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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

[《周易》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思想的影响]  2009-12-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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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思想的影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任何社会、国家、民族要想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具备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方法、培养队伍与体系，从而按照理想的价值观、人才观，来教育自己的人民，培养出合格的人才，使自己能够更好地前进。

而元典无疑起着根本性作用，这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是一样的，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看，教育经过了从被动到主动、从贵族到平民、从灌输到自学、从培养单一素质到培养全面素质等的发展过程。

因为教育理念的差异，导致了文明的不同走向，所以，各大文明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教育，古希腊时期已开设了学校，而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罪名就是教育不当，这从反面证明了古希腊对教育的重视。

中国是世界上五大文明中唯一延续到今天的文明，这其中当然有着各种原因，但是，”大一统”观念的根深蒂固（而这正是教育的结果），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专制时间最长、程度最深、范围最广的国家，而专制有两大基础：

小农经济、愚民教育，所以，中国文化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在各大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所谓”天、地、君、亲、师”，”师道尊严”，孔子则被奉为”大成至圣先师”、”文成王”、”素王”，以——教师和思想者的身份而获此殊荣的，普天之下，只有孔子一人。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自乃题中应有之意，我曾反复强调，无论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还是小传统，都是以《周易》为根基的，只不过《易传》对大传统的影响更大些，《易经》对小传统的影响更大些。

《周易》作为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不仅提供了”真理的百科全书”，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教育理念，奠定了中国教育文化的基础。

本章中，我将重点探讨《周易》的有关教育对象、目的、内容、方法以及师道观、人才观、考试观等，全面分析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负影响，以便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理解。

     一 教育的目的、目标与对象

    从广义看，动物也存在教育现象，某些高等动物还有部分自觉教育，但这种教育在本质上仍处于本能阶段，属于生物性的方面。

人类自从离开动物界，进入社会以来，自然性越来越低，社会性则越来越强。

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的日积月累，每一个体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必须主动或被动学习前人总结的各种知识。

但问题似乎不这样简单，因为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知识的传播，而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实际上就是教育的可能性问题。

   从宏观宇宙的角度看，宇宙是无限的，那么，人类能否认识这一无限宇宙？

可知论认为，人类的每一点知识的增加，都是一种绝对的存在，知识总量的增加也是绝对的，人类可以通过对有限宇宙的认识，逐渐接近对无限宇宙的认识。

不可知论认为，从微观世界来看，人类对每一具体存在的认识，都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从宏观世界的角度看，有限认识与无限宇宙之比永远为零，也就是说，世界从根本上是不可知的。

所以，从根本上讲，人类不是通过知识来认识宇宙，而是通过”悟”来感知世界，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是没有用的，而且是有害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人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庄子）用王弼的话说就是：

    “害之大也，莫大于用其明矣！

夫在知则人与之讼，在力则人与之争。

是以圣人之于天下，歙歙焉，心无所主也；为天下浑心焉，意无所适莫也。

无所察焉，百姓何避；无所求焉，百姓何应。

无避无应，则莫不用其情矣。

”

     这就是所谓”圣人皆孩之”的状态，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人们如果学得了如此知识，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而”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人们有无穷的欲望，再加上各种教育途径对各种知识的传播，更加重了人们的争斗，所以，就要”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窍弃利，盗贼无有”，即号召人们回到结绳而治的原始状态去，从根本上反对教育。

     初期的佛教并不完全反对教育，要不然释祖何以终生苦口婆心地劝化苍生？

但佛教所讲的教育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完全不同，它追求一种所谓的大智慧，与道教相同，号召人们回到真如本性；禅宗则进一步指出，一切佛教理论不过是一种”遮诠”，乃不得已而为之，要真正成佛，必须靠顿悟。

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显性成佛”，最终是反对所谓的教育，六祖惠能的成功，说明了世俗教育的无用，而且在悟道方面是有害的；《侠客行》的石中天之所以练就了旷世武功，也是因为本性醇厚，而且从无受过任何教育。

总而言之，道家与佛教都从根本上否定了教育的可能性。

      持可知论的人必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因为人的知识无非来自于传授与自悟，而随着知识的飞速发展，个体必然越来越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

《周易》属于”为学日益”的派别，强调创造，追求文明，鼓励人们在不断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所以，它提出君子人格与圣人人格。

