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进展三种国际期刊新近载文概况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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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进展三种国际期刊新近载文概况一
高等教育的进展：
三种国际期刊新近载文概况
（一）
作者：
李碧虹
来源：
《创新与创业教育》2020年第4期
[收稿日期]2020-06-09；[修回日期]2020-07-14
[作者简介]李碧虹，湖南长沙人，主要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联系邮箱：
libihong2011@
高等教育的进展：
三种国际期刊新近载文概况
（一）
李碧虹
[摘要]高等教育领域中影响因子高于2的三种SSCI期刊：
《高等教育》（HigherEducation，3.005，荷兰）、《高等教育研究》（StudiesinHigherEducation，2.85，英国）、《高等教育杂志》（TheJournalofHigherEducation，2.508，美国），在2020年第三期和第四期中，刊载的31篇论文涉及高等教育国际化、课程与教学、学者、学生、管理与评估等五类主题，运用了知情人访谈、生活史访谈、专题小组讨论、文化脚本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以及倾向得分匹配、多重对应分析、序列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讨论了世界性资本、基于数字游戏的学习、边界跨越者、边缘空间、个体化冲突、自我能力否定倾向、元排名等一系列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前沿问题。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前沿；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93X（2020）04?
?
在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研究的同行们在探讨些什么议题？
采用了哪些研究方法？
笔者跟踪高等教育领域中影响因子高于2的三种SSCI期刊即《高等教育》（HigherEducation，3.005，Holland）、《高等教育研究》（StudiesinHigherEducation，2.85，England）、《高等教育杂志》（TheJournalofHigherEducation，2.508，USA），以期探究其研究的前沿问题。
前两种期刊无论在刊发议题还是编审队伍上都颇具国际性特征，与之对应的是，《高等教育杂志》研究的是美国本土高等教育领域的问题，偏具区域性。
不同研究视野的期刊刊发的议题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参考。
三种期刊在2020年新近两期（第三期和第四期）刊发论文共31篇，涉及的主题可分为高等教育国际化、课程与教学、学者、学生、管理与评估五类。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
全球高等教育从21世纪以来面临着一个共同趋势：
国际化。
《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研究》共有7篇论文以此为主题。
在国际化进程中，世界各地高等教育机构间的交流合作频繁，国际合作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机遇，还有风险。
就卫生领域而言，原本以互利互惠为宗旨的合作，却长期存在不平等现象。
为分析全球卫生合作伙伴对校际互惠的实现，发表于《高等教育》的论文《全球卫生伙伴关系中的校际互惠》[1]，以来自四所东非大学的百余国际伙伴的192名参与者为样本，开展知情人访谈（keyinformantinterviews）和专题小组讨论（focusgroupdiscussions），并基于国际关系与社会学的互惠理论进行分析。
就一系列互惠交流进行考察之后发现，全球校际卫生伙伴在组织能力和绩效方面常常表现得参差不齐，互惠面临着合作伙伴不对称、观点和侧重点不同、资金条件差等带来的挑战。
相比经济利益，在互惠的实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是个人的价值观、组织的结构、伙伴关系的指导原则。
研究提出的改善策略包括：
坚持等价原则或偏向资源较少伙伴、就合作产出进行跟踪以衡量对等性质、更为严格的审查和评估。
通过国际流动性和“本土”国际化课程，高等教育国际化为学生带来了一种“世界性资本”（cosmopolitancapital），即通过跨国流动或接触国际性环境而获得的文化、语言、社会和制度化资产的组合。
发表于《高等教育》的论文《国际高等教育中的社会（再）生产策略：
以瑞士酒店管理学校为例》研究的就是这种世界性资本[2]。
论文选取具有高度国际化特征的瑞士酒店管理学校，以三百多名学生为样本，探索了学生世界性资本的配置，以及这些配置与社会背景的关系。
具体地，研究就世界性资本的三个维度进行了多重对应分析，运用聚类分析法确定五类世界性资本配置，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学生家庭的社会特征。
研究结果显示了世界性资本积累、转化和合法化的各种策略，表明强世界性资本已构成中上层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潜力。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论题自然少不了国际比较研究。
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论文《澳大利亚和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国际化的比较研究（2008—2015年）》发表于《高等教育研
究》[3]。
