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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文艺复兴
发现中世纪之光
——评哈斯金斯及其“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
内容提要:
美国史家哈斯金斯认为中世纪的文化并非始终衰颓，在12世纪前后曾取得较大发展，他称之为“12世纪文艺复兴”。
哈斯金斯的学说不仅充满历史连续性的光彩，有力地反驳了中世纪为“黑暗时代”的陈说，而且其立足文化繁荣与社会转型的内在关联的研究，在西方学界影响甚大。
本文介绍了哈斯金斯其人其作和他的“12世纪文艺复兴论”，并从研究视角、编纂特色、史学思想、学术地位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予以了评析。
关键词:
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历史连续性、西方史学
一、哈斯金斯其人其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兰克主义带领西方史学一路高歌，演绎那个属于历史学的伟大时代的最后华章之际，一位天才史家成为“美国复兴中世纪研究的灵魂人物”，他不仅系统考察了11至13世纪的诺曼制度，而且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与知识教育史表示出特别关注，并在实践上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拓了崭新天地，他就是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HomerHaskins，1870—1937）。
从人生经历上看，哈斯金斯无疑是又一例少年成名的典范。
他17岁即获得霍普金斯大学学士学位；20岁取得博士学位，且甫一毕业即被聘留校执教；两年后，哈斯金斯来到威斯康星大学，开始了在这里十个寒暑的工作。
期间，他以核心创始人的身份出任了美国中世纪学会主席；到他32岁时，他已经成为哈佛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数年后任该校文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并且享誉学林。
哈斯金斯的成功，除了来自于他博学的父亲自幼不懈地训练他希腊语、拉丁语等古典语言知识，为他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更取决于他本人的睿智、勤奋和持恒。
根据哈斯金斯的好友F.M.鲍威克（F.M.Powicke）对他的回忆文章，后者在哈佛期间不仅奔忙于各种行政事务，而且坚持从事学术研究，并热衷于以系列讲座的方式向学生们宣传自己的成果；尽管显而易见的、巨大的工作压力包围着他，但他似乎从来都能坦然而平静地处理。
1919年，哈斯金斯应时任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WoodrowWilson）的要求，作为美国代表团领袖赴巴黎和会参加谈判。
事实上，早在1902年，这位后来著名的“理想主义总统”，而当时还只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兼一名历史学者的威尔逊，就已经被自己这位声名赫赫的同行所征服，几番盛邀他前往普林斯顿。
只是，当时的哈斯金斯一心追随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JacksonTurner），拒绝了威尔逊，而选择与后者一起走进哈佛。
特纳与哈斯金斯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后者不仅从特纳身上习染了客观主义史学重视文本考据与实证的治学风格，而且，他正是从特纳那里接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交椅的（1926年）。
作为美国“新边疆说”的创立者和所谓“新史学”的始作俑者，特纳具有创新勇气的史学研究对哈斯金斯产生了深刻影响。
倘若说，特纳是从空间上对美国早期历史进行了全新视角的分析，那么，哈斯金斯则从时间上对欧洲中古晚期历史予以了颠覆。
关于哈斯金斯的性格，我们从包括上述的鲍威克那样的一些学者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首先，哈斯金斯的话语不多，一是不喜夸夸其谈或作无用空言，二是不喜那种没完没了的历史争论，三是不愿在思维模糊的情况下信口开河。
他总是“用一种拘谨的口吻和简短明快的语句自由地谈论”，并且，这些话必然是“协调经验的严格表述，决不是模糊的或感情用事的或者有抱负的”，“是观点的交流而非迅速的给与取”。
