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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
家庭：
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
孟宪范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家庭经受了三次冲击：
20世纪初指向家庭制度的批判、1949—1976年间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运动、近30年指向家庭责任的经济理性的入侵。
在三次冲击和经济社会剧变的背景下，当前，中国家庭处于压力增加和能力下降的失衡状态。
今天重提家庭问题，是因为家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大国崛起的历史使命面前具有了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新的功能。
我们需要重新为家庭的战略地位定位。
在放任家庭能力削弱还是支持家庭的问题上，除去支持家庭，我们别无选择。
应当将支持家庭纳入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战略框架之中。
家庭问题需要进入国家的视野，需要建立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
关键词家庭家庭功能家庭政策
家庭研究并不处于社会研究和国家视野的中心。
这道理很简单：
现代社会是在家庭以外发展起来的，或者说是在公共领域发展起来的；在公共领域，问题层出不穷，它们占据着学者的主要视野，家庭这一古老的制度安排自然就居于边缘。
而从国家的角度看，在现代国家需要应对问题的清单中，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军事的、安全的、社会的、科教文卫的、突发的……既长且繁。
家庭问题肯定处于这一清单的尾部。
本文的旨趣在于将家庭问题在国家视野中的位序前移，即将家庭问题从国家视野的边缘向视野的中心推进，将家庭的因素置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框架之中。
这是因为，家庭功能在今天有了新的内涵。
由于家庭在增进国家竞争力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具有战略意义，家庭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提高了。
审视中国的情况，可以发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家庭经受了涉及指向家庭制度、家庭情感、家庭责任的三次大的冲击而苦无招架之力。
家庭压力在增加，而完成自身功能的能力却在弱化。
本文拟在分析这三次冲击和论述家庭功能新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应当建立支持家庭政策体系的观点。
第一次冲击：
20世纪初指向家庭制度的批判
吉登斯说：
“家庭是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斗争的场所。
”我们在中国就看到了这一斗争的丰富场景。
回顾过去的百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家庭制度、家庭价值遭到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家庭功能经历了逐渐弱化的过程。
20世纪初，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家庭制度在中国受到空前激烈的批判：
一个将家庭作为组织、管理社会基础的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了从传统之茧中蝶化，对家庭制度进行批判是必然的。
一．批判的原因：
封建家长制与封建社会的血肉联系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封建家长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这一批判的产生，需要从现代化这个大背景来理解。
由于在传统中国，家庭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生活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封建家长制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构成了封建社会伦理、政治规则的基石，所以近代以来，在社会革命的大潮中，封建家长制度成为启蒙思想家激烈批判的对象。
对于当时激烈批判传统的现象，陈来先生有精彩的论述。
他明确称之为“反传统”。
那么，何以产生反传统的思潮呢？
他指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激烈否定民族文化传统，是基于强烈要求复兴民族国家的危机意识，是出自民族生存的危机感和对民族现代化的急迫关切。
这一急迫要求导致青年知识分子的反传统情绪。
简单地说，他们认为传统文化要为中国的落后挨打负全责。
进而言之，现代化的发端必然伴随着对于传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批判。
对此，吉登斯提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论”。
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断裂，但是现代社会的断裂特别值得重视。
因为“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
那么，这种断裂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有多么深刻呢？
吉登斯指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这种断裂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
在中国，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我们所看到的狂飙突进的反传统热潮，青年知识分子对于包括封建家长制在内的传统社会的决绝式的批判，就是这种断裂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
二．家庭制度受到严厉的批判
辛亥革命前后，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就激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热情讴歌革命。
