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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考古学展望
世界考古学展望
许多考古学家都期望，最终会有一种统一的世界考古学，那将是一门客观的、价值取向自由的学科。
对他们而言，达不到这点就意味着未能取得科学实践的一种起码准则。
我认为，这是对考古学现状与未来过于简单和错误的看法。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学科的某些方面已经有效地国际化了，但其他方面仍有很大差异。
除非世界上消除了国别、阶级或性别的差异，这种差异似乎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缩小。
不过，有关考古学的统一性此刻仍值得一谈。
近年来，已见证了对考古学性质和目标越来越多的争论。
这些争论引发了新的议题，并将考古学家们归入新的不同阵营。
而这些争论也使考古学视野更加开阔，比起1960年代，狭隘与宗派之分减少，前景更为乐观。
实证论和相对性近些年对考古学统一性的期望与方法论中的广义实证论观念不无关系。
人们认为，通过对考古资料进行适当的量化阐释，我们可以接近对历史的客观认识。
戴维·克拉克将科学考古学的发展视为地区性学派的终结和世界考古学的起点。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考古学科学化前的错误和偏见会减少，一些有用的概念被强化，从而能构成一个逻辑完整的体系。
美国的过程考古学家们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尽管他们的传统考古学观念一般局限于美洲的文化历史学方法，因此新考古学的发展被解释为重要的范例转变。
然而，人们期望出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考古学呢？
美国过程考古学家强调人类行为的，并视那些对当下社会有用的通则最为重要。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强调人类行为的预测与解释同等重要，并信奉新进化论，坚信人类行为存在高度的规律性。
即使在最具体的表现上，这类取向也强调进化论而非历史学为特点的研究。
戴维·克拉克视考古学构成了物质文化一般性科学的核心，并是社会和认知人类学的补充。
不过，多数采纳过程考古学方法的欧洲考古学家仍热衷于解释特定史前群体的经历。
这一历史学导向明显可见于克拉克的著作中，在科林·伦福儒的著作中也是如此。
欧美的过程论都肯定人类行为规律的重要性，并深信这些行为通则在解释过去时的重要作用。
他们还同意，这些规律可以通过对现生社会人类行为的观察来建立，然后被用来解释保存在考古记录中过去人类行为的物质产物。
虽然这些见解建立在实证论的信念上，即科学必须以感性经验为基础，以及因果关系是前后事件的连锁反应，但是很多过程论解释对许多非直观的结构与机制提出假设，并以实证论特点的方式来解释所见的现象。
诸如“文化”、“社会结构”的理论概念都在实证论的范畴之内。
然而，从一种宽泛的客观性框架来看，这些差异微不足道，这好比欧美过程考古学之间的差异，只是侧重点而非本质不同而已。
在过去的十年间，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都广泛采纳了过程考古学的许多重要方面，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说明一种世界统一的考古学就梦想成真了呢？
近年来，日益关注当代社会价值观对考古学阐释的影响使实证论受到了挑战。
很久以前，斯图尔特·皮戈特和格林·丹尼尔就在考古学史研究中注意到学术风气如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影响。
这项研究与里奥波德·冯·兰克为首的编年学派观点一致，认为第一要务是确立过去的事实，并认为各种阐释无非是个人看法而已。
考古学家兼哲学家柯林伍德把历史和史前史定义为“过去在今天的再生”，因此同意研究者的主观态度不可避免会对他们的阐释产生重要的作用。
直到最近，这类对主观性的思考在考古学方法的认真讨论中大体上仍被漠视。
大多数美国考古学家是通过托马斯·库恩的著作了解到主观性。
库恩认为，科学范例的转变通常不是对证据的一种批判性评估的结果，而更像是改变信仰的做法。
起初，没有多少考古学家注意到他著作中主观性的含义，大多数考古学家只是满足于将新考古学范例的转变说成是库恩式的范例转变，仍继续将其结果看作是知识客观性的发展。
直到最近，人们才普遍意识到库恩研究的含义，即知识未必是以累积方式发展的。
“科学是理性的事业”的整个观念已经遭到了诸如后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中反实证论成员的猛烈攻击。
比如朱尔根·哈伯玛斯就强调社会条件会影响什么资料被认为是重要的以及它们如何来进行解释。
颇具影响力的美国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拉班德说道：
