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伯克利北大校长范文模板 14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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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北大校长
篇一：
50位名家论大学
50位名家论大学
1、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
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在那里对任何一切既不侵犯也不屈服。
约翰·纽曼，19世纪中叶任爱尔兰都柏林新天主教大学校长，1873年出版《大学的理念》成为西方教育学最为经典的文献。
2、大学不仅是传统的教育机构，而且是科学研究的中心。
它总是把科学当作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来看待，它因此也总是处于研究探索之中。
洪堡，德国现代大学之父，1809年受命改革普鲁士的教育体制。
3、大学把学生培养成有知识、能工作的公民，它进行科学研究，发展创造新文化新知识，传播知识给广大民众，使之能用这些知识解决经济、生产、社会、政治及生活方面的问题。
范·海斯，1904-1918年任威斯康辛大学校长，曾提出了对世界高校发展颇具影响的“威斯康辛思想”。
4、大学不在训练人力（manpower），而在培育“人之独立性”（manhood）。
大学教育在知识以外，更应重视德性的问题。
赫钦斯，被誉为“20世纪最具人文情怀的大学校长”。
1929年起担任芝加哥大学长期间，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措施。
5、大学是全心全意献身于发展知识，解决各种问题和培养人才，并尽量努力向高水平看齐的特殊组织，是一个学人的乐园。
它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作出反应。
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社会想要的（wants），而是社会需要的（needs）。
弗兰克斯纳，美国著名教育家，1930年创建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中心。
6、现代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有若干个灵魂目标、权力中心、社群、若干种职能、为若干种顾客服务等等。
整个大学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职能网络，社会在变化，培养、教学、科研、服务等职能也因之变化。
克拉克·克尔，20世纪中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
他提出的“多元化巨型大学观”更为现代大学的转型奠定了基础，被称为当代高等教育转型的设计师。
7、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1916年至191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20世纪初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创立者。
8、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大学实行通才教育，主张健全人格，
由教授治校，有学术自由探讨的风气。
梅贻琦，1931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带领清华走过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同蔡元培同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家。
9、大学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承担社会责任，转移社会风气，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思考解决重大问题、复杂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专家。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编有《大学精神》一书。
10、大学之所以称为大学，关键在于它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
大学的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严谨求实的文化，是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文化，是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是大度包容的文化，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文化。
杨福家，复旦大学前校长，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首位英国大学华人校长。
11、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
（出自《大学》）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也。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
朱熹，南宋思想家，程朱理学集大成者。
12、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以专业知识外，还应让学生拥有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有热情的心。
冯友兰，中国当代哲学家，著有《中国哲学简史》，是了解中国哲学的首选读本。
13、高等教育学习的目的不在实用，而是为了锻炼“纯粹思维”的能力，激发学生了解“理念世界”、追求“纯粹真理”的兴趣。
这个阶段的教育结束后，大多数人担任政府官吏，少数出类拔萃的人，再以5年时间学习辩证法。
这些人就成为哲学家，可以担任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职务。
