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文化素养《中国戏曲基本常识》集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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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文化素养《中国戏曲基本常识》集例
高中语文文化素养《中国戏曲基本常识》集例
中国戏曲主要是由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而成。
它起源于原始歌舞，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
经过汉、唐到宋、今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它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约有三百六十多个种类。
它的特点是将众多艺术形式以一种标准聚合在一起，在共同具有的性质中体现其各自的个性。
比较著名的戏曲种类有：
京剧、昆曲、越剧、豫剧、粤剧、淮剧、川剧、秦腔、评剧、晋剧、汉剧、河北梆子、湘剧、黄梅戏、湖南花鼓戏等。
中国戏曲发展
发展时期
1、萌芽
在原始社会，氏族聚居的村落产生原始歌舞，并随着氏族的逐渐壮大，歌舞也逐渐发展与提高。
如在许多古老的农村，还保持着源远流长的歌舞传统，如“傩戏”；同时，一些新的歌舞如“社火”、“秧歌”等适应人民的精神需求而诞生。
正是这些歌舞演出，造就出一批又一批技艺娴熟的民间艺人，并向着戏曲的方向一点点迈进。
2、繁荣
12世纪中期到13世纪初，逐渐产生了职业艺术和商业性的演出团体及反映市民生活和观点的元杂剧和金院本，如关汉卿创作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以及《赵氏孤儿大报仇》等作品。
这个时期是戏曲舞台的繁荣时期。
3、延展
16世纪明朝中叶，江南兴起了昆腔，涌出了《十五贯》、《占花魁》等戏曲剧目。
这一时期受农民欢迎的戏是产生于安徽、江西的弋阳腔，昆腔受封建上层人士的欢迎。
4、鼎盛
明末清初的作品多是写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如穆桂英、陶三春、赵匡胤等。
这时的地方戏，主要有北方梆子和南方的皮黄。
京剧是在清代地方戏高度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
在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名列“同光十三绝”的第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家及不同流派的宗师，标志着京剧艺术的成熟与兴盛。
不久京剧向全国发展，特别是在上海、天津，京剧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剧种，将中国的戏曲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黄金岁月
1、元代戏剧
元代的戏剧叫元杂剧。
元杂剧不仅是一种成熟的高级戏剧形态，还因其最富于时代特色，最具有艺术独创性，而被视为一代文学的主流。
元杂剧最初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流行于北方。
元灭南宋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剧种。
元代的剧坛，群星璀璨、名作如云。
元杂剧得以呈一代之盛，艺术发展和社会现实从两个方面提供了契机。
从艺术的自身发展来看，戏剧经过漫长的孕育和迟缓的流程，已经有了很厚实的积累，在内部结构和外在表现上都达到了成熟。
