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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
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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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城市竞争力课题组添加日期:
07年08月28日
本章对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及其子系统与关键要素作了具体描述,是运用城市竞争力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评价与论证的基础。
本章描述了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系统”的构成与要素关系,提出了城市竞争力的“五要素论”,指出该体系建立的基本原则。
“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系统”由5个一级指标系统、23个二级指标系统与140个要素指标构成,是基于关联性、可度量性、可比性、导向性与层次性的基本原则建立的,包括统计指标与调查指标两大类。
城市竞争力评价系统包括的五个层面（即一级指标系统为城市实力系统、城市能力系统、城市活力系统、城市潜力系统与城市魅力系统。
这就是城市竞争力的“五要素论”。
城市实力系统主要是对城市经济、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实力的全面评价,反映城市规模、结构、基础功能与社会进步与可持续发展的状况等,揭示出城市的经济地位与竞争基础。
城市能力系统反映了城市集聚、辐射、流通、增长等方面的核心能力,揭示出城市发展的速度与程度、竞争产生对抗效果的水平、作用强度与获得竞胜的概率。
IUD指出,从市场角度看,城市竞争力就是城市生产力,竞争力的本质体现为市场化占有、配置与利用生产要素的权利的大小。
城市活力系统反映了城市有效利用资源的能力,包括企业活跃度、资本市场成熟度、市场开放度、创新环境、城市治理结构等方面,揭示了城市各要素与资源的活跃性、开放性以及相关约束的合理性,并综合体现为城市运行与发展的效率。
城市潜力系统反映了城市在未来或潜在竞争中能够夺取、控制制高点所需的要素支持的完备程度,揭示了城市实现生存平台的跨越与生存模式的革新,获得城市再生与更高层次新生的后发优势。
城市魅力系统是推动城市快速发展的加速器,是现代城市的灵魂。
IUD指出,城市魅力的功能在于对外界施加强烈的影响力,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充满迷人的亲与力,激发丰富的想象力,对城市发展具有乘数效应。
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系统由城市实力系统、城市能力系统、城市活力系统、城市潜力系统、城市魅力系统五个层面构成,共设置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140个,包括统计指标与调查指标两大类。
这三级两类五个方面的指标构成了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的建立主要基于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关联性。
本指标体系所选择的每个指标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近似地反映城市竞争力的某一方面的某些基本特征,或者说,每个指标只能从某一特定角度反映城市竞争力的程度。
第二,可度量性。
所选择的指标必须是可度量的,而且能够实际取得数据。
有些指标虽然在理论上可行,但缺乏数据来源,或虽能取得数据,但可信程度较低,这样的指标宁可暂缺,以尽量避免主观判断代替客观度量。
数据主要来自各类不同的统计指标,在缺乏统计数据的情况下使用调查数据,个别情况辅之以专家评估。
第三,可比性。
从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自行选择指标尽可能突出城市转型时期的特点,使指标设置既符合城市间的可代表性与通用性,又要体现城市竞争力是一个世界性与历史性的动态发展过程,使指标具有相对可比性,从而提高指标体系的使用范围。
第四,导向性。
所选择指标既要从城市的现实出发,考虑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又要从城市的发展趋势出发,考虑指标的先进性,力求使每个设置指标都能够反映城市竞争力的本质特征、时代特点与未来取向。
第五,层次性。
由于指标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的复合体。
因此,指标的设置必须按照其层次的高低与作用的大小不断细分。
城市实力系统
城市实力系统反映一个城市特定时期所拥有的整体实力,是对一个城市经济、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实力的全面评价。
本指标体系使用了以下五个层面的指标来衡量城市实力。
1.经济规模。
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首先体现在它的经济总量或经济规模上。
经济总量主要突出体现一个城市的实际产出及发展状况,是城市持续发展与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城市体现价值活动的基础。
如果缺乏总量支撑,即使能力再强,其综合竞争力也将受到阻碍。
从一般经验看,经济总量越大,反映出城市实力越强,在一定情况下反映出较强的城市竞争力程度。