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西方思想的伟大创始人之一，西方高等教育机构的开创者。
14、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即以人为本。
不仅要传授学生专业知识，更要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
费希特，德国哲学家，1810年被推选为柏林大学首任校长。
15、如果大学不仅提供知识和领悟（方法），而且还教以信仰和“理想”的话，这就超越了科学与学术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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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大学教师，大多数并不是“激进”的政界的人物，却要充当“政治家”式的政界的中介人，不能遵守作为义务的自律，把培养学生特定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作为教育的特权和当然的任务，正是这样的傲慢自大，会导致大学走进死胡同。
马克思·韦伯，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奠基人，近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
力的思想家之一。
16、大学的存在就是为结合老成与少壮从事创造性之学习，而谋求知识与生命热情的融合。
在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他们应该站起来，四面望。
怀海德，英国哲学家，与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成为英美哲学逻辑实证论的必读经典。
17、大学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目的是让几乎所有人都接受高等教育。
它的功能是文化传播，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
奥尔特加·加赛特，西班牙著名思想家，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先驱，加缪誉之为“尼采以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
18、大学应该抛弃其研究职能，把精力集中到从事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上。
悉尼·胡克，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
19、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地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
德里达，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
20、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高深学问。
大学是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为基础确立其地位的。
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
布鲁贝克，美国教育哲学家，他的著作《高等教育哲学》是西方第一部从哲学角度对高等教育进行研究的专著。
21、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中国科学家，火箭专家，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
22、大学教人的道理，在于使人们净化个人的心灵，陶冶个人的情操，培养个人的善良美德，在于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弃旧扬新，从而使人们达到真善美的最高境界。
我们的大学培养人，不仅仅要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且更应该站在市场经济的前面，站在社会发展的前面，去引导市场经济，引导社会发展。
大学培养的不是今天的人才，而是明天、后天、21世纪的人才。
杨叔子，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23、在大学，理科学生学一些文科知识是很重要的，当代学科都是互相交叉的。
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无疑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没有“跨领域”研究就没有创新，多方面的、跨领域的知识会提供更多的成功机会，这在我个人的工作经历中也得到了证明。
王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
他的成果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24、过去几十年台湾的迅速工业化和商业化已经使我们的大学校园带有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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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尽早采取措施，我担心大学所崇尚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精神会丧失殆尽，大学会降格为一种庸俗的教育场所。
陈维昭，前台湾大学校长，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
1979年成功地分割“忠仁、忠义连体婴”，是全球第四例。
25、随着伦理、道德、信仰、哲学、科学的深刻变化，人类开始意识到，未来将不再是过去的重演。
这种时代趋势给教育带来深刻的影响。
从此，教育的指向不再是重复僵硬的知识或真理，而是创新。
而大学最重要的品质也不再是守旧的稳定，而是迎着风险追求进步。
李开复，曾创立微软亚洲研究院。
201X年7月加盟Google，担任中国区总裁一职。
26、五十多年来中国的大学培养了几代毕业生，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无法估价的巨大。