他们在民族积贫积弱，屡受蹂躏的时候，胸怀救国救民的宏愿，对于封建家族制度及其伦理礼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一时可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当时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有一句名言：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在这样的大潮中，封建家长制自然被视为“旧俗”之列，应“以革命去之”；封建家族制度被目为“万恶之源”，之后，家庭也被株连，被视为革命的障碍。
这一时期，《三纲革命》、《家庭革命》之类的文章大量出现，其中，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更是惊世骇俗。
他们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所以主张取消家庭制度。
例如鞠普在《毁家谭》中主张废除个体家庭，男女不结婚，“复多设会场旅馆，为男女相聚之所，相爱则合，相恶则离，俾各遂其情，则必无乐于婚姻者矣”。
汉一在其《毁家论》中说：
“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
”当然，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主张个体家庭的解体，而是反对封建家长制，倡导家庭革命，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
今天看来，“毁家论”自然出奇地偏激，事实上，平民百姓也不会听信，他们依旧结婚自结婚，成家自成家，但是细想一下，这一论调能够提出，而且构成一种思潮，当时对于传统社会激烈批判的文化氛围就可以想象了。
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文化方面所进行的革命运动，人们常统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是一次标志中国人民新觉醒的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
新文化运动延续辛亥革命前后民主革命的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脉络，并且以火一般的热情和犀利的语言为特征，继续批判传统社会和封建礼教。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要求人权平等和个性解放，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提倡科学，反对尊孔复古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对迷信鬼神，要求用理性和科学来判断一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
这一运动以《新青年》为重要阵地，以西方文化的民主和科学为口号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当时，吴虞、严恩椿、鲁迅、周作人、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等青年知识分子严厉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文化，传播新的婚姻家庭观念。
李大钊发表文章，反对旧礼教、旧道德。
他指出：
“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
”吴虞猛烈抨击封建宗法制度，高喊“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
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
这次批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动摇了统治中国思想文化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权威地位，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长期束缚下解放出来，对现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有着重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思想的传播是依托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期刊，即定期的且具有固定发布渠道的传播，比之此前的一些批判言论，其社会影响要大得多。
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导。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第四年的“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
“五四”运动在文化方面的斗争锋芒集中于以维护封建专制为基本内容的孔子学说，其著名的口号“打倒孔家店”表明了与传统文化决裂的鲜明态度。
比之辛亥革命前后的批判，这次批判的特点是新思想传播的范围明显扩大，它从思想家的文本走向普通知识分子，为一般青年知识分子所广泛认同。
在这方面，我们从“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其中，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对于封建大家庭压抑个性的揭露和对于新青年走出家庭的讴歌，以及易卜生话剧《娜拉》中娜拉出走的模式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均可视为标志性事例。
质言之，在中国，对于封建家长制的批判以及传统家庭制度以功能弱化为特征的现代转型，是中国家庭制度的历史宿命。
当然，不可避免的是，在批判封建家长制糟粕的同时，家庭制度中一些优秀传统也流失了。
三.这次冲击开启了家庭制度世俗化、边缘化的历程
这次针对传统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屡遭外侮、丧权辱国的处境所引起的忧患意识与救国热情。
这一思想启蒙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族觉醒、自强奋斗历史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其积极意义及历史贡献已经为方家所充分肯定，兹不赘述。
而从家庭制度的角度看，其意义有二：
第一，是中国家庭制度去政治化、去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开端
传统上，家庭具有政治的、神圣的意义。
这是因为，传统中国是“家国同构”的。
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国家的秩序乃以“家”为模板复制而成。
儒家理论认为，政治秩序、社会伦理、家庭伦理是一理贯通的。