由于不存在评估理论的客观标准，因此科学不应该受刻板规则的限制，在评估对立的理论时，个人偏爱和审美观也应该被考虑在内。
在英美两国，这类观点在自诩的新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中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
这些考古学家拒绝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研究都“纯粹以考古材料为本”。
相反，他们坚持认为理解考古学阐释必须从特定考古学家群体所偏爱的方法入手。
我们还进一步发现，这种偏爱并不是随意的。
可以肯定，每个考古学家得出的对过去的个性化阐释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个人兴趣及看法。
然而，西方考古学就总体而言看来是与中产阶级偏爱的变化相关，因为这些变化反映了他们经济和政治实力的总体兴衰、短期的乐观和悲观态度、以及特定的国家利益。
这产生了考古学阐释至少三种主流倾向：
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这三者并非相互排斥。
约翰·卢伯克将英国1860和70年代的帝国主义观点与史前学的殖民主义阐释相结合，所得出的有效综合在半个多世纪里在世界许多地方强化了这两种倾向。
民族荣誉感也会影响理论的可信度。
1920与30年代，由于受信奉传播论的西方考古学家思想左右的结果，中国考古学家相信了东亚文明的外来说。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社会成见会以显著方式影响对考古材料的阐释，而考古学家却浑然不觉。
这些成见也影响到考古学家提出的问题和他们所期望获得的答案。
这些阐释未必需要标准严格的证据，只要看上去能自圆其说或符合常识就行。
所见的历史证据表明，主观性的论断也不可能太离谱。
他国考古学家很快就意识到古斯塔夫·科西纳及其拥趸有关日尔曼人在史前期便高人一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正如许多德法考古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拒绝承认皮尔当人化石，而他们的英国同行则很晚才承认皮尔当人是伪造的。
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旧称——译者注）殖民地的业余考古学家和政府官员都坚持认为津巴布韦的巨石遗迹不是班图人造的，但尽管意见相左，国际考古学界仍然拒绝这一说法，并顺从由专业考古学家最初调查的结果。
然而总体来说，从20世纪初到1945年，种族主义不但在国家对立、而且在阶级和民族冲突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并且还影响到欧洲和北美的考古学阐释。
种族主义最终声名狼藉，这并非是考古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发现，而是由于纳粹战败、全世界对纳粹政权的暴行及其种族主义政策憎恶的结果。
尽管性别歧视和女性地位卑微的看法在欧洲和美国依然存在，但性别意义随着工业化的结果而悄然转变。
只到最近，许多考古学家才意识到考古证据的阐释，以及对女性考古学家的接纳和从事这项职业是如何受到社会态度对此问题的严重影响。
同样，这一觉悟并非是考古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与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对女性地位认可的急剧转变有关。
这些例子表明，社会成见的一些方面会对考古资料的阐释施予巨大的影响。
人们现在普遍意识到，过去曾以为是客观的考古学阐释至少部分是带有社会或个人偏见的表述。
确实，过去总是在不同程度上被用今天的方法和证据加以研究。
然而这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有关过去的证据都无法与今天分开？
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就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客观的世界考古学。
那么考古学的意义何在？
它也许可以提供审美的愉悦，但只是这样做的话它就会再度变成古物学的样子。
或者它也可以被用于政治目的宣传工具。
然而历史发现，考古学家所支持的理由为人类带来的破坏性常常与建设性相当。
还有，考古学会为满足个人和社会的要求提供对过去想象的物质证据。
然而，这样的考古学与科幻小说有何区别？
尽管一些学者觉得这种貌似公允的反科学立场很吸引人，但它包含着一种虚无主义，其中不但“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而且考古学可以被用来支持任何理由。
对实证论的一项独立挑战缘于对社会文化现象的看法在不断变化，现在对这些现象的解释要比1960年代时所想象的更为复杂。