在这些方面，与其他理论有很多共性。

                但不同的是，《周易》提出了一种大教育观，系统教育观。

它不但包含一般性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的教育，同时包含人性教育、宇宙大道的顿悟教育。

《易传》正是从”有情本体”出发，强调自然与人性的善性与生生性，而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个体保持善性，真正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也就是说，通过教育，个体达到与宇宙的契合，就必然符合专制的需要，因为在《易传》看来，专制制度本身正是宇宙的合理产物。

                       概括地讲，《易传》认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合理的教育，宇宙秩序、社会秩序都无法正常运转。

那么，教育的对象是谁？

《周易》从总体上是强调”学而知之”，因此必然要求人人都接受教育，但是因为个体基础与社会地位的不同，应该把教育的对象分为三类：

一般百姓（被统治者），君子，圣人。

                       因为”三才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对百姓的教育，应以初级的伦理、政治教育为主，使他们明白维护统治的必要性，然后附之以”神道”教育，使他们惧于各种威严，做专制统治的顺民，这就是愚民教育。

而对于君子，则完全不同，依照《易传》的基本观点，君子属于统治阶级的中间力量，而《周易》本身就是一部”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的著作，所以，它的重点是放在教育君子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使专制长治久安。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

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是以君子将以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易传》）

                       用现代语言来讲，《周易》是一部”宇宙百科全书”，君子受教育的基本内容都来源于此，从宇宙的演化规律到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自然到人类，只有对君子进行全面的教育，才能使他们真正担当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保证专制的长治久安。

                       圣人则有所不同，《易传》不承认”生而知之”，强调”学而知之”，所以圣人也是需要学习的，但圣人的学习不同于君子，君子的知识的获得，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教育而来，也就是说，通过老师的传授、通过对《周易》的学习和领悟，形成全面的知识（当然还有实践知识）。

圣人不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知识，而是通过”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实践过程而顿悟，从而获得有关宇宙、社会、人类发展规律的知识，并以此为经典来教育君子，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圣人不属于被教育者。

                       总而言之，《易传》的教育目标，是培养领悟三才之道、通晓治国安邦之术的君子，通过灌输形成因畏惧各种神威而愿做顺民的被统治者。

                       二 学校设置、教育理念与主要内容

                       学校的产生，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经济的发展，使得一部分人有可能脱离生产，专门从事教育；而国家机器的产生，也迫切需要教育机关培养官吏和知识分子；文字的产生、文明的积累，更使人类有了更为便利的学习工具和更丰富的学习内容，于是，学校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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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朝已有学校的传说，孟子讲，”夏曰校”，其它文献又说有”庠”、”序”这类学校的设置。

商朝时期，设立学校的条件已很成熟，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字和学习的工具。

孟子曰，”殷曰庠”，有的古籍称为”序”，夏朝时，”庠”与”序”是分开的，一是养老，一是习射，但此时合一，有的地方设”庠”，有的地方设”序”。

学生主要是学习关于祭祀、军事、乐舞和文字等知识技能，目的在于进行礼乐教育，在于”明君臣之义”、”明长幼之序”。

                       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又分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

大学乃天子所设，叫做”辟雍”。

这种辟雍是从商朝继承下来的，设在西郊，辟雍有水，天子可以泛舟，为了表示关心农业，天子每年都在辟雍举行大籍、大射，教师和贵族子弟都参加宫射，这也是一种教育活动。

除了辟雍以外，各诸侯国也可以设置大学，叫做泮宫。

这些大学都是贵族子弟入学之所，当时政教不分，明堂大祭成为成为政教的重要场所，辟雍也是明堂，是尊师、养老、教胄、献俘、郊射的地方。

                       周代学校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对象是贵族子弟，目的是为了培养统治阶级的后继人才，所以一般被统治者是没有权利和资格来到学校学习的。

但《周礼》”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的记载，说明了乡学是存在的，但这种乡学与贵族子弟的学校是完全不同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传授知识，而是为了奴化被统治者，或者说是一种变相的监管，否则难以解释春秋郑国的子产不毁乡校会招来强大的反对。

当时的知识都为统治者所垄断，即后世的所谓”学在官府”，官学的教师也就是政府的官吏，民间不可能有学术，私学也不可能产生，这种”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到春秋时期才被打破。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而孔子首倡”有教无类”，使私学真正产生。

