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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正文初稿

目录

摘要2

关键词3

前言3

一、以史为本,以诗传情4

1、正史留其芳名,杂史传播古今4

2、悲怨由来已久,宋诗打破传统6

二、一心为政,诗却渡人8

1、功过自有定论,文章响彻千古8

2、抒发感慨之作,寄托生命情怀10

三、唱和诗作,各有千秋12

1、唱和之作迭起,大家各抒胸臆12

2、同题唱和之音,类比一见高下15

四、今日之歌,明日之思18

1、即使他日有隙,此时仍旧美赞18

2、作品毁誉不一,思想历久弥新20

五、余论:

美人如花,命运如水21

小结21

致谢22

注释22

参考文献22

 

王安石《明妃曲》及其唱和诗

学生:

邓艳华

指导老师:

邓莹辉

教学单位: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王昭君作为中国历史上四大美女之一,从历史到文学,昭君形象不断升华。

在历代的诗歌吟咏中,“悲怨”主题渐渐淡化,而宋代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是一个转折点。

他以其特殊的经历和独特的思想,启迪读者不断思考。

同时,唱和是古代文人雅士之间常见的一种交流方式,《明妃曲》一出,唱和之作不断涌现。

通过赏析原作与唱和之作,结合不同诗人的生活背景,从而分析不同诗人诗作的特点。

最后,简述王安石的《明妃曲》在宋代以后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影响。

Abstract:

AsoneofthefourmostbeautifulwomeninthehistoryofChineseWangZhaojun,fromthehistorytoliterature,Zhaojunimagehavebeingrise.Inallpreviousdynastiespoems,sorrowfulthemegraduallyfadeout,andMingFeiSongofWangAnshiisaturningpointintheSongdynasty.Withhisspecialexperienceanduniqueideas,inspiringthereaderthinking.Atthesametime,theyarecommonbetweentheancientliterati,writingandreplyinginpoems,usingthesamerhymesequence,thatisawayofcommunication.TheMingFeisongisbeing,theothersisconstantlyemerging.Withappreciatingtheoriginalandtheothers,combiningdifferentpoet'sbackground,toanalyzingthecharacteristicofdifferentpoetsandpoems.Finally,abriefintroductionofthetwodifferentinfluenceaftertneSongdynastyMingFeiSongofWangAnshi.

关键词:

明妃曲唱和诗影响

Keywords:

MingFeiSongwritingandreplyinginpoems,usingthesamerhymesequenceinfluence

前言

王昭君是四大美人中唯一没有瑕疵的,历史文献的记载比较单薄,而后代文人的浓墨重彩让其绚丽多姿。

宋代的王安石在嘉祐四年(1059年)所作的《明妃曲》二首,凭借独特的视角与见解,让世人折服,也让世人感到惊讶,或褒奖或谩骂,直至如今,仍津津乐道于他的惊世骇俗之作。

对于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作品,更待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去细细品味。

诗歌一直是传统文学的正统,“诗言志”也一直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作诗之道。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研究古代文学,诗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诗歌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咏史诗,与其说是歌咏历史的诗,倒不如说是诉说现实的诗。

对于诗歌的解读,是我们了解古代的历史、文化、政治、伦理等社会人生的一面镜子。

唱和是诗人之间以诗为纽带进行的活动,通过诗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政见,但诗又不仅仅是各自政见的传声,而是怀着一颗诗人的心灵气质,让彼此心心相通,随声唱和。

通过文献的阅读,了解唱和之人的思想,以及各自所持的政见,试图解决政见不同与心灵相通之间的和谐,寻找那属于形而上的统一。

关于昭君这一主题,从历史人物到文学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班固的《汉书·元帝纪》中“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到焦延寿的《萃之临》,由于是同时代人,昭君的文学形象仍是历史原貌,但是到西晋石崇的《王明君辞并序》,现在一般认为这首诗是文人咏昭君的首创,对王昭君的形象塑造开始渐离历史真相,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现象也越加普遍。

关于昭君,诗歌、散文、戏剧、词、曲等各个类型的体裁都有涉及,就诗歌而言,统计最完备的应该说是可咏雪等编注的《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评注》。