单独的文化现在被看作既与自然生态系统相联，又是络的组成部分。
尽管这一视野出现在新考古学最初的研究中，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因考古学家主要关注内部演变，于是文化便被倾向于作为互相孤立的单位来研究。
现在，人们对文化互相影响的方式越来越感兴趣，并越发相信这种互动是塑造文化内部发展的重要作用。
从世界系统理论背景中对这些互动所作出的，被加以调整以便涵盖工业化之前的社会。
尽管大部分这类研究仍坚持实证主义哲学观，但社会文化现象中所见的极大复杂性导致越来越多殊途同归的问题，这也反过来对传统的实证主义分析模式提出了挑战。
对个体文化复杂性的日益关注也促进了相关背景论（contextualism）的发展，它强调考古学家必需从该文化整体结构的关系来分析每个文化的各项特征。
背景论强调作为文化系统组成部分的、观念、信仰和价值观的作用，而对其系统探讨对机械的唯物论提出了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的挑战。
在背景论中，我们发现了博厄斯人类学某些基本方面的复兴，特别是它强调历史特殊论和每个文化的独特性。
和英国社会人类学一样，背景论同样要求在做跨文化比较之前，首先要充分了解每个文化的结构和功能。
因此，它也摒弃了新进化论的关键设想，即认为发展层次相当的文化之间，其主要方面不会相差太多，而对这些方面进行跨文化比较时无需对每个文化的结构和功能做细致的研究。
背景论是否标志着如它的追随者所坚信的那样，向更真实理解人类行为的进步，或只不过是一种较为极端相对论的新分析方法？
要回答这个问题，考古学家需要在自己学科的应用中了解实证论和相对性之间争议的含义。
考古学方法如果要将考古学从整体发展的展望来评估，那么我们必须先将考古活动分作几个范畴来观察。
考古学方法的进步从来就不是相互隔绝的，它们一般在学术圈内传播很快。
就这个方面来说，世界考古学可以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
早期的贝丘研究是最好的例子。
1847年，哥本哈根科学院创立了跨学科的贝丘遗址委员会，旨在深入了解丹麦沿海的地质史。
这项研究的领衔人物地质学家J.G.福克哈马、考古学家J.J.A.沃尔塞和生物学家J.斯廷斯特洛普都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教授。
他们不仅为丹麦沿岸的贝丘遗址断代，而且还成功地复原了史前环境和先民的生活方式。
他们在1850~1856年间发表的年度报告，为19世纪50年代瑞典湖居遗址的跨学科研究的提供了榜样。
一篇描述丹麦和瑞典两国的考古研究、由阿道夫·冯·莫尔洛特翻译成英文的报告刊登在《史密森研究院1860年度报告》上，它激起了对北美东西海岸贝丘遗址的大量研究。
考古学家杰弗里·怀默在他对缅因州沿岸材料的分析中，得到了动物学家爱德华·莫尔斯的帮助。
不久，莫尔斯接受东京大学动物学教授的两年聘约，遂去日本继续进行研究。
在日本时，他发现并发掘了大森的一处大型绳文贝丘遗址。
之后，接受动物学训练的日本学生自己发掘了另一座贝丘。
此前不久，留学欧洲的日本考古学家刚刚打下绳文文化研究的专业基础。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研究同时也激发了巴西和东南亚地区贝丘遗址的早期研究。
1949年威德拉·利比发明了放射性碳元素断代法，除了少数考古学家拒绝接受外，这一方法迅速在全世界得到了应用。
在不同地区，它对考古学的影响迥异。
在北美的大部分地区，它延长了传统的年代学，而且人们首次发现内部发展似乎能比传播迁移论能够更加合理地解释考古记录所见的许多变化。
同样，中欧和西欧新石器时期和青铜时代的年代被证明比原来更早，这颠覆了长久以来用传播论解释的这一地区大部分史前文化是由近东传播而来的观念。
更晚近些，收集微小动植物遗存的浮选技术传遍世界，它为史前生存经济的研究带来了一场革命。
尽管其他一些技术如树轮年代学和火山灰断代都只能应用于特定的区域，但是现在它们也在全世界被采用。
不可否认，本土的关注方向再次影响到新技术的采纳和应用。
比如在以色列考古学和埃及学中，长期专注于铭刻学、艺术史和宗教课题，对于采用科学技术来研究经济形态就没有什么兴趣。
但这些科技也逐渐被两国采纳，开始研究史前材料。
越来越明显的是，进步并非都是以直线的方式发生。
1929年后，苏联考古学发展的领导者打压对器物类型学和文化分类的关注，将其斥为妨碍用马克思主义解释考古资料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
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苏联考古学家承认，这类研究对建立详细年代学和解答文化历史学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所有史前行为阐释的基础。
同样在1950和60年代，西欧和北美日益专注于聚落考古和对考古材料的过程论阐释，常常阻碍了对考古材料进行形式分析的兴趣，尽管器物类型的形式分析明显有助于回答诸如近东和中欧的冶金业早期阶段是否存在历史关系的问题。