“他的批评一般靠推论而非确定的语句来表达”。
他的所有立场、观点一定是建立在给出证据的前提之下。
如果说，哈斯金斯以这样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让人肃然起敬，那么，他在生活中和蔼可亲的一面则又令人顿生好感。
他的三位哈佛的同事布兰德（Brand）、考夫曼（Kaufman）和兰德（Rand）在为他所撰写的讣告中这样评论哈斯金斯非凡的人格魅力：
“……他谈吐幽默风趣，喜欢长时间散步，他是他所在的交际圈里最受欢迎的人，也是大家最好的朋友；同时，他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和无限的虔诚。
”30年代，当哈斯金斯在痛苦中与病魔作战，他又表现出令人震撼的、坚如磐石的意志力。
对此，兰德这样描述道：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最后几个月，他那些被允许简短会晤的朋友在这个身体的牢笼中看到了钢铁般的毅力、敏锐的思想、愉悦的心情、对往日友谊的忠诚。
他经常见到的那些人、他钟爱的妻子和孩子们、他信任的护士，从未从他的口中听到过不满的声音和疼痛的叫喊。
”他惊叹：
“他是查尔斯.哈斯金斯的胜利，而非他的失败。
”
哈斯金斯一生著述颇丰，包括《欧洲历史上的诺曼人》（1915年）、《诺曼人的制度》（1918年）和两本论文集：
《中世纪科学史研究》（1924年）和《中世纪文化研究》（1929年）。
他最有名的作品是1927年出版的《大学的兴起》和《十二世纪文艺复兴》。
前者是作者在布朗大学开设的系列讲座的演讲稿合集，一本专门性著作，却简洁明了地展示了中世纪欧洲大学兴起的图景：
第一章介绍以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欧洲最早的大学的兴起原因、情况和基本制度；第二章介绍中世纪大学的教科书、考试制度、教师的学术地位与学术自由；第三章介绍当时大学学生的生活。
《十二世纪文艺复兴》则是一部综合性著作，它以“中世纪兼具连续性与变化的双重特征”为基本指导思想，认为15、16世纪发源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不是一蹴而就、没有源头的，“历史的连续性否定在前后相继的世纪之间存在如此明显而强烈的反差；现代研究也表明，中世纪没有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么黑暗和停滞不前，而文艺复兴也没有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么光明和突然。
”恰恰是所谓黑暗的、沉沦的“千年中世纪”，才“包含了大量形形色色的民族、制度、文化形态，展示了历史发展的许多进程，蕴含了现代文明许多方面的起源”。
该书除第1至3章为对基本含义、历史背景和运动载体等进行概括性介绍外，余下9章皆为对12世纪文艺复兴表现的具体论述，包括拉丁著作的流行、市民文学的滥觞、罗马法的复活、历史学的发展、希腊和阿拉伯知识的传播、科学与哲学的进步、新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出现、城市文化的兴起，以及大学的成立等。
二、哈斯金斯的“12世纪文艺复兴”论
“中世纪展示了生命、色彩和变化，表现出对知识和美丽相当热烈的追求，在艺术、文学和制度上取得了颇具创造性的成就。
”就是在这样一个精彩的总体理念下，哈斯金斯将“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并非自己首创的文化术语引向深入，从多个层面立体阐释其独特性与重要性，并通过与加洛林文艺复兴、奥托文艺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提并论，激起了同行们的广泛兴趣。
哈斯金斯认为12世纪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时代。
这是十字军的时代、城镇兴起的时代、西方最早的官僚国家形成的时代。
这一时期，罗马式建筑步入顶峰，哥特式建筑开始兴起，方言文学开始出现，拉丁古典著作、诗歌和罗马法走向复兴，吸收了阿拉伯人成就的希腊科学和大量希腊哲学得到了恢复，并且诞生了第一批欧洲大学。
”因此，这个世纪本该是不容历史学家们所忽视的；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们普遍视中世纪为“不变的、静止的和落后的事物的同义词”，而对上述伟绩或予以否认，或不以为然，或讳莫如深，造成了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错乱，这使哈斯金斯感到不安。
为了改变人们心中的固有印象，他援引“文艺复兴”这个举世瞩目的概念指称这一时期社会取得的发展与进步。
