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历次宏观调控实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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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历次宏观调控实践
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历次宏观调控实践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一共经历了8次宏观调控实践，其中7次是反通胀的紧缩性调控、1次是反通缩的扩张性调控。
按时间顺序排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时期：
时间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1978－1981
行政和计划手段对经济进行整顿
1985－1986
紧的
紧的
1989－1990
紧缩
紧缩
1993－1997
适度从紧
适度从紧
1998－2003
积极
稳健
2004－2007
稳健
稳健
2008
稳健→积极
从紧→适度宽松
2009—
扩张
适度宽松
1、1979－1981年的宏观调控：
刹住“一拥而上”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社会迸发出极大的建设热情，各地出现一拥而上和宏观经济的过热情况，1978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1.7%，产品供不应求，投资出现过热现象，消费品价格上涨。
当时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突出表现在：
宏观经济运行增速迅猛、投资规模猛增、财政支出加大导致出现较严重财政赤字、盲目扩大进口导致外贸赤字，外汇储备迅速地接近于零。
1979年、1980年物价出现了明显上涨，其中1980年通胀达到6%，这就是第一轮的经济过热。
1979年3月，李先念、陈云就财经工作写信给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
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用3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
4月，召开了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用3年时间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然而，在1979年、1980年两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对调整的认识并不统一，贯彻执行不力，基建总规模并没有降下来，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后盲目上项目，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
为此，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经过1979年和1980年两年调整之后，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大调整。
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得以有效实施。
当时采取的主要调控措施有：
解放思想，搞好综合平衡；注意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严格控制新项目上马；加强物价管理，坚决制止乱涨价；扩大企业自主权，让企业办更多的事情。
国务院在1980年12月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对通货膨胀进行治理。
这些宏观调控措施抑制了总需求与通货膨胀，使1981年经济增长率很快回落到正常的水平，1981年GDP增速只有5.2%，比上年回落2.6个百分点。
2、1985－1986年的宏观调控：
抑制信贷、消费的急剧扩张和高通胀
1984－1985年宏观经济形势是：
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和改革向城市的推进，伴随着基建规模、社会消费需求、货币信贷投放急剧扩张的情况，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
1984年，中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即“拨改贷”。
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货币发行失控、工资奖金增长过快、社会消费需求膨胀的情况。
1984年GDP增长率达到15.2%，为建国以来最高，当年通货膨胀率高达9.3%。
为了抑制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高通胀，当时采取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全面进行信贷检查等一系列措施。
这期间，人民银行已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
1984年11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和大力组织货币回笼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
198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
同时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下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措施，包括：
1985年4月的《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通知》，1985年4月国务院批转人民银行《关于控制1985年贷款规模的若干规定》，7月国办的《关于加强银行金融信贷管理工作的通知》，10月《关于全面开展信贷检查的报告》。
但1985年这一年经济过热局面并没有控制住，许多地方和单位仍在盲目上项目、铺摊子。
为此，1986年3月通过的“七五”计划，分为前两年和后三年两个阶段。
前两年进行调整，着重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
然而，在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回落之后，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出现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
加之1986年时“七五”计划的第一年，各地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
在各种压力之下，原计划用3年时间进行调整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所以1986年进行的宏观调控过程中，扔潜伏着进一步引发新的过热的可能。
虽然1985年实施了“双紧”式宏观调控——实施紧的货币政策和紧的财政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宏观调控的思路开始形成，使得1986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8.8%，通货膨胀率下降到6.2%，经济形势有所缓和，但经济增速和物价涨幅仍然较高，经济再次膨胀和过热的风险并未根本消除。
3、1989－1990年的宏观调控：
治理整顿，实现经济“硬着陆”
从1979年到1988年，由于实行改革开放，长期被压抑的潜在生产力获得了解放，中国经济实现了近10年的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中积累的不协调、不平衡因素也越来越多。
1989到1990年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物价高峰，1988年投资率为37.4%；经济过热，经济增长率为11.3%；进口增加，外贸赤字为77.5亿美元。
加上1988年初，在大量商品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率客观还比较高的条件下，政府过早地作出决定，要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闯关”。
198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对极少数重要商品的价格继续由国家宏观控制，并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完全开放，由市场调节。
接着又放开了高价烟、酒的价格，市场销售价一举提高了好几倍甚至上十倍，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也上升到了两位数，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物价高峰。
而当时的银行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只有7.2%，商品价格指数与银行利率明显倒挂，很快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风潮。
与此同时，尽管当时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得到一定控制，但预算外投资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
