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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主题是科学发展科学地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当代中国的主题是科学发展。

科学地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经济的科学发展是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

要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唯有尊重客观经济规律。

而只有掌握科学思想武器，才能正确地认识和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作为马克思伟大科学发现之一的唯物史观是人类思想发展史迄今最科学、最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正确认识现代社会、认识经济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应当掌握的最重要的科学思想方法。

谁要真心实意地促进中国的科学发展，谁就必须自觉地坚持和应用唯物史观指导实践。

当前，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不少新问题，思想理论界面对实际，认真研究唯物史观及其应用的“人气”正在上升。

颜鹏飞教授的《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大变革：

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发展观》（以下简称《新发展观》）就是在这种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中产生的一部理论功底深厚、紧密联系实际的力作。

不能否认，时下学术界存在轻视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的浮躁学风，这更反映在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上。

有人笼统地高谈要“发展”、“创新”唯物史观，却不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实际上只是站在唯物史观这座思想宝库的墙外空喊口号或评头论足；有人读了一点原著，浅尝辄止，就要对唯物史观“重新阐释”，“逻辑创新”，主张“从人自身中去寻找”时代的“特殊逻辑”，[1]殊不知这种主张恰恰背离了唯物史观。

与这些态度不同，颜鹏飞教授研究唯物史观是在读懂弄通马克思原著上下了真功夫，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联系实际，深化理解初看起来已熟知的原理，同时重视发掘以往被人们忽略的重要思想，力求准确、全面地运用它们来分析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在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中，力求为唯物史观增添反映当代特征的新内容。

《新发展观》这本著作正是颜教授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态度，通过严谨、艰苦地科学劳动取得的重要成果。

《新发展观》全面深入地阐释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并以此为指导，回顾历史，观察现实，思考21世纪中国经济的科学发展战略。

全书史论结合，立论与批判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研究国情与研究世情结合，视野广阔，论而有据，讲究逻辑，读后给人以诸多教益和启发。

笔者认为，用唯物史观促进中国科学发展是当务之急，这部学术著作将由此凸显其重要理论价值和方法论应用价值，应当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全面阐释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规律，展现分析国情世情的科学思想方法

《新发展观》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发展观”，既是相对于那种从抽象人性出发、从上帝创世出发解释人类历史的主客观唯心主义而言，又是相对于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和人的社会性来谈论人及其“市民”社会的旧唯物主义而言的；其新的根本特征就在于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存在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人们一般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发生矛盾关系、推动社会形态发生时代演进的经典论述所揭示的规律。

[2]（P32-33）这段论述确实是唯物史观的精髓，可是把它当做马克思揭示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全部内容，这种理解却并不全面。

《新发展观》这本著作做出的开拓性的学术贡献，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唯物史观进行了深入发掘，并论证了他们的科学思想逐步丰富、深化的演进过程，在读者面前全面展现了他们揭示的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规律：

一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矛盾推动社会经济形态进行时代更替的规律。

这种规律既有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五大社会形态这种系列的时代依次更替，又有人的依赖性（自然经济）、人的独立性（商品经济）和自由个性（自由人联合体经济）三大社会形态这种系列的时代依次更替；而在不同系列社会经济形态的时代依次更替的过程中，又有相互之间的交融；在每种系列社会形态的时代更替过程中，还存在前后时代因素同时并存的过渡性时期。

同时，时代的更替还包括社会技术形态的分阶段发展。

二是社会机体在“从属型发展过程”中，“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的历史继承性和开放性规律。

人类有史以来，新社会机体不是无中生有地出现的，而是从旧社会机体中脱胎而来的。

它会使旧社会机体遗留的具有合理性的“痕迹”扬弃旧社会的某些特点，成为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从属物；另一方面，旧社会遗留的消极“残余”因素也会作为畸形从属物，作为过时的东西，阻滞新社会机体向前发展。

例如，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脱胎于封建制经济形态，它使“利息”、“地租”这些旧社会的“痕迹”在形式上保留下来，却转换成从属于资本主义产业资本利润的资本主义利息、地租范畴；而“高利贷”、“劳役制”等消极性的“残余”，则成为与资本主义机体对立的畸形从属物。

