文学、人伦道德、舆地、历史等学科的教员都由山东管理学务衙门选聘,即便是总督府推荐的教师也必须经考核合格后才能被录用,这些人都是科举出身,从翰林、进士到举人、贡生。

1913年,该校正任中国教师6人。

  1909年10月25日,德华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其建立使得德国在中国的“模范殖民地”――青岛的统治从此有了文化政治维度。

正如当年的官方报告所指出的,其开办是“本殖民地最有意义的事件,随着这所学校的开办,德国在远东发挥文化作用的一个新阶段就开始了”。

通过《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章程》,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德华大学的基本情况。

该校在结构上分两大部分:

一个统一而完整的初级部和一个建立在初级部以上的高级部。

初级部相当于实验学校,传授一般基础知识,特别是德语知识,自然科学、数学、历史和地理也是主要科目。

高级部相当于高等学校,传授较高级的专门知识,深化德语知识,分设4个科,即:

法政科、工科、医科、农林科。

德华大学的课程设置上有很多值得后人称道的地方,它更注重的是应用技术而很少涉及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内容,所以它并不象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那样开设宗教课,而是突出法政和工科。

德华大学希望学生能在学校得到全面的塑造,为此做了很多努力。

德华大学的体育课设置很现代,课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青岛最新消息报》曾极力赞扬学生的体育成绩。

与礼仪制度相对应,德华大学所有节假日(如孔子纪念日)庆典都在学校礼堂公开举行,届时,学生们都要穿戴预定的节日服装。

  

  德华创办不久便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慕名前来求学的人与日俱增。

学子们视入德华大学如到德国留学,那些想出国留学而财力不殆的人从四面八方争相入学。

当时要求生源要很优秀,所以不仅只在租借地和山东挑选,而是全国范围。

到1912年已有15个省份的340名学生在此就读。

根据南京二史馆记载,当时曾有云南省政府专门给予赞助,选派云南的学生前来就读。

德华大学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到1914年闭校前,其培养的学生已遍布法政、工商、港口、铁路、医院、农林等领域,可惜的是,由于建校时间太短,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总共只有大约30名。

  现在看来,留下来的资料中似乎更多的是对这个创建于清末洋学堂的赞同之声。

姑且不说1910年曾任驻德公使,时任山东巡抚的孙宝琦到该校访问时的言论。

1912年,刚刚取得辛亥革命胜利的孙中山先生访问该校时所发表的演说或许更有说服力。

孙中山的演讲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希望德华大学的学生能够认真、安心、完整的接受这样一种模式上的教育成果,一个是肯定了德国对青岛的建设,并把德国的建设作为整个共和国的建设规划中一个可尝试、可实验、可效仿的形式。

可见德华大学给孙中山留下印象之深刻。

  然而,决定一个学校去留或说存亡的因素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经营,有时外界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

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乏被战争打击和破坏的高等学校,只是后人更津津乐道于那些历经硝烟、历经辗转流离仍顽强存活的、延续至今的高校。

相比之下,德华显然消逝得太快了!

现在看来,如果德华大学当初能在青办得长久,其效益和作用的显著与深广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我们不得不猜想,如果没有同济的接纳,德华是否也会以其他方式延续自己的生命?

因为当我们再次翻看当年德华学子的照片时,我们会深深感受出他们那种强烈的求知欲望,而这种精神是战争无法摧毁掉的。

我们也不得不去猜想,如果没有同济,德华是否也会最终辗转回到青岛,成就一段青岛教育史上的佳话?

我们也就不必仅仅只能将当年德华大学的医科临床教学与实习基地(即青岛总督府医院,现为青医附院)追溯为青岛大学的办学渊源之一。

  德国在青岛的统治结束了,德华大学所担负的文化使命似乎也该宣布告终。

1908年,清政府曾与德国就创办德华大学在办学地点、组织形式和学校地位等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

或许当时谁都不会想到,这个双方都自认做了很大让步才建立的学校竟会如此短命。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纵观中国近百年来的教育,我们说无论是德华的消失,还是其他更多大学的命运多舛,归根结底是缘于国弱民穷。

那么,当一个个历史悠久的高校以不断完善的风貌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时、当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不断展现出他们喜人的成绩时,或许我们对德华的追忆也该无憾了。

因为可以想见,曾经的德华人看到如今的国家和教育现状时的欣慰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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