恰恰此时的传统诗文，在经历了唐宋鼎盛与辉煌之后，走向衰微。
在有才华的艺术家眼里，剧坛艺苑是一块等待他们去耕耘的新土地。
从社会现实方面来看，元蒙统治者废除科举制度，不仅断绝了知识分子跻身仕途的可能，而且把他们贬到低下的地位：
只比乞丐高一等，居于普通百姓及娼妓之下。
这些修养颇高的文化人，被沉入社会底层。
在疏远经史，冷淡诗文的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只有到勾栏瓦舍去打发光阴、去寻求生路。
于是，新兴的元杂剧意外地获得一批又一批的专业创作者。
他们有一个以“书会”为名的行业性组织，加入书会的剧作家，称为“书会先生”。
这些落魄文人在团体内，又合作又竞争，共同创造着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
与从前的偏于抒发主观心绪意趣的诗词不同，元杂剧以广泛反映社会为已任。
显然，这是由于作家们长期生活于闾巷村坊，对现实有着深切了解和感受的缘故。
元杂剧的剧本体制，绝大多数是由“四折一楔”构成。
四折，是四个情节的段落，像做文章讲究起承传合一样。
楔子的篇幅短小，通常放在第一折之前，这有点类似于后来的“序幕”。
元杂剧在艺术上是以歌唱为主、结合说白表演的形式。
每一折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支曲子联成一个套曲。
全套只押一个韵，由扮演男主角的正末或扮演女主角的正旦演唱。
这种“一人主唱”可以极大地发挥歌唱艺术的特长，酣畅淋漓地塑造主要人物形象。
念白部分受参军戏传统的影响，常常插科打诨，富于幽默趣味。
将音乐结构与戏剧结构统一起来，达到体制上的规整，这表明元杂剧的艺术成熟和完善。
2、明代戏剧
由于传奇这种戏剧样式一直延续至清代，故又被人习惯地称作明清传奇。
明清传奇在形式上承继南戏体制，且更加完备。
一个剧本，大都只有30出左右，常分为上、下两部分；作家还特别注意结构的紧凑和科浑的穿插。
传奇的音乐也是采取曲牌联套的形式，但比南戏有所发展，一折戏中不再限于一个宫调；曲牌的多少，也取决于剧情的需要；所有登场的角色都可以演唱。
明清传奇包括众多的地方声腔。
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是昆山腔和弋阳腔。
昆山腔经过嘉靖时期的魏良辅（生卒年不详）的改革，创立了委婉细腻、流利悠远的“水磨调”，讲究宇清、板正、腔纯。
将弦索、萧管、鼓板三类乐器合在一起，建立了规模完整的乐队伴奏。
而一出《浣纱记》的演出，使昆山腔通过舞台的光大流布，成为全国性剧种。
产生在江西的弋阳腔则主要流行于民间，由江湖戏班演出，每流传到一地，即结合当地的语言和民间音乐，衍变为地方化的声腔。
弋阳腔不用管弦伴奏，仅以锣鼓为节奏，一唱众和，采用徒歌、帮腔的形式，通俗性、民间性和注重演出效果是它的特色。
它与昆山腔典雅、清细的风格，形成中国戏曲内部的两种不同走向。
明代戏曲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角色分工更加细密。
比如昆山腔就有12个角色，主角不限于正生、正旦，净、丑也不止是调笑了。
明后期的舞台，开始流行以演折子戏为主的风尚。
所谓折子戏，是指从有头有尾的全本传奇剧目中摘选出来的出目。
它只是全剧中相对独立的一些片断，但是在这些片断里，场面精彩，唱做俱佳。
折子戏的脱颖而出，是戏剧表演艺术强劲发展的结果，又是时间与舞台淘洗的必然。
观众在熟悉剧情之后，便可尽情地欣赏折子戏的表演技艺了。
《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拜月亭记》中的“踏伞”、“拜月”，《玉簪记》中的“琴挑”、“追舟”等众多的折子戏，已成为观众爱看、耐看的精品。
3、清代戏剧
《长生殿》取材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恋爱故事。
从帝妃之间产生了一点真情的那一刻，杨玉环为卫护自己与李隆基稳定的关系，她妒忌、侦审、吵闹、百般邀宠；而作为天子的唐明皇则是“弛了朝纲，占了情场”。