伴随抢购风潮的是银行存款挤兑风潮，1988年8月中国第一次在建国以来发生储蓄存款净下降，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
其中定期减少27.8亿元，活期增加1.7亿元，1988年通货膨胀达到了18.8%。
在此情况下，中央紧急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坚决进行宏观调控，全面压缩需求，控制物价。
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用3年或者更长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
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宏观调控才得以有效实施。
历时3年的“治理整顿”，其中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主要集中于1988和1989年两年，调控措施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对物价的调控。
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明确提出1988年下半年不出台新的涨价措施，后又发布规定对加强物价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
二是加强信贷控制、提高银行储蓄利率。
1988年7月人民银行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严格信贷资金管理的通知》，将法定存款准备金从12%提高到13%，并从9月起开办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存款。
随后，9月1日和次年2月两次将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由6%提高到9.45%。
此外，政府还颁布了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基建规模、清理整顿各类公司、制定国家产业政策等各项调控措施。
由于这次经济失控的范围宽、来势猛、影响大，因而调控的步伐也就比较急，采取的措施与力度也比较大。
可以说基本上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进行“急刹车”，并采取强硬的宏观调控政策抑制总需求——坚持执行紧缩信贷的方针和紧缩的财政政策，从而迅速地抑制了增长和通货膨胀，仅仅经过不到1年时间，经济就重新达到了基本平衡，经济实现了“硬着陆”。
中国经济在1989年、1990年陷入了低迷时期，经济增速分别只有4.1%和3.8%，1990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率急剧下降到2.1%，建国后第一次真正出现了买方市场和生产能力过剩。
本次宏观调控的措施效果虽然非常明显，但是由于此次调控“一刀切”的现象比较普遍，刹车过猛，因而存在着某些不足：
宏观调控不够适时和适度，即动手调控的时间偏晚，力度偏大。
4、1993－1997年的宏观调控：
抑制投资和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
1992年1月、2月，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国大地带来了一股春风，经济开始迅速高涨起来，1992年上半年GDP增长10.6%，结束了1991年的平稳增长，步入高速增长时期。
当年GDP增长率达到14.2%，CPI从上年的3.4%提高到6.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44.4%，实际利用外资增长62.7%。
到1993年，全国出现了几千个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近1倍。
当时的经济出现了“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现象，经济又出现了明显过热。
通货膨胀率在1993年和1994年达到13.2%和21.7%，成为物价上涨的第四个高峰。
1993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十六条措施，正式开始了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
这次调控主要是运用信贷、税收等经济办法，将经济过热的局面缓缓扭转过来。
重点虽然还是控制基建投资，但主要不是直接压缩投资和具体项目，而是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规模和开征高额的投资方向调节税。
在此前提，具体压什么、压多少，主要由各部门、各地方自行决策，以达到既压缩建设规模、又提高建设效果的双重目的。
这期间，财政、货币政策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政策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货币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
经过近3年的努力，1996年终于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经济基本上恢复了平衡，而且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大幅度下滑，经济增长幅度回落到9.6%，通货膨胀率降到6.1%。
1997年进一步巩固“软着陆”的成果，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此次宏观调控显然比前一次更成功，但也有所不足，虽然较好地做到了适时、适度，但没有做到适可而止，调控的时间拖长了一些。
从当时经济的总体形势看，到1995年下半年，调控实际已基本到位了。
从1996年开始，理应适当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松，增加一些基本建设投资，以扩大就业和适当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但当时并没有作这样的调整，而是继续从紧。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外贸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加上国内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涝灾害，使经济存在振荡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险，市场销售不畅进一步加剧，经济开始从过去的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物价指数绝对下降。
一直到2003年，物价指数才从绝对下降转为基本持平。
5、1998－2003年的宏观调控：
治理通货紧缩，扩大内需
1997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从1998年开始，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国内供求关系逐步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通货紧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成为主要矛盾。
1998年CPI首次为负，达到-0.8%，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第一次经历通货紧缩。
因而宏观调控政策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1998年开始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刺激内需。
1998年到2003年共发行了9100亿建设国债。
1998年1月1日央行取消了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1998年3月又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下从13%降到了8%，1999年再次下调到6%。
同时，从1998年到1999年三次扩大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8年到2002年间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1999年9月开征利息税，消费政策方面变限制消费为鼓励消费。
2002年，中央明确提出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过5年多的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内需开始启动，中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通货紧缩。
这期间，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经济开始更多的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进入2003年，伴随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中国经济在消费升级、世界工厂、城镇化进程加快、政府换届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面爆发，走出通货紧缩，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本次宏观调控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样的政策组合在通货紧缩，经济景气度较低的情况下，保证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平稳较高的水平。