然而，尽管特定的技术和分析概念可能会因意识形态原因，或因考古学家的取向或信奉其他理论而被暂时冷落，但是从长远来看，那些能够增进我们对过去了解的技术，凡是在它们能够一展身手的情况下，最终会被考古学家所采纳。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总结说，考古学的方法长期以来在范围上是国际性的，在时间上是积累性的。
就许多方面而言，方法比考古材料更具积累性，因为保存在库房里和旧报告中的信息常常证明，它们已不足以解决当今的新问题了。
考古学与系统论的背景越来越地强调考古记录和造就考古记录的人类行为（或系统背景）之间的鉴别，不仅使考古学家对他们的工作性质更为清晰，而且增进了人们对考古记录局限性的认识。
有些考古学家声称，鉴于这门学科的特殊性，考古学需要其专门的操作定义。
尽管这种定义能有助于廓清某些问题，但是将考古遗址人口规模的值定义为“将一个单位的活动区乘以2.3”，以决定一个特定遗址中曾居住过的人数并不比假设的比例更精确。
只有当支持这一比例的假设被明确地系统阐释，其可信度被适当检验之后，才能使这种“定义”的适用性变得明显。
最根本的需要不是种种定义，而是需要一种对考古材料相伴规律理论性的了解。
尽管人们早就认识到，只有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反映在物质文化中，但是对这一观察的含意现在也备受关注。
在活的社会中，人工制品是循环的，往往以各种复杂的途径从生产的相关背景（context）进入使用和废弃的相关背景之中。
我们可以在陶窑和采石场研究生产流程，而聚落形态则保存了其使用的相关背景，为我们调查史前社会结构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然而，大多数人工制品并不发现在它们生产和使用的地方，而是发现在它们被丢弃的地方，而且随着遗址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定居，废弃的方式也变得越发复杂和有规律。
在某种程度上，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垃圾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类行为一个很窄的领域，而且是其他社会科学不感兴趣的一个领域。
人们还早就认识到，物质文化也仅有某些方面才能在考古相关背景中正常保存下来，而这种相关性本身也会被地质过程改变或损毁。
迈克尔·希弗试图提出设计种种从考古学研究人类行为的规则，以便使考古学家能纠正自然和文化改造，于是就能够更准确、更完整地重建人类活动的系统背景。
这类研究的重要结果是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许多信息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考古材料至多只能被看作人类行为不完整的记录。
大多考古学家会同意戴维·克拉克的说法，“考古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的理论和实践是要从残缺不齐的材料中，用间接方法去发现无法观察的人类行为方式”。
从积极方面而言，对考古记录更为深入的了解有助于澄清考古研究的本质。
人们有越来越大的共识，认为从考古材料推断人类行为并非实现考古学目标的即兴浅尝，而是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特学科的核心所在。
这就对美国过程学者常挂嘴边的名言提出了诘问，他们将考古学等同于人类学，这就意味着有关人类行为的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都能用来构建人类学理论的统一体系。
现在看来，考古学与民族学之间的实质性差异远大于它们作为社会科学的共性方面。
考古学家无法像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那样直接观察人类的行为。
他们也无法像认知人类学家那样通过与人们交谈或通过研究历史记录去探究观念。
相反，他们必须从过去的物质遗存来推断行为和。
这项任务成为考古学家所面临的特殊挑战，并将他们的工作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区别。
除非考古学家能够成功地从物质遗存中推断人类行为，否则他们对人类的研究将一事无成。
然而迄今为止，考古学是人类历史文字记录出现之前的漫长时期中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它也见证了晚近阶段没有文字记载的人类行为方面。
如果要了解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考古学家务必学会如何尽可能多地推断人类行为。
考古学与人类行为近年来，考古学被赋予了各种终极目标。
像罗伯特·邓内尔这样激进的实证主义考古学家，强调考古学的目标必须是解释考古记录。
另一些人则追随戴维·克拉克，将考古学视为正在兴起的物质文化科学的核心。
大多数考古学家仍将考古学看作研究过去人类行为和发展的一种方法。