在所有吟咏昭君的诗歌中,王安石的《明妃曲》,历来毁誉不一。

任何的评价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谁是谁非,也不能轻易断定,只有在不断地阅读和文献考察中,进行客观的评价。

当代,对王安石的《明妃曲》及其唱和诗的研究,既有从宏观上考察的,如严杰的《王安石<明妃曲>唱和简析》,但只主要概括了王安石与欧阳修的唱和之作,忽略了司马光、梅尧臣、曾巩、刘敞等人;又有从微观上研究的,如易淑琼的《阅读视野嬗变中的王安石<明妃曲>》,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进行阐释,分析了王安石《明妃曲》在宋代、明清、近现代,人们不同的“期待视野”,从而产生了对文本的不同解读。

综上所述,关于王安石的《明妃曲》及其唱和诗,其解读多样,从诗歌着手,对王安石本人有进行人身攻击的,也有为其辩诬的,历来众说纷纭。

因此,本文将从社会背景环境、人物个人经历、具体文本内容等各方面全面展现王安石的《明妃曲》及其唱和之作的相关内容,从而试图分析思考其产生的影响。

一、以史为本,以诗传情

1、正史留其芳名,杂史传播古今

王昭君本是一个历史人物,关于历史的记载,简而少之,正史的记载有东汉班固的《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奴传》,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其他非正史的记载主要是《琴操》和《西京杂记》,其中《后汉书》虽是正史,但其失实不可信之处颇多。

作为一名女子,能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留下一笔,已然见其不平凡之处。

关于王昭君的记载,以成书的时间为顺序,摘录如下:

东汉班固《汉书·元帝纪》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

诏曰:

‘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

其改元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

另《汉书·匈奴传》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

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

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

“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

“复株絫单于(呼韩邪单于之子)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东汉蔡邕(或者东晋孔衍)《琴操》

“王昭君者,齐国王襄女也。

昭君年十七时,颜色皎洁,闻於国中。

襄见昭君端正闲丽,未尝窃看门户,以其异於人,求之皆不与。

献于孝元帝,以地远,既不幸纳,叨备后宫,积五六年。

昭君心中怨旷,伪不饰其形容。

元帝每历后宫,疏略不过其处。

后单于遣使者朝贺,元帝陈设倡乐,乃令后宫妆出。

昭君怨恚日久,不得持列、乃更修饰,善妆盛服,形容光辉而出。

俱列坐,元帝谓使者曰:

‘单于何所愿乐?

’对曰:

‘珍奇怪物,皆悉自备,惟妇人丑陋,不如中国。

’帝乃问后宫,欲以一女赐单于,谁能行者起。

於是昭君喟然越席面前曰:

‘妾幸得备在后宫,粗丑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诚愿得行。

’时单于使者在旁,帝大惊,悔之不得复止。

良久太息曰:

‘朕已误矣。

’遂以与之。

昭君至匈奴,单于大悦,以为汉与我厚,纵酒作乐,遣使者报汉,送白壁一双,骏马十匹,胡地珠宝之类。

昭君恨帝始不见遇,心思不乐,心念乡土,乃作怨旷思惟歌曰:

‘秋木萋萋,其叶萎黄。

有鸟爰止,集于苞桑。

养育毛羽,形容生光。

既得升云,获侍帷房。

离宫绝旷,身体摧藏。

志念幽沉,不得颉颃。

维得餧食,心有徊徨。

我独伊何,改往变常。

翩翩之燕,远集西羌。

高山峨峨,河水泱泱。

父兮母兮,道里悠长。

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昭君有子曰世达,单于死,世达继立。

反为胡者,父死妻母。

昭君问世达:

‘汝为汉也,为胡也?