朝纲废弛，又引起了野心家安禄山的叛乱和军民的怨恨。
在军士哗变的逼迫下，唐明皇在马嵬坡赐死杨玉环。
然而，马嵬之变不是戏剧的结束。
此后，洪升把情感的实现寄托到理想的天国。
男女主人公飞升仙境，在情悔与梦幻中，爱情最终得到升华与净化。
《长生殿》不是简单的爱情剧，它是在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诉说众人皆知的李杨爱情故事。
帝妃间“真心到底”的海誓山盟与天上人间的不尽思念，是洪升对至情理想的讴歌与悲剧性呼号；与此同时，在剧中展示的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长幅画卷里，又分明寄寓着洪升的民族兴亡感和对帝王“溺情误国”的政治批判。
所以，《长生殿》对李杨形象的塑造，赞扬针砭兼而有之。
洪升笔下的情，包容着善与否两个对立的方面，这是他和他的作品难以克服的矛盾。
主要特色
1、综合性
唱：
是戏曲演出中剧中人物进行内心情感抒发或叙事的主要方式，根据不同的剧种，采用不同的音乐形式。
就唱词而言，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为曲牌体，如昆曲、高腔等；一为板腔体，如京剧、评剧、各类梆子戏等。
念：
是戏曲演出中对人物间的对白或独白的总称，是一种诗歌化、音乐化的戏剧语言。
一般的剧种所用念白与剧种所在省份的地方音大致相同。
京剧念白有京白、韵白之分，前者用湖广音、中州韵，后者用北京方音稍加变化。
昆曲则用韵白或苏白。
做：
是对戏曲演员的身段、表情、气派、风度等表演的总称。
是戏曲表演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舞台行动的主要组成部分。
戏曲的做，多为程式性的动作，大都写意。
打：
指戏曲中对点头场面的表现手段，也叫“开打”，有时表现两人的对打，有的则是集体的战争场面。
戏曲的开打具有极强的舞蹈性、程式性和表现性，也多写意而非写实。
2、写意性
舞台布置的写意——一桌二椅：
中国戏曲传统舞台用一句话概括，即为简约，也可以称之为写意。
它没有繁复的舞台布景，没有眩目的舞台装置（当然，上海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机关布景是另一种戏曲舞台的样式，不过那是对西方戏剧舞台吸收的结果），它上面只有简单的桌椅，甚至空旷的舞台。
戏曲舞台上的桌椅按照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含义，有时桌椅即为桌椅，如表现厅堂、书房、官府大堂、金殿等环境。
有时桌椅则不是桌椅，桌子可以做床，可以做山；椅子可以做窑门，可以做井。
桌椅具体指什么，起决定作用的是演员表演。
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无所不指。
人物化妆的写意——戏曲脸谱：
中国戏曲人物的化妆也是写意的，用一句话概括，即为“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其目的在于“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清末王国维语），而最集中的表现是戏曲的脸谱。
脸谱的象征意义总体来说是“红忠白奸”，所以奸臣如曹操者多勾白脸，忠勇似关羽者多涂红色。
此外，性情暴躁者多勾兰脸，刚正无私者多用黑脸，喜兴者勾笑脸，愁苦者勾哭脸。
脸脸鲜明，人人生动，观众睹脸则知其人，这是戏曲简便的一面，也是它形象的一面。
人物服饰的写意——长袖善舞：
中国戏曲服装基本上以明清服装为主要样式，同时参照表现故事的朝代给以一定的变化。
它的写意性，表现在它对季节、时代、地域等服装特点的忽略，它只考虑戏曲服装是否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年龄等与人物塑造相关的方面。
另外，戏曲服装所着重考虑的是它是否适合在戏曲舞台上出现，它是否具有可舞性。