没有五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贡献，今天的中国不可能是目前所达到的状况。
我更进一步认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对中国的贡献，比哈佛今天对美国的贡献大；中国二流的大学对中国的贡献，也比美国二流的大学对美国的贡献大。
杨振宁，美籍华人，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27、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
一所真正伟大的学校，应该犹如一个核心，能聚集来自各地的自由思想者。
詹姆斯.科南特，曾任哈佛大学校长。
二战期间，他是组织美国科学的中心人物，包括开发原子弹。
大学的目的并不在于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在于为其养成科学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无法靠强制，只能在自由中产生。
施莱尔马赫，德国哲学家，著有《论宗教》、《基督教信仰》等。
他认为宗教是“从有限中获得的对无限的感觉”，宗教就是人类普遍具有的“绝对依存感”。
28、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
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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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人们遗忘了所有学校灌输的知识后，仍能留存的东西。
爱因斯坦，举世闻名的德裔美国科学家，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他创立了代表现代科学的相对论，并为核能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29、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
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
竺可桢，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
曾任浙江大学校长。
30、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
马相伯，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
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并两度担任该校校长（监督）。
31、夫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问，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生命之所在，而可视之为一学问之国家者也。
梁启超，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戊戌维新运动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32、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大学有责任成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重要源头，成为社会探索和理论创新的重要力量，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
大学不谋求成为一个利益集团。
万钢，中国科技部部长、原同济大学校长。
201X年成为同济大学校长，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同时被科技部聘任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并承担了燃料电池轿车项目。
33、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
它不同于棉纺厂，运营6个月就可以满足一种迫切需要。
一所大学不是靠多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大量发布广告，或多拍几封电报就能建立起来的。
美国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决不是外国体制的翻版。
查尔斯·艾略特，哈佛历史上最杰出的校长，正是在他在职的四十多年里，哈佛从一个地方性的大学发展成世界顶尖的学校。
34、你们学生是中国的未来，你做的决定、执行的方式，即将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你们是这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你们的领导方式和你们的价值取向对英国人民也会产生影响！
布莱尔，英国前首相。
35、这种自由包容的校风之下，长久之下北大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培育了很多精英分子。
尤其在国家、民族需要的时候，可以说都是能够挺身而出，各领风骚。
不但为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做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感时、伤时、忧国的情况。
连战，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
36、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无所附丽。
国之先务，
篇二：
大师：
陈佳洱——永远的北大情怀
是谁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告诉你一位不为人知的大师
科学事物，必须不断研究，认真实验，得寸进尺地深入、扩展，通过韧性的战斗，才能可能获取光辉的成就。
——陈佳洱（个人简历）
陈佳洱，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
北大校长是陈佳洱最为公众熟知的角色，这几乎掩盖了他作为著名核物理专家的学术成就，而北大校长之后，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鲜为人知。
本期“大师”访谈将由晓虹带您聆听陈佳洱教授的娓娓讲述，揭示他围绕北大这个人生最重要的驿站所演绎的精彩故事和学者情怀。