在制度与日用的层面，儒家伦理假定家庭（家族）的与国家的（政治的）生活是同质的，其秩序可以一以贯之，这一理论视国家生活为扩大的家族生活，家族生活为缩小的国家生活，而在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中，更是强调家庭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他说：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离娄上》）明确地将家庭关系作为国家关系的基石，将家庭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础。
因此，家庭组织及其制度、伦理就被政治化、神圣化了。
20世纪初针对传统封建家族制度的严厉批判剥去了传统家庭制度作为国家基石的神圣外衣，认为它们应当为中国的落后挨打负责，是我们屡遭羞辱、丧权辱国的根由。
这样，传统家庭制度由政治伦理的母体和政治秩序的基石而变为罪恶的渊薮，它的神圣性、合理性被解构，从而开启了中国家庭制度去政治化、去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过程。
第二，开启了家庭在国家的视野中边缘化的过程
这次批判的另一个作用是，在国家的视野中，开启了家庭边缘化的历程。
历史上的中国家庭，是政治伦理的原点、国家的社会管理单位、赋税徭役单位、法律单位、福利单位。
所以，家庭居于国家视野的中心。
正因为如此，为了保证国家的税收和徭役，在战乱之后，国家为鼓励生育，甚至规定女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出嫁。
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家庭制度去政治化的过程，意味着家庭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分离。
这种分离表明，在国家的视野中，家庭制度开始了其边缘化的历程，也即，国家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领域。
实际上，20世纪上半叶战乱频仍，国家根本无暇顾及家庭。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批判的作用集中体现在青年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身上，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扩展到广大的民众之中，其社会影响是有限的。
这种批判并没有在社会范围中产生真正的影响。
这是因为，家庭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如果没有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仅靠思想启蒙是不能实现其目标的。
这一点我们从柔石小说《二月》中青年知识分子萧涧秋在芙蓉镇不被理解的遭遇就可以看出了。
20世纪初的这次针对家庭制度的冲击，使得传统中国家庭制度的神圣性、合理性被解构，数千年来从不存在疑问的家庭组织，其功能、意义、规范，在理论上首次成了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第二次冲击：
1949—1976年间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运动
一．总的背景：
现代化与家庭价值的退让
现代化是社会的世俗化、理性化，也是工具理性倡行、价值理性退让的时代。
价值理性关怀人性的世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工具理性是指人在特定的活动中，对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进行首要计算的态度。
工具理性关乎物，价值理性关乎人。
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工具理性独大、挤压乃至驱逐价值理性的现象。
家庭是以人为目的的社会组织，是充满价值理性的组织。
这里的核心价值是关爱、互惠乃至牺牲。
显然，在工具理性挤压价值理性的现代社会，家庭价值的退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化驶入了快行道。
下面考察在这一快行道上中国家庭功能弱化的状况。
二．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
1949年后，新中国的国际环境严峻，国内百废待兴，在国家的视野中，国家安全、新型经济社会制度的建构和经济发展居于中心。
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
（一）家庭处于国家视野的边缘
基本的事实是，家庭处于国家视野的边缘，不再是社会管理的直接对象：
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了。
一方面，在改革前的近30年中，国家安全和工业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
我们国家在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下艰难地实现工业化的理想，无暇顾及家庭；另一方面，构成社会的基础组织不再是家庭，而是城市的单位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家庭不再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单位和对象，也不再是税收的对象，家庭在国家的视野中处于边缘地带。
（二）单位制提供的替代性家庭功能降低了家庭的重要性
从功能替代的角度看，单位制提供了家庭的替代性功能，降低了家庭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前，“单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基本组织形态。
”个人与单位的关系由于资源主要由单位垄断分配的机制而变得异常的紧密。
人们从摇篮到墓地，生生死死都离不开单位。
单位代表国家对个人负起生老病死的无限义务。
单位就是“家长制的福利共同体”，它好似一个小社会，大的单位从幼儿园到子弟学校，医院/卫生室，食堂、澡堂、文体活动设施……应有尽有。
单位承担了家庭的许多功能，职工结婚、离婚甚至丧葬，都依靠单位的认同和支持。
一个单身者的大部分生活需求都可以从单位得到满足。
很明显，当家庭功能的传统功能被其它组织替代时，他的重要性就降低了。
三．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侵蚀了家庭的根本价值
谁都承认，家庭是具有巨大利益和深刻感情的社会组织。
家庭的根本价值是关爱、互惠、利他乃至牺牲精神。
“家庭是学习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精神的课堂，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圣地。
”家庭是最容易发生利他行为的地方。
亲情是形成人类美好感情的源头。
亲情充溢其间是家庭完成其功能的保证。
然而，1976年前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曾经践踏家庭这个美好的领域，侵蚀了它的根本价值