’世达曰:

‘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自杀。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

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不减五万。

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

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

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

而名籍已定,故不复更人。

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

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比得其真。

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委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

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

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

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南朝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

“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

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

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

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

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

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

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生二子。

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通过以上的文献可以了解到王昭君故事的背景,《汉书》中介绍昭君出塞的时间是竟宁元年春正月,昭君嫁给了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昭君本名王樯,昭君是其字。

昭君成为宁胡阏氏,与呼韩邪单于生一男名叫伊屠智牙师,后封为右日逐王。

呼韩邪单于去世,复株絫单于复娶王昭君为妻,并且还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叫须卜居次,小女叫当于居次。

《汉书》属于简单的记载,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去描述昭君的命运,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琴操》是继《汉书》以来较早记载昭君故事的,关于其作者或者编纂者也没有定论,关于这个问题,暂不做讨论,《琴操》中介绍了王昭君的父亲、年龄、容貌,着重写了自愿出塞的原因,细致描写了汉元帝、呼韩邪单于、昭君的对话。

昭君出塞匈奴,心念故土,还作了一首《怨旷思惟歌》,奠定了“悲怨”的情感基调。

在《汉书》的基础上,《琴操》为昭君设了一个不同的结局,就是不忍顺从胡俗,成为再任单于的妻子,于是吞药自杀。

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为昭君故事的发展添进了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画工毛延寿。

这是前代《汉书》和《琴操》中都没有提到的。

《后汉书》,正史之一,大致内容与《汉书》一致,但是在具体的细节上,却又不同。

介绍了昭君的籍贯、容貌,出塞的原因也是“积悲怨”,这与《琴操》如出一辙。

并且出塞时,随从宫女的人数也是具体可数的。

另嫁再任单于,昭君上书求归,但是汉成帝令其从胡俗。

诸多的细节即是对前代史书记载的补充,也为后代以昭君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延伸奠定了基础。

2、悲怨由来已久,宋诗打破传统

以历史史料为蓝本,王昭君在历代文人骚客的演绎下,成为妇孺皆知的美女,出塞和亲,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美谈。

在可咏雪《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评注》中将汉代焦延寿的《萃之临》二首作为最早咏昭君之作,但张文德《昭君故事的演变与传承》中专门论述了这一误传,认为焦氏生活在西汉昭宣时代,诗中的“昭君守国”、“昭君是福”并不是作为人名的“昭君”,此处的“昭君”是一个动宾词组,即“彰显君王”之意,但是诗中“昭君”作为人名,亦能解释。

正是这两首诗准确概括了昭君出塞所达到的目的,“交和结好”使国家和平、人民安宁,这也是同时代人的态度。

然而现在更多地是将西晋石崇的《王明君并序》作为文人咏昭君的首创。

宋代以前,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歌,多以“悲怨”为主题,汉代托名王昭君的《怨旷思惟歌》奠定了这一情感基调,“父兮母兮,道里悠长。

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怜其远嫁,悲其不幸”成为主流,西晋石崇《王明君并序》中昭君远嫁,连同身边的仆人和辕马也跟着自己流离他乡,“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而昭君自己是“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深感“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感叹“远嫁难为情”。

南朝梁文学家沈约《昭君辞》“朝发披香殿,夕济汾阳河。

于兹怀九逝,自此敛双蛾……衔涕试南望,关山郁嵯峨。

”朝夕相异,一“敛”一“郁”道出了远嫁之悲,人生之不幸。

南朝陈国末代皇帝陈叔宝《昭君怨》中“狼山聚云暗,龙沙飞雪轻”,恶劣的环境使得昭君“涕妆寒叶下,愁眉塞月生。

”北周文学家庾信《王昭君》则描写昭君远嫁之后“围腰无一尺,垂泪有千行”,日益消瘦的身体是其不幸远嫁的具体体现。

隋唐一代,在继承前代主旨的基础上,又有开拓,多“伤其不遇,鸣其不平”,不幸的遭遇来自于君王的不遇和画师的无情,多感伤君王不遇,谴责画工,为昭君不能得到君王的临幸鸣不平,同时也悲叹自己的红颜薄命。

如白居易《昭君怨》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笔调触及到君王。

侯夫人的《遣意》“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常建《昭君墓》中“共恨丹青人,坟上哭明月”,李白《于阗采花》中“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

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下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他们的矛头则指向画师毛延寿,或直接痛恨该杀;或以泪空对明月,怨恨画师;或转嫁悲叹,寄托琵琶。

薛道衡《昭君辞》“专由妾薄命,误使君恩轻”,东方虬《昭君怨》中“何须薄命妾,辛苦事和亲”则主要是悲叹自己命薄。

当然在宋代以前,也有解昭君怨的诗作,如出现在唐代王叡的《解昭君怨》“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