三是社会机体在“创造型发展过程”中，“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历史更替性和开放性规律。

每个历史时代的社会机体都有占支配地位的主体生产方式和相应的生产关系，它决定其他的一切生产关系。

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

会创造新的器官，使自己逐步丰满成熟起来。

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在发展中，其就逐步创造出过去时代所缺乏的私人银行乃至中央银行这种新的经济器官，同时，还会孕育未来社会的“萌芽”，例如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股份公司”和“合作经济”，就分别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极扬弃”和“积极扬弃”，从扬弃生产资料私人所有者支配生产这个角度来看，前者包含消除了私有者管理生产这种未来社会的“萌芽”，后者则包含未来社会的劳动者直接掌握生产资料并支配生产的“萌芽”。

四是由生产力、经济因素这种“最具本原的力量”与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形成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力相互之间构成合力的辩证运动，推进历史发展的规律。

在这种合力的背后，经济运动是最具本原的推动力，起决定性作用；但它不是绝对、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人的能动性在起作用，这表现在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等领域。

从人的能动性来看，历史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是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①

《新发展观》强调，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作为“自然史”（马克思语）的过程或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正是上述各种规律综合起作用的结果。

颜教授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一系列规律的论述称之为“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新发展观”。

[3]（P49）狭义指上述第一方面的人们比较熟悉的常常说起的规律，而广义则包括上述四方面全部规律。

把唯物史观区分为广义和狭义，这可能是为了同人们以往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这一视角理解社会发展规律相区别。

现在看来，既然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这一系列规律是相互联系综合起作用的，既然所有关于这些规律的论述都属于唯物史观，那么今后我们也可以不必再把唯物史观分为“广义”和“狭义”，揭示这一系列规律的论述似可以简称为“唯物史观的发展观”。

《新发展观》为读者大大拓宽了理解唯物史观这座思想宝库的视野，也对以往理解社会经济运动的简单化倾向起到纠偏的作用。

而人们一旦从理论上更全面地认识到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就可以把这种理解转化为思想方法，指导自己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正确认识现实社会经济形态的本来面目。

我们对唯物史观理解得越全面深刻，就越能增强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能力。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新发展观》对于引导人们深入领会唯物史观的发展观，掌握全面分析国情世情的科学思想方法，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二、阐释唯物史观关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历史定位的原理，深入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本书阐释唯物史观的发展观，有着引导人们运用唯物辩证方法深入认识国情、世情的鲜明目的，在系统阐释社会经济形态一般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它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展开了深入地分析，突出的有以下三个要点：

其一，应用时代转换的“过渡时期”范畴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

历史时代的交替就像地质时代的交替那样，不是黑白分明一刀切的，“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4]（P407）据此，马克思指出，新旧时代交替的新时代之初，存在“过渡时期”。

《新发展观》十分重视这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的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并用以指导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指出，不同国家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过渡，具有不同的历史起点。

西欧、北美一类发达国家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为起点（高起点），而像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则只能从“特殊起点”（低起点）出发，必定要走“特殊道路”。

因此，必须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过渡时期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中讲的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为起点的“过渡时期”区别开来。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高起点的“过渡时期”具有多种所有制并存、新旧经济组织并存、分配方式具有多样性等过渡性特征，最重要的任务是为新生产方式创造物质基础；在此后的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已经消亡，全社会形成公有制经济。

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过渡时期的起点与高起点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还“远远没有构筑起马克思所讲的那种过渡所应具备的历史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其中包括社会化的生产力和发达的商品经济）”。

[3]（P83）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还要经过相应的中级、高级阶段，才能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

因此，中国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区别。

认识这种历史定位对于防止认识国情的右和“左”的倾向是十分必要的。

其二，用历史演进过程的眼光深入分析新中国的国情特征。

《新发展观》指出，根据唯物史观的发展观，任何社会经济形态都有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旧社会遗留的残片（“痕迹”和“残余”），并会孕育出新社会的“萌芽”，因此，要正确认识现阶段中国的国情，就必须认真考察中国过去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特征。

