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校本课程婉约词鉴赏第5讲苏轼词鉴赏教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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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校本课程婉约词鉴赏第5讲苏轼词鉴赏教案
第五讲苏轼词鉴赏
[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苏轼的伟大人格
了解苏轼词创作内容的复杂性艺术的多样性
[教学难点与重点]
苏轼词风格多样性
[教学内容]
《江城子》、《水调歌头》、《水龙吟》
一、苏轼生平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
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
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
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
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抗洪筑堤，政绩卓著。
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
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
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
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
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
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
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
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
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
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
虽说苏轼早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
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
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
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
“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
”（《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
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
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苏轼自谓：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
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
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
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
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
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苏轼的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
《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
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
“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
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
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
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
“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
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
”（《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
“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
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
”（《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吴中田妇叹》）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
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
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
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
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
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
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
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
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
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
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
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
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
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
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
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
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
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
“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
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
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
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二、作品赏析
（一）《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的《江城子》是一首千古传诵的悼亡词，主要通过记梦来抒写对亡妻真挚的爱情和深沉的思念。
这首词在艺术表现上的显著特色就是实中有虚，虚实结合。
以实带虚——一样情思，两面抒发。
妻子王弗病故到苏轼作这首词时正好十年，然而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冲淡诗人对亡妻的一片深情。
“十年生死两茫茫”，“茫茫”二字，传达出一种莫可名状的空寂凄清之感,而“茫茫”前加一“两”字，意味着不仅传达了诗人这一面的心情和感受，同时也包含了九泉之下的妻子在内。
诗人在十年里日夜思念杳无音讯的亡妻，而妻子又怎不日夜思念着同样音讯杳无的丈州，遥隔千里。
两者之间，谁对谁也无法诉说各自的凄凉境况，这两句直承开首“两茫茫”句意，同样是将无知作有知写，概括了生者与死者两个方面，真是孤寂凄清到了极点。
虚中见实——想象铺写，现实观照。
词人在极度思念之中忍不住假想了一个虚幻的境界：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相逢而不相识，这比之不能相逢，更加使人不堪。
熙宁四年（1071），详，是多么赏心悦目啊！
在此基础上再虚写“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纵有千种哀愁、万种凄凉要向对方倾诉；然而再次相见，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百感交集，却不知从哪里说起。
真是无言胜过有言，四目相视，两心相印，万千思绪尽在“泪千行”里了。
实因虚果——现实梦境，情之所切。
词人在上片写尽了相思之苦，下片才转入写梦。
因“思”而成“梦”，自然成章。
“思”是“梦”的基础，“梦”是“思”的幻化。
恩爱夫妻，撤手永诀，时间倏忽，到无限的凄凉！
结尾又从梦境落到现实上来。
在“明月夜，短松岗”这个凄清幽独的环境中料想爱侣眷恋人世、难舍亲人，也该会是柔肠寸断吧？
！
这样实成虚之因，虚又强化了实，词人曲折复杂的思想感情，才得以自然、真实、深刻的表达出来。
总之，词人不管是虚拟还是实写，都情真意切，真实的表现了夫妻之间生死不渝的恩爱之情及生死相隔的悲凉之感，读后自然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二）《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词前小序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曲。
”丙辰，是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
当时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做太守，中秋之夜他一边赏月一边饮酒，直到天亮，于是作了这首《水调歌头》。
在大自然的景物里，月亮是很有浪漫色彩的，她很能启发人的艺术联想。
一钩新月，会让人联想到初生的萌芽的事物；一轮满月，会让人联想到美好的圆满的生活；月亮的皎洁，又会让人联想到光明磊落的人格。
在月亮身上集中了人类许多美好的理想和憧憬。
月亮简直被诗化了!
苏轼是一个性格很豪放、气质很浪漫的人。
当他在中秋之夜，大醉之中，望着那团圍、婵娟的明月，他的思想感情犹如长了翅膀一般，天上人间自由地飞翔着。
反映到词里，遂形成一种豪放洒脱的风格。
上片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问题：
明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苏轼把青天当做自己的朋友，把酒相问，显示了他豪放的性格和不凡的气魄。
这两句是从李白的《把好像是在追溯明月的起源、宇宙的起源；又好像是在惊叹造化的巧妙。
我们从中可以感到诗人对明月的赞美与向往。
接下来两句：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把对于明月的赞美与向往之情更推进了一层。
从明月诞生的时候起到现在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不知道在月宫里今晚是一个什么日子。
诗人想象那一定是一个好日子，所以月才这样圆、这样亮。
他很想去看一看，所以接着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他想乘风飞向月宫，又怕那里的琼楼玉宇太高了，受不住那儿的寒冷。
“琼楼玉宇”，语出《大业拾遗记》：
“瞿乾祐于江岸玩月，或谓此中何有?
