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我的重要他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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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我的重要他人

编者案:

 苏赫姆林斯基说:

”在每一个小孩心中最隐秘的一角，都有一根独特的琴弦，拨动它就会发出特有的音响，要使小孩的心同我讲的话发生共鸣，我自身就需要同小孩的心弦对准音调。

”吴校长常常引用卢梭的话"教师要不吝放低自己去成绩学生".下面这篇教育随笔能够启发咱们如何走进学生的心灵,如何用温柔而坚决的”手”牵引学生走向自尊自信自强.

阻碍我的“重要他人”

刘良华

1.胡教师和王教师

每一个人的成长，总会受他人的阻碍。

有些人的阻碍不怎么重要，是不怎么重要的他人；有些人的阻碍很重要，是“重要他人”。

“重要他人”可能是自己的父母、爱人或朋友，也可能是一个或几个老师。

就老师来说，也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影响学生的“重要他人”。

能够对学生的成长发生积极的重要影响的，往往是那些善于鼓励、赏识、宽容学生的老师。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遇到过不少“重要他人”。

尤其在我遭遇“成长危险”的时候，这些“重要他人”把我从艰难中“拯救”出来。

以前我母亲喜欢找算命的先生为我预算前程。

据说，在我的人生的某个阶段，会遇到某些危难，但“在危难时有贵人相助”。

母亲为此很感慨，很浓重地酬谢了算命的先生。

我不信算命先生的话语，但我知道，在我的经历中，确实总是有人帮助我度过难关。

小学的胡老师，是第一位帮助我的贵人。

小学三年级以前，我的成绩很糟糕，属于老师心目中的四个笨蛋之一。

我在小学三年级读了两年。

这是我人一辈子中的第一次留级，也是最后一次留级。

被通知“留级”的感觉很糟，在周围的同学看来，几乎就是被“判刑”。

后来看到报纸上报道某人被“判刑”一年，我立刻就想起“留级”这个词。

好像是在“散学典礼”后，一位姓赵的老师通知我“留级”；也可能是放假一个星期后，接到“成绩单”时，上面显示的结论是“留级”。

有些细节我忘记了，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

得到通知的那天下很大的雨。

那年夏天家乡连续下雨，四处都是雨水。

那天我是淋着雨水回家的。

别的同学都把凳子搬回家了，我没有拿我的凳子。

大概是因为心情不好，没心思去搬那张凳子。

那张凳子是由一个大树桩做成的，用油漆漆成黄色，很结实。

大树桩是父亲在屋后的菜园里挖出来的，然后拿到村里的张师傅（村里最有名的木匠）家请他做成凳子。

在一个割麦子的季节，父亲从张师傅家里搬回那张凳子。

我走过去，凳子差不多齐我的肩膀。

父亲说：

“你下次上学时，就用这张凳子。

”

那张凳子显然是全校最漂亮的凳子。

我父亲知道我在学校地位不高，属“差生”。

家里“成分”不好，整个家庭在村里的地位就很低，父亲由此差不多就可以判断我在学校的日子不会好过。

我猜想父亲大概是希望用一张漂亮的凳子来提高他的儿子在学校的地位。

可惜，那张凳子我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那年“留级”时，我把那张凳子也一同留在了那间教室。

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那张凳子了。

我回家后，父亲虽然没怎么骂我，但那年我一直有一种很沉重的失败感。

直到第二个三年级的某一天，我忽然成了班上的英雄人物。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天我们的数学老师去了亲戚家，学校的胡老师临时作为代课老师走进了我们的教室里。

胡老师是我的邻居。

我们两家关系说不上好，但好像也不怎么差。

在那节课上，胡教师猛烈地鼓舞我、赞赏我。

（这可能是湖北人的毛病：

湖北人一旦喜爱某个人，就猛烈地喜爱他。

）

我呢？

就开始猛烈地喜欢胡老师的样子，喜欢胡老师的数学课。

那天放学后，胡老师让我检查其他同学的作业，凡是经过我检查合格的，就可以回家。

如果不合格，就留下来更正（你知道什么叫做“农奴翻身”吗）。

那天晚上我把很多同学留在了教室（这叫“小人得志便猖狂”）。

几个星期后，胡老师推荐我参加全镇小学生数学竞赛。

事先我并不知道这事，那天早晨我上学迟到了，没赶上出发的时间。

远远地看见胡老师骑车带着两个学生离开了村庄。

当时听说胡老师推荐了我，因为等不及了，才临时换了一个人。

我心里虽然将信将疑，但莫名其妙地兴奋了整整一天。

直到今天我都坚持：

所谓好老师，就是能够让他的学生莫名其妙地兴奋整整一天的人；所谓坏老师，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总是让他的学生莫名其妙地痛苦整整一天的人。