这些目标在考古学研究中各有其优先关注的方面，但它们并不相互排斥。
无论是考古记录还是物质文化，如果不和人类行为相联就无法被理解。
这也是考古学能够与其他社会科学相联系的唯一途径。
所以考古学家必须寻找新的和具有说服力的方法，从考古材料中推断人类行为。
路易斯·宾福德尝试用他的中程理论概念来阐明这一过程的规则。
它包括探究与人类行为特定方面相关的物质文化特定类型的绝对或数理通则。
在应用均变理论将某种解释与特定事件相对应的帮助下，考古学家能够运用精确和经过严格论证的通则从考古证据中来推断人类行为。
中程理论不同于经验主义通则，后者关注可见现象之间的相伴关系，例如特定土壤类型与特定遗址类型之间的相关性，而高层次理论则完全关注人类行为。
里奥·克莱因的理论考古学包含了将考古材料转化为人类行为信息所需要的所有操作，所以马克思主义可以用来解释人类行为。
理论考古学包括了与中程理论相同的理论，尽管它的范围更广，而克莱因并没有明确提及任何类似中程理论的内容。
自19世纪以来，从考古资料推断人类行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关于技术、生存实践、交换、居住形态和政治结构的某些方面。
这些进展中有许多要归功于源自物理和生物科学的分析方法，如用痕量元素研究来分析原料的空间移动。
同样，分辨人口流动、甚至婚姻形态越来越有赖于体质人类学在人骨分析上的进展，而遗址分布的经济和政治阐释应用了其他社会科学的空间分析技术。
不过物理和生物科学许多发现的系统应用，以及考古资料的许多其他行为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现在一般属于实验考古学和民族考古学的研究。
这两类研究都试图将考古证据的特定类型与人类行为的特定方式联系起来。
尽管这两种研究都始于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但是它们在近数十年间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人们还关注如何将两种方法来建构有关考古材料行为意义更有说服力的论证。
尽管最富有、技术最发达国家的考古学家在这类研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世界许多地方也都取得了进展，有益的创新从一个国家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
因此，考古学的这个方面也已经真正的国际化了。
西方和苏联考古学自1950年代以来的趋同是这种国际化的明证，尽管两者信奉的高级理论不同。
在其发展早期，苏联考古学摒弃了传统方法，强调从经济和社会行为以及社会演变的系统分析来阐释考古材料。
苏联考古学家开创了聚落考古学的调查研究和骨石工具的微痕研究。
直到最近，一些苏联考古学家才意识到系统类型学以及诸如传播迁移这类进程在解释考古记录中的重要性。
与之相反，自1950年代以来，长期以来几乎完全关注类型学和传播迁移、并将此作为文化历史学方法关键要素的西方考古学家，却越来越关注考古材料的社会性阐释以及促成文化演变的内部因素。
苏联和西方考古学家都对生态学阐释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
这些要素对深入了解考古材料的行为意义具有显著的重要性。
它们在特定研究传统中的发展过程看来迥然不同，反映了考古学家所在社会的不同价值观和政治倾向。
不过，如果没有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任何国家的考古学家似乎最终都会有兴趣学习所有分析方法。
尽管学习的不同程度会影响到考古学家从考古材料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完整性，但是在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上似乎很难取得共识。
在这个层次上，苏联考古学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西方考古学则包含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
自196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从考古材料推断社会和政治结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不过，审视考古学的最新进展，在解读史前经济方面取得的进展仍然要比社会结构方面更大，相对而言，研究史前意识形态方面则进展甚微。
1954年克里斯托弗·霍克斯认为，用考古材料解释人类行为存在一个递增的难度等级：
技术是最容易的领域，而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乃至意识形态则表现出急剧上升的难度。
自那以来，考古学家一直争论这一难度等级究竟是考古材料固有的内在属性，还是考古学家在解释相关问题上失败所导致的结果。
宾福德认为这是考古学家的无能，并声称社会文化系统的所有方面其实都保留在考古记录中。