戏曲的服装不仅要有装饰性，而且要有可舞性，要在人物塑造上起到它们应起的作用。
戏曲的水袖、大靠的靠旗、箭衣的大带、纱帽的帽翅、脚上的厚底等无不具有可舞性，无不参与人物形象的塑造。
舞台行动的写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中国戏曲的舞台形动是自由、灵活的，它在这个方面与中国的评书异曲同工，即“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戏曲舞台上可以用一个“圆场”表示地点的变化，可以用“急三枪”的曲牌表现一个原来曾经提过的丰富内容，这便是“无话则短”，因为这些内容没必要交待，它们与人物塑造和情节表现无益。
戏曲舞台上同样也可以用一段长达二十分钟的“慢板”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也可让大将在战胜敌人后，用一大段“枪花”或“刀花”表演来抒发他（她）获胜后的喜悦。
这便是“有话则长”，因为这些内容对人物塑造和情节表现有益。
戏曲舞台行动的长短，不是取决于生活实际，而是取决于人物塑造和情节表现的需要。
3、程式性
用程式动作表现生活——生活动作的舞蹈化。
起霸：
其名源于昆曲《千金记·起霸》一出，表现霸王项羽与敌对阵前整盔束甲的准备工作，以后则演变为一套程式动作，专门用来表现将士出征前的准备活动。
有男霸、女霸之分，前者阳刚，后者阴柔。
趟马：
也叫马趟子，表演者手持马鞭表现人物在马上急驰一套程式动作，由古代的“踏竹马”演变而来。
走边：
其名源出山西梆子《白虎鞭·走边》一折，表现身怀武艺的人物轻装潜行的表演程式。
常用于侦察、巡察、夜行、暗袭或赶路等特定情境，是武戏演员的基本功之一。
人物服饰的程式——宁穿破勿穿错。
盔头：
指对戏曲表演中人物头上所戴冠、帽、盔等的总称。
冠：
多指帝王、贵族所戴的硬质礼帽，如紫金冠、凤冠等。
盔：
武职人员所戴的硬质帽子，如帅盔、夫子盔等。
巾：
为缎制品的软制帽子，有花有素，属于便装。
如相巾、文生巾、员外巾等。
帽：
用于不同身份的人物，软硬质均有。
如纱帽、罗帽等。
戏衣：
指对戏曲表演中所穿戴服装的总称，多具有装饰性、可舞性，不注重写实性，只是对人物身份、地位等方面给以标志性表现。
蟒：
蟒袍的简称。
绣云龙、海水纹，为帝王将相的正服，颜色多样，除皇帝为明黄色外，其他人因其身份、地位（官职）、年龄、性格的不同而异。
靠：
又称“甲”，是武将的戎装，有软、硬之分。
硬靠需背扎三角形靠旗四面。
软靠不扎靠旗。
此外还有改良靠。
颜色与人物年龄、性格相关。
褶：
戏衣中用途最广者。
为帝王将相的衬衣及平民的便服。
分花、素两种。
多为斜襟（大襟），男褶子为硬质，女褶子为软质。
帔：
对襟中分。
为皇帝、文官的便服和士绅的便服。
剧中表现夫妻关系时，多穿花色相配的帔，称“对帔”。
衣：
指贵贱贫富各种角色所穿的服装，如官衣、箭衣、抱衣抱裤、茶衣等。
戏鞋：
对戏曲表演中人物所穿靴鞋的总称。
靴：
也叫“靴子”。
传统戏曲中常用的高帮或长帮的鞋，其帮多由棉布或缎制成。
有厚底和薄底两种样式。
鞋：
相对于靴而言，指无帮的鞋子。
4、虚拟性
空间流变的虚拟：
戏曲舞台是一个流动的空间，人物在不断的上下场，也就在不断地表现时间的变迁和地点的更迭。
时间变迁的表现方法在于对时间的虚拟，运用演员的演唱和表演去向观众说明。
而地点的更迭，即空间的流变，则是通过演员的“圆场”。
演员在舞台上走上半个、一个或多个“圆”，即表示了人的从一个地方到达了另一个地方，无论这两个地方的距离是远还是近，只需“圆场”一走，足矣。
对周边环境的虚拟：
戏曲舞台上对周围环境的虚拟的用法是最多的，因为戏曲舞台的表现原则是用最为简单的布景和装置表现尽可能多的内容，所以周围的环境多不在舞台表现范围之内，它们多被虚化，而由演员的行为和演唱去“说明”人物所处的环境。
而这种虚拟环境的再现也需要观众的联想力。
对时间的虚拟：
戏曲舞台上的时间是灵活自由的，是对生活时间的虚拟。
有的是时间的有意拉长，如大将战胜敌人后的耍枪花或刀花，是用拉长时间或时间暂时停止的办法来表现人物战胜敌人的高兴心情。
