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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人格的特点与缺失

柳宗元人格的特点与缺失

[摘要]阐明柳宗元人格的形成,家庭的教养与熏陶是基础;刚正不屈的人生态度,忠信诚实的交友原则,执着追求的理想信念和勇于思辨的批判精神,是柳宗元的人格特点。

但由于环境的变迁和坎坷的经历,也造成了他人格的缺失。

柳宗元是高尚与低俗的人格集于一身的一代文化伟人。

[关键词]柳宗元人格特点缺失

人格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在先天禀赋(遗传因素)的基础上受社会环境(民族的、地域的、家庭的、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

它包含人的性格(个性)、品德、气质、能力等综合因素。

同时,人格也是一个能动的因素,它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迁而有所改变。

因此,社会矛盾“内射”于人格中就会出现人格变异或人格多元的现象。

最近,有学者撰文提出柳宗元贬官后的精神状态一蹶不振的看法,这就引发了我撰写此文,希图对柳宗元人格特点与缺失作全面审视,以求得对这个历史人物作出公正而客观的评价。

1柳宗元人格形成的基础

人格的形成,家庭的教养与熏陶是重要的因素。

柳宗元于唐大历八年(773年)生于世代为官的门阀贵族家庭,“世相重侯”,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曾是高官大僚,尽管到柳宗元出生时,家道中落,沦为“无为朝士者”的衰败地位,但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给了柳宗元以深远的影响。

首先,他父亲柳镇的博学和刚直,为他树立了一个为人为文的楷模。

柳镇一生游宦四方,屈沉下僚,做的大多是参军、县令之类的地方官,在仕途上始终不顺畅。

但他博学多识,精通儒家经典,喜欢结交名流。

柳宗元从小在耳濡目染中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先君之道,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

”他对父亲的学问是很赞赏的。

柳宗元“少精敏,无不通达”,进士及第后,“议论证今古,出于经史百子,踔励厉风发,率屈其座人,名声大振。

”他精明聪慧,博览群书,才华出众,与他受父亲的感染有关。

柳镇“守正为心,疾恶不惧”,他品格刚正,嫉恶如仇,对柳宗元正直性格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柳镇在仕殿中侍御史任上,处理棘手的卢岳遗产案,他秉公执法,不畏权势,又平反了冤案,得罪了权臣窦参,结果遭贬。

柳宗元对父亲遭遇中的是非曲直,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在为父亲送行时,父亲对他说:

“吾目无涕”,受屈而不掉泪,老人刚强的性格就是如此。

无怪,后来柳宗元二十一岁中了进士,唐德宗在查询新科进士的名单,听说柳宗元是柳镇的儿子时,皇帝说:

“是故抗奸臣窦参者耶!

吾知其不为子求举矣。

”可见,柳镇的刚直品格是闻名于长安的。

柳宗元后来为父亲写墓志,不只追叙先人的功业,而且也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这就看出他受父亲人格的影响极大。

柳宗元参加革新集团,失败遭贬,他表示“虽万受摈弃而不更乎其内”,坚韧不屈,正是柳镇刚直的品格对他人格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其次,柳宗元的贤淑聪慧、见识不凡、颇有教养的母亲卢氏,亦是他人格的教养者。

卢氏出身名门,知识广博。

柳镇说:

“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尽知之无遗者。

”她成了柳宗元的启蒙教师。

母亲卢

氏不惟文化修养高,品德也高尚:

“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闻。

”遇到“岁恶少食,不自足而饱孤幼”她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孤老、小孩吃饱,真是舍己为人的好品格。

柳镇亡殁,柳宗元又早年丧妻,是母亲卢氏主持家务,并支持柳宗元的政务。

直到柳宗元贬永州,她随同南荒贬所,她还鼓励柳宗元说:

“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

”母亲的明于事理,超凡见识,对柳宗元人格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再次,柳宗元的两个姐姐,颇有教养,“德硕行淑”,以美好德行而闻名;他的从弟柳宗直,一直是他的事业的有力支持者。

他被贬南荒,宗直相随。

柳宗直是个为人刚直、从善如流、博学多才的君子。

柳宗元生长在这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家庭中,这对形成他刚直、忠诚、执着、倔强而又有些自傲、急躁的性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柳宗元人格的特点

柳宗元生于大历八年(773年),正是中唐社会由盛到衰的时期。

他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四朝,这正是藩镇割据,社会矛盾剧烈,各种政治势力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时期。

