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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现代浪漫小说大师郁达夫

第二讲现代抒情小说大师郁达夫

现代作家、诗人郁达夫以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这使得许多人为之着迷,也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的诋毁。

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都不是单一的,尤其像郁达夫这样复杂的作家更是如此。

鲁迅曾经说过,郁达夫的作品在中国历来是:

“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

这“白”与“赤”使得他的情况相当复杂。

第一节生平及创作概述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原名郁文。

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1896年12月7日生。

父郁士贤曾为塾师兼中医,后在富阳县衙当小职员。

郁达夫3岁丧父,家道中落。

7岁开始在家乡受启蒙教育,继而到嘉兴、杭州等地求学。

1913年9月,他随赴日本考察司法的长兄郁曼陀去日本,开始了他长达10年的日本留学生活。

到日本后,初入东京神田正则学校,一年内补完初中各课程。

1914年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郭沫若同班,正式成为官费留学生。

1915年夏预科毕了,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

那时日本的高等学校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高中。

1919年夏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经济学科。

在第八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大期间,郁达夫阅读了英、德、法、俄和日本等国的大量书籍,继而写诗在日本的《新爱知新闻》、《太阳》杂志和国内的报刊上发表,并开始创作白话小说。

在日本,郁达夫亲身经历了作为一个弱国子民被外国人歧视和欺凌的种种痛苦,强烈地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1921年10月,东京的留学生总会在神田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馆举行集会,邀请当时在日本被称作“宪政之神”的政治家尾崎行雄演讲。

尾崎在讲到中国问题时。

言辞间颇涉讽刺,在近千人的听众中,帝大学生郁达夫气愤地挺身起来质问,声调激昂,持理正确,措词得体,博得全堂如雷的掌声,迫使尾崎当场道歉。

六十多年后,夏衍在1985年回忆这件事时说:

“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驳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地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连远在北九洲户烟町念书的我也知道了。

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1921年6月,郁达夫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留日同学发起组织了创造社。

10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郁达夫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沉沦》,这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版最早的短篇小说集,曾轰动当时的文坛。

1922年5月,郁达夫编的创造社的第一个刊物《创造季刊》在上海出版。

7月,他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回国,结束了在日本十年的留学生活。

郁达夫回国后,和郭沫若、成仿吾在上海主持创造社各刊物的编辑工作,除《创造季刊》外,又创办了《创造周报》、《创造日》,同时发表了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以及文艺论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等作品。

  1927年8月,创造社提吃了文学革命的主张,郁达夫与他们的一些观点发生了矛盾和纠纷,他决定离开创造社。

   1928年6月,他和鲁迅一起参加上海的一些著名的政治团体,如中国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等。

   

   1933年4月,郁达夫移家杭州,花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建了一座豪华别墅并取名“风雨茅庐”,过起了名士生活。

1936年2月,他去福建担任省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

12月,富阳沦陷,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饿死家乡,噩耗传到福建,他痛哭着疾书一联遥祭:

“无母何依,此仇必报”。

1938年3月他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汉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和其他人员一起去徐州、山东、河南前线慰劳抗敌将士。

7月,日军进逼武汉,第三厅及文艺界人士分别转移,他自武汉疏散至湖南汉寿。

1938年12月,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去新加坡任《星洲日报》文艺编辑。

1939年11月,他的长兄郁华在上海遭敌伪特务暗杀,国仇家恨激起他强烈的抗日热情。

在新加坡,他写了大量号召海外华侨团结爱国、支援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政论、杂感,发表在当地报刊上,坚定了侨胞们的抗日信念。

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担任了新加坡华侨及文化界的抗日领导工作。

新加坡沦陷前夕,他与胡愈之等流亡到苏门答腊。

他化名赵廉(外号赵胡子),在巴爷公务定居下来,以华侨富商的身份在当地开办了酒厂和肥皂厂,借以掩护抗日文化人的秘密工作,维护抗日文化人的流亡生活。

1945年8月他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年仅四十八周岁。

1952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郁达夫毕生致力于新文学运动,是我国“五四”以来的著名作家,诚如胡愈之所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