有的是时间的有意缩短，如一般用一段或几段唱表现一夜的过去，如用“急三枪”的曲牌省略不必要交待的内容。
有时是时间的假定，如《三岔口》在灯火通明的舞台上表现黑夜即是。
对动作对象的虚拟：
戏曲舞台上人物动作有时具备动作对象，有时则可以将其省略。
有的是全部省略，如人物上楼梯，则只做出提衣抬腿上楼的动作，楼梯却是没有的；人物开窗，窗子也被省略了。
有的是部分省略，如人物骑马，马被省略了，却还有马鞭；人物行船，船与水被省略了，却还有船桨。
这是戏曲简约化的表现，也是虚拟特征的表现。
艺术品貌
1、以歌舞演故事
一般来说，古代各个民族在前艺术阶段（即原始宗教阶段），各种艺术因素的萌芽是综合在一起的。
到艺术阶段，欧洲各艺术种类趋于逐渐分化。
譬如在古希腊时代的欧洲戏剧是有歌有舞的，后来经过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人的改革，歌（舞）队渐渐失去作用，成为以对话、动作为手段的单纯戏剧。
这种戏剧由诗的对话，演变为现在的完全模仿生活语言的对话，由诗剧转化为话剧。
而歌、舞分化出去，以歌剧、舞剧的形式在整个戏剧领域各占一席之地。
中国戏曲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始终趋于综合，趋于歌、舞、剧三者的综合。
从秦（前221－前206）汉（前206－220）俳优作为中国戏曲早期渊源起，中间经历汉代百戏，唐代（618－907）参军戏，直至宋代（960－1279）南戏、元代（1279－1368）杂剧，这是一门艺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能把五光十色的人间生活都铺展于小小的舞台，也为了使平素过着单调枯燥日子的百姓能在观剧时感受到种种意想不到的精神刺激，它不断地吸收其它姐妹艺术，如诗歌、音乐、舞蹈、绘图、说唱、杂技、武术等诸多营养，逐渐成为一种包容广泛，花样繁多得令人目不暇接的综合性艺术。
换句话说，中国戏曲是在文学（民间说唱）、音乐、舞蹈各种艺术成份都充分发展、且又相互兼容的基础上，才形成了以对话、动作为表现特征的戏剧样式。
2、远离生活之法
中国戏曲的对话是音乐性的、动作是舞蹈性的，而歌和舞的本身，就决定了它的外在形式要远离生活、变异生活，使之具有节奏、韵律、整饬、和谐之美。
中国戏曲艺术比一般的歌舞还要远离、变异生活。
表演者的化妆服饰，动作语言颇有“矫情镇物，装腔作势”之感，而这样做是为了把普通的语言，日常的动作，平淡的感情强化、美化、艺术化。
为此，中国的戏剧艺术家长期揣摩说白、咏歌、舞蹈（身段）、武打的表现技巧和功能，呕心沥血，乐此不疲。
久而久之，他们创造、总结、积累了一系列具有夸饰性、表现性、规范性和固定性的程序动作。
任何一个演员走上中国戏曲舞台，他要表演“笑”的话，就必须按照极具夸张、表现性和且又被规范固定了的“笑”的程序动作去做“笑”的表演。
即使在今天，也仍如此。
远离生活形态的戏曲，依旧是以生活为艺术源泉的。
由于中国戏剧家对生活既勤于观察，又精于提炼，因此能精确又微妙地刻划出人物的外形和神韵，做到神形兼备。
脸谱、蟒袍、帽翅、翎子、水袖、长胡子，厚底靴、兰花手以及奇奇怪怪的兵器、道具，也无不是凝固为程式的东西。
它们都以动人的装饰美、色彩美、造型美、韵律美，有效地增强了演出的艺术吸引力，赢得中国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为什么中国戏曲艺术连一颦一笑都要远离自然形态呢？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的。
但这门艺术的大众娱乐性、商业性和戏班（剧团）物质经济条件的薄弱，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在古代中国，戏曲演出常在广场、寺庙、草台或院坝，而在乡镇农村，又多是剧场与市场的合一。
成千上万的观众聚拢，如潮的人声夹着摊肆的嘈杂。
处在这样的条件与环境下，艺人们为了不让戏剧淹没在喧嚣之中，不得不苦心孤诣地寻求突出自己存在和影响的有效手段。