在这里,我们选用了GDP、人均GDP、GDP密度、地方财政收入、上缴中央财政五个指标反映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或经济总量,当然,这些指标与经济总量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
为了消除偶发因素导致的年度异常波动,我们使用3年移动平均值代替当年值,即2000年为1998~2000年的平均值。
2.产业结构。
城市产业结构直接反映着城市未来经济取向,是城市价值活动与价值流的重要支撑。
一个城市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科学并且符合现代城市的发展趋势,直接关系着城市战略模式及城市竞争力的综合水平。
一个现代化城市的产业结构是以第三产业为重心的新
城市经济模式。
在这里,我们选用了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与现代服务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两个指标,反映这一模式在城市竞争力中的作用。
现代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的大小直接反映着后工业化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与未来城市的价值取向,也与这个城市的价值流量正相关。
这里的现代服务业包括伴随工业化发展而展开的补充性服务业,即现代金融业、房地产业、中介服务业等,也包括工业化后期大规模发展的新兴服务业,即信息服务业、展会业、物流业、教育产业与国际商务业等。
3.城市功能。
基础设施是城市价值功能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是城市竞争力的物质支撑。
基础设施为城市生产与生活提供公共条件与公共服务,以最大程度地实现价值活动。
基础设施分为生产性基础设施、生活性基础设施与社会性基础设施。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人均住房面积、人均铺装道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市绿化覆盖率、燃气普及率、人均生活用水量、人均生活用电量、人均通讯光纤长度、人均公共体育场馆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量、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等11个指标反映城市基础设施在发挥城市功能方面的作用。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基础设施与一个城市竞争力的综合水平有密切关系。
根据《世界竞争力报告》的分析表明,基础设施与人均GDP之间以及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均呈现较强的正相关性。
因此,一个城市竞争力的综合水平必须建立在完善基础设施与城市功能的基础之上。
4.社会进步。
社会进步指数是城市经济实力的综合体现,是城市竞争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也直接地反映了城市竞争力程度的大小。
在这里,我们选用了城市化指数、信息化指数、生活质量指数、社会安全指数、社会保障指数、知识发展指数、基尼系数与恩格尔系数等8
个指数反映城市竞争力的综合水平。
比如,城市化指数反映城市的成长性;信息化指数反映城市现代化水平;基尼系数反映城市居民的收入差异状况与社会收入分配的平等状况。
国际上常用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异状况的指标,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高度平均,0.2~0.3为相对平均,0.3~0.4为比较合理,0.4~0.5为差距偏大,0.5以上为差距悬殊。
恩格尔系数则反映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状况。
恩格尔系数的一般规律为,收入越低的家庭,恩格尔系数就越大;收入越高的家庭,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用恩格尔系数制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为:
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
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一般在20-30%之间。
1999年前,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一直在40%以上,2000年下降为39.2%,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总体上开始步入小康水平。
5.可持续发展。
城市可持续发展就是“确保城市居民达到或维持一个适宜的、不下降的福利水平而不危害城市周边地区居民的福利”。
城市可持续发展强调人口、资源与能源、生态环境各系统之间的与谐与均衡,强调不断增强城市实力基础上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资源与能源耗速率的零增长以及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
在这里,我们选用了人口自然增长率、资源与能源的耗速率、生态环境退化速率3个指标反映城市可持续发展状况。
3.2.1集聚能力。
比较城市竞争力究竟比什么?
什么才是真实的城市核心竞争力?