但过去的25年里，过程考古学家包括宾福德本人在内的研究，都处在霍克斯难度等级的较低层面。
宾福德关于考古学能做什么的观点与他的新进化论立场有关。
新进化论人类学家认为，在社会文化现象中存在高度的规律性。
宾福德把文化定义为人类超肌体的适应手段，他还像莱斯利·怀特一样认为，总体上说技术决定社会，而这两者一起又决定了意识形态。
这表明，人类行为特点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并会反映在考古记录中。
宾福德进一步认为，无需详细的跨文化确证，全世界的狩猎采集群都是十分相似的。
新进化论者还相信，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具有许多共同特点，特别是那些具有适应意义的结构特征。
只有不重要的细节才会因历史的偶然性而随机产生。
因此他们认为，如果考古学家知道了史前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重要的决定性部分是怎样的，他们就至少能大概推断其他部分的性质。
19世纪，对这种统一性的类似信念曾妨碍了许多持单线进化论的考古学家去寻找各种方法从考古记录中来推断人类行为的特定方面。
相反，他们依赖与民族文化的一般性比较，认为在相同的发展层次上，这种比较能够显示过去特定时空中的生活真相。
历史特殊论明确拒绝这种方法，认识到它在操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而且无助于增加有关人类行为的民族学。
由于文化历史考古学家认为，每个考古学文化都是不可预测事件的独特产物，因此他们致力于根据各项特征来逐个重建各文化。
以上各种观点都包含了悬而未决，但又极其重要的问题。
被辩称为社会或社会文化系统的东西是否是正真意义上的系统，或只不过是一种满足某种功能性先决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取决于相仿生活方式的模式？
社会互动方式与人类行为的文化或认知因素之间的关系又如何？
后者是否拥有结构主义者所坚称的那种独立于社会互动之外的系统特征？
如果有，那么它们是生态学意义上的适应，还是由某种心理学的一致性趋势所塑造？
社会科学家之间对这些问题尚无共识。
然而，根据社会科学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和各种似是而非的结论，越来越明显的是历史特殊论和单线进化论的极端观点显然已不再可信。
如果每个文化真的都是纯偶然条件的产物，那么跨文化视野会令我们发现更多规则，并有足够的多样性来排除任何简单的、决定论色彩过浓的因果关系。
许多人类学家发现有一个唯物论概念较可信，这就是“限制”而非“决定”。
他们声称，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关系互动并受制于这种关系的经济，限制了社会结构变异的可能范围，而非决定了它会变成何种社会结构。
然后，社会结构会又限制了意识形态的变异范围。
这就为相邻文化的历史传统和各种特征以重大方式影响社会的特定方面创造了条件，这也说明了处于大致相同发展水平的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
戈登·柴尔德很早就认识到，对考古学家来说推断史前技术和经济行为要比推断社会结构和信仰要来得容易，这是因为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能够从普遍性通则加以了解的因素。
考古学家能通过实验复制了解人工制品是如何制造的，或者通过物理分析方法来判断原料的扩散。
但伊恩·霍德指出，知道原料的分布并不能揭示原料在不同地点之间移动的社会机制。
而政治系统、宗教信仰、社会价值观的特定内容差异更大，而且很难阐明导致这种变异的原因。
比如柴尔德就声称，英国议会政府的细节是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预测的。
随着行为现象越来越复杂，殊途同归的问题使阐释变得更为复杂。
相关性途径（contextualapproach）的潜在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归纳方法来调查特定社会文化实体中各组成部分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这些实体的性质是需要被了解的一些东西，而非像教条的进化论者和结构论者所做的那样来予以设想。
那么，在什么程度上考古学家能够有效地重建文化中受制较少的那些部分？
详尽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可能要比任何其他方法更能揭示物质文化与人类行为之间相伴关系的复杂性。
这是否意味着，就如同霍克斯所认为的，考古学家总的来说更适于研究有关人类过去的动物性方面，而非人类所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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