需要注意的是，“12世纪”在这里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模糊的断代，其范围应上下各延展50年。
因为哈氏觉得“世纪”这个词充满了突兀的断裂感，主张予之以“宽松化”，“以便既能涵盖12世纪本身又能涵盖紧挨着12世纪的年份，同时又能显示对这一文明的突出特点的核心时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
哈斯金斯认为拉丁古典著作，主要是指文学领域的著作，是罗马帝国灭亡以来西欧文化发展的晴雨表，拉丁文学传统的强弱是衡量欧洲文化兴衰的重要尺度。
在他看来，拉丁文学传统在中古欧洲遭遇了三落三起的跌宕命运，即，在5至8世纪蛮族侵入浪潮中饱受摧残，继而，8世纪末至9世纪加洛林王朝稍有回归，但在10世纪的封建混战中又被践踏，随后，11世纪后半叶和12世纪重又兴起，13世纪时拉丁文学在拉丁学术活跃的光环下再趋黯淡，直到14、15世纪终于迎来全面复兴。
他分析道，12世纪的拉丁古典著作复兴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对拉丁作家，尤其是拉丁诗人作品的广泛阅读和评价”；其次是“对语法和修辞的积极研究和运用”；再次，“表现在大量拉丁散文和韵文的创作上。
”最后，“出现了对这些著作的大量评注和分析。
”他指出，沙特尔和奥尔良是这一时期的拉丁文学复兴中心，而对时人影响最大的古典作家莫过于维吉尔、奥维德、西塞罗、贺拉斯等。
与拉丁文学相伴随的是拉丁语的流行。
就其普及程度而言，拉丁语是当时欧洲的通用语言。
这种通用性不仅行之于不同地理区域和世俗国际，也行之于宗教组织。
而且，“12世纪的拉丁语是相当地道的和符合语法规则的拉丁语；形容词与名词性实词一致，动词与他的主格一致；ut控制虚拟式，从句遵循主句规定的语气和时态。
词汇非常丰富.....”。
对拉丁语的研究，无论是词法、句法、文学鉴赏，还是修辞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哈斯金斯又在第六章指出：
“在中世纪三次重要的古典文化复兴中，每一次都明显伴随有拉丁诗歌创作的复兴。
”12世纪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拉丁诗歌和方言诗歌分野的重要时期；也是中世纪国际诗歌的巅峰时代，各种诗歌类型活力四射，涌现了一批新的诗歌格式，这些格式后来在方言诗歌中崭露头角。
”哈斯金斯的研究显示，12世纪的诗歌数量庞大、题材纷纭、韵律较自由，古典主义诗歌、神圣的宗教诗歌、说教和讽喻诗歌，以及一些“哥利亚蒂诗歌”（世俗抒情诗歌）共荣共欣。
这些诗歌中有许多表达了欢乐、胜利和慈善，歌颂浪漫、赞美爱和春天，以至它们“看起来如此‘非中世纪’，明显与长期流行的关于中世纪的传统观点相反。
”朱孝远老师说：
“诗显示自己乃是人类爱和青春的守护者。
我们有诗相伴，就能够在不意之中发现真理。
诗最为高深莫测，但诗也最透明简洁。
质地越好，诗的透明程度也就越高。
当诗完全成为透明时，诗人隐去，人才发现曾经被诗压过的世界也开始变得如此清澈。
”在这个意义上，正是12世纪的这些诗以一种无边的精神能量将整个时代照亮，推动羽化为一个新生活和新知识的诞生期，“远远超越了古人”。
罗马法的复兴被哈斯金斯视为12世纪文艺复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12世纪以降，法律就像它在古罗马时期一样，再度成为欧洲知识界关注的重点，成为值得最优秀知识分子致力于研究的对象。
”当时，罗马法的复兴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对被遗忘的法律文献的发掘，包括众多日耳曼王国沿用的罗马人的习惯法和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二是法学的复兴，这主要由博洛尼亚的法学家伊尔内留斯及其后的“注释法学派”引导。
这些注释学者以《民法大全》为对象，负责阐析文本和界定其中文字的含义，以便后人研读与理解。
同时，他们开创了辩证分析的先河，以适应文献材料的匮乏。
法学的繁荣还表现为教会法的完善与独立、城市成文法的出现和海商法的发展等。
哈斯金斯的信念是，12世纪法学的复兴“既属于知识发展史的范畴，也属于制度史的范畴。
”因为，“法学复兴实质上就是世俗国家复兴的一个代名词。
”那些受过教育、掌握了实用的法律知识和文化知识的俗人阶层成为后来民族国家行政官吏和法官、律师的主要来源，对原先垄断知识的神权阶层不可不说是一种冲击。
史学领域同样存在对12世纪文化繁荣的反射。
“旧体裁历史著作涉及面更宽，内容也更加充实，新体裁也发展起来了，大量涌现的史学作品更为全面地反映出那个时代日益增长的活力。
”12世纪史学的特征之一是“反映了拉丁基督教世界向欧洲北部和东部以及地中海地区的扩张。