                       《周易》中没有专门关于学校的论述，但它正是以这个时代为背景的，只有从这个大前提出发，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易传》的教育思想。

而且，《周易》的教育思想是一种大教育观、系统教育观，它绝不是仅仅为了传授特定的知识、培养特定的技能，而是以培养人的综合素质为目标，只不过，这种综合素质的主要内容与基点是不同于现代，现代教育是为了培养具备完全独立性、自主性、开放性、知识性的人才，《易传》的最终目的（教育理念）是为了培养符合专制统治需要的人才、奴才，它必然把政治素质放在首位，而把道德素质的培养放在第二位，知识技能的掌握则放在最后的地位。

但《易传》的高明之处在于：

它从没有赤裸裸的专制宣传，而是通过宇宙的”有情本体”的演化，产生所谓”尊卑有序”的社会与人类，从而巧妙地篡改了《易经》的平等观，把专制变成了”天经地义”、”宇宙之道”。

与此同时，《易传》又把自己定为囊括所有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万古不变的经典，是一切受教育者的最高范本，那么它所提出的教育观就是不变的真理。

下面我们研究一下《易传》教育内容思想。

（一）政治伦理教育。

《周易》一书把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转化为人格的培养，指出君子应该把积极接受教育和自觉教育结合起来，培养综合素质，造就高尚人格，为此，《周易》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和办法，本书的前部分我已做过充分论述。

但这部分的重点在于培养符合专制需要的人才，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所以，身为圣人的孔子，虽然竭力强调”立志、弘道”，但最终还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正是为了从根本上确立专制的理论基础；连号召”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孟子，虽然强调”民贵、君轻、社稷次之”，以至于被暴君朱元璋从圣庙把牌位扔走，但根本上也要求对专制的坚定支持。

古今中外，所有专制，都要求自己的教育必须为统治服务，而坚决反对任何民主性、批判性、平等性人才的培养，区别只在于有的直接，有的间接。

（二）智能教育。

所谓智能教育，也就是传授知识、培养技能的教育，《易传》非常重视智力教育，认为君子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才能够胜任治国安邦的重任，而圣人与一般君子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道德修养的差异，而是在于智慧的差异。

圣人可以参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一般君子则达不到这种境界，所以就必须认真学习各方面知识，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六艺”。

与此同时，《易传》还非常重视方法论的教育，”《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唯变所适”。

只有充分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才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更为重要的是，《易传》还强调实践教育的重要性，号召君子要像圣人一样参悟实践，所以，《易传》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反对纯粹培养书呆子型的人才，而要求培养文武双全的复合型人才，这种教育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初、中期，还起到正面的作用，但到了后期，由于对政治和伦理的绝对要求，这种思想被抛弃。

                       （三）乐教。

《周易》本身没有明确提出”乐教”这一概念，但后代儒家学者却从《易传》的有关思想出发，阐述了全面的乐教思想。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

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磨，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有天作，礼以地制”；”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矣，居鬼而从地。

故圣人作乐以配天，制礼以配地。

”乐的精神在和，礼的精神在序。

”先王之制礼乐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归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者，灭天理而穷人欲。

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心。

是故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

”（《乐记》）

                           具备和与序为仁义，而礼乐的教育最能使人具备仁与序，这是治国所必须的。

                       《孝经》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礼乐的最大作用不在个人修养，而在教化。

就正与教比较，基本在教；就礼乐比较，基本在乐。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是故志微焦杀之音而民思忧，繁文简节之音而民康乐，粗厉猛起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庄诚之音做而民肃敬，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乐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一防其奸。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一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乐记》）

                       在西方思想中，灵与肉、理智与情欲，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自古以来就成为争论的焦点，二元化的思维模式使得这两方面变成了天使与魔鬼，而《周易》为代表的思想却是要求达到中和。

所以，孔子要教化鲁，第一件大事就是”正乐”，因为，”乐至则无争”，这属于孔子所讲的”道之以德”的范畴，所以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

                       这种观点似是而非，把音乐当成如此重要的存在，有点小题大做，因为音乐从本质上讲只不过是一种感官享受，正如审美一样，美与不美，虽然有客观的基础，但从最终来看，主要是一种主观感受，是一种非常个体化的行为，音乐欣赏与审美的差异，虽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行为，但与个体的深层价值观有着本质的不同，绝不会有如此大的影响。