当时若不嫁胡虏,祗是宫中一舞人。

”不要怨恨画工,也无须抱怨君王,还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待远嫁匈奴这件事,但是这不是整体诗歌的主流。

历代文学的发展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开拓的,宋代诗篇中传统的“悲怨”主旨仍然存在,但是境界却大有不同,使得昭君的个人悲剧性消释,流露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与忧虑,对人生哲理的探究,尤其是一反传统主题,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现了昭君形象,为毛延寿翻案的王安石的《明妃曲》,这也是最受争议的一首诗。

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一出,唱和之作迭起,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其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二、一心为政,诗却渡人

1、功过自有定论,文章响彻千古

王安石(1021-1086),父亲王益勤政为官,王安石对其父的评价是“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对其家人也是“未尝怒笞子弟”;母亲博学知礼,曾巩称颂她“好学强记,老而不倦。

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

王安石的一生,最有争议的是他作为改革家领导的熙宁变法,最不容易质疑的是他的人格操守和作为文学家的诗文才学,而在他自己看来,最不屑的是作为文学家,最看重的是自己的政治生涯。

正如王安石辞世,新上台任宰相,也是极力反对改革变法的司马光写信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说: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XX,以至于此。

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

光意以谓,朝廷宜伏加厚礼,以振其浮薄之风。

苟有所得,辄以上闻。

不识晦叔以为如何。

更不烦答以笔札,扆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

”[1]同样属于盖棺定论,时做中书舍人的苏轼代表哲宗皇帝撰写的《苏轼文集·卷三八·王安石赠太傅制》,其文曰: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行其言;瑰伟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

信任之笃,古今所无。

方需功业之成,遽七山林之兴。

浮云何有,脱屣如遗。

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

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

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

究观规模,想见风采。

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闇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

呜呼,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

宠以时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

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这篇制词回避了当时具有争议的熙宁变法,着重从道德文学、才学经识方面对王安石加以肯定。

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王安石,兼具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的气质,无论是在政治界,还是在文学界,他都是卓尔不群的。

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三月,登进士,开始其人生的政治生涯。

在担任地方官时,他勤学苦读,如庆历五年做签书淮南判官,邵伯温的《闻见录》卷九载:

韩魏公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王荆公初及第,为签判,每读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

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

“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

”荆公不答,退而言曰:

“韩公非知我者。

”魏公后知荆公之贤,欲收之门下,荆公终不屈,如召试馆职不就之类是也。

勤学苦读是古代每个读书人的必修课,不断从经典的历史典籍中寻找智慧的因子,以补充自己的学识和实践方法。

在做地方官的期间,他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疾苦,如他的《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辛苦。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何役。

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钱数钱无兵戎。

作为一方父母官,刚到鄞县,他深入了解当地农业生产情况,想办法,力求能有一番作为,在《临川文集·卷七五·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中,“鄞之地邑,跨负江海,水有所去,故人无水忧。

而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沟渠浍川十百相通。

长老言:

钱氏时,置营田吏卒,岁浚治之。

人无旱忧,恃以丰足。

营田之废,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浅塞,山谷之水转以入海而无所潴。

幸而雨降时至,田犹不足于水;方夏历旬不雨,则众川之涸可立而须。

故今之邑民最独畏旱,而旱辄连年。

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

”分析其现状和原因,所以在鄞县近三年的任期内,“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为解决具体的实际情况而不断探索。

1068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以前,他更愿意作一名地方官,故而“得因吏事之力,以少施其所学”。

1051年任舒州通判,在任期内,两次被召赴阙应试,其实只要应试,就可以成为馆阁职事,提任为这类职事,身居中朝,跻身为朝廷的高级官员,这是最方便的途径。

但是他都以“先臣未葬,二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为由拒绝。

舒州通判秩满,朝廷授以集贤校理,王安石又以亲老家贫,难住京师,上书四辞,改为群牧判官,依然力辞不已,这次经欧阳修劝谕,方才就职。

王安石多次请求外任,只为京师多为“闲职”,难以施展他的抱负。

风雨总是在不经意间扑面而来,在任地方官的过程中,一直兢兢业业地勤劳民事,但也并非事事如意。

从1057年任常州知州以来,面对百废待兴的常州,他在《临川文集·卷一一〇知常州上中书启》中决定“忧国之所存,独可勤民而上副”,但是为了当地农业的发展而开凿一条运河时,却困难重重,面临民夫少,加之淫雨不止,民夫生病,所以不得不半途而废。