”而古典元素的隐匿则是该时期史学最重要的特点，这体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古典史家的影响十分微弱，人们甚至不知道塔西陀；其次，史著的整个生活观及特有表现形式与风格都是基督教化的，譬如体例上，主要流行编年史、年代纪和圣徒传三种基督教史书编撰方式；最后，兴起于法国和德国的方言历史开始动摇拉丁语历史的正统地位。
在哈斯金斯眼里，这种变化意味深长，因为为俗人和人民写作的历史无疑预示了宗教世界的崩溃和民主时代的来临。
第9至11章可以被划分为一个版块，即科学与哲学的进步及酿就这种进步的营养源泉——希腊和阿拉伯学识。
哈斯金斯首先提纲挈领地指出，“西欧对这些科学知识的吸收标志着欧洲知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它们“在13世纪改变了欧洲人的思想观念。
”随后，他介绍了新学术知识传入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主要渠道即叙利亚、西班牙、西西里与南意，以及翻译和传播这些知识的积极推动者，诸如克雷莫纳.杰拉德和亨利里库斯.阿里斯提普斯等。
在此基础上，哈氏宣称“就科学领域而言，12世纪的文艺复兴既是一种希腊科学文化的复兴，也是一种阿拉伯科学文化的复兴。
”由于哈斯金斯还另有专著对中世纪科学史进行过研讨，故他在这一部分的论说是非常熟练、周到和可信的。
根据他的描述，12世纪的科学进步巨大而显著：
数学方面，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已知数》、《光学》和花拉子密的《代数》都有了拉丁译本，阿拉伯数字在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传入西方并导致了数学界关于计算方法的分化；天文学方面，花拉子密的天文表和托勒密名著《天文学大成》均被译为拉丁文；物理学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古老而神秘的占星术、炼金术再度勃兴，后者对化学的起源功不可没；医学方面，大量希腊医学文献被发掘出来，如阿维森纳等阿拉伯医者的著作也得到人们的重视，以萨莱诺为代表的医学专业学校则日臻兴旺；建筑学方面，罗马式建筑艺术达到顶峰，哥特式建筑风格初兴，“但不论是从材料使用的精巧性，建筑物承受张力和压力的程度，还是从整个建筑的平衡性和协调性来看，后者在艺术表现力和建筑技巧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此外，还有地理学、兽医学、动物学、植物学以及人们对科学观察和实验的思维习惯与方法的接受等，不一而足，这些都使12世纪汇聚为中古欧洲基督教科学精神的巅峰时代。
考虑到中世纪科学与哲学的密切联系，哈斯金斯紧接着讨论了哲学的复兴。
他认为12世纪“和紧随其后的年程见证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哲学的全面复兴；见证了柏拉图学说在中世纪的重要复兴；见证了逻辑取代文学的地位以及阿贝拉尔、格拉提安和彼得.隆巴尔对经院学派的方法所作的详尽论述，这为13世纪的大综合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并构建出某种上层建筑。
”尽管如此，哈斯金斯还是用不少笔墨强调了中世纪政治理论的乏善可陈，特别是哲学独立地位的不被承认。
“身为‘深奥科学太太’的神学占据了绝对优势，哲学对她来说只是女仆，是从敌人那儿抓来的俘虏。
”所以，哲学的成就只能是相对的，并充满了无奈的局限性。
与文化领域的深层革命相对应的、必然的表层震颤——作为一项机构革新，大学，成为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首要标志。
哈斯金斯一再声明，大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非与文明相伴生。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并没有我们在过去的七八个世纪里所谓的这种‘大学’。
它们有高等教育，但这与大学的术语不是一对同义词”、“只有在12和13世纪，世界上才出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有组织的教育的一些特征，即由系科、学院、课程、考试、毕业典礼和学位组成的教育体系。
”但哈氏也常常提醒读者，大学的兴起是一个“过程”，而非“瞬时”，它们“没有创造者，也没有确切的起始日期，它们只是那样缓慢的、不为人知地‘成长起来’，更没有确凿的记录可查。
”当时，学术的复兴和知识的扩展吸引了一大批求知欲旺盛、进取心强烈的年轻人，他们追随自己喜欢的学者，从四面八方翻山越岭、远渡重洋慕名而至，并为对抗当地市民、规范教学秩序而自发结成了若干团体（多以“同乡会”形式，这种“同乡会”通常设一名“校长”主持），即最早的“大学”。
但这种大学的内部联系是相当松散和简单的：