   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郁达夫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文学作品,对中国古典诗文和小说戏曲有浓厚兴趣,在日本留学期间又广泛涉猎了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从而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郁达夫很早丧父,封建包办婚姻给他灵魂深处留下了伤痕,身体虚弱又染上了肺病,加之长期的流浪生活和经济的窘迫,社会上的不平等待遇和祖国的贫弱,这一切一切的不幸,使他形成了多愁善感、自卑自贱、神经脆弱、善感多愁,又嫉恶如仇的性格。

 从1921年郁达夫出版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沉沦》(包括《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短篇小说)到他1945年在印尼被害为止,他一生共创作了小说约50篇,其次还有大量的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总计500多万字。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短篇《沉沦》、《南迁》、《采石矶》、《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她是一个弱女子》、《迷羊》等。

这些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二节代表作《沉沦》

《沉沦》是郁达夫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写于日本留学期间,收录在同名小说集《沉沦》里。

发表于1921年,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轰动,评价也是毁誉参半。

称赞者如沈从文说,在当时郁达夫的名字,“成为一切年青人最熟悉的名字了。

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还有一些人说他是颓废派“肉欲描写者”,说他“诲淫”,而当时文人中的“正人君子”则不遗余力的对他进行了“口诛笔伐”的攻击。

《沉沦》讲述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遭遇,“他”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心境本来就是很孤独的,而且又是被日本所唾弃的一个国家的人民,所以又在无形之中自卑之心又笼罩在了这个青年身上。

远离故国独在异乡求学的主人公,恰逢如诗如梦的年龄,本应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他,却因为身在异乡的孤独和身世飘零的沧桑,而终日苦闷,“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

”“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的很。

在稠人广众之中感觉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要难受。

情感过度压抑使得他心理畸形变态。

他很爱他的祖国,但也因为祖国的落后疲弱而感到无比沉痛和羞愧。

我是支那人,我为什么是支那人,他神经质地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在嘲笑他的身世,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爱和恨的矛盾。

 

因为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反抗封建专制,被学校开除,因而为社会所不容。

他以青年人所特有的热情渴望着和追求着真挚的友谊和纯洁爱情,因为没有办法再面临着现实,只能把自己锁进一个狭窄的空壳里,只有爱情才是他当时唯一的救赎。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

一副白热的心肠!

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但受到“弱国子民”的身份的拖累,这种热情受到侮辱和嘲弄,在异国他乡倍感孤独和空虚,成为了“忧郁症”的患者。

他不甘沉沦,但又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在彷徨失措中,来到酒馆妓院,毁掉了自己纯洁的情操。

事情过后又自悔自伤,感到前途迷惘最后只能在绝望中投海自杀。

他在异国的遭遇,与祖国民族的命运密切相联,因而主人公在自杀前,悲愤地疾呼:

“祖国呀祖国!

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小说强烈的表达了一代青年要求自由解放、渴望祖国富强的心声,在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中国青年中引起同病相怜的强烈共鸣。

人物形象

   郁达夫在其散文《零余者》中说:

“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

”“生在这里,世界和世界上的人类,也不能受一点益处,反之,我死了,世界和社会也没有一点损害。

     零余者,亦称“多余的人”或“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最早的零余者形象是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而零余者这一称谓的流行,主要是在屠格涅夫的《零余者的日记》出版之后。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则是一群有心自救却无能为力,最后被社会遗弃的悲剧人物形象。

但是他们身上有着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他们都是很真实的,如在《沉沦》中“他”发自心底对真爱的呼唤;如《茑萝行》中的“他”对旧式婚姻的不满的一种表现;《杨梅烧酒》中不满当时中国社会而几乎失态的痛骂。

《春风沉醉的晚上》中“他”对女主人公凄惨境遇的同情与怜悯,就是因为他们有着这么美好的一面,他们才会不融于当时的社会,到最后往往都遭到了遗弃背叛,所以他们的命运注定是悲剧。