6、2004－2007年的宏观调控：
“双稳健”，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
2003、2004年经济高速增长，分别达到10%和10.1%；消费物价涨幅为1.2%和3.9%。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信贷规模增长偏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煤电油运等资源瓶颈日益紧张的经济过热迹象；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不断升温，大量国际热钱不断流入，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大，并助推了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产泡沫。
2004年年初，国务院明确提出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行“有保有压”的政策来抑制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的盲目扩张，通过管住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来抑制经济过热、投资过热。
人民银行于2004年3月宣布提高再贷款利率并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4月上调准备金利率0.5个百分点，10月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允许贷款利率打开上限。
随着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和房地产泡沫的愈演愈烈，2005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控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2005年3月人民银行宣布调整商业银行住房信贷政策，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提高按揭贷款首付比例。
7月人民银行上调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2%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并出台一系列改革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相关政策及措施。
2005年，中央提出“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
200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007年，中共十七大将“经济增长方式”改称为“经济发展方式”，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三个转变”。
2007年，货币政策综合运用汇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定向票据等手段，加强本外币政策的协调和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在稳健中略显紧缩。
本次宏观调控政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货币政策尤其是公开市场操作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本次宏观调控逐步取得明显成效，信贷和投资增速逐步减缓，物价涨幅也高位回落。
但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煤电油运紧张状况尚未有效缓解等问题。
本次宏观调控政府实施“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既不盲目放松调控力度，也不轻易紧缩调控力度，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
在时机上，本次宏观调控动手比较早，仅仅在出现了经济局部过热、尚未形成全面过热的情况下就开始了。
力度比较适中，即使对重点调控领域也没有采取“一刀切”、“急刹车”的办法一律加以控制，而是“有保有压”，区别不同情况加以不同对待。
措施范围也比较适当，不是不加区别地全面收紧，而是主要把住把好土地和资金供应两个重要“闸门”。
特别是对调控延续的时间的掌握比较准确，即在形势基本稳定下来以后，就在内部明确“宏观调控已经基本到位，一般可以不再采取激烈的措施了。
”可以说，本次宏观调控的效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好，基本上做到了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从而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7、2008年的宏观调控：
由“双防”到“一保一控”，从“稳健”转为“积极”，“从紧”转为“适度宽松”
2007年夏美国次贷危机暴发，由其引发了历史上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
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同时，2007年中国国内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8%，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3.5%，物价上涨压力很大，全年涨幅达到4.8%。
解决过热和通胀趋势，成为中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任务。
在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12字方针。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作出总体部署：
在总的要求上，由2006年的“又好又快”进一步明确为“稳中求进”、“好字优先”；在宏观经济政策上，重点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胀”（即“双防”）；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将货币政策由“稳健”转变为“从紧”。
这是中国10年来首次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至此，已实施10年的“稳健”货币政策行将结束。
2008年年中，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进一步扩散，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
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开始有所显现，国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更加凸显：
物价出现大幅攀升，通货膨胀加剧，据统计，2008年上半年CPI上涨7.9%，PPI同比上涨7.6%，出口增速则回落5.7%。
依据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综合分析判断，2008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即“一保一控”）作为下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
由“双防”到“一保一控”，这是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一次重大调整。
这次调整，把解决国内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与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危机的措施结合起来，避免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为进一步应对危机的严重冲击打下了基础。
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发展为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实体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
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日益显现，2008年第三季度中国的GDP增长率只有9%，经济明显放缓。
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长趋缓和就业形势严峻的双重压力。
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冷静分析和准确判断，2008年10月，中央决定再次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果断地把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上来，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即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求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举措。