瞿笑曰：
‘可随我观之。
’俄见月规半天，琼楼玉宇烂然。
”“不胜寒”，暗用《明分向往，早已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归宿了。
从苏轼的思想看来，他受道家的影响较深，抱着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又喜欢道教的养生之术，所以常有出世登仙的想法。
他的《前赤壁赋》描写月下泛舟时那种飘然欲仙的感觉说：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也是由望月而想到登仙，可以和这首词互相印证。
但苏轼毕竟更热爱人间的生活，“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与其飞往高寒的月宫，还不如留在人间趁着月光起舞呢!
“清影”，是指月光之下自己清朗的身影。
“起舞弄清影”，是与自已的清影为伴，一起舞蹈嬉戏的意思。
李白《月下独酌》说：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苏轼的“起舞弄清影”就是从这里脱胎出来的。
这首词从幻想上天写起，写到这里又回到热爱人间的感情上来。
一个“我欲”、一个“又恐”、一个“何似”，这中间的转折开阖，显示了苏轼感情的波澜起伏。
在出世与人世的矛盾中，他终于让人世的思想战胜了。
“明月几时有?
”这在九百多年前苏轼的时代，是一个无法回答的谜，而在今天科学家已经可以推算出来了。
乘风人月，这在苏轼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在今天也已成为现实。
可是，今天读苏轼的词，我们仍然不能不赞叹他那丰富的想象力。
下片由中秋的圆月联想到人间的离别。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别时圆?
”明月您总不该有什么怨恨吧，为什么老是在人们离别的时候才圆呢?
这是埋怨明月故意与人为难，给人增添忧愁，却又含蓄地表示了对于不幸的离人们的同情。
接着，诗人把笔锋一转，说出一番宽慰的话来为明月开脱：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人固然有悲欢离合，月也有阴晴圆缺。
她有被乌云遮住的时候，有亏损残缺的时候，她也有她的遗憾，自古以来世上就难有十全十美的事。
既然如此，又何必为暂时的离别而感到忧伤呢?
这几句从人到月，从古到今，作了高度的概括，很有哲理意味。
词的最后说：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婵娟”是美好的样子，这里指嫦娥，也就是代指明月。
“共婵娟”就是共明月的意思，典故出自南朝谢庄的《月赋》：
“隔千里兮共明月。
”既然人间的离别是难免的，那么只要亲人长久健在，即使远隔千里也还可以通过普照世界的明月把两地联系起来，把彼此的心沟通在一起。
“但愿人长久”，是要突破时间的局限；“千里共婵娟”，是要打通空间的阻隔。
让对于明月的共同的爱把彼此分离的人结合在一起。
古人有“神交”时。
”许浑的《秋霁寄远》说：
“唯应待明月，千里与君同。
”都可以互相参看。
正如词前小序所说，这首词表达了对弟弟苏辙（字子由）的怀念之情，但并不限于此。
可以说这首词是苏轼在中秋之夜，对一切经受着离别之苦的人表示的美好祝愿。
对于这首《水调歌头》历来都是推崇备至。
《苕溪渔隐丛话》说：
“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认为是写中秋的词里最好的一首，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这首词仿佛是与明月的对话，在对话中探讨着人生的意义。
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寻味。
它的意境豪放而阔大，情怀乐观而旷达，对明月的向往之情，对人间的眷恋之意，以及那浪漫的色彩，潇洒的风格和行云流水一般的语言，至今还能给我们以健康的美学享受。
（三）《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
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咏物词的创作素以为难。
张炎《词源》云：
“诗难于咏物，词为对咏物词所持观点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
而如果咏物兼有和韵，则难度就更大了。
而苏轼这首《水龙吟》，不仅在咏物方面“压倒今古”（张炎《词源》），而且“和韵而似元唱”（王国维《人间词话》），其词心词境不惟迥出时人，直使后人难能为继，因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此词作年一般认为是元佑二年（1087）。
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和朱祖谋《强村丛书》编年本《东坡乐府》均系于此年，此后基本为论家所采纳。
因为此年苏轼与章质夫同官京城，且曾共在章府听弹琵琶；苏并有《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一词以纪其事，而此《水龙吟》词遂一并附录于此年。
此说看似有理，实则不耐推敲。
何则?
