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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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
鼎定国疆：
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
鼎定国疆：
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
刘诗诗情陷姐夫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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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本章免费）
序言一
聂宏毅同志的《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以下简称《鼎定国疆》），是我所读到的国内研究新中国边界政策中最为全面的著作。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于我边界问题的研究多局限于历史事实描述和单个问题分析，而缺乏从理论上研究我国边界政策的勇气。
对中国边界政策的理论研究长期以来被外国学者所垄断，于是在学界形成了一种错觉，认为新中国的边界政策缺乏正义性，所以中国学者不敢对中国边界政策进行理论分析。
《鼎定国疆》一书则打破了这种局面，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是一大进步。
《鼎定国疆》从现实主义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边界政策，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从学术上讲，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理论在学界受到冷遇，被视为过时的理论，已经不适于解释冷战后的国际现象了。
然而，《鼎定国疆》却用现实主义的理论解释了中国在冷战和冷战后两个完全不同时期的政策。
这使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理论的有效性。
政治上，现实主义被批判为是“冷战思维”，因此用现实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对外政策被认为是否定中国对外政策的正义性。
然而《鼎定国疆》中却从现实主义角度论证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正义性。
这一结果不仅有助于纠正人们对现实主义的误解，而且还有助于我国从现实主义出发制定对外政策。
《鼎定国疆》与国内有关我国绝大多数边界问题研究成果的另一重大区别是，这一研究使用了科学方法，而非传统的简单归纳法，从而提高了分析结论的可信度。
在学术上，读者可能对于《鼎定国疆》所设定的邻国属性指标有不同看法，但这并不能否定该书所设的指标的重要意义。
该书所设定的指标将成为后人的研究基础。
也就是说，今后在研究中国边界政策时，我们有了一个可以参照和修订的基础。
《鼎定国疆》不仅对中国边界政策提出了新的解释，而且给出了论证这一解释合理性的标准，并且依据这个标准进行了实例检验。
这对推进我国边界理论的实证研究有很重要的科学意义。
《鼎定国疆》一书的体例值得我国国际关系学者参考。
我国每年出版大量的国际关系著作，但是其中能够严格定义为专著的却凤毛麟角。
《鼎定国疆》则比较完整地具备了专著的基本方面，有具体明确的专门问题，有对这一专门问题研究成果的全面综述，有作者自己专有的结论，有对自己独有观点的客观实例论证。
希望《鼎定国疆》出版后，能引起学界同仁对于国家领土和领海主权的进一步关注，能就如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阎学通
2010年9月13日于清华
鼎定国疆：
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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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本章免费）
序言二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力迅速上升。
面对中国国力的上升，一些国家产生了疑虑：
强大的中国会往何处去？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原有的国际实力格局。
尘埃落定，人们不约而同地把视线投向中国：
崛起的中国会成为国际社会中的维持现状者还是改变现状者呢？
一段时间以来，权力转移中的中国对外政策属性和表现成为外国国际关系学者和专家议论的热点。
中国学者和专家也参与到这种讨论中来，热切地向外解释和澄清：
强大的中国不会扩张。
这种工作对于削减“中国威胁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深入地看，这种解释和澄清并非真正的中国视角，而是外国视角下的中国声音。
那么，真正的中国视角是什么呢？
在权力转移问题上，真正的中国视角应该是，中国如何应对权力转移。
属于这个范畴的话题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如何与维持现状者打交道，如何与改变现状者打交道。
在外国视角中，学者们判断中国是否是改变现状者，如何应对权力转移中的中国；在中国视角下，我们判断外国是否为改变现状者，如何应对权力转移中的这些国家。
可以说，在过去一些年，在外国视角下，由中国学者发出的辩护的声音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在真正中国视角下的研究还不够多。
《鼎定国疆》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从中国视角出发的研究。
在很多中外学者议论中国是否会进行领土扩张的时候，《鼎定国疆》所考虑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判断和应对外国的领土扩张。
这反映了中国年轻学者的自我意识在增强，研究视角在回归。
这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边界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们常常说，处理领土争端既需要原则性又需要灵活性。
那么，我国政府区分原则和灵活的基本思路是什么呢？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此未有定论。
公众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在处理领土争端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表现似乎是遇强不弱，遇弱不凶。
这种感觉是否准确呢？
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近年来，我国政府与邻国逐渐就陆地边界划分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为稳定周边，营造长治久安的国际环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而我国与其他国家海洋边界划分的紧迫性也在逐渐显现。
聂宏毅选择了一个极具现实性的题目，总结我国陆地边界划分的规律和成败得失，为进一步解决剩余陆地边界问题和海洋边界问题提供思路。
外国学者也在观察我国政府处理领土争端的规律。
一种研究思路是，将中国政府态度是否强硬与中国政权稳定性挂钩。
《鼎定国疆》指出，内政这个自变量不足以解释同一时期中国政府在领土纠纷问题上对两个邻国不同的态度。