该报告比较分析了中澳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识别并梳理出三类政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宏观层面（国家）的总体元政策、中观层面（大学）的机构聚焦政策和微观层面（个人）的人员聚焦政策。
该研究发现了中、澳两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以不同方式回应全球化趋势，反映出两国政策的民族特色，也揭示了调节全球压力的方式具有路径依赖性。
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因此，不同国家、地区该主题的研究描绘出各有风格的画面。
《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评估伊拉斯谟学习流动对西班牙应届毕业生的薪资和就业的影响》[4]涉及的是欧盟的国际学生交换项目：
伊拉斯谟学习计划。
论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scorematching），以使收集数据时减少偏向性，将学生交换项目的参与者与非参与者在能力、社会经济背景或研究领域等方面的差异都考虑在内。
通过对两项毕业生调查的分析发现：
从中期来看，伊拉斯谟计划对应届毕业生的前景有积极的影响，在收入上，参与交换项目的毕业生工资比同龄人高出一成。
《高等教育》有两篇关于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论文都采用了基于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
《走向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国际化类型：
日本大学青年国际教师研究》[5]一文，基于对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停留于数量维度的反思，以国际青年教师为研究对象，借鉴移民研究的思想，对来自日本各个学科和机构的国际青年教师的经历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国际青年教师对自己在国际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感到失望，在国际交流中有各种障碍阻止他们参加学术主流活动。
这样的经历表明了该群体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同化和被边缘化。
该研究引入创新“行动者中心”理念，提出了“整合”的国际化类型，这是国际学者和本地学者的双向调适的选择。
另一篇《日本的公共物品和留学生接收》[6]描绘和分析的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公共物品的认知，重点关注日本校园对来日留学生的接受程度。
研究发现，日本大学的国际化并非以市场需求为主要动机，而是表现出强烈的非商业化特征。
研究表明，如果政府、学界、产业界等利益相关者能从国情出发，共同认同公共物品的核心价值，对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地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还涉及世界体系理论，其核心为“中心?
半边缘?
边缘”世界经济结构。
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解释国际学者在半边缘国家中的作用：
来自斯洛伐克的证据》[7]，该研究的地域代表斯洛伐克就是全球知识生产系统中半边缘国家的代表：
在全球知识体系中介于中心和边缘并兼具二者性质和特征。
论文以斯洛伐克高校雇员登记册为数据来源并进行多变量分析，通过对国际学者的人口统计学分析创设了国际学者这个异质群体，探索了当地高等教育机构聘用国际学者的动机，揭示了机构特征对国际学者比例的影响。
研究结果证实了论文的理论假设：
学校聘任国际学者主要是为合格劳动力短缺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而出生于国外不应被视为是学术优秀的标志。
二、课程与教学
三种期刊中有4篇论文以课程教学为主题。
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指导下，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SCL）在各国高校的教学领域广为流传，而且成了推动当今教育政策和实践的重要力量。
这时，另一种基于电子技术发展而来的事物也走进了教育研究者的视野：
基于数字游戏的学习（DGBL）。
SCL与DGBL结合起来是教学方法的创新，在实践中效果如何呢？
论文《以学生为中心的数字游戏式学习：
概念框架和现状调查》[8]发表于《高等教育》，基于2007年以来对现有相关文献的系统回顾和分析发现，在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学习原则时，大部分游戏和干预措施都利用的是单人游戏体验，而多人参与游戏、相互尊重等社会性领域尚未受到充足关注，因此随着新技术进入教育领域，必须对包括游戏在内的新媒体进行研究和调整。
论文认为未来研究可以围绕多人游戏的设计效果、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在数字游戏化学习中角色的界定，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领域一直在开展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实践，即所谓研究性教学。
在大量既有研究指向本科生教学时，学者们开始思考：
研究生教学具备的“研究”性质，不是很值得探讨吗？
于是，《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研究性教学的现象学研究：
硕士生角度》[9]，就商学院管理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经历，探讨了研究性教学在硕士教学中的实现。
研究提炼出研究性教学的五种角色：
传播者?