小亡国奴的经历永生难忘
陈佳洱：
我1934年10月1日出生在上海。
因父母忙于维持一个七口之家的生计，就把我送到家乡宝山（现上海宝山区）罗店镇，跟祖母一起过。
1937年，日寇扩大侵华战争，我和祖母一起逃难到了上海和我父母住在一起。
儿时的陈佳洱
日军攻占上海后，开始还未进驻租界。
我父亲就在租界里面一边教书，同时写点文章。
他曾写过一本叫《火线上的孩子们》书。
歌颂中国孩子们的抗战活动。
后来租界被日本人收管了，我父亲实在待不下去，就只身到了后方的国立编译馆，编写教科书。
我和母亲留在上海，就这样我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的小亡国奴了。
那时候日本宪兵，对中国人很残忍，骂我们是支那猪，根本不把我们当人。
我每次上学都要经过日本人的岗哨。
那时凡是中国人经过，都要脱帽行礼，他们一不高兴就要打人耳光，有时还要拳打脚踢。
我上小学时，他们不让我们念原有的“国定教科书”，强迫我们学他们汪伪政府的教本，还强迫我们学日文。
我们老师爱国，就让我们偷偷把原来的国定教科书抄下来。
只要那些日本学监和狗腿子不在，我们就念国定教科书。
那一段时间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凶残，他们高唱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中国人连最起码的人权、人格都被他们践踏了。
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公园门口写得清清楚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实际上甚至连他们的狗都不如。
小的时候在日伪统治下，我们中国人都活得很惨。
这使我从小就懂得，没有一个独立、强盛的民族和国家，就根本谈不上个人的尊严和前途。
父辈影响树立对科学的憧憬
晓虹：
你父亲陈伯吹先生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当一个作家，到最后反而选择了现在这条道路呢？
陈佳洱：
我小的时候当然也想去当作家。
我在家里面看他孜孜不倦地编《小朋友》、《常识画报》，写各种儿童故事等，于是也模仿他，自己裁纸订成小本，再写几句想说的话，就起名为
《小小画报》。
抗战胜利，我爸爸回来以后（抗战期间，陈伯吹因参加抗日爱国行动被迫离开上海），为了训练我的英文，他找来一些适宜儿童学习的英文书籍让我阅读，还让我翻译。
甚至还在华美晚报上发表过我的译作。
那时候他曾想培养我成为一个翻译家或者文学家，我也有过这样的愿望。
但是同时我父亲也跟我讲，他之所以以写作为职业，实际上是因为生活所迫。
他真正最喜欢的是数学，假如有条件的话，他最想上大学学数学，他相信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数学家。
所以，他也经常给我讲科学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田里种下了爱科学的种子。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我父亲，名字叫做《难忘的游戏》。
就是我父亲跟我讲电是怎么回事。
有一天礼拜六，他一直埋头写东西，但是那天下午天黑得可怕，我因害怕，就跑到他写作的房间里去了。
忽然天上打起很亮的忽闪，后接着哗啦啦地打雷。
那时候我年纪小，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他一看我哭了，赶快停下笔来，把我搂在他怀里面。
他说你别怕，你知道为什么会打雷吗？
我说我知道啊，隔壁老奶奶跟我讲过，雷公是要劈不孝之子，天下有谁不孝，雷公要劈他，所以就打雷了。
我父亲听了笑了起来，摇摇头说不是这样。
他说打雷是一些云带正电、一些云带负电，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要放电。
闪光和雷声都是放电引起的。
为了让我容易听得懂，他伸出左手说比如这个手带正电，右手带负电，两手拍在一起时就响起了掌声。
那么电又是什么呢？
为了说清楚，他把我妈妈找来帮忙。
他利用办公桌上的一些书，就在这里放三本书，那里放三本书（用手比划着），找了一个玻璃板搁在书上面，然后拿我的积木上面包上一块绸布，叫我妈妈剪几个小纸人放在这个玻璃板下面。
上面绸布与玻璃一摩擦，玻璃就带电了，电就把纸人吸上来，电中和掉了之后，纸人又掉下去了。
只要不停摩擦，纸人就一直在跳，所以这个游戏叫跳舞人形。
接着我爸爸就跟我讲摩擦生电，磁感应发电以及电有那些用处。
电灯也好，出行坐的无轨电车也好，都需要电来工作。
他平常很爱科学，所以能跟我讲这么多道理。
我上中学后，住在学校里。
但只要上映有关科学家的电影，他都接我去看。
如《发明大王爱迪生》怎么发明电报，发明电灯的故事，到现在我还有印象。
有一天下午下着大雨，他冒着雨带我到电影院里面去看《居里夫人传》。
看后，我很受感动。
当时居里夫人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历尽艰辛，用手工处理放在缸中的8吨沥青矿石渣。
她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最后经过5600次结晶，提炼出了0.1毫克的镭！
我看了非常感动。
我父亲就鼓励我要学习居里夫人，做一个对科学有贡献的人。
中学趣事：
钱绍钧叫“面包”田长霖叫“大头”
陈佳洱：
当时我上的学校是位育中学，这个中学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数理化老师。
我的班主任是清华化学系毕业的，叫李玉廉老师，他的为人和讲课都非常好，深受同学们的爱戴。
物理老师叫周昌寿，是复旦大学前身的物理学讲师，他讲的物理深入浅出，概念清楚。
学校还用各种示教实验启发同学们对科学的兴趣，鼓励学生课余研究。
在这样好的环境下，我当时就跟我们班的四个同班同学组成一个小组，起名叫“创造社”。
主要研究怎么做无线电收音机，进行无线电的实验。
我们还专门给学校做了一台大功率扩音器，每天早上用它来放广播体操的音乐。
位育中学培养出来不少科技界的名人和大学校长。
如我的同班同学钱绍钧是邓小平同志表扬
的人民解放军科技模范，当时跟我一起坐在第一排。
因为那时候他的脸长得圆呼呼、胖胖的，我们就叫他“面包”。
钱绍钧现在是工程院院士，将军。
还有坐在我后面的田长霖，曾经是美国著名的伯克利大学的校长，著名的热物理科学家。
他那时候头长得大，所以他的外号叫“大头”。
他坐在我后面，上课时大家都专心听课，听得高兴，他就轻轻捅我一下跟我开玩笑。
他很聪明，数学考试老是第一名，谁也考不过他。
朝气蓬勃的青年时代
那些人那些事几个难忘的五分
陈佳洱：
考大学的时候，我既想上北京大学，也想上海上交通大学，心里也没有想好。
我父亲有几个朋友是地下党的党员，他们建议我应该到老解放区去上大学，结果我就报了一个大连大学。
我报的不是物理系，是电机系。