正是这个顽强地表现自我、扩张自我的出发点，使他们摸索以远离生活之法来表现生活的艺术规则：
高亢悠扬的唱腔配以敲击有力的锣鼓，镶金绣银的戏衣衬着勾红抹绿的脸谱，火爆激烈的武打，如浪花翻滚的长髯……。
这一法则的实践结果，已不止是造成赏心悦目，勾魂摄魄的审美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舞蹈表演的程式规范化，音乐节奏的板式韵律化，舞台美术、人物化妆造型的图案装饰化，连同剧本文学的诗词格律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戏曲和谐严谨、气韵生动、富于高度美感的文化品格。
3、超脱的时空形态
既然承认戏就是戏，那么中国戏曲舞台上讲究的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逢场做戏”，十分鲜明地标举戏剧的假定性。
而这与西方戏剧一贯采用的幻觉性舞台艺术处理原则，非但不同，且完全相反。
在西方人们走进剧场，自大幕拉开的那一刻，戏剧家就要千方百计地运用一切可能的舞台手段，去制造现实生活的幻觉，让观众忘记自己在看戏，而是像身临其境一般沉浸在舞台上创造出来的生活环境与气氛之中。
为此，西方的戏剧家将舞台当作相对固定的空间。
绘画性和造型性的布景，创造出戏剧需要的规定情景。
人物间的一切纠葛都放到这个特定场景中来表现、发展和解决。
在同一场景里，情节的延续时间和观众感到的实际演出时间亦大体一致。
这就是西方戏剧舞台的时空观，其理论依据是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它的支撑点是要求艺术真实地反映生活。
在中国，戏剧家不依靠舞台技术创造现实生活的幻觉，不问舞台空间的使用是否合乎生活的尺度，也不要求情节时间和演出时间的大体一致。
中国戏曲舞台是一个基本不用布景装置的舞台。
舞台环境的确立，是以人物的活动为依归。
即有人物的活动，才有一定的环境；没有人物的活动，舞台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空间。
中国戏曲舞台上的时间形态，也不是相对固定。
它极超脱、流动，或者说是很“弹性”的。
要长就长，要短就短。
长与短，完全由内容的需要来决定。
中国戏曲这种极其超脱灵动的时空形态，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其实很简单，是依靠表演艺术创造出舞台上所需的一切。
剧本中提示的空间和时间，是随着演员的表演所创造的特定戏剧情景而产生，并取得观众的认可。
中国戏曲的超然时空形态，除了靠虚拟性的表现方法之外，还与连续性的上下场结构形式相关。
演员由上场门出，从下场门下，这上下与出入，非同小可，它意味着一个不同于西方戏剧以景分幕的舞台体制。
演员的一个上、下场，角色在舞台上的进进出出，实现着戏剧环境的转换并推动着剧情的发展。
比如在京剧《杨门女将》里，紧锣密鼓中，扎靠持枪的穆桂英从上场门英气勃发而来，舞台就是校兵场，她这时已是在校场操练兵马，然后再从下场门回到营房。
中国戏曲这种上下场形式，结合着演员的唱念做打等技术手段，配以音乐伴奏，有效地表现舞台时间、空间的更替和气氛的变化，使舞台呈现出一幅流动着的画卷。
在一场戏里，通过人物的的活动，也可以从一个环境迅速而轻松地转入另一个环境。
只要人物摇摇马鞭，说句：
“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中国观众立即就会明白他走了千里路途，从一个地方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4、虚拟手法
中国戏剧超然灵活的时空形态是依靠表演艺术创造的。
那么，这种创造又是由何而来呢？
我们说，是由于中国戏曲艺术有着一整套虚拟性的表现方法。
这是最核心的成因。
一个戏曲演员在没有任何布景、道具的情况下，凭借着他（她）描摹客观景物形象的细致动作，能使观众了解他（她）扮演的这个角色当时所处的周围环境。