他的家庭命运的变化与国家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联。

他少年时随父亲柳镇到任所夏口,就亲眼目睹了因藩镇割据引发的战乱给民众带来疾苦的惨状。

他在长安游学期间,又耳闻目睹了不少当时官场腐败、专权的肮脏事。

他进士及第后,连接擢升,在朝为官,又结识一批志气相投的好友,参加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

革新失败,连遭贬谪。

他的坎坷经历、艰难处境,铸就了他的人格特点——正直倔强的人生态度,忠信真诚的交往原则,执着追求的理想信念,勇于思辨的批判精神。

2.1正直倔强的人生态度

柳宗元正直的人格,首先反映在他处事公道、正派,不徇私情,恪守“惟道是就”上。

他在京朝为官,投靠他的人,几乎到了“排门塞户”程度。

这些人想走后门,弄个官做。

可是,他不肯用手中的权力去做交易,结果“百不得一”。

他的独立人格,还散见于他的诗文中。

他以瓶子自比,“清白可鉴”;以牛自比,“利满天下”;以寒江独钓的老翁自况,显示清高孤傲的性格。

柳宗元为人正直,还表现在对是非的判断上。

谏议大夫阳城率拾遗王仲舒数人守延关门上疏,弹劾奸臣斐龄,被德宗贬为国子司业,发生太学生请愿挽留阳城的事件。

柳宗元对太学生为抗议斐延龄迫害直言敢谏的阳城举行请愿的行动表示支持,他称赞“阳公之在于朝,四方闻风,仰而尊之”的品德,认为学生们的请愿行动,“非独为己也,于国体实为宜”。

柳宗元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不怕与朝廷对抗祸及自身,足见他人格的刚直。

再次,柳宗元刚正不阿的性格特点,还鲜明地表现在对王叔文失败被贬的看法上。

永贞革新失败,他被“斥窜南荒,名列罪囚”,他在为王叔文的母亲写墓志的时候,居然借题发挥,称赞王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有扶翼经纬之绩,有弥论通变之劳”。

这在当时趋炎附势的风气下,能对被贬官的王叔文作出中肯的评价,是他不同流俗的正直性格的表现。

2.2忠信真诚的交往原则

“吾未尝为?

且伪。

”忠信诚实,是柳宗元人格的又一特点。

从他对朋友的坦诚和鄙视虚伪这两方面得到证实。

他和刘禹锡、韩愈,称得上是挚友和诤友。

他和刘禹锡同登进士,在京朝共事,志气相投,一同参加革新,革新失败又一同遭贬。

刘禹锡第二次被贬到更僻远的播州,且要携带年逾八旬的老母同行,十分凄苦。

柳宗元被贬往柳州,考虑到刘禹锡的困境,毅然请奏朝廷,愿将自己的贬地与刘禹锡的播州调换,真可谓穷时节义现,真诚感人。

柳宗元对刘禹锡的坦诚相待,还表现在对学术问题的看法上。

刘禹锡读了柳宗元的《天说》一文,认为柳宗元只强调了“天人不相预”的观点,而没有阐明天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写了《天论》,提出了天人“交相还相用”、“人能胜乎天”的思想,对柳的说法加以补正。

柳宗元对此并不赞同,给刘写信指出:

“彼不谋我,而我何为务胜之耶?

”意思说,天(自然界)按它自己的规律演化,并没有为人谋虑,那人为什么一定要去战胜它呢?

柳宗元还提出:

“顺天之情以致其性”,即按自然规律办事。

通过争论,彼此更相知,真诚加深了友谊。

他俩身处逆境,彼此互致书信问候,写诗唱和,相互勉励,临终前还委托刘禹锡编辑他的遗著,情同手足,他们的友情传为美谈。

柳宗元对名重一时的韩愈敬重有加,但又不乏意见相左的思想交锋。

他和韩愈共同提倡古文运动,创作古文,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

当韩愈写了《毛颖传》这篇奇文后,谤言蜂起,连韩的好友斐度也说他:

“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

可矣乎!

”甚为惋惜,提醒大家不要误入歧途。

柳宗元却一反世俗的看法,公开站出来替韩愈说话:

“若捕龙蛇,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

……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

“充分肯定韩愈的创新精神。

同时,他在答友人韦珩的信中高度赞扬韩愈的才能:

“若退之之才,过仆数等”,“引仆以自

励,亦以佐退之励足下。

”但对韩愈的天命论观点敢于提出尖锐的批评。

指出,天地,就是大的瓜果;元气,就是大的疮节;阴阳,就是大的草木,它怎么能移奖赏功劳,惩罚祸害呢?