自从遇上了胡老师，我后来的小学生活一路阳光雨露。

考上大学后，每年回湖北老家，我都想去拜访胡老师。

当然，至今也没怎么去拜访。

后来总结出一条教育口号：

你要是觉得哪个人对你好，你应该在第一时间勇敢地表达你对他的感激。

哪怕是肉麻，也让他去麻吧。

我相信：

当学生陷入自卑的深渊时，教育要么成为折磨虐待、落井下石的别名，要么成为拯救落难、维护尊严的义举。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胡老师是拯救、维护过我的人。

长期以来，我对胡教师一直心怀感激。

直到今天，只要碰到姓胡的人，我立刻就有好感。

后来我喜爱读胡适的书，仰慕胡适的人格魅力，可能潜意识里与胡教师有关。

我一直以为中国近现代一百连年以来，鲁迅和胡适是两个能够并列的值得后人尊重的学者和思想家。

鲁迅深刻，但说话也尖刻。

胡适在政治哲学领域和实证研究领域是泰斗，而且有人格魅力。

鲁迅喜爱吵架，胡适很少和人吵架。

遗憾的是，我曾经在北京大学校园看到过鲁迅的雕像，但四处寻觅以后，找不到胡适的雕像，很失望。

我若是做了“北大校长”，第一件事，确实是做一个胡适的雕像，就放在鲁迅的对面，让他们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彼此阻碍。

小学毕业后，我进了镇上的中学（施家港中学）。

在中学，我遇到一位姓王的女老师。

她教我们英语。

王老师中师毕业（那时中师是最好的“大学”，优秀的初中生考中师，成绩一般初中生读高中然后再考大学），常给我们讲她在中师时，总是早起，然后躲在操场外边的芦苇丛里读英语。