我们认为,研究比较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主要是比较由城市实力为基础的城市核心能力。
从市场微观角度看,城市竞争力就是城市生产力。
而发展生产力首先必须占有资源与要素,并且占有更多的优势要素与资源,因此城市竞争力的竞争优势与占有、配置生产要素与资源的能力呈正相关。
竞争力的本质体现为市场化占有、配置与利用生产要素权利的大小。
竞争力弱,市场化配置资源与要素的权利就小;竞争力强,市场化配置资源与要素的权利就大。
同样,市场化配置资源与要素的权利大,也反映出城市竞争力的优势。
而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权利是由城市实力为基础的城市集聚能力、辐射能力、流通能力与增长能力产生的。
本指标体系使用了4个指标反映城市能力系统。
1.集聚能力。
波特认为,集聚是某一特定区域下的一个特别领域,一些相互关联的公司、专业化供应商、服务提供商、机关机构,关联产业与专门化的制度与协会在某一地域集中,他们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一种状况。
波特认为集聚状况可更经济地获得专业化的投入要素与人力,可更低成本地获取相关信息与公共产品,可增强企业间的互补性,以及可提供更有效的激励。
对于城市来讲,集聚在于以城市的优势环境与条件吸引众多资源与要素在相对狭小的空间达到有效配置与利用,从而使城市成为资源转换中心、价值增值中心、物流中心、资金配置中心、信息交换处理中心、人才集聚中心与经济增长中心,进而提高城市的竞争能力。
在这里,我们选用了人口密度、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万人吸引的外地人口数、每万人吸引的常驻外籍人口数、资本密度、人均储蓄额、人均贷款额、人均吸引外资额、企业密度、支柱性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以及支柱性产业占全国同行业的比重等11个指标,反映城市集聚能力的水平。
每个指标的数值与城市集聚能力水平的高低呈正相关。
2.辐射能力。
城市的集聚是为了进行扩散与辐射。
如果仅仅为集聚而集聚,没有扩散与辐射,这种集聚是无法持续的。
而且从城市价值活动的过程分析,集聚是手段,扩散与辐射是目的,集聚是为了扩散与辐射,而扩散与辐射则进一步增强集聚能力。
任何辐射都是双向的。
辐射就是通过点辐射、线辐射、面辐射,把巨大的辐射网络联系起来,从而扩张城市市场化占有、配置与利用资源与要素权利的作用范围,构筑更大空间的经济协作体系,扩散城市的优势能力,确立城市对周边的主导地位,更大程度增加开放度,提高外向依存度、全球化水平与国际交流能力。
在这里,我们选择了区位国际衔接性指数、生产外向依存度、经济外向依存度、资本外向依存度、国际交往能力指数5个指标,反映城市辐射能力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
城市流通能力体现出城市集聚与辐射功能的发挥程度。
流通能力是集聚能力与辐射能力的综合体现,只有集聚与辐射相互协调,整体水平高,才能真正提高流通规模与质量。
在这里,我们选用了物流指数、人力流指数、资本流指数、技术流指数、信息流指数、服务流指数6个指标,反映城市流通能力的大小。
应当指出的是,流通能力的大小与要素流动的动力机制与传递机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一般情况下,增强流通能力除外力的人为推动外,主要靠内力的自发推动。
这种内力源于位差与势差的产生,受利益驱动。
所谓位差,就是指两地之间要素运作成本与收益比较的差别。
一般而言,要素总是由净收益低的地区流向净收益高的地区。
所谓势差,就是指要素在不同地区产生的竞争优势的差别。
如某一要素或要素组合在乙地竞争优势一般,但到了甲地就会占有明显的竞争优势,那么该要素或要素组合就会从乙地流向甲地。
对城市而言,吸引要素资源集聚主要通过提高位差,增强要素资源辐射主要依靠增大势差。
同时,要素流动需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与程序,而这些中间环节与程序不可能由要素所有者一方或交易双方来承担,必须借助于一整套服务体系,这一整套服务体系就构成了要素流动的传递机制。
传递机制的发达程度或传递效率的高低直接对要素流动产生影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流通能力。
4.增长能力。
从总体上说,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是由它的地缘经济环境与自身资源禀赋决定的。
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快慢,首先决定城市竞争力综合水平的高低。
经济增长是一系列要素互相结合、互相作用的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
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等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
此外,体制因素、组织因素、文化因素与政府作用因素等也通过改变要素投入与要素生产率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
在这里,我们选择了GDP
增长率、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科技对GDP贡献率、文化对GDP贡献率、教育对GDP贡献率、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就业率等10个指标反映经济增长能力。
必须指出,经济增长过程是有差异的。
经济增长能力与每个指标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
城市活力系统
城市价值链区分了城市所能创造价值的活动。
一个城市要想保持活力,它必须创造比竞争者更多的价值。
一个城市创造价值的机制反过来取决于城市有效运用资源的能力。
这种能力体现为城市的活力。
城市是一组资源的集合体,城市之间的竞争围绕着资源的争夺与利用展开。