随即第二年,嘉祐三年(1058)二月,调离常州,改提点江南东路刑狱。

嘉祐四年(1059)春,王安石召还朝廷,任命三司度支判官,虽想以《上富相公(富弼)书》辞官,但杳无音信,只能赴汴京上任,在任三司度支判官期间,进献给了在位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一篇长达万言的《临川文集·卷三九·言事书》,但是这份饱含王安石治国之道的奏章,并未得到皇帝的赏识,奏章如石沉大海。

2、抒发感慨之作,寄托生命情怀

“人生之不幸,乃文学之大幸”,“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失意之时正是抒发感怀之时,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作《明妃曲》二首: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这两首诗从总体的内容来说,主要是围绕王昭君辞别汉宫、万里传书和塞外生活来写的。

首先是辞别汉宫,以泪洗面,鬓发下垂,行动迟缓,脸色惨淡,即使这样,仍然可以让君王“不自持”,昭君的出塞之日,也就成了画师的葬生之时,并且在辞别时就已经意识到没有归期,悲伤之情油然而生,寄情于汉朝的宫衣,睹物思人,聊解相思之情。

其次是万里传书,关于传书的主人,有两种说法,一是王昭君传书郡南的家人,自己一切安好,家人无须思念,昭君自己的心态很好,坦然面对出嫁塞外,并以前代的陈阿娇为证,得出人生无常、变幻莫测的常态;二是家人万里传书塞外,安心居住,不用担心家人,以史为鉴,人生风雨难测,如此理解,则昭君处于被动地位,自然就没有前面一种理解,使昭君的形象识大体、顾大局。

再次就是塞外生活,毡车百辆、胡姬拥簇、传情琵琶、劝一杯酒,汉宫侍女暗暗垂泪,沙上行人也频频回首,但是人生能得一知己,亦足矣;青冢芜没,而哀弦缭绕,这其中“可怜”的对象不是昭君,而是“可怜昭君”的人们。

这两首最令人称道地是独特的思想。

当前代的诗人都怒斥画师毛延寿的时候,王安石却用“意态由来画不成”为他翻案,虽说是为他翻案,却也不禁让人思考,“意态”能否“画成”?

能用画笔描绘的只是外表的装饰和基本的轮廓,而那神态的东西却是在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中透露的。

这与审美标准是息息相关的,绘画中讲究“以形写神”,达到“形神合一”,而这“神态”或是“意态”,却不是可以轻易为之的,正所谓“阴阳不测谓之神”,作为审美的最高境界,当然“画之”不成。

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失意之事占据着人生中的重要部分,况且“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们对失意之事,大多数是不可把握的,若能把握,那也不会成其为失意之事。

从昭君的一己之思,上升到对整个人生命运的思考,作者跳脱出了昭君单个事迹的束缚,境界一大开阔。

这两首诗中最不一般的是“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早在《战国策·赵策一》中就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得恩情”与“得相知”相比,更愿意“得相知”,相知是心与心的交流和碰撞,而恩情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给予,前者中二者是平等的,而后者必定有一方占据着主导,由于双方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那么在此基础上,谈平等的交流也只是妄想。

无论是君王与妻妾,还是君王与臣民,在以家长制为基础的封建伦理社会中,“相知”是何其难得。

因为难得,诗人不同凡响之音,才显得弥足珍贵。

就整个两首诗的写作手法上来看,运用多样,有侧面烘托,如借君王的举动来说明昭君的美丽;有直接描写,如昭君出塞时,“毡车百辆皆胡姬”,宏大的场面足以衬托事情的重要性;同时,两首诗中不断有变换叙事角度的情况,如第一首中,开始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叙述昭君辞别汉宫,接着又以昭君或者昭君家人第一人称的口吻予以嘱托。

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宋诗》中说:

“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

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同样写的是昭君题材,唐代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其颔联和颈联中,“紫台连朔漠”、“春风面”、“环佩空归”词语,既写出了昭君的美,又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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