   《沉沦》主人公总爱自愁自怜,他穷困潦倒,被社会主流意识所轻蔑抛弃,身受经济的和精神的多重压迫,既孤傲不群,又怜才自卑。

主人公的孤独痛苦表现在诸多方面,大至在作品中有如下线索:

   与世人绝不相容——敏感于别人的目光——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到更孤独——仇恨日本人——仇恨中国人——仇恨自己的兄长。

   在与人的相处之中,他将自己的痛苦和孤独转嫁了,于是与所有人对立,气量极其狭小。

这正是他自卑的一种体现,他需要在不相容、疏远和仇恨中减轻自己在众人面前的自卑感,从而缓冲自己的孤独、苦闷。

    作品中,当主人公的心灵已经走向死角,并几乎没有解脱的可能的时候,他走向自然,在美丽、清新,充满活力的自然中,抛弃颓丧,恢复满身的力气。

   作家还通过对主人公在性方面的巨大压抑和苦痛的描写,把一个“弱国子民”的可怜形象揭示得淋漓尽致。

无疑是要求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正当权利的肯定和尊重,要求“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这种迫切需要慰安同情的心态在他身上表现为对爱情如饥似渴的需求,但性格又妨碍他去获得爱情,他胆怯自卑,不敢向任何人坦露。

   在作品中具体表现为

①遇到女学生慌乱——自悔

 ②在被窝里犯的罪恶——羞愧、恐惧、怕见人面

 ③偷看旅馆主人的女儿洗澡——怕得非常,羞得非常,喜欢得非常。

 ④到野外偷听一对男女幽会——一边打嘴巴,一面偷听,“你去死罢,你去死罢,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

 ⑤踏进妓院大门——“我已变成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

   每一次变态的行为都激起更频繁的内心苦斗、自责、悔恨。

他意识到,他所企求的爱和同情,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获得的,极度失望——失去生活信心。

最后只能投海自杀,以此结束自己的痛苦。

《沉沦》在表现手法上也独具特色

1、 自我表现的主观性

  《沉沦》的故事并不曲折,全篇由八小节组成,每一节叙一事或一种心境,结构也不紧凑,叙述显得有些拖沓。

郁达夫并不善于讲故事,这篇小说如果从叙事的角度看,是并不怎么高明的,这都显示着初期现代小说的稚拙,但也有很吸引入的地方,那就是抒情。

《沉沦》在描写主人公心境变迁的时候,常用抒情的笔调,有时是通过主人公特殊的感觉去捕捉和描绘事物,使描写富于情感色彩或象征的含义。

如第一节写主人公避世的心情,那种融会于大自然的浪漫情怀,甚至感觉得到周围有“紫色的气息”;最后一节写主人公投海自尽前的种种神秘的幻觉也带有某些象征抒情的意味。

读这样的描写,会感到郁达夫是极富才情的诗人,

2、作者以悲凄伤感的情调,塑造了一个具有特异心理,特异性格的病态人物形象。

小说中的“他”,是一位“五四”大潮唤醒的知识青年,他渴望自由、强烈要求个性解放。

但是学校的专制,家境的贫困,压抑了他的心灵,使他沉于幻想,埋下了他忧郁症的根苗。

到日本后,又因是“支那人”,而遭受女同学的冷眼,他想要复仇又没有行动的力量,于是转向企求真诚的同情和爱情,以解脱孤闷的心境。

青春期的性苦闷,驱赶他上了自戕的歧途,甚至酒肆狎妓,而日本女子的怠慢和冷落,使他绝望于爱情的幻灭,人世的可厌。

小说结局时,他西望故园,投海自杀。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笔下病态主人公的命运,又是和祖国民族的命运相联的,祖国的贫弱也是造成青年“时代病”的重要原因。

《沉沦》主人公自杀前,还悲愤疾呼:

“祖国呀!

祖国!