作者从中国视角出发，根据邻国的对外政策表现来追寻中国态度是否强硬的原因。
这表明中国青年学者已经开始习惯于参与国际对话。
聂宏毅的研究较好地融合了国际问题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与传统的历史学方法。
原则上来说，这篇论文采取的是统计学方法，考察中国的邻国是否具有扩张性（变量一）与中国政府处理领土争端的态度是否强硬（变量二）之间的关联。
研究的时间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到目前最新的进展。
作者巧妙地简化了研究中的计算。
首先，在研究时间段内，案例数量有限，书中考察了时段内的所有案例，因此，有效避开了样本选择可能存在的偏差。
其次，研究结果显示，所有的重要案例都支持结论：
在处理领土争端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扩张者态度强硬，对维持现状者态度宽和。
因此，上述的关联统计计算就得到了根本性的简化，从而可以按照传统的历史研究思路，对各个案例进行细致的挖掘和检验。
作者在研究中对史料的选择和评估中正平和，不故作惊人之语。
最后得到的结论也令人信服。
这部《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是聂宏毅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看到这本书稿，我深有感慨。
作者本科和硕士方向分别是核技术和军事战略，与现在的学科跨度很大。
但是，他能以顽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写出了这篇获得好评的论文，并将其修订成一本研究中国边界问题的专著。
看到学生在学术上的成长和成熟，我从心眼里感到高兴。
这本书很专，因此，限于篇幅有一些意犹未尽的内容没有纳入文本，需要提请读者注意。
第一，邻国是否是一个扩张者，这只是决定中国政府处理领土争端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
其他一些因素，例如，中国自身的实力因素在本书中没有单独挑出来做专门的研究。
或者说，自身实力这个变量在该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需要理解作者对研究范围的限定。
第二，邻国的属性也好、中国的态度也好，在实际情况中都不只是简单的两种类型，而是有很多过渡形态。
该书中的二分法是一种数学简化，为研究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是，如果要考察邻国属性的转化过程或者中国态度的转化过程，可能就需要更复杂的分类。
第三，该书的主线是系统研究。
限于条件，该书没有能够考证中国政府内部关于领土争端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随着今后更多内部文件的解密，我们也许能够在这些解密文件中印证书中的推测。
这是一本具有启发作用的研究专著，相信会引起国际关系、对外政策、军事战略等领域学者和学生的兴趣。
有同好的研究人员还可能在书中淘到对自己研究有所借鉴的东西。
这本专著的特点是“专”，视角独特，理论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强。
但是，这并不表明这本书不好读。
相信业余人员也能顺畅地读完这本书，并有所收获。
这本书从中国视角研究了中国对外政策，外国学者可以从中了解中国学者如何看待世界，这也许有助于其他国家的决策者体会如何与中国和睦相处。
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聂宏毅的事业已经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希望他能够潜心做好本职工作，为保卫国家安全尽力。
我深信，作者的学术经历将有助于他为国效力。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李彬
2010年8月28
鼎定国疆：
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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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本章免费）
前言
领土争端素来是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之一，从早期殖民主义的开疆拓土到帝国主义的蚕食瓜分，再到民族国家的独立兴起，无不伴随着领土争端与边界纠纷，领土争端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
我国是世界上陆地邻国最多的国家，具有极其复杂的地缘战略环境。
到目前为止，虽然已与12个邻国正式解决了边界问题，但中国22，0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仍然存在一些争议领土，这些争议领土能否顺利解决，对于我国的和平发展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历史压力。
它不但极易招致国际社会对我国崛起的敌视和防范，更会对整个民族心态和我国外交带来新的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能够同大多数邻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顺利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然而在同印度、前苏联和越南的边界问题上，和平谈判却一度被武装冲突所取代。
新中国的成长历史，就是一部伴随着边界争端与鼎定的历史。
在中国与周边邻国所组成的地区权力体系结构当中，任何一个邻国在权力体系中的位阶的提升都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边界问题，而国际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更使我国面临复杂险峻的地缘政治环境。
我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到底奉行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原则，这种政策原则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7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了我国处理领土边界问题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一是解决边界问题的目的是“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缓和，便于进行建设，而不是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
我们的国策是和平外交政策”。
二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反对诉诸武力，不能以武力单方面改变边界现状。
解决边界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关系到同邻国的关系。
我国主张在有争议的边界问题尚未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
三是在边界问题上做到“使双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而不在于我们必须多占一点地方”。
四是根据边界的实际情况及双方各自必须维持的利益，根据法律及历史的证实，对两国边界线的划分采取友好协商的精神，以符合双方的要求，达到满意的调整。
周恩来：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在处理领土边界问题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