在我的印象中，大学就是一个长芦苇的地方。

1988年我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就去找芦苇，可惜没找到。

王老师本人大概也没有想到，她说了那么一句话，竟然会成为我们考大学的原始推动力。

她随意地讲那么一个生活事件，我们却当真。

我的想象是：

有那么一个大学，有那么一个大操场，不像我们中学是一个小操场。

操场外面是一大片芦苇丛，一阵风吹过来，就可以看到有一群美女躲在芦苇丛里面读英语。

这意味着一定要考上大学，否则就什么也看不到。

王老师很漂亮，准确地说，是很有女性的魅力。

我坚信：

能够拯救中国教育的一条基本的道路，是让很多美女当老师。

我的这个想法其实是受了拉伯雷的启示，拉伯雷在《巨人传》里面就透露了修道院的规定：

凡入修道院的人，均是容貌端丽、身材适度、秉性温良的女子和气宇轩昂、体格魁梧、秉性温良的男人。

由此看来我这样说其实并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

比较遗憾的问题是，现在还有多少美女在当老师？

有些女老师看上去像个老板娘，就不像老师；有些男老师看上去像个“暴发户”。

一个老师是否美丽，其实也不在于肉体的可观，而在于他/她的精神气质是否动人。

有些人看上去比较“华丽”，可实际上不过是一堆美丽的能够移动的肉；有些人看去上其貌不扬，却有精神气质。

你一眼望去，就可以断定那是一个好人。

至少在咱们的眼里，王教师是好教师。

那时咱们班里一帮男生都自不量力地背后喜爱她。

自信一些的男生老是找借口往王教师的办公室里跑，比如问一个英语语法问题；去交作业；或问她明天英语学什么内容。

王老师人长得飘飘然样子，教学却严谨。

要是谁没有完成作业，她会生气。

她的口头禅是“你们这帮鬼人！

”她这样的女老师一旦生气，往往比男老师更有威力。

于是我们班没有不按时完成她的作业的。

既暗地里喜欢老师，又明摆着充满敬畏。

这里面好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我们班的英语成绩总是超出别的班级一大截。

后来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们班很多同学报考了外语系。

这里面自然有王老师的原因。

不过，除了王老师，还有另外一位很特别的老师也起了作用。

这位老师姓涂，男的。

王老师之后，我们的英语老师是涂老师（涂老师走后，我们的英语老师是闵老师。

我们很多同学现在还记得闵老师费了很多周折到仙桃市为我们购买听英语磁带的耳机）。

涂老师长得上齐下齐，粗脖子，圆腰，整个身子象个吹足了气的塑料袋。

他的左腿好像有点毛病，走路总是一高一低的波动。

班上有几个男生一致认为绝不是他的腿有问题，而是路不平。

所以背后叫他“路老师”。

涂老师身体长得太圆满了，说话也就不灵巧，简直就笨嘴笨舌（他的嘴唇很厚，感觉比正常的比例大了一号）。

这样的人竟然教我们英语，你说是不是很滑稽？

最初他一开口说英语，我们在下面就偷偷地笑。

凡是我们笑的时候，他就很高兴，认为是他自己讲课幽默的效应。

他为什么自我感觉那么好，我们好长一段时间没弄明白。

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班上几乎每个同学都喜欢上这位白白胖胖的“路老师”了。

这是事实。

情形也很简单。

这位涂教师对咱们好。

也说不上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好，可是全班同学分明都感觉涂老师对我们好。

比如，如果哪位同学上课开小差了，他会拿出一脸的治病救人的样子，说：

“哎——我讲得这么好，你不听，就有点可惜了嘛。

”

比如，班上有位同学上课总喜欢打瞌睡，他会走到他的身边，使劲地带着我们读英语。

等到他醒了，涂老师就很满脸善良地怂恿他：

“快，我们正在读这一段了，跟上！

”

作为一个男老师，人又长得如此的厚重，对他的学生竟然如此的宽容。

我们喜欢他。

换了你，你如何能够不喜欢他？

2.金教师和陈教师

高中期间，语文和英语是我比较喜爱的学科，数学是我的噩梦。

其实我语文成绩并没有优势，只是比较喜欢看课外书，喜欢讲故事，所以一直对语文有好感。

高一下学期班主任陈月明老师让我们自愿报名讲故事，我第一个上讲台讲《头大哥和阴到底》的故事，很风光了一段时间。

后来陈老师在我的“成绩单”上给出评语是：

“该生酷爱读书，语言幽默”。

我祖父看到评语后狠狠地用怀疑的眼光望着我。

因为我在他面前长期不怎么读书且面无表情。

因为受了初中王老师的影响，进了高中后，我的英语成绩在班上长期是数一数二。

有一次期末英语考试全年级第一，这个特别的荣誉使我的高中生活充满光彩和莫名其妙的自信。

后来我把这个办法迁移到所有学习上：

比如先重点学一种球类运动（大学时重点学排球，经常和隔壁寝室的曹宗平风雨无阻地练排球），然后带动其他球类的学习（后来练过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比如先重点学一个画种（大学时重点学水粉画），然后学其他画种（后来练过素描、水彩画、油画），等等。