学生传播研究信号；探究者?
强调探究方法；催化者?
强调教学影响；代理者?
关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探路者?
让学生参与到改变思考方式的终身旅程中。
这一研究结果丰富了研究性教学的功能，有助于学界对终生学习、有效教学等热点议题的持续探索。
入读大学对大学生来说意味着面对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因为大学不再只是传授已有知识的机构，教学常常伴随着知识的创新。
《高等教育早起步：
过渡性干预对互动、归属感和学习成绩的影响》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10]，该论文探讨了大学预备课程作为过渡性干预，对师生互动、同伴互动、归属感、学习成绩有哪些影响。
这项准实验研究的对象是58名参加一个大学预备课程的新生，课程宗旨是促进学生改变有效学习的观念，以此增加学生间的高质量互动以增加其归属感进而提高其学习成绩。
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课程的学生增强了师生、同伴互动，以及与非正式同伴的互动，包括第一年累计GPA在内的学习成绩提高。
因此，大学预备课程为学生迈入高等教育提供了开端。
这一期《高等教育杂志》的教学议题讨论的是STEM教学改革，该议题被美国高等教育高度关注。
论文《从关键的边界跨越者理解多机构STEM改革网络的影响》[11]研究的是推进STEM改革的组织网络。
在此先理清两个词：
一是“边界跨越者”，源于美国哈佛大学组织理论家迈克尔·图什曼（MichaelL.Tushman）所提出的“边界跨越”[12]，主要是指创新系统中将组织内部网络与外部信息源联系起来的个人。
二是“多机构STEM改革网络”，这是美国本科STEM教育一种应对挑战的常见方式，被认为是有效的改革机制，但尚缺乏研究证明。
文中的改革网络以研究、教学和学习一体化中心（CIRTL）为案例，CIRTL通过培养未来的师资队伍来推进本科STEM教育，是一个由38所大学组成的机构。
该研究采用质性网络地图和半结构化访谈方法，就他们的组织间、组织内边界跨越行为进行调查分析。
研究发现，这些机构代表们致力于对机构支持行动的发现、扩散、转化和获取，以加强和扩展当地的CIRTL项目。
这表明边界跨越行为有助于中学后STEM教育的发展。
三、学者
学术职业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这三种期刊有6篇论文以此为主题。
学术界因应答不断变化的学术环境而具有动态特征，但专业群体因其专业又具有连续性特点。
发表于《高等教育》的《学术职业的变化性和连续性：
以芬兰大学为实地考察场域》探讨了学术职业两个冲突的特征：
变化性和连续性[13]。
这项质性分析通过对芬兰大学高、中层管理人员的半结构访谈，基于埃维茨（Events）的“职业价值观的变化性和延续性”理论框架，就学术职业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一直深受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等全球管理趋势影响的学术职业，是专业与组织机构的混合，与专业和组织相关的价值观和实践随着时代发展既变化着，又具有连续性——专业内部有要求平等、透明、效率、控制力等，有内心召唤、工作能力和文化、学科差异、声望、竞争、学术等的连续性；组织有权力向上集中、流程标准化、专业化人力资源管理等的变化，有教授权力、大学作为组织框架的连续性等。
这两个方面同时发生，混合又存在矛盾。
因此，大学要想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就必须兼具良好的管理和优秀的专业。
科研人员在学术职业的初期阶段常常需要一个有经验的指导者，即学术导师。
《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成功的学术导师：
是老师，赞助者还是合作者？
》[14]研究的这种学术导师的角色问题，旨在回答：
要最优促进被指导者的职业生涯，导师应该扮演哪种角色，是教师、赞助者还是合作者？
论文通过德国监测门户网站、监测平台研究人员的调查、80名德语区商业和经济学参与者的简历来收集数据，就导师的不同角色与被指导者学术生涯成功与否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将学术导师视为扩展社交网络的赞助人时，被指导者最为成功，这尤其体现在他们同时将导师视为教师的时候。
而如果导师不是学术顾问，与导师合作开展项目研究却对被指导者以后的职业成就有负面影响。
针对女性学者，《高等教育研究》刊发的论文《自我能力否定倾向与动机：
高等教育中的女性》[15]探讨的是女性学者自我能力否定倾向（Impostorphenomenon，简称IP）。