由此认为，“以农村公社和封建村社为具体形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片，至今尚未完全消除”；[3]（P90）中国奴隶社会“未充分发展”；而封建社会则具有（a）“长期性”，（b）保存了奴隶社会大量残片的“因袭性”，（c）地主制经济和商品货币等因素提前出现而先天不足的“早熟性”，（d）小农经济起主要作用，因而社会基本矛盾发生周期性激化，却不能形成新生产关系这些有别于西欧社会这些历史特征；以后中国又被帝国主义入侵，演变为“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较之先天软弱的资本主义残片占优势”的“独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新中国脱胎于这样的历史状态的旧中国，存在的“封建残余”与“资本主义残片”相比，势必“无论在量上质上以及所起作用和影响等方面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和具有较大的能量”。

[3]（P90-109）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既要防止“资本主义残片”的负作用，也绝不可低估“封建残余”的负作用；同时，要“重视、保护和利用资本主义痕迹的合理性和进步作用，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积极因素，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3]（P109）这些分析对于我们制定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策和策略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其三，运用唯物史观关于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发展的可能性的理论研究中国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在致俄国《祖国记事》和查苏维奇复信等文献中，表述了经济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观点。

《新发展观》认真阐释了这种观点的理论逻辑，认为这种跨越的可能性在于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外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和已经形成的世界市场。

据此认为，中国近代虽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但是已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形成一定的现代工业，已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因而具备了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情势”、“一定物质基础”和“较为成熟的政治条件”，“从历史合力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已经具备了这种可超越性”。

[3]（P116）这对人们认清流行的所谓“补课论”（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误有很强的说服力。

“补课论”貌似历史唯物论，实际上是一种离开世情和国情相互联系的机械的、形而上学历史观。

《新发展观》还强调，落后国家要实现这种跨越，必须遵循跨越与非跨越的辩证法，“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逾越”，“属于生产力和交往范畴的商品经济阶段不能逾越”。

[3]（P39）这就告诉人们，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走社会主义道路绝不意味着可以脱离生产力孤立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必须充分利用历史赋予的可以建立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有利条件，积极主动地发展有助于生产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搞好对外开放，取得社会生产力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不言而喻，《新发展观》的这些论述对于人们深入领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和必须坚持的长期性，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三、阐释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态的科学理论根据，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品性”

《新发展观》依据唯物史观的新发展观，较详细地论证了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并从学术上概括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品性”，这就深刻地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实践的正确方向。

1.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来自唯物史观的科学揭示

《新发展观》认为，在向社会主义演进的路径上，东方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存在着特殊性。

后者“特征是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标志的产品经济形态取代商品经济形态”，而前者需要“利用商业机构，利用世界市场，亦即利用市场关系和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总量”。

[3]（P39）因此，作为东方国家的新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并不能很快用产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而必须用相当长的时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历史的必然。

《新发展观》指出，唯物史观的新发展观关于“社会机体（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学说、“辩证的新世界历史观”（指各民族发展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不同国家向新社会过渡的起点不同因而具有“不同演进路径的经济理论体系”、“两种社会经济形态并存的经济学说”（指以所有制为标尺的“五大形态”和以人的社会性发展为标尺的“三大形态”）等一系列学说，都为我们认识中国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3]（P125）

《新发展观》还指出，欧美学者大多数认为，市场只能依附于私有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水火不相容的。

尽管在一个半世纪以来也有一些外国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但是在理论依据上，有的论述市场经济往往“沉溺于‘抽象’”，“离开具体经济环境及社会历史环境，亦即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定性而一味地奢谈中性机制”；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或模式大多是脱离具体环境的纯粹的理念的‘构造物’，并且始终没有找到实现这一理想社会的主体力量。

”[3]（P141-142）因此，尽管这些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兼容论”在某些方面富有启发价值，但都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真正思想来源。

该书强调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知道，国内经济学界近30年来存在一种理论倾向，认为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应更多地到西方经济学寻求方法。