如淮剧《太阳花》燕坪报警一折里，运用鹞子翻身程式，使观众了解燕坪为报警的心中紧迫感，以及翻越崇山峻岭的内容，还能使观众了解他（她）真的在干些什么？
再如淮剧《柜中缘》中的玉莲在缕线、挽绊、穿针、引线、刺绣，都能通过微妙的虚拟式，让观众一目了然知道她在想什么做什么。
所以，这种表演的虚拟性，不单单是用自己的动作虚拟某种客观物象，而且还要借这种状物绘景，来表现处在这种特定环境中人物的心理情绪。
从这个意义上讲，虚拟方法又起着把写景写情融为一体的积极作用。
中国戏曲的虚拟性给剧作家和演员以极大的艺术表现自由，拓宽了戏剧表现生活的领域。
在有限舞台上演员运用高超的演技，可以把观众带入江流险峰，军营山寨，行舟坐轿，登楼探海等多种多样的生活联想中去，在观众的想象中共同完成艺术创造的任务。
这恐怕就是何以在一无所有的舞台上，中国戏曲得以再现五彩缤纷的场景和千姿百态的人生的原因了。
需要说明的是，虚拟手法的确使一座死板的舞台变得来去自由，但这种自由决非不受任何制约，它还是有所制约。
这就是要受艺术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个基本规律的制约。
因此，舞台的虚拟性必须和表演的真实感结合起来才行。
比如：
在“趟马”（即一套骑马的虚拟动作）中“马”是虚的，但马鞭是实的。
演员扬鞭、打马的动作必须准确且严谨，符合着生活的客观逻辑（如《蓝齐格格》中的趟马）。
高度发扬戏剧的假定性，与此同时又极其追求摹拟生活形态的真实性，达到虚拟与实感相结合。
尤其是出色的演员在表演中往往能将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流畅自然，让富于生活经验的观众，一看便懂。
戏曲起源
一、最早的起源在原始歌舞
许多古文物和古文献的记载都这样地告诉我们：
原始歌舞是先民节日庆典中的内容，它再现氏族采集、渔猎、驯养农耕、战争生活和男女爱悦，并表达出对天地、神灵、图腾的敬畏，以及对生殖的崇拜。
歌舞产生之始，就与先民宣泄情绪的心理和寄托祝愿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具有氏族群体祀神娱神的性质。
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去看，先民们创造的这种宣泄情绪、寄托祝愿的歌舞，显示出这么几个特点：
⑴对生活的再现。
对表现对象的模拟，已是在表演了，属于原始的表演艺术。
⑵它把歌唱、舞蹈（动作）和器乐（如石器）结合到一起。
⑶祭祀娱神的仪式性和审美娱人的观赏性兼而有之。
于是，我们就有理由这样认为，在那些如醉似狂的状态中，在那些象征性、拟态性的动作中，就含有戏剧的因子，它们是原始的表演艺术。
1、装神弄鬼--巫傩
最初的歌舞，无不是全民性的歌舞，后来分化出擅歌擅舞的专门人才。
在歌舞中分化出这种特别善歌舞的能人，女性称为巫，男性称觋。
殷商占卜卜辞中的“巫”是象形文字，即一人双手执牛尾的象形，这说明“巫”是从舞者中分化出来的。
巫觋主祭司舞，装神弄鬼。
先民相信他们可以上达人的祈愿，下传神之旨意。
在氏族部落和奴隶社会的神权、族权统治下，巫觋享有特殊地位，他们又是人类中最早的歌舞艺术家和教师。
别小看这些手舞足蹈的装神弄鬼之徒。
他们是专职的装扮者，即从衣着、动作、形貌上来摹拟、装扮成神和鬼。
这种装扮就存在着戏剧的萌芽。
因为戏剧是以化身表演为根基的。
从最终的意义上说，戏剧可以无歌、可以无舞，却绝不可没有装扮。
都说中国戏曲是“载歌载舞”，那么歌舞的载体又是什么呢？
是装扮，是化身表演。
久远的年代，使巫觋活动掩埋于尘埃。
所幸的是，我们还可以从诗人屈原创作的《九歌》里，领悟到他描画的祭神礼仪载歌载舞的盛况。
其中有的段落是以各种神的口气写的，在祭祀时需要由男巫或女巫分别扮演，以被扮演的某个神的身份唱出。
巫觋的装扮伴随着炽烈的歌舞，且被别人认可并观赏着。
这种歌舞不就向着戏剧走近了一步吗？
2、优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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