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小说正是这样曲折而强烈地表现了一代青年要求解放、渴望祖国富强的心声。

在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中国青年引起同病相怜的强烈共鸣。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同郁达夫其他篇如《银灰色的死》、《南迁》、《茫茫夜》等出现的“我”、“伊人”、“于质夫”等,这些人物都被称为所谓的“零余者”,也就是“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被挤出社会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

郁达夫这些形象与俄国屠格涅夫笔下的“零余者有密切的关系”,屠格涅夫的《零余者的日记》一问世,“零余者”这个名词逐渐流行于俄国文坛。

郁达夫对这篇小说极为赞赏,当然,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的贵族零余者不尽相同,他没有那种生活上的闲适和尚可维持生计的祖业,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被抛入生活的泥道上辗转流离的青年知识分子。

郁达夫这类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暴露他们的弱点,唤起他们去追求正确的道路,是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比较复杂的是小说中病态性欲描写,这是最容易遭到许多非议的。

《沉沦》中,从偷看少女洗澡,偷听青年情侣野合,到进妓院,陷污泥而力不自拔,这些肮脏行为,使他自悔自恨,把他推向决心自杀的思想境地。

作家在试图用一种新的态度,用民主与科学的眼光,去剖析和表现人的生命中所包孕的情欲问题,如日记写“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

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这实际上也是对虚伪的传统道德以及国人矫饰习惯的一种挑战。

郁达夫受西方人道主义特别是卢梭“返归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个性解放,主张人的一切合理欲求的自然发展,他认为“情欲”作为人的自然天性是应该在艺术中得以正视和表现的。

所以,《沉沦》等作品发表后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

3、浓烈的浪漫主义倾向融合着明晰的现实主义色彩。

小说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是以人物思想情感的变化为轴心,把情节贯穿起来。

情节和每一进展,都是以人物的变化为转移,人物的每一行动,都展现他的内心世界。

环境景物的描述,也是为了触发和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

在手法上是运用幻想和象征,来加强浪漫主义的色彩。

他在田野上独步,在人家的瓦屋上看见“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大自然也“微微的在那里点头”,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插了翅膀,挂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在这样的环境里感觉自己睡在慈母怀里,梦到了桃花源的样子……这种理想的幻境,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情调,是对黑暗现实的否定。

又如那妓院的大庄子,海边沉沉的夜景,仿佛是人迹罕至,脱离凡士的幻境,作者用此来衬托主人公孤独的心理,哀伤悲凄的情绪,也具有一种迷离飘渺的浪漫主义气氛。

虽然主人公的忧郁症不同常人的感觉和行动,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因而浪漫主义中有融合着现实主义因素,有着具体真实的背景和生活的环境。

他那扭曲的个性,仍然会迸发出要求个性解放和变革和变异,都是他内在的自我性格,是外在的客观环境使然。

因而,这个青年大学生形象是一个真实的形象,是典型环境中形成的典型人物。

4、格式的特别

《沉沦》问世之前,中国没有类似题材的小说,以后也很少有,郁达夫是在用作诗写散文的笔法写小说,不讲求结构,语言也少锤炼,如果从小说的一般要求来衡量,似乎写得“不到位”,但读起来又很觉随意和畅快。

这种不拘形式的写法,也是郁达夫这篇小说获得成功的因素之一,因为“不拘”才彻底打破陈规旧习,就如同听惯了严整细密的“美声唱法”,偶尔听听“不经意”的流行歌曲,也会觉得很随意畅快。

郁达夫带给五四一代青年和后人的不是什么“深刻”和“完整”,而是一种才情,一种诗意。

此外《沉沦》还采用了外国小说创作的新方法,注重描写内心的纷争与苦闷,不仅汲取了批判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的营养,而且渗透进了早期现代派艺术的某些成分,在思想上进行了新的开拓,在形式上作了大胆的创新。

描写异化了的人的特异心理,是现代派艺术的主要特征。

《沉沦》现代派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第3节其他作品

《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

 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窄小破旧的阁楼里。

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工。

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

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

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

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

由于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她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

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

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她发现“我”的生活同她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她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她发现是自己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

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她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

   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境遇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之情。

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

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

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现出“我”的性格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

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或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叙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

也正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一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