孔子所提出的”非礼勿听”使中国传统教育的音乐教育，最终变成了政治的附属物，君子可以”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但却不能听”靡靡之音”，更不能狂放，人类所具有的原始本能与冲动，那种”放浪形骸”的”酒神精神”，都在这种文质彬彬的专制框架内被彻底奴化，没有了原始的冲动，就没有了后天的创造性，就丧失了反抗性，这正是统治阶级所希望的。

但是这样做，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种情况是奴才是培养好了，但人才却没有了，当国家处于危难时，人人争做缩头乌龟；另一种情况是，长久的压抑必然导致更巨大的反抗，而且，在限制大部分人的同时，与此相伴的却是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

文明国家虽然也有许多严肃音乐（而且其档次比专制的更高），却从不限制个体的音乐欣赏，而且正是因为这种多元化的差异，释放了不同个体的本能与创造性。

                       （四）刑教。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在《易传》看来，仅仅依靠文明的手段，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对于那些冥顽不灵的反抗者，必须采取强硬的手段，但与法家的严刑峻法不同的是，它强调德治为先，刑治为辅。

而且，要”明罚敕法”，就是要将如何为犯法、如何量罪定性，让民众知道，这就必须对民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刑教。

                       刑教的目的有两方面：

一是让民众事先知晓，从而尽量避免冤狱，减少民众的怨恨之心，从正面以表面的公正来换取民众的拥戴。

而且《易传》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把统治阶级制定的刑法，变成一种天意，摆脱了法家的赤裸裸；一是为了威慑民众，让民众因为害怕严刑峻法而不敢以身试法，而且，冠之以”道德”的外衣，即使因犯法被处极刑也不怀恨，还要感激统治阶级的刑罚。

对此，《周礼》中有明确的论述：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位，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

”“州长，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

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以考其德行道义而劝之，以纠其恶而戒制之，若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

”“闾胥，各掌其闾之政令，凡春秋之祭祀时，聚众庶，既比，则读法。

”

                       但我们要注意，《易传》所倡导的”德主刑辅”的思想，并没有那么温文尔雅，”刑教”的目的也绝不是让被统治者来立法、监督执法，而是要通过”天”的旗帜，使法律变成一种”天意”，使被统治者从灵魂深处产生敬畏。

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严刑峻法来威慑被统治者，一般读者一定会有一种误解，认为只有法家才强调严刑峻法，而儒家是以礼为主。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儒家的德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装潢，荀子的”隆礼重法”说明了儒家并不反对严刑峻法，只不过反对法家的赤裸裸，千方百计地披上一层诱人的面纱。

汉宣帝在批评儿子的”纯用儒术”的无知时指出：

”汉家自有天下以来，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儒术。

”而且，只要认真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的法律就会发现，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制定的法律条文的残酷性，比法家占统治地位的秦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

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

”（《周礼》）”掌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凡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辜之；凡杀人者，弃诸市，肆之三日，刑盗于市。

”《周礼》中的刑罚如此残酷，墨、劓、宫、刖之类的肉刑，何来人道！

而够得上这样刑罚的罪名，居然有五百之多；同样是处死，花样之多（如磔刑、车裂、腰斩、大辟），时隔千年，读来还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刑法，是一种镇压，是一种无情的威慑力量，素来标榜仁义的儒家，在动用法律方面，何来心慈手软！

说到底，就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五）神道设教。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周易》是一种大教育观，重点在于政治教育，也就是教化，而教化的重点不是为了提高被统治者的文化素质，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控制被统治者。

这种教化分浅层次与深层次两种：

浅层次教化包括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深层次教化即是神道设教，包括占卜教育与祭祀教育，”观而不荐，有孚喁若，下观而化也，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

                       先看一下祭祀教育。

提到祭祀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宗教问题，本书的前面我已谈过《周易》与宗教的关系，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周易》产生的时代中国还没有任何系统的宗教思想，而且，《周易》所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本质上是反对宗教的，代商而立的周朝统治者，扛的大旗不是天命，而是”德”。

但问题在于，没有天命的支持，其统治的合法性何来？

以”德”为旗帜，被统治者以此为旗号来犯上作乱怎么办？

所以，周统治者不得不重新扛起了”天命”的大旗。

但是，周统治者又不想让宗教占统治地位，于是，《周易》就提出了”神道设教”的思想。

                       那么，中国文化为什么缺乏西方式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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