“没有图书馆、实验室、博物馆、捐赠物品，以及自己的建筑物”、“它无意识地带有一点儿地方色彩”、“没有董事会，不出版任何宣传手册，也没有学生社团，也没有校刊，没有戏剧表演、体育活动和校外活动”。
这一时期的学生阶层“具有超常的流动性和国际性”，甚至，“一个学生可能上多个学校”。
另一方面，为净化师资队伍和抗衡学生团体，教师们也逐渐结成行会，这就是最早的“学院”。
而要想加入教师行会，就需要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这又演化出最早的学位制度。
早期大学以南方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北方的巴黎大学为典型，哈斯金斯对二者做了比较研究，指出它们皆为综合性大学，都荟萃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但前者主要是法学研究中心，后者则以卓越的神学名声在外；前者主要是学生组织，后者则更表现为教师联合体。
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也是欧洲大学的母腹，从它们那里直接分裂出了帕多瓦大学、牛津大学等知名学府，而受其间接影响者更是难以计数。
中世纪大学的课程设置主要是“文科七艺”和民法、教会法、医学、神学，教学方法一般是“对文献进行评述为主的讲座、详细的笔录和谈论与辩论”。
总之，如果将大学的兴起置于整个欧洲中世纪一个较长的时段来审视，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做知识中心自僧俗贵族向普通民众下移的产物。
这也指向了12文艺复兴的真正归宿。
关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哈斯金斯《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一书第一章“历史背景”中进行归纳：
第一，从经济角度看，11世纪后期贸易和商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城市生活的加速推动了文化的新生。
从这个角度解释15世纪文艺复兴是学术界的传统之道，所以也有许多人倾向于以此类推12世纪文艺复兴的出现。
对此，哈斯金斯大体持肯定态度。
譬如在回答12世纪法学复兴的原因时，他这样写道：
“12世纪是地中海地区特别是意大利北部的经济复兴时期，新的贸易和商业发展要求用一种更灵活、更适于城市生活需要的法律，来取代伦巴第人使用的古老的本质上属于乡村的习惯法。
于是城市选择了罗马法。
”但同时，哈斯金斯也敏锐地意识到“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解释这场运动”。
因为12世纪的经济复兴在范围和程度上都是有限的，“一些方面的杰出成就产生在阿尔卑斯山北部，而那里的经济复兴几乎还未开始”。
第二，从政治角度看，随着蛮族王国封建制度的普遍确立和巩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进步，社会相对和平稳定，为国际、民族之间的旅行和交流创造了条件。
哈斯金斯举例道，当时一些比较富足的封建王室是“保护拉丁文学和方言文学的中心”而法学的复兴则更加依赖于政治因素——正因为12世纪乃是一个政治整合的时代，一个政治运动和政治辩论活跃的时代，人们才更加迫切地呼唤更具普遍效率的、能够适用于更广阔地域的法律来取代原先的地方法和习惯法，并为各政治派别提供有利的斗争依据。
第三，从宗教角度看，罗马教皇权势增长对广大中下层教俗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极具魅惑的向心力，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伴随着前往罗马和孔波斯特拉的日益增长的香客数量，浪漫的朝圣故事形成了。
”许多英雄史诗专为这些虔诚的朝圣者而作，各种反映教会制度本质的小册子文学、教会法学家的作品、文档也蜂涌而起。
第四，从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看，在基督徒轰轰烈烈的传教运动、收复失地运动或再征服运动和十字军运动的过程中，中古欧洲与拜占庭、伊斯兰文明的交流空前增强，得以接触失落已久的希腊文化和更加先进的阿拉伯文化，为自身发展更新血液。
布克哈特（Burckhard）曾经这样分析15世纪文艺复兴：
“文化一旦摆脱中世纪空想的桎梏，也不能立刻和在没有帮助的情形下找到理解这个物质的和精神的世界的途径。
...它需要一个向导，并在古代文明的身上找到了这个向导，因为古代文明在每一种使人感到兴趣的精神事业上具有丰富的真理和知识。
...人们以一种赞羡和感激的心情采用了这种文明的形式和内容，它成了这个时代的文明的主要部分。
”“向导”的伟力对于12世纪的这场运动同样适用。
哈斯金斯在第九章开篇即指出：
“12世纪的文艺复兴从两个主要源泉汲取生命力，一是西方拉丁世界已有的知识和思想，二是从东方涌入的新科学和新文化知识。