盖苏轼此词乃和韵寄赠之作，若作于同官京师之时，则“寄”之一字便无从诠释了。
苏轼在给章质夫的信中说：
“……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
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
”故元佑二年之说颇存疑问。
信中提到的章质夫“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则与元丰四年（1081）四月章质夫出为荆湖北路提点刑狱的经历及季节特征相合。
故定为元丰四年，或许更为合适。
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官黄州，《水龙吟》词中的伤春身世之感，也可以与苏轼的这一段被贬谪的经历更容易挂起钩来。
苏轼的这首《水龙吟》是和章质夫的《水龙吟》的同韵之作，虽然苏轼称章词“妙绝”，自己“本不敢继作”，继作之后，又嘱告对方“不以示人”，似并无机锋相摩之意。
但后人还是往往将它们放在一起比勘品评，以决高下。
因此在评说苏词之前，不妨先化一些笔墨来看看章词究竟。
其传诵一时是浪得虚名还是确有身手，是须看过方能知晓的。
章词全文如下：
燕忙莺懒花残，正堤上、柳花飘坠。
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
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
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
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
绣床旋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
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
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
章质夫的词，《全宋词》共录两首，即有一首声名远度，殊属不易。
这首词咏杨花，以形写神，风姿秀逸。
上阕写杨花飘坠轻飞，极富动态神韵，特别是歇拍“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几句，将杨花在“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后的轻飞之态，写得至为灵动。
连首肯晁叔用以为质夫与东坡难以比肩的魏庆之，也不得不称说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从总体上，章质夫赋咏杨花，便真的在杨花的物态风神方面化足了功夫，因此就状物生动而言，章质夫是曾无半点愧色的。
与章质夫的原唱相比，苏轼的和韵之作便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他在咏杨花方面既不模写差远，也不体认太真，而是在不即不离中，将自己的感情隐寓其中，亦杨花亦东坡，把传统的赋物境界和人格境界打通为一，“直是言情，非复赋物”（沈谦《填词杂说》）。
但若要言及摹写杨花物态的精妙，则章质夫的地位仍难以动摇。
苏轼只是在“使来者何以措词”的感叹之外，别开一新境界而已。
有鉴于此，许昂霄《词综偶评》认为章、苏二作，“均是绝唱，不容妄为轩轾”。
而王国维遽称苏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词“原唱而似和韵”，并归之为“才之不可强”（《人间词话》），似乎又只窥一端，未见其余，很难说是持平之论了。
苏轼和韵的是一首当时已称诵的名作，如果再在状物方面费尽思索，恐怕也难以逾越原唱，所以只能别开生面，把杨花拔高一筹，使之渲染上更强烈的主观色彩，更多地显示出人的性情品格。
因此在苏词中，杨花同人的情感贴得更近了，而且这种贴近是自然而然、不知不觉的。
起句“似花还似非花”，就典型地体现了“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意思。
“似花”是“物物”，“还似非花”则已“不物于物”了。
全词皆就此二端描画，故刘熙载说：
“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
”（《艺概·词曲概》）“也无”两句续写“非花”之意。
因为“非花”，所以无人对其坠落表示怜惜，任由它 “抛家傍路”。
这是宕开一层的写法，是欲扬先抑。
“思量”两句则承“似花”而来，笔法与前陡转。
花与人的情思往往有比较直接的对应关系，如杜甫诗云：
“落絮游丝亦有情，随风照日宜轻举。
”一般都是由花生情，由情到花的。
故起句六字，用力颇足，涵盖到后面数句的文意。
“萦损”三句是总写，兼及“似花”“非花”两方面。
一方面传神地写出了柳絮翻飞的迷人姿态；另一方面用“萦损柔肠”四字，既写出了杨花对柳树的缱绻之情，又隐约写出了闺中女子因思念郁结、天气倦人而娇眼欲开还闭的神态，写物写人，浑不可分。
歇拍三句化用了唐人金昌绪的《春怨》诗：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从虚虚实实中遁入梦境，把闺妇的心思委婉说出，但同时又与柳絮的自然形态结合无垠。
把柳絮的随风飘荡，乍去又回，欲坠仍起，写得十分形象。
过片从杨花想到落花，又是宕开一层的写法。
因为杨花“非花”，所以“不恨此花飞尽”；但杨花飞尽的季节却是春天将逝的季节。
西园繁花落尽，如同杨花一样无可挽回了，这是一种说不出的痛。
因而既一再说杨花不关我情，而写情之句又皆从杨花生出，不黏不脱之境，仿佛可见。
接下笔法又转。
从对春天的怜惜转而对杨花心生关怀，将具科学意味，似不容不信。
但苏轼此处只是借以言情，也不宜胶柱鼓瑟，以科学来代替诗情。
苏轼为人既随意适性，他能就黄冈之赤壁而引发诗情喷涌之《念奴娇》（大江东去），虽与赤壁之战的故地了不相涉，但何妨其成为千古名作呢?
故在诗词鉴赏领域，审美的感知有时比科学的考证，是要更为契合诗人的初衷的。
“春色三分”三句是假设之辞，但假想得超凡脱俗，让人拍案称的更早的源头。
煞拍三句呼应上阕“萦损柔肠”之意，是点题之句。
杨花之漫天飞舞，恰如游子与思妇的眼泪，纷纷扬扬，无穷无尽。
也只有游子和思妇，才会在这纷飞的泪水中苦度年华。
语意沉痛，振动全篇，将全文的情感收束得异常饱满。
苏轼写杨花是用情感驱动的，所以它给人的印象不仅在于描摹对象的形神兼备，更在于随着对象的起转变化而引发的情感变化。
在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中，将全词写得空灵飘忽，是苏轼豪放之外沾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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