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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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

德国历史学派形成于十九世纪初期，兴起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之后在德国流行了近半个多世纪。

它的风格迥异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第一个反对者。

十九世纪末，经过著名的德奥方法论之争以后，德国历史学派归于沉寂（但并没有消亡）。

纵观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起、鼎盛和衰亡过程，有一个现象颇引人注目，那就是在主流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衰落时，历史学派兴起；而当主流经济学重新崛起时，历史学派却衰落了。

历史学派兴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它的兴衰以及这一过程本身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这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一、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是历史学派反对与抨击经济学的主要法宝。

这一思想在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亚当·米勒和李斯特那儿就已经萌芽，经过罗雪尔的发展，到施穆勒的达到顶峰。

所谓历史主义，它强调以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待事物，认为人类社会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不可逆性。

并且每个民族、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过程，影响及形成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在于每个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精神，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经济规律。

因此，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

也只有通过对各国发展史的研究，才能归纳出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并不存。

亚当·米勒首开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先河，强烈批评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

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开篇第一编就回顾了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旨在说明各国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存在具有普适性的“世界主义经济学”。

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与“世界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国家经济学”，认为后者的研究主题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注：

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109页。

）并着重“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

（注：

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106页。

）罗雪尔则进一步指出：

人们是“为很不相同的和非经济的动机所驱使，并且是归属于完全一定的民族、国家和时代”，（注：

罗雪尔：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册，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878年英文版，第105页。

）认为“历史学家则尽量忠实地描述现实生活，寻求人类的发展及其关系的记述”。

（注：

罗雪尔：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11页。

）因此，他在《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一书的序言中，将历史方法的原理归纳为：

1.通过记述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解决“如何才能更好地增进国家富强这个问题”，（注：

罗雪尔：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7页。

）并认为“这样的记述同有关国民经济生活的其他科学，特别是同法制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注：

罗雪尔：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8页。

）

2.研究“过去各文化阶段”，因为过去文化阶段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是现代一切未发达国民的最好教师”；（注：

罗雪尔：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8页。

）

3.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作比较，“如果新的国民经济表现出一种同过去的国民经济相类似的倾向，我们在认识这种倾向时就可以从这种类比关系中得到极为宝贵的启示”；（注：

罗雪尔：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8页。

）4.中性地对待任何制度，因为“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指出：

为何以及如何逐渐发生‘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从幸福的变为有害的’”。

（注：

罗雪尔：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8页。

）只有深刻地了解制度的变迁过程，才能把握制度变迁规律。

施穆勒系统论证了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之归纳为“历史归纳法”、“历史生理法”和“历史统计法”三类。

认为罗雪尔的研究是“历史生理法”的代表，他自己的方法是更科学的“历史统计法”。

他力图通过归纳历史和统计资料，建立他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全面讨论所有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

在此认识的指导下，他创立与主编了被称为“施穆勒年鉴”的《德国立法、行政和经济年鉴》，全面搜集和记录历史资料。

因此也使历史学派成为当时德国的主流经济学派，他本人则长期握有审批德国社会科学界教授职位的权力，成为领袖人物。

德奥方法论之争也主要在他和门格尔之间展开。

在论战中，他坚决反对门格尔所采取的“英国演绎学派”的方法，认为他们将经济学说建立在一两个心理命题上的做法，把经济学弄得过于狭隘，演绎方法的使用要服务于和从属于归纳方法。

他宣称：

“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是从历史和统计材料的研究中出现的，而绝不是从已经过一百次蒸馏的旧教条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

”（注：

转引自汤在新主编：

《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2页。

）施穆勒将历史主义推崇到了极致，桑巴特则将历史主义方法论具体运用于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分析，写出了三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这一巨著，从而使历史学派达到了学术上的顶峰。

在这本书中，桑巴特已经意识到历史学派轻视经济理论的缺陷，声称“‘历史的’和‘抽象的’国民经济学间的对抗，已经丧失了一切意义和一切重要性”。

（注：

桑巴特：

《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

）他要“借助于有秩序有系统的范畴”，“给予死材料以生命”，认为“只有对全部科学材料作根本的力量的深入检讨，才能够发现见诸现象中的最普遍联系。

只有一个在理论上受过完全锻炼的，尤其认识现代经济生活的经济学者，才能够著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史”。

（注：

桑巴特：

《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

）但他对古典经济学（他称之为“曼彻斯特学派”）的评价仍然不高，认为那只是一种技术学说，是“商会秘书的国民经济学”，“不受历史的或哲学的重负压迫，……为着日常状况去处理日常经济问题”，（注：