一个城市的市场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所拥有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更取决于其对资源的利用效率。
前者是城市竞争的必要条件,但它与城市的竞争地位不一定成正比;而后者才是城市保持持久活力的关键。
本指标体系中使用了五个层面的指标来衡量城市活力。
1.企业活跃度。
企业是城市活力的灵魂。
一个城市的繁荣与这个城市能培养出多个世界级、国家级、地区级企业直接相关。
一个大企业对繁荣一个城市起着很大的带动作用。
不仅如此，优秀的企业家还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与孵化器，他不仅改变一个城市传统的产业结构与经济模式，更重要的是他将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与价值取向，并且能够克服传统惯性引导政府建立起新型的适应企业竞争与城市竞争的现代思维模式。
在这里，我们选用了民营企业占GDP的比重，外资企业占GDP的比重，名牌企业占GDP的比重，超亿元企业占GDP的比重，外资企业占GDP的比重以及上市公司占GDP的比重五个指标反映一个城市的活力。
一般来看，城市活力的强弱与这个城市拥有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名牌企业、超亿元企业与上市公司的数量与质量呈正相关。
2.资本市场成熟度。
资本是城市的稀缺性资源，是城市竞争的必要条件。
资本市场是集聚与配置资本的主要载体与平台，资本市场的成熟度对资本的集聚与配置有直接关联。
一般来看，资本市场越成熟，资本集聚与配置效率越高，城市活力越强。
在这里，我们选用了金融信用指数、金融供给程度、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企业融资难易度、上市公司数量、资本市场违规数量、企业并购指数以及资本意识等8个指标反映城市资本市场的成熟度。
3.市场开放度。
市场开放与管制程度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具有活力的重要标志。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关键性产业的非垄断程度、行政审批的简化程度、进出口的限制程度与地方保护程度等直接反映着城市竞争力水平。
越是竞争力强的城市，市场开放度越高，政府管制程度越低，而政府管制程度高的城市，市场开放度必然低，竞争力必然弱。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政府干预程度、关键性产业的非垄断程度、行政审批简化程度、进出口限制程度以及地方保护程度5个指标反映市场开放度对城市竞争力的作用。
4.创新环境。
在全球资源快速流动过程中，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全面整合，而整合的最佳手段就是在不断创新中重组。
创新是提升竞争力的源泉与动力。
政府必须不断地创造最佳的创新环境，并制定政策刺激创新。
创新不仅为城市产业结构带来升级与优化，而且将促进产业扩充与产业价值链的形成，从而增强城市价值活动与价值流，以提升城市价值。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R&D投入占GDP的比重、高新技术企业R&D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风险资本投入占GDP的比重、每万人中专业技术人员数、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数、每百万人新创企业数、每百万人拥有的企业家数以及每万人拥有的中等收入人数等10个指标反映创新环境对增强城市活力的影响。
5.城市治理结构。
管理城市就是管理发展。
城市发展能力建设的核心是城市竞争力建设。
管理不同于“管制”。
城市管理是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
如同管理一个企业一样，它需要对管理的目标与过程有明确的了解，并且要有合理科学的治理机制。
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力量与制度方式建立一个政府、市场、社会互动的城市治理结构已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关键环节。
从权力管理到权威治理，从行政审批到政务公开，一个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城市是与一个
负责任的、高效率的政府行政管理联系在一起的。
高效、诚实与注重绩效的政府，有合理、清晰的管理政策，法治能得以公正贯彻且有公信力，高素质的市民与媒体在提高政府责任度方面有独立发言权，这样的城市才是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政治职能转变指数、政府控制力指数、政府管理绩效指数、政府透明度指数以及政府公信力指数5个指标反映城市治理结构对增强城市竞争力的影响。
城市潜力系统城市潜力是城市竞争力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城市在未来或潜在竞争中能够夺取、控制制高点所需的要素支持的完备程度，是城市延续与发展的后劲。
城市潜力系统利用城市资源在市场空间的有效配置促使城市效率最大化，以实现生存平台的跨越与生存模式的革新，获得城市再生与更高层次的新生。
本指标体系使用了5个指标反映城市潜力系统1.市场空间。
市场是拉动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市场需求水平与城市潜力呈正相关性。
市场需求水平越高，市场空间越大，资源配置的机会越多，城市潜力越容易发挥作用。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市场规模、市场成熟度、细分市场吸引力指数、市场占有率、市场购买力指数以及市场链关系指数等6个指数反映市场需求水平与城市潜力之间的关系。
2.资源效率。
资源效率指对城市有限资源的充分挖掘与运用，包括对资源潜力与资源开发能力的综合利用以发挥最大的效能。
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对城市潜力有直接关系。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资源消耗量占GDP的比重、资源转化率、资源存量、可再生资源利用率、资源集约化指数以及资源组合优势度等6个指标反映资源效率与城市潜力的关系。