不仅如此,他还对韩愈提出的历史上的史官“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糊涂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这与历史事实不符。

他鼓励韩愈“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道直,虽死不可回也。

”韩愈接受他的批评,说了“诚中吾病”的感谢话,由此更加深他俩的友谊。

所以,柳宗元逝世后,韩愈连写了三篇悼念柳宗元的墓志、碑记、祭文,对柳宗元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可见柳宗元忠信诚实的人格力量。

鄙视虚伪,是柳宗元坦诚交往的原则。

他主张“为学”与“做人”结合起来,“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所以他极力反对“文锦覆陷井也”的虚假文风;对商贾提出“明而诚”的主张,对那些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牟利者予以鞭笞。

2.3执着追求的理想信念

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柳宗元这种性格体现在确立志向、关心国事民情和推行政事三个方面。

2.3.1他立志为先。

他说:

“始仆少时,……受师说,以植志持身焉。

”他的“植志”即树立理想,究竟是什么呢?

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作了明确的表白道: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

……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意思说,可以和他们一起共同坚持仁义之道,有益百姓的教化,一心只以中正信义当作自己追求的目标,想以此来振兴尧、舜、孔子等圣人倡导的学说,以有益于百姓为己任。

他这种执着追求理想的精神贯穿他一生的政治生涯。

早年,他跟随儒学大师陆质学习,就是重视陆质的思想核心,“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尧、舜”是儒家理想的政治楷模,而这一理想的内容则是对“生人”(百姓)的关切的热情。

柳宗元从陆质学《春秋》,受到的影响颇深。

他在《时令论》中说:

“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

”在他看来,圣人之道是说不要专门搜罗怪异的事物来当作神奇,不要称引上天来炫耀高大,而只要做到有利于人,适应事物的特点和规律,如此而已。

柳宗元说的“事”,主要是行政之事;“人”指“生人”即民众。

这说明他的“圣人之道”的标准就是求得政治清明和有利民众。

他把“利安元元”放在中心,足以看出他是继承儒家的“仁政爱民”的传统的。

所以,他在与别人进行学术争论时,始终执着于“利安元元”的“圣人之道”的理想。

他对当时有人提出“守道不如守官”的观点,提出非议。

指出“是非圣人之言,传之者误也。

”他认为“守道”比“守官”更为重要,因为,“官者,道之器”,“守道”是用来推行正道的,放弃它的准则,正道就会丧失,是不行的。

2.3.2关心国事民情,是他实现理想目标的途径。

他一再强调“贤者之作,思利于乎人”,“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

”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

他被贬谪南荒,途径汨罗,他想起忠贞为国的屈原的遭遇,无限感慨,对屈原“穷与达固不渝分,以惟服道以守义。

矧先生之悃?

兮,滔大故而不贰。

”赞美屈原坚贞不屈、义无反顾的精神,表示“既?

风之不可去,怀先生之可忘?

”在人格上把屈原引为同道。

他在永州,尽管“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

”大病缠身,精神受到巨大打击,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动摇,表示“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他关心国事民瘼,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唐德宗时,梁悦为父报仇,杀死了父亲的仇人,自己到县衙请罪。

唐德宗认为,梁悦复父仇是尽孝,这合乎礼;杀人又犯了法,礼和法都是大事,此案如何处理,指示尚书省讨论。

柳宗元虽不在朝为官,不便于直接发表意见,但写了《驳复仇议》一文,敢于突破礼与法的框子,提出了“考其实”的观点,即要弄清原始罪在哪一方,然后定罪。

“守礼而行义”,该是无罪;否则,就该处以死刑。

他关心民瘼,还表现在赋税问题上。

元饶州写信向他请教地方施政的意见,他谈了改进赋税工作的看法。

他认为,实行两税法,关键在于“查其实”,查清贫富之间的真正差别,然后才能实行“贫者固免,富者增赋矣。

”同时,他还指出,农业税应实行“舍其户而唯丁田是问”,就是不管其它财产,只根据人丁占有土地的多少来收税。

可见,他对百姓的关心。

2.3.3积极施政,是柳宗元执着追求理想的行动。

他被贬到柳州任刺史,仍“无忘生人之患”,“岂不可为政焉?

”他仍感到有所作为。

他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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