因为那时候对电有兴趣，而且我觉得解放了国家要强大，需要发展工业。
王大珩
著名物理学家王大珩老师当时在大连大学任教，他跟学校工学院屈伯川院长建议，你要办好工科，没有理科不行。
他建议工学院里建一个应用物理系，由他当系主任，学校就同意了他的意见。
王老师刚从英国回来，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
他最擅长于光学物理。
那时候一做光学实验他就来了。
做实验之前，他都得问我们，你准备做什么实验？
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你准备怎么做？
都回答清楚了，并把实验的数据表设计好了之后，才让你进去做。
做完了以后，所有的数据要经过他的审核，通过了以后才能走，而且还要打分。
那时候实行五分制。
他的分打的很严，想在他那里得到一个代表优秀的五分非常困难。
晓虹：
那时候你在他考核中得了几个五分。
陈佳洱：
那个学期得了三次。
请了三次吃花生米。
我们同学间规定，谁得了五分，谁请吃花生米（笑）。
在王老师手里得五分实在太难了。
那时候我因为对做物理实验有兴趣，所以同学们就选我做物理课代表了。
为了在工学院里建立物理系，平时总成绩四分、五分的，经过选拔，可以到物理系去，而且还有奖励“工分”。
我们上学的时候，政府包我们吃，包我们住，每个月还有“工分”可在食堂买好菜吃。
大学二年级时我有幸被选到学校的物理系去了。
后来又因全国院系调整，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学习。
我这辈子也很幸运，中学的老师非常好，每一堂课都听得引人入胜。
到大学呢又碰到一些好的老师，王大珩老师，朱光亚老师、余瑞璜老师，吴式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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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虹：
你说的这些老师全都是现在咱们中国特别有名的大学者、大科学家。
陈佳洱：
余瑞璜院士是X光晶体物理专家，中国第一只X光管也是他做出来的。
他是当时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
教研室主任郑建宣老师，教我们热力学，鼓励我组织课外研究小组，是后来广西大学的校长。
教我分子物理的霍炳权教授，是原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后来郑州大学校长。
教我们量子力学的吴式枢老师是有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的院士。
听他们的课实在是一种享受。
余瑞璜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我和大连大学物理系的同学们全部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后来的吉林大学）。
当时我们系主任余瑞璜先生提出，“我们要赶超北京大学”。
上大学的时候只知道北大好，但是没有那么清楚的概念，但是他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反而知道北大很强了。
余瑞璜先生课讲得很好，但是他出的考试的题目是很难捉摸的。
还有像吴式枢老师考量子力学，有好多同学进了考场出不来，我们还得把午饭给他们送进去。
晓虹：
为什么呢？
陈佳洱：
题难啊。
你假如抓不住要点的话，一道题要算好久好久，所以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把午饭送进去给他们吃，一边吃午饭一边答题。
晓虹：
这样的考试没有时间限制吗？
陈佳洱：
没有时间限制。
晓虹：
只要完成考题就行了是吧？
陈佳洱：
是的。
但每人的考题是由抽签决定的，你抽到什么题目就做什么题目，抽签以后还有口试。
吴老师那个题大家都感到很难的。
我可能运气比较好，抽到的那个题，相对不是那么难。
晓虹：
据说您那个试题好像做得特别好？
陈佳洱：
不是这样的，吴式枢老师的五分可能因为运气好，抽到的题目我觉得不算太难，我答对了，就给我五分。
余瑞璜老师的考试时不抽签，却出了一个比较灵活的题，这个题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很简单的回答，也可以尽情地发挥。
幸亏我比较仔细地回答了，全班只给了一个五分，就是我。
朱光亚
1953年底我写毕业论文，那时候朱光亚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他教过我原子物理。
朱光亚老师很细致，讲课也讲得很细。
当时他是我们系最年轻的教授，29岁就当了正教授。
晓虹：
这么年轻啊？
陈佳洱：
他回来以后先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又到朝鲜战场上去做翻译，还在朝鲜抗美援朝战争上立了三等功。
到我们这里教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是英雄，所以都很崇拜他。
1953年吉林大学物理系举行原子物理课程学期考试，朱光亚教授正在对他的学生陈佳洱进行口试
“我在546信箱”
陈佳洱：
我正在做这毕业论文实验的时候，北大派了吴全德先生，还有一位郑乐民先生来考察。
他们来看我们在做些什么论文，当他们看到我在做核子计数器研究时，就跟我聊了半天。
当时北京大学还没有做这样的论文，他们觉得很有意思，很好。
所以他们赞扬了一番，我也觉得很高兴。
后来他们走了以后，我才知道实际上他们来是为选拔北大的研究生做准备。
因此我也十分动心。
但等到毕业时，余瑞璜先生就找我去谈话，他说系里党政都研究过了，我和宋家树两个人留在系里工作，不能报考北大的研究生。
我一听以后，暗自一惊，但只能服从啊，既然是党员，党组织决定留下，就得留下来。
晓虹：
又一次和北京大学擦肩而过了。
陈佳洱：
因为要留下来嘛。
晓虹：
当时失落吗，没有办法上北大了呀。
陈佳洱：
当然了，特别是去北大的第一批研究生，都是我的老同学，过去大家都是好朋友，送他们走的时候我心里难免感到酸溜溜的。
陈佳洱：
1954年毕业留校后，余瑞璜老师给我安排一个任务，要我和哈宽富老师一起从无到有地建立一个X射线金属物理分析实验室。
那时候我是助教，他是讲师，我们两个配合很默契，在短短的一年里面硬是把这个实验室建了起来，开出了八个实验。
因为工作量很大，我们每天都是日以继夜的干。
开出的实验中包括了X光的单晶分析-劳厄斑点分析，X光的多晶分析等等。
这些实验过去我们自己都未做过，都是一个个边学边干地排出来后，提供给四年级学生做专门化实验的。
到了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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