桑巴特：

《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

）强调只有在历史的、哲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编制“人类社会生存的大联系中”的经济生活史。

历史主义是历史学派的代表性特征。

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埋头专注于对经济史料的整理分析。

在他们的著作中充斥的都是丰富的史料，但材料之间缺乏理论联系。

可以说，在李斯特之后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

然而，这并不表明历史学派缺乏存在基础，也不表明他们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没有贡献。

历史主义虽是历史学派的重要特征，但并不是全部特征。

转贴于

二、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感历史学派肩负着为当时后进德国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重任。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历史学派较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从而使历史学派呈现出很强的历史感。

经济理论研究中的历史感，首先是一种历史责任感，即理论要为现实服务，指导与规范经济实践的运行；其次则是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发展，使理论分析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

历史学派基本上做到了这两点。

从表面上看，历史学派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及德奥方法论之争是学术争论，实质上则是德国资产阶级在向当时统治世界市场的英法资产阶级争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争夺对世界尤其是殖民地的控制权。

历史学派以历史主义为旗帜，从德国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德国寻求强国之策。

他们所得出的某些结论及思路，至今对后进国家的起飞仍有借鉴意义。

也正是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使命决定了历史学派不可能以世界主义，以静态的、单因素的分析方法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和方法论。

他们必须强调国家民族（具体是德国）的特殊性，必须以发展的眼光、从宏观上为德国设计强国之路。

也正因如此，历史学派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先声。

（一）李斯特的发展观李斯特的发展观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工业优先理论”和“国家干预理论”三部分组成。

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李斯特首先回顾了西欧各国历史，指出存在着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接着，他针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提出了他的“生产力理论”，写下了他的名言：

“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注：

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118页。

）。

在探讨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李斯特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

1.重视教育、科技在生产力进步中作用；

2.突出强调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对生产力进步的作用；

3.认为产业部门间的协调发展可以促进生产力的进步；4.指出民族精神的进化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穿在此基础上，李斯特重点强调了优先发展工业的重要意义，认为工业可以促进形成新的民族精神，可以完善国家经济结构，尤其是可以完善农业等传统产业部门。

这显然是针对当时德国仍以农业为主、工业落后的现状而言的。

不过，“生产力理论”和“工业优先论”都只是铺垫，李斯特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对国家作用的强调上。

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

保护关税，在他看来，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

可以认为作为古典经济学对立物的生产力学说和工业优先论是关税保护政策的理论准备，后者是前二者的逻辑结果和案例分析。

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方良，因此而得到大书特书。

尽管李斯特的发展观并不成熟，但他在学说史上，第一次论证了生产力问题，提出并论证了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路径问题，从而较好地回答了德国经济上升过程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基本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

（二）罗雪尔的发展观罗雪尔在其著作《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中，开宗明义认为：

“国民经济学是关于国民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注：

罗雪尔：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文版，第14页。

）“如何才能更好地增进国家富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仍不失为一个重要课题”。

（注：

罗雪尔：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文版，第7页。

）虽然在具体理论上，他主要综合（也有人讲是“拼凑”）了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等人的理论，但他并没有止于此，而是试图将这些理论统一在一个发展的框架中，希望将它们在时空中展开，同历史过程联系起来，赋予其动态感、整体感。

（注：

马颖：

《简论威廉·罗雪尔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评论》1995年第1期。

）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对他作了公允的评价：

“罗雪尔接受了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将其用于分析经济的给定阶段，并且构想出一个发生在静态地构思出来的各阶段之间的有机发展过程”。

（注：

《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第13卷，麦克米伦和自由出版公司1972年英文版第2版，第559页。

）罗雪尔的发展观除上述将经济学的任务归结为发展外，他还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和分析了各生产要素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首先，他认为国民经济要经历幼年、青年、成年和老年四个发展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会因既利益阶级的阻碍和国民精神的衰落而衰落。

推迟衰落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国民素质，他说：

“一国国民构成愈是以技能较高的人居多，衰落就愈是不会急促地到来”，（注：

罗雪尔：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册、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878年英文版，第383页。

）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化（科技）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次，罗雪尔认为每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受了自然、劳动与资本的共同支配，这三种要素共同创造财富。

他详细分析了这三种要素在经济发展中不同作用；最后，他也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将国家归入“无形资本”，认为“国家本身就是每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因为它对经济生产来说，显然是百不可失缺的，或至少是间接地起作用的”。

（注：

罗雪尔：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册、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878年英文版，第154页。

）

（三）桑巴特的历史观历史学派发展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