”这里，哈氏将新、旧知识等量齐观，足见他对外来动力之重视。
但是，针对吉本等学者的观点，他又特别说明如十字军东征之类的单纯的宗教扩张本身的积极意义并不应被过分夸大，更不应被视为成就12世纪文艺复兴的原因，它至多起到了有限的推动作用。
“因为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它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这两个运动几乎没有发生碰撞。
”实际上，现代研究已经表明，十字军本身文化素质并不高，并不能对东方文化做出很好的理解和筛选；只有少数人进入了当时撒拉逊文明的腹心地区；暴力征服得来的成就本可通过和平交往更好的实现，而不必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
第五，从文明内部的历史承续看，12世纪文艺复兴与9、10世纪的文化复苏有直接联系，后者对前者起到了铺陈作用。
为了说明这一点，哈斯金斯还特地对法国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和德国的奥托文艺复兴进行了梳理，揭示了他一贯倡导的“历史连续性”不仅未在中世纪和近代文明之间湮灭，而且在中世纪内部也得到保存。
三、对哈斯金斯学说的评析
哈斯金斯关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在西方史学界是独树一帜的，并得到了普遍认可，成为权威性和经典性的学术遗产。
就研究视角而言，其一，哈斯金斯最可宝贵、最值得人们尊重的就是其杰出的历史连续性意识。
英国著名史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HallettCarr）说：
“历史，就是过去与现实之间连续不断的、永无休止的对话。
”这表明，连续性其实正是历史本身的自然属性和根本特征。
历史学家只有以此种眼光看待历史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
然而，在现实中，学者们往往以“便利”为名将历史破碎化，肢解为一个个孤立的片段，这种做法遮挡了视线、局促了思维，也将历史事件与现象的因果关联的多样性单调化了。
所以，哈斯金斯葆有的这种连续性意识在当时是极富挑战勇气和前瞻智慧的，不仅否定了自彼特拉克以来绝对断裂式的“黑暗时代”陈说，发现了中世纪后期的文化之光，客观还原了当时“经济的巨大变化以及东方新学术的涌入和中世纪思想生活潮流的不断变化”，而且将历史本身的整体感深深烙入了新一辈史学家们的心头，提醒他们“努力回到更遥远的过去以获取更多的宝藏。
”秉持这种理念，对解决中古与近代之交的许多问题都很有启迪性；其二，哈斯金斯在治史时所具备的“宽视野”也令人钦叹。
他突破了传统中世纪研究总是泥于封建制度、神学理论、政教斗争、庄园经济、暴力征战等内容，转而涉入纯精神世界，对文学、知识、教育、思想观念进行聚焦。
在这一点上，他是与纯粹的兰克信徒大不相同的，倒颇具年鉴学派风尚。
哈斯金斯的大获成功无疑使中世纪文化教育史这个先前少人问津的领域红火了起来，为中世纪研究拓展了空间。
就编纂特色而言，首先，在体例与结构上，哈斯金斯惯于使用专题模式进行叙述。
以《十二世纪文艺复兴》来说，大体为总分结构，“先综述，后专题”，其间紧紧围绕全书主线——“拉丁本土文化”和“东方新来文化”的双重影响展开，宏观架构严密、主题突出，各章中心明确、条理清楚。
唯一的问题是，比起按照传记或地理排列章节，按专题排列往往“导致割裂对特定人物或国家的描述”。
但这早已经为哈斯金斯本人所发觉，他编写的索引一定程度地弥补了这种缺陷；其次，史料选择的丰富、翔实与准确则是哈斯金斯著作的又一突出特点，以至翻开哈氏的书作，几乎俯拾即是文献和材料。
更重要的是，这些史料大多是新颖的一手资料，诸如教士记录、战士日记、法律文摘、宫廷档案、特许令状、学生手册与书信、诗歌、文学作品片段、谚语、哲学家的语句、谈话等。
对此，哈斯金斯不无自豪之情地在《中世纪科学史研究》序言中写道：
“每一章...都依赖于未发表的文献，并公布一些此前不为人们所知的资料，这些研究大多是在现场进行的...”；再次，与一些文风晦涩或华而不实的历史学家不同，哈斯金斯的书虽然学术价值很高，但其语言表达仍做到了平实、流畅和自然，避免了复杂句式和过分专业名词的大量使用，深入浅出，易于理解，可读性较强。
也正因如此，该书在西方一度几乎成为可供普及的公众读物，并藉此扩大了影响。
就史学思想而言，人们通常认为，哈斯金斯的中世纪文化教育史作品反映了“历史主义、客观主义、实证主义三种史学思想的有机结合”。
我的理解是：
（1）“历史主义”不仅反映为哈斯金斯对“连续性”的高擎，而且表现为他反对以今人眼光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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