3.投资吸引。
投资吸引力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具有潜力的重要标志。
资本是城市竞争力系统中的稀缺性资源，也是资源配置与利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条件。
资本集聚程度的大小直接与投资吸引力呈正相关。
投资吸引力越强，资本集聚程度越高，资源配置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越大。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区位优势度、基础设施适应度、综合服务质量、优惠政策、法制环境、国际化水平等6个指标反映投资环境与投资吸引力对城市潜力的影响。
4.社会成本。
成本是制约城市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对城市潜力也产生重要影响。
成本越高，效率越低，潜力作用越小。
特别是制度成本、机会成本等隐含性成本对城市潜力的作用更为明显。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风险成本指数、机会成本指数、制度成本指数、交易成本指数、营运成本指数等5个指数反映社会成本与城市潜力之间的关系。
5.人力资源。
城市是由人组成的。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城市。
一个城市的人力规模、人力结构、人力素质、人力资本投入以及人力供求关系直接影响着城市竞争力。
一个城市是否有潜力，不是取决于这个城市有多少富人与穷人，而是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是在快速增长还是下降。
如果这个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是快速增长的话，那么
这个城市的潜力是很大的。
而且，人的素质与教育水平也直接与这个城市的潜力相关。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人力规模指数、人力结构指数、人力素质指数、人力资本指数以及人力供求指数等5个指标反映人力资源与城市潜力之间的关系。
城市魅力系统城市魅力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推动城市快速发展的加速器，是现代城市的灵魂。
城市魅力的主要功能在于对外界施加强烈的影响力，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充满迷人的亲与力，激发丰富的想象力。
城市魅力是多种积极因素的综合性组合，这种组合使城市具有潜质，对城市发展具有乘数效应。
本指标体系使用了城市品牌认知度、城市形象影响力、城市文化凝聚力与城市游客满意度4个指数来反映城市魅力。
1.城市品牌认知度。
城市品牌是最宝贵的最有价值的城市财富。
城市的真正价值实际上源于城市价值活动的外部，存在于城市投资者与消费者的头脑中。
品牌价值体现在它的无形中，最具魅力之处在于它能够引起人们的意识、观念与思维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成为城市的潜在消费者并且为城市创造形象、信誉与声望，品牌价值还在于其创造财富的巨大潜能与持续不断地创造新价值。
品牌是城市竞争力的制高点。
城市的竞争力说到底是品牌的竞争力。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城市品牌的知名度指数、美誉度指数、忠诚度指数与联想度指数来反映城市品牌认知度对城市魅力产生的影响。
2.城市形象影响力。
城市形象是社会公众、市民与游客对城市的整体印象与评价。
城市形象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是城市理念、城市行为与城市视觉标志三者的有机统一体。
其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层层递进，形成一个完整的形象识别系统。
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城市理念识别系统，是城市形象识别的核心与原动力，是其他子系统建立的基础与依据，但它的内涵与实质必须通过城市行为与视觉标志体现出来；二是城市行为识别系统，是城市形象的动态识别形式，是组织行为、管理行为与活动行为的有机统一；三是视觉识别系统，是城市形象的静态识别形式，是城市理念与行为规范的具体反映，它是最直接、最具体、最富传播力与感染力的子系统。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城市理念识别指数、城市行为识别指数、城市视觉识别指数3个指标反映城市形象影响力与城市魅力的关系。
3.城市文化凝聚力。
城市文化是指城市内部将各种力量统一于共同方向上所形成的某种特定的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历史传统或文化观念等，这种意识形态有助于增强城市市民的向心力、凝聚力与持久力。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本土文化独特性、外来文化兼容度、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文化市场消费指数、文化传播指数以及文化生态环境指数等6个指标反映城市文化凝聚力对城市魅力的影响。
4.城市游客满意度。
游客满意度是指能够满足游客需求与超越游客期望值的实现程度。
游客满意度的高低直接地反映着城市的信用程度、秩序程度与文明程度的好坏，与城市魅力
呈正相关。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游客期望值指数、城市信用指数、城市秩序指数、公共服务质量指数以及城市文明程度指数等5个指标反映城市游客满意度与城市魅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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