《新发展观》则以充分的理论根据告诫人们，那种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理论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源头活水和理论基石无疑是马克思的学说”，[3]（P125）唯有遵循唯物史观的发展观，才能使人们获得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方法。

2.总结改革成功经验，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品性”

《新发展观》详细回顾了新中国选择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不搞罔顾自身国情而强制性的理论输入和制度移植，简单地复制所谓西方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模式、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教条和华盛顿共识，而是根据本国国情创造性地进行制度选择、变迁和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具体情况相磨合进而融合。

”[3]（P193）据此，概括地指出中国新型的市场经济具有三大“新品性”，即“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3]（P210-216）主张坚持在进一步地改革实践中，应坚持这种新品性，建成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同时，该书设专节论证，绝不能用主张“私有化”的“科斯定理”和西方现代产权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

这些论述对人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四、反思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问题，揭示转向科学发展的历史“新拐点”

《新发展观》在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反思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以开阔的视野分析当今时代特征，对中国如何在世界大环境中坚持经济的科学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见解。

《新发展观》认为，“世界各国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凸显出全球化、和平、合作、发展、变革、转型，以及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性即‘多元化’与‘一球两制’的时代特征。

”[3]（P280）中国抓住机遇改革开放，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取得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

但是，实践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遵循唯物史观的新发展观揭示的辩证法，坚持“从属型发展与创造型发展相结合”，“否定与肯定相结合”，看清“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扬长避短，“大力开展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

[3]（P287-292）

《新发展观》认为，目前中国正处在解决新矛盾、实现科学发展的“历史新拐点”，必须认真实现五个转折，即：

（1）从“泛市场化改革”转向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多元化综合改革；

（2）从“借鉴、移植、启蒙、引进和模仿阶段”走向自主创新阶段；（3）从“投资、出口或外需、低端加工以及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发展模式”转换到“以内需拉动为主的”、“开放性自主经济和协调型经济发展模式”；（4）从“增量改革、循序渐进、单点突进”转向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多层面改革；（5）从“非持续性的粗放发展”转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3]（P293-323）这些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唯物辩证的比较方法，使人们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理解。

综上所述，《新发展观》从思想史、经济史、不同经济思想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国情比较（中国国情与欧美国家的国情）等多种视角，以翔实的理论和实际资料为据，深入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的新发展观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无可替代的科学指导价值，这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当前人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是一部很有深度的学术力作。

当然，《新发展观》也不是没有某些值得改进和商榷的地方。

例如，关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对待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态度上，强调“利用”固然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够。

正如作者也提到的，多种所有制经济除统一的一面，还有矛盾的一面。

既然如此，就有必要理直气壮地指出，对私人资本还必须坚持我们党曾经实践并取得过重大成效的对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这样更全面，更有现实针对性。

又如，关于当今的时代特征的概括，该书采纳了主流媒体的提法，认为“和平与发展成为现阶段时代的主题”。

在笔者看来，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5]（P383）这并不是阐释时代主题，而是指出当今世界尚未得到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唯物史观看来，把时代的“问题”等同于时代的“主题”，这值得商榷。

“问题”在现象层面，“主题”在本质层面。

进一步说，“时代主题”应站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着眼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解决当代世界的社会基本矛盾来确定。

世界发展在某一阶段的暂时景象、人们的良好愿望是不能说明时代的本质的。

其实，本书也提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可能是作者考虑与有关文件提法保持一致，所以在表达上有些模棱两可。

笔者认为，关于时代主题的理论概括意义十分重大，应当允许理论界展开学术研讨，这里借书评提出这个问题。

注释：

①以上阐述参见颜鹏飞著：

《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大变革：

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发展观》，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5页（前言）、第5～8页、第31～38页、第122页、第124～125页。

这里，本文笔者根据《新发展观》的论述，做了简要提炼，并添加了“规律”两字。

参考文献：

[1]左亚文.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

唯物史观的逻辑创新[J].新华文摘2010，1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3]颜鹏飞.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大变革：

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发展观[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5]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