论文采用四个量表，在线调查了全球众多机构的一千余名女性研究生、大学教师和管理者，分析女性学者中自我能力否定倾向的普遍水平和程度，以及IP与动机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IP普遍存在于不同学术水平的女性学者中，将成功归因于自我和家庭的女性学者IP较低，将失败归因于自我则IP较高，IP较高者认为其学术工作成本较高、内在价值较低，IP的增加伴随着自主性、能力和学术关联性的下降。
研究据此讨论了对新入职学者的支持，以及制度和文化的变迁。
在学术生活中，有一个展现自己的载体被常常用于申请学校、申请工作：
个人履历（CV）。
《象征学术生活性质变化的个人履历：
表现力、声望和自我介绍》[16]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该论文认为既往文献多以访谈和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讨论表现力对学术生活的影响，于是选择了以个人履历来考察历史进展中不断变化的学术生活。
这项探索性研究基于英国三代学者的简历，来分析学术界的“自我介绍”是如何演进的。
研究发现，个人履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于学术领域，起先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学术经历的一种记录，但后继者的个人履历却越来越像个人的营销工具，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自我称赞的语言，证明自己的学识具有影响力，而发表成果的方式则转向期刊论文。
这些趋势似乎与表现力的影响有关，与当代人对学术声誉的理解有关。
关于博士教育的研究有多种角度。
《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博士仪式与边缘空间：
南非和澳大利亚的无博士学位学者》[17]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现象：
诸多大学的学者没有博士学位。
这项质性研究运用访谈法分析学者的职业困境，样本是南非和澳大利亚三所研究型大学的15名讲师及博士生，均未获博士学位。
研究发现，学者们似乎处于横向和纵向交织的边缘空间：
非博士和博士后身份之间的纵向轨迹、教职员和学生身份之间的横向轨迹。
边缘性受到年龄、性别、种族、民族、族裔、与上司关系、时间和地点等相互关联的动态因素的影响。
如果个人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纵向和横向的边缘性都是短暂的，但如果放弃学业，两种边缘性将成为永久特征。
集体谈判制度从20世纪60年代进入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以来，在维护高校教师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高等教育杂志》的论文《重视高校教师的工作条件：
兼职教师，商讨一种师资型质量观》[18]研究的是集体谈判制度下兼职教师的权益问题，论文立足于教育质量，即通过重视教师工作条件来关注大学的教育质量。
研究对涉及学术雇员工作条件的254份集体谈判协议的条款进行分析，探讨专业权利与管理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平衡，兼职教师获取相关工作条件的情况，以及合同对教育质量的体现。
研究发现，目前兼职教师的权利或话语权有所提高，在质量相关工作条件上与全职教师享有一定的平等，一些合同也明确提到了保证教育质量或享受公共福利。
但管理层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不提供相关条件，而且兼职教师获取条件的机会也相对较少。
论文认为，可以将教育质量作为改善兼职教师工作环境的参考。
四、学生
《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杂志》有5篇论文讨论的是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读大学的经历对学生的未来有着深刻影响。
《高等教育杂志》的论文《成年早期的大学轨迹：
运用序列分析法的研究》[19]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
高等教育有着多样化的途径，这是否也促成了学生不一样的未来？
研究运用序列分析法，基于来自全国范围的数据分析了成年早期和中期人群读大学的情况。
通过对序列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发现了四个潜在的大学毕业生群体：
边缘学生、快速完成者、终身学习者和延迟完成者。