我国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
虽然我国在处理领土边界问题上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一些西方国家仍然恶意渲染“中国威胁论”。
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回应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根据我国处理领土边界问题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我们可以推断，我国通常是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处理领土边界纠纷的，但如果我国面对的是一个具有扩张野心的邻居，奉行的是改变现状的扩张政策，则为了求得长治久安的和平发展环境，我国绝不会姑息迁就，关键时甚至会不惧一战。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为了实证这种推断，本研究采取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方法，对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重点是对我国在处理与陆地邻国领土争端时的强硬或宽和态度现象加以分析。
研究表明，西方所宣称的“中国威胁论”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称霸是中国面临的客观地缘环境使然，也是中国真诚的主观愿望。
但在领土边界问题上，邻国所奉行的对外政策属性与中国处理领土争端时的态度具有高度关联性：
在处理与陆地邻国领土边界争端时，当邻国为奉行改变现状政策的“改变现状国”时，决策者将选择强硬的态度来解决领土边界争端。
相反，当邻国为奉行维持现状政策的“维持现状国”时，决策者将选择宽和的态度来解决领土边界争端。
我国在处理与邻国领土边界问题时并非像一些西方国家所渲染的那样，当中国军力强大时就会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从理论层面阐述了我国在处理领土边界问题上一贯的原则立场和维持领土完整与安全的正当利益需求。
这种处理原则与我国的实力基础相适应，也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是经略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的战略选择。
本研究采取了“权力转移”这一理论工具和社会科学研究中量化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法，不同于一些学者以往所采用的历史归纳法等研究方法。
在此，有必要对“权力转移”理论和研究方法等作一简要说明。
关于本书所运用的“权力转移”理论。
有人可能会认为“权力转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该理论能否“洋为中用”存有疑问。
用这一理论来研究我国的陆地领土争端问题会不会得出对我不利的结论？
到底能不能用来分析中国面临的领土边界问题？
回答是肯定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因为武器本身并不具有阶级性，国际关系的研究理论如同工具和武器，可以用来为任何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国家服务。
谁使用它们，它们就为谁服务。
例如，马克思经济决定政治的严格分析法是以德国逻辑思维传统为基础的，但这种分析方法和理论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广泛认可。
又如，地缘政治学是西方学者发明的，但这种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国际关系的方法却可以为前苏联组建华沙条约组织这类东方军事集团服务。
阎学通、孙学峰：
《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同理，我们也可以运用“权力转移”这一理论工具进行研究分析。
当然，为了研究的需要，作者对这一工具进行了适当的修正改造。
事实上，在过去近50年的时间内，“权力转移”理论丰富和深化了国际关系学者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
正如著名战争问题学者斯蒂文·范埃弗拉（StevenVanEvera）所言,“权力转移”打开了国际冲突新的“脆弱的窗口”。
StephenVanEvera,CausesofWar:
PowerandtheRootsofConflict,IthacaandLondon:
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9,Ch.4.或者说,权力的转移以及由此产生的“不满”和“挑战”至少是导致国际关系中难以避免的冲突和战争的基本原因之一。
本书从“权力转移理论”这一分析工具入手，对其中的“改变现状”和“维持现状”这一对概念进行了改造，然后运用于区域层次领土争端问题的研究，系统地对中国处理领土争端时的态度进行分析，揭示中国在领土边界问题上面临“改变现状国”时的态度选择，实证了中国在处理领土边界争端问题上所奉行的以长治久安为目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政策底线。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所用的“改变现状”和“维持现状”概念是有着严格界定的，是经过对原来的概念改造后专门用于领土争端领域的一对分析工具，与通常的“权力转移”理论中的“改变现状与维持现状”概念的含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本研究中的“维持现状国”并不就是领土争端中的既得利益者，而是有着专门的指标衡量。
有的读者可能会问，如果用这一理论反过来对照我国，这其实就从根本上误解了本研究对这一对指标的设定。
领土争端指的是两个国家主体之间的领土纠纷，台湾与内地的统一，属于我国的内政问题，根本不属于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范畴。
关于本书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采用了实证与量化的研究方法，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归纳法，目的是提高分析结论的可信度。
这一方法涉及研究假设、设定研究变量、变量控制以及内因外因研究视角的选择等。
详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假设。
关于研究假设问题，量化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历史归纳法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需要首先设定研究假设，确定变量关系，然后对这种研究假设进行案例检验，以考察所设变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影响作用。
有的学者可能会认为，边界问题是已经发生的问题，不能用假设，如果假设就是背离了客观实际。
若持这种观点，其实是对科学实证研究方法的一种误解。
科学方法中的研究假设既不是主观臆断，也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基于对所研究对象的客观考察和分析后所提出的，这种观察包括了对已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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