这是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二次重大调整。
2008年9月中下旬，人民银行开始分别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旨在增加市场流动性。
10月后，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组合拳”频频推出，其中力度最大、最为国内外关注的是“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采取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包括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等。
这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特点充分体现着更重视民生，渗透着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
2008年里，在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尚未显现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一再强调树立忧患意识、做好应对危机的预案，为中国应对危机的严重冲击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
中央政府灵活果断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及时采取一系列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举措，充分显示了积极应对危机严峻挑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复杂局面的能力。
宏观经济政策的两次重大调整，两者比较，第一次调整是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上的调整，着力点在于解决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第二次调整则是宏观调控的方向和政策重点上的调整，着力点转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总之，2008年的宏观调控措施保证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大局的稳定。
8、2009年的宏观调控：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
2009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
虽然由于一系列应对举措的迅速实施，中国国内经济运行开始出现某些积极迹象，但总体来说，实体经济受危机的冲击仍很严重，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仍在明显加大。
早在2008年11月底，基于对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将更加明显的形势判断，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宏观政策基调确定为“保增长、扩内需”。
2008年12月上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保增长”的目标，提出：
2009年经济工作要以“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为主要任务，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8%左右。
2009年的前几个月，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中国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对应对举措进行配套和完善，逐步形成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应对方案，被称之为“一揽子计划”。
主要包含着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
一是大规模的政府投入和结构性减税（除4万亿投资计划外，减税计划主要是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出台中小企业、房地产交易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取消和停止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二是大范围的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涉及十大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行业）；三是大力度的科技支撑（计划在两年内投入1000亿，加快推进科技专项规划）；四是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失业保险金、提高城乡低保及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
这一计划具有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的特点，既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应急之举，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长远之策。
它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始终坚持的把应对危机与中国经济转型、长远发展相结合这一重要思想。
此后，“一揽子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充实、完善。
到2009年年中，“一揽子计划”的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增多，企稳向好的势头日趋明显。
由此，自2008年年末以来，凭借“一揽子计划”刺激方案，中国经济在全球各国中率先复苏。
宏观经济政策在保增长取得显著成效后，中国正在谨慎地将长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短期刺激计划相结合起来。
经济刺激计划是“危机管理”的成功，接下来，中国经济将从“救急”转向“调养”阶段。
为此，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会议为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定下基调：
在中国经济企稳向好之际，2010年经济增长将重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
从2009年“保增长”为首要任务，到2010年“促转变”为发展重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调整，凸显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力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根据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更注重质量、更加注重结构调整，而不只是注重速度，这是2009、2010年经济增长最大的不同之处。
由于2009年经济形势的特殊性，使投资增幅达到了历史高位，2010年的任务发生了变化，追求“稳中发展”，加大了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
“调结构、促消费”是2010年中国经济两大主题。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总体成效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方面采取的一些重要调控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认真梳理和总结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实践历程和经验，对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继续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
实践证明了，宏观调控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才能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
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经常出现大起大落，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
每次宏观调控都是在经济过热到难以为继时，才不得不被动地进行治理。
因此，每次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治”过热。
而近年来，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在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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