快速完成者尽管也有明显非标准的做法，但他们最接近于“正常”读大学的状态。
在就业、婚姻和家庭等角色的转型方面，迅速完成学业的人最有特色，就业和家庭轨迹最统一。
其他群组则倾向于就业和家庭轨迹不统一、转型早，但比从未上过大学的人更统一，转型较晚。
研究结果表明，毕业生在大学毕业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再现了高等教育路径的非标准化特征。
意识形态对大学生的教育生活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个体化冲突：
意识形态如何使高校运动员在教育中妥协》[20]以运动员为例，探讨了个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大学生教育理想的影响。
通过对47位美国大学运动员的生活史进行研究，发现新自由主义的大学制度培养了学生的个体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促使学生运动员在遇到冲突时，会将其进行内化，即改变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外化来改变制度。
这导致运动员们最终通过妥协自己的教育理想来缓解冲突，而原来冲突着的制度被维持下来，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变革。
研究认为未来的改革平台必须包括广泛的体制改革，同时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
高等教育的研究对象中不会缺失特定群体，这是教育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
《残障与高等教育：
以结构式专题小组讨论技术，评估两所意大利大学的学生能力》[21]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是以残障学生群体为对象的一项探索。
研究选择了帕多瓦、都灵两所拥有服务残障学生传统的意大利大学，运用森（Sen）和努斯鲍姆（Nussbaum）的能力要素法（capabilityapproach），以结构式专题小组讨论为技术路径，分析了50名不同残障类型大学生的经历。
研究归纳出学术生活的9个维度，并对残障学生学术生活能力进行评估。
研究表明，在校园为学术生活所提供的福祉中，尊重、校内外往返、教育设施的可用性等都有待改善。
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教学是最关键的影响维度，此外残障类型和环境因素也影响颇深。
《高等教育杂志》的论文《教给规则而非改变规则：
两个低收入第一代学生支持计划中的大学执行者》[22]聚焦于低收入、第一代大学生（LIFG），第一代是指父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选取一所公立大学的两个LIFG学生支持项目，通过深度访谈和观察法对执行者们进行调查并分析LIFG学生完成大学学业所面临的障碍。
研究发现，项目中的工作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深刻了解LIFG学生在掌握学术规则时面临的障碍，六种常见的成功障碍包括三种结构性障碍和三种个体性障碍，但支持项目只能努力缓解个体性障碍。
解决方案的片面性反映出教职员工和管理者在学术领域的现状：
缺乏足够的社会、经济资本在大学内部进行结构性的变革，无力改变不公平的游戏规则。
论文提出了支持LIFG学生成功的方法以及制度变革的建议。
发表于《高等教育杂志》的《蓝灯与胡椒喷雾：
大学顺性别女性对校园安全的看法及“陌生人危险”迷思的影响》[23]关注的是女性的校园安全，其中蓝灯代指报警灯箱，胡椒喷雾代指防狼工具，顺性别指性别认同、性别表达与出生时生理性别一致。
该研究通过对一个由32名顺性别女性组成的专题小组进行案例调查，并对校园报纸、网站的文件进行分析，发现在校园中，有关安全和性暴力的信息是多重的，而又相互冲突，大学女性有多种方法正确应对，尽管统计显示大多数性暴力发生在认识的人之间，但她们仍采取了“陌生人危险”的安全策略。
五、管理与评估
管理与评估的涉及面较广，三种期刊共有9篇论文分别探讨了大学发展、学术组织管理、评估与排名、招生与就业等方面的问题。
（一）大学发展
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实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并取得了相关成就，也涌现了大量研究。
发表于《高等教育》的论文《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竞争：