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

   作品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特色是结构严谨,整个故事发展写得完整自然。

郁达夫早期小说有不重视情节,结构松散的特点,然而这篇作品的结构却异常精美。

作者在情节安排上步步设伏,层层推进,前后勾连,适时解“扣”,而且这种安排又不露痕迹,十分自然。

比如,由于房屋狭窄,陈二妹每次回来,“我”都要站起身来让路,这样,陈二妹自然感到很不过意,于是有了赠食物情节的出现;由于“我”神经衰弱,夜里出外散步,这就使陈二妹产生误会,故事由此生出波澜,推出了后来的“规劝”、“解释”等一连串的情节;当误会消除后,两人的友谊进一步发展,故事也由此推向了高潮。

   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

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

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

比如作品写到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品这样描写“我”的心理:

“我知道这是她为怨恨N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它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

”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

在作品的结尾,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净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

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

《春风沉醉的晚上》是作者较早描写工人的好作品,也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最早表现工人生活的作品之一。

由于它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较高的成就,因此历来被认为是“五四”优秀短篇小说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迟桂花》创作于1932年,这篇小说保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没有像郁达夫前期小说中炽热的情感抒发,而是通过一件小事——“我”应当年同窗好友翁则生之邀去参见他的婚礼,并同其妹翁莲同游五云山这一过程,刻画了近似桃源般的翁家山和生性天真淳朴的农村女性翁莲。

歌颂了芬香不衰的“迟桂花”精神。

“我”遇见新寡而被迫回到娘家的年轻女子莲。

莲是朋友的妹妹,因哥哥结婚而触景生情,引起感情波动。

“我”在陪莲游五云山时,竟为她纯朴的举止和丰满的体态而动心,不禁产生“一念邪心”。

但当触及莲那像“高山深雪”般的纯洁,心就得到了净化。

小说构思精巧,富有诗意,是作者后期的代表作品。

 与《沉沦》相比,它的思想和艺术特点有了明显的改变。

  作品最大的艺术特点是散文化的叙事风格和内敛却又强烈的感情色彩

  莲是作品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她是一个农村青年妇女,美丽善良,性格率真,尽管遭受了生活的挫折,却依然保持着天真活泼的性格。

正是她的美丽、沉静和乐观,给予了叙述者“郁先生”强烈的精神愉悦,使他被燃起的欲望得到净化,心灵也融化为澄静大自然中一部分。

作品将莲的形象和迟桂花时时相映衬,又把她的性格气质放在翁家山的大自然世界中,仿佛她不只是一个具体的人,同时也成为了大自然美和宁静的化身,是一枝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迟桂花”。

  “迟桂花”作为行文的线索贯穿全篇,给灵秀的翁家山抹上一层独特的风韵。

作者几次写到迟桂花,第一次,老郁伫立在半山亭中,微风中竟含满一种说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气,以桂花的香气和偏僻的翁家山相比,突出后者的花香沁脾,喜爱之意显而易见;第二次,喝桂花茶的时,以翁则生之口,盛赞迟桂花,“因为开得迟,所以日子也经得久”;第三次,在祝婚词上,老郁将迟桂花与翁则生迟来的婚姻并论;最后,与翁家兄妹分别的时刻,“我”发自内心地喊出“但愿我们都是迟桂花”。

迟桂花是和谐与清新的音符,是青春与幸福的代言词,是天真自然的莲妹的化身,在作家的笔下,迟桂花,每一点,每一瓣,都是美美!

这一切,使《迟桂花》问世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普遍喜爱,也得到了研究者们的高度评价,它被誉为是郁达夫在艺术上最精致成熟的小说,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具有浓郁抒情味的小说之一。

  第四节、郁达夫的创作风格

郁达夫的创作风格在许多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还有说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具体表现如下

1、浓郁的自叙传色彩

“自叙传”对郁达夫来说首先是一种文学创作思想。

他说:

“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文学家的作品,多少带有点自叙传的色彩。

”他还说:

“文学家作品就是作家的自叙传。

”其次,又表现为他的抒情艺术。

他强调作家创作要写出自己的真实体验,又要有作家的真情实感,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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