从高一到高二，我长时期受数学的折磨。

上数学课的时候，我往往会开小差，几乎没有完整地听过一节数学课。

若是教师通知下个礼拜考数学，我必然会接连几天做噩梦。

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日子就感觉数学考试的日子一天天在逼近。

现在只要遇到比较麻烦的事情，当天晚上就很容易做一种怪梦：

我玩得比较开心，日子过得比较体面，但老师在讲数学课，我坐在教室里，显然不想听这样的课。

我在数学课上看小说或者历史。

同学们好像都在为数学考试做准备，我不做准备，我无法做准备。

我怎么办呢？

考场纪律可能会很严，我又不能偷看同学的答案，我怎么度过这场劫难呢？

做那样的梦实在太痛苦了。

梦醒之后，我发现原本没有数学考试，一切都可以由我做主，不需要被逼迫参加那样的数学考试了。

这时候，我就感觉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感觉自己实在是幸福的人。

于是，接下来睡觉的时候，像过感恩节一样满怀感激。

有时候会想：

从现在开始，我要做慈善事业。

要不是在高三遇到一位善于归纳的金老师，我一定入不了大学。

这位金老师是我们班主任的太太。

学校安排她来教我们数学，我们班有几位同学一直不怎么服气，总觉得那样优雅的一位女士只适合“织毛衣”或者做一些买菜做饭之类的事情，她哪会解数学题呢？

现在想起来，金老师的办法其实很简单。

她告诉我们说：

数学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母题”。

所有的高考数学题都是这些“母题”的变化形式。

你参加考试的时候，你遇到任何一道数学题，你就要立刻反应：

这道题是由哪个母题变来的？

于是，整个高中三年级，我们都在和那些数学母题打交道。

以前上数学课时，往往是一节课解一道数学例题。

金老师也是差不多是这样，一节课只解一道“母题”。

但在接下来的那几天里，她会给我们提供大量的关于这个“母题”的变化试题。

她给我们解释：

这个母题改变了一个条件，变成了1985年的高考数学题，这个母题改变了另一个条件，又变成了1987年的高考数学题。

若是数学真的像她说得那样简单，那数学还有什么恐怖呢？

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是否喜欢金老师的这个办法，我知道，我喜欢。

1988年我参加高考时数学成绩意外地获得高分，固然是因为那年的高考数学试题出奇地简单。

但是，我敢说，即使那年的高考数学试题不那么简单，我的数学考试成绩也不会太低。

至于后来我为什么还是做数学考试的噩梦，我估计与心理学上说的“童年记忆”有关。

后来，我看到一本数学教育的专著，是美国数学家波利亚的《怎样解题》。

我觉得金老师的办法和波利亚的想法很接近。

在这本书中，波利亚提出了一个“怎样解题表”。

按照我的理解，波利亚的“怎样解题”的秘密是“猜想”（plausiblereasoning，也译为“合情推理”），也因此波利亚在发表《怎样解题》之后再次以《数学与猜想》为主题专门讨论了“怎样解题”的问题。

遗憾的是，现在人们在提倡学生解题时，很容易丢掉“猜想”。

有效的“猜想”是寻找题型之间的相似性，波利亚有时称之为“类比”（analogy）。

反过来说，“猜想”就是用“类比”的方式寻找题型之间的相似性。

“类比”是思考“怎样解题”的关键。

“类比”作为一个关键词，实际上已经隐含在波利亚设计的著名的“怎样解题表”中。

这张表看起来并不简洁明了，有些地方甚至显得重复罗嗦，但它却道出了《怎样解题》整本书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类比”。

“类比”的基本方式是寻找题型之间的“相似性”或“归类”。

对于某个正在解题的学生来说，“如果他能把他的问题归类，识别其类型，把它列入他的课本中的某一章中，他就取得了一些进展。

这使他可以回忆自己已经学过的解这类问题的方法。

”波利亚认为，“这是什么类型的问题”将有助于“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问题的类型能提示解法的类型”。

也有研究者以为“领会和运用类比是数学制造的要紧机制。

类比在数学学习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可是目前在学校里很少实际利用。

咱们能够把学生的各类活动引向对给定情境所作的特定的类比，引向从一种情境向另一种情境的类比而被明白得的情境过渡，引向一样化，引向假设，引向新的问题等。

”

后来我和广东教育学院的施铁如先生一起到番禺做行动研究，施教授专门做过有关“问题类型”的辨认实验研究。

他的实验研究结果是：

“能否顺利解决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是否能正确辨认问题的模式。

”“解代数方程应用题先要从问题中看出某种熟悉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模式的特定关系或结构，然后以此为索引，唤起相应的解题方法，作出解答。

辨认的正确与否决定着所提取的方法合适与否，从而也决定着解题结果的正确与否。

”当然，类型辨认（模式辨认）的训练“不应该是内容单一的题目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注意题目的变式。

因为解决问题主要依赖于对课题结构关系的掌握，而不是对具体情境的了解。

只有经常变换课题的具体情境，在不同的情境中展现同一结构关系，学生才不会被具体情境所迷惑。

”

人们在谈论“新旧知识的关系”时，习惯于将学习者的“原有知识”作为某种总体性的知识结构，学习就是“新知识”与这种“总体结构”以“同化”或“顺应”的方式发生联系。

这样解释并不完全错误，但实际上学习者在学习“新知识”时，“新知识”并不直接与“总体结构”发生联系，更多的是直接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的“类型结构”发生联系，并与原有的“类型结构”之间发生“同化”或“顺应”（尽管也间接地与“总体结构”发生联系）。

如果说以前人们对“学习”的定义是“新知识与原有知识之间的同化或者顺应”，那么波利亚所强调的“类比”重新将“学习”定义为“新知识与原有的某类知识之间发生同化或顺应”。

看来“类比”在波利亚的数学教育思想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在整个“如何解题”的体系中，波利亚热忱地提倡“类比”（和以之相关的“合情推理”或“猜想”），呼吁并亲自实践了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与之相关的“探讨法”），这使“如何解题”体系具有经典性意义，“波利亚风格”、“波利亚方式”在美国一度流行。

按照我的理解，“金老师办法”与“波利亚方法”，大体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