文化脚本分析》[24]是一篇中美作者合作的研究成果，考察的是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行业和制度层面，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是如何提出的。
研究采用“文化脚本”的分析方法，解读和分析大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政策，以及对这些政策的制度性回应，其中探索了儒家价值观和党史的交叉点、批判性地分析了在全世界尤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新自由主义的作用、研究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功利主义特征等。
论文通过文化评价将中国主流文化认知与西方对高等教育的理解进行对比，不仅评估了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崛起及其整体影响，而且为大学排名等看似全球同质的现象提供了分析思路。
质量是当今高等教育机构关注的热点，学界对质量文化的关注日益增加。
《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质量文化清单：
衡量高等教育优质文化的综合方法》[25]旨在超越对质量文化的描述，实现可操作的实证研究。
研究开发了一种“质量文化清单”（QCI），以一种综合方法实现了高校质量文化的：
其一是六个维度QCI的开发，以及实证验证；其二是报告了QCI各维度和几个结果变量（如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运用质量文化清单，高等院校可以根据自身数据来评估其质量文化的现状，并制定有针对性的质量改进策略。
（二）学术组织管理
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品牌信任、机构承诺及其对学生忠诚度的影响：
印度高等教育的证据》一文[26]探索的问题是：
在高等教育过度服务供给的状况下如何培养学生的忠诚度。
研究以印度的高等教育为例，就品牌信任对学生忠诚度的影响，以及机构承诺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品牌信任有可靠性、可信度、仁爱和诚信四个维度。
结果表明，可靠性是忠诚度最直接的决定因素，其次为诚信，而仁爱只有在机构承诺明显的情况下才影响忠诚度。
研究表明，对于高等教育机构的高层管理者、行政人员来说，建立学生忠诚度需要特别强调各信任要素的影响，在充分的机构承诺下提供有效服务，以此建立起信任，是建立学生忠诚度、降低教育获取成本的唯一途径。
研究团队是知识生产的基本单元，不同环境下的研究团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种特征与环境有怎样的相互联系？
《高等教育》刊发的论文《制度视角转型：
组织、国家背景下研究团队的轮廓及嵌入性》[27]采用访谈法，就纳米科学研究团队进行跨案例比较，分析了大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中心和公司几种类型的11个研究团队，它们分别位于南欧、中欧、北欧三个规模较小而技术先进的欧盟国家。
不同国家、不同组织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多元环境。
研究发现，无论是国家背景还是组织背景，都不是研究团队特征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说明研究团队并非被动适应环境。
取而代之的是，自我感知对研究团队的轮廓具有决定性影响，研究团队通过选择合作者或构建自己的经营领域来积极构建其运行环境。
该论文有助于组织分化的理论研究，同时为有关组织及其分支如何在不同环境下运作提供了实践思路。
（三）大学评估和排名
葡萄牙的大学正在实施评估实践的创新：
学生参与评估。
《葡萄牙大学生的评估观念：
为成就负责》发表于《高等教育》[28]，验证了学生对评估的看法。
论文样本为来自葡萄牙五所公立大学的5549名学生，研究量表为葡萄牙版的学生评估观念（SCoA-VI）清单，此前该清单在巴西通过验证。
验证性因子分析回收了巴西报道的八个SCoA因子：
预测学生未来，评价学校质量，支持学生学习改善，支持教学改善，不好、被忽视、个人喜欢、支持积极的班级环境等，其平均得分在机构和学生维度上均无明显差异。
研究发现，学生总体上倾向于认同“改善”因素，不认同“被忽视”，而对其他因素的看法相对中性，积极运用评估来改善学习的学生则通常学习成绩较好。
科研的绩效评估与研究经费挂钩，是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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