社会生活过度政治化笼罩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人的层面看，表现为生活中越来越重视人的阶级出身、家庭背景，它们构成社会分配资源的依据，叫你不能不重视。
其次，过度政治化表现为社会生活的政治运动化。
在1949—1976的27年间，连番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每个人都带着自己阶级身份的明确标签，以不同的政治等级，卷入到社会生活之中，或承受苦难，或对他人实施身体/语言的暴力。
社会生活过度政治化在社会控制层面的表现是政治运动频繁。
在这一阶段，“不是通过有效的、基于规则（如党和国家的制度安排）的措施来治理国家，而是通过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来实现对全社会的控制。
”据胡鞍钢研究，这27年的历史中，共发动了67次政治运动，平均每年2.5次。
每次政治运动范围不同，但都是既要整事，又要整人，最后总是伤害了各类人群。
这里要说的是，过度政治化不仅制造了各种运动被整者的巨大群体，还使他们的家庭受到深及心理的政治株连。
具体而言：
（一）婚姻的政治化：
婚姻因政治而成立，因政治而解体
择偶标准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折射。
一般来说，择偶理论用“同类匹配”、“资源交换”和“择偶梯度”来解释人们的择偶行为。
在改革前，“同类”的内涵中，政治地位被过分强调，在婚姻的成立和解体中，它都成为关键的因素。
连番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人们政治地位的升降和政治资源的变化，这构成了政治性离婚的直接原因，当时，单位组织也鼓励这样的离婚。
例如，大量“右派”的婚姻解体就为我们所熟知，而文革中因派别不同、观点不同而离婚的也不在少数。
这种因婚姻政治化而产生的婚姻现象是婚姻本质的一种异化。
政治标准凌驾于爱情之上，在政治标准面前，爱情没有独立的价值，而成为其附庸。
爱情可以因为突然降临的政治原因而割断，而放弃。
于是，家庭情感的价值大大下降了。
这是指家庭配偶的横向关系的异化。
（二）家庭政治符号化
从家庭成员的纵向关系来看，在极左横行的时代，家庭的阶级符号如地主、资本家，政治符号如走资派、叛徒，是分配政治资源、社会资源的基本依据。
家庭出身被符号化，其对子女的影响作用被放大、固化。
显然，当一个家庭的政治标签被无限放大后，其他功能就模糊、淡化了。
许多家庭不再是成员感情得到慰籍、人格得以稳定的处所，亲情也被扭曲。
只要家中有政治运动的对象，无论家庭解体与否，他的家庭就被污名化，其子女就被要求同他划清界限。
这就意味着割断家庭成员心灵深处的情感联系，家庭关系完全异化。
（三）文革的极度政治化将伤害家庭本体价值推向极致
十年“文化大革命”将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推向极致。
“文化大革命”中不但有大量无辜的人被整，还殃及家属。
这些被整人的家属，包括其配偶子女被要求与其划清界限。
划清界限的标准有二：
一是揭发其罪行，二是视之为寇仇，上纲上线批判。
至于断绝亲属关系者更是大有人在。
“文革”期间，在强大的压力下，子女视父母为仇敌，揭发批判父母，与他们划清界限，甚至脱离父子、母子关系。
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的亲情悲剧比比皆是。
老鬼的自传体小说坦率真诚地描述了文革中自己对家庭，特别是对母亲、著名作家杨沫的造反行为。
在杨沫遭到批判后，老鬼写道：
（我）带来一帮同学抄了你（指杨沫——引者）的家。
我恨你……我决心和父母决裂，投身世界革命。
……（我）把两个姐姐用绳子捆起来，像绑美国鬼子一样，勒得她们痛苦哀叫。
姐姐的哭泣没有软化我的斗志，两只臭袜子塞进了她们的嘴。
……我还在墙上、门上、地上、写字台上，刷写了许多大标语：
“打倒臭文人杨沫！
”……滚他娘的儿女之情，对这些小资产阶级女的就要凶，就要狠！
我用力踢了姐姐屁股一脚，不许她乱动。
这家伙最爱看《大众电影》，思想肮脏透顶。
接着，作者在小说中真诚忏悔道：
用打击母亲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用打击母亲来开辟自己的功名道路，用打击母亲来满足自己对残酷无情的追求。
不知道一只小狼会不会在它妈妈被猎手追捕时，从背后咬妈妈一口，可我却利用了文化大革命之机，狠狠捅了自己母亲一刀。
此外，老鬼还在另一部作品《母亲杨沫》中揭示了他父母在文革中的一些表现：
杨沫与其丈夫马建民之间的互相揭发，那简直可以说是“一剑封喉”、直取要害的揭发。
先是马建民揭发杨沫是“混入党内”的假党员，接着杨沫以牙还牙，用大字报揭发丈夫与邓拓等人的关系，还说他“曾替大特务王光美转过关系。
”
今天看来，这些行为令人震惊。
但是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它们并不罕见。
在“左”的政治标准具有至上性时，一切标准都居于服从地位。
凡是被认为有悖这一标准的，均在被打倒之列。
所以，如果亲人被认定为“异类”,与他的亲情就应当被铲除。
上述例子真实地描述了政治运动如何否定了人类最美好的亲情。
更有甚者，亵渎父母、不为冤死的父母亲收尸的也有耳闻。
请看下面的描述：
在十年浩劫中，公然号召儿子造老子的反，上台揭发、打骂已经被残酷批斗的父母，甚至父母因受迫害身死，儿女也得上前踢尸体几脚等人伦丧尽、传统道德一律摈弃的做法，后果极为严重恶劣。
这真是触目惊心。
在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中，斗争哲学势不可挡，人性在它面前惊慌失措，家庭的情感价值更是不堪一击。
而就范围而言，据统计，文革中被冤假错案陷害的有1亿人之多，规模相当于近两个英国的人口，说它是一个社会性灾难决不为过。
这些家庭亲情悲剧及其对于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其范围之广、创痛之巨，为亘古所未有。
它们构成了我们民族当代创伤性记忆的一个主题。
极左时代结束后，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清理家庭领域的混乱观念、重建亲情文化，又迎来了商品经济的大潮。
1977年后，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标志性口号，人们对极左时代进行了集中的反思，它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进行了理论、意识形态的准备，意义重大。
但是，这次反思主要是在政治理论、制度的层面，涉及道德情感层面、人性层面的反思甚为罕见。
在后文革时代，当人们还来不及祛除文革对于人性践踏的污迹时，市场化的浪潮又来临了。
第三次冲击：
近30年指向家庭核心价值的经济理性的入侵
一．关爱与责任：
家庭的根本逻辑
那么，家庭的根本逻辑是什么呢？
是成员之间彼此的关爱和责任、义务。
著名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为法国年鉴学派的巨著《家庭史》撰写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义务、禁律在家庭中的作用：
“（家庭）既建立在生物性需求（生儿育女）之上，又受某些社会方面限制的制约。
------家庭总是在天性与文化之间来一个妥协。
”他还进一步阐释，“家庭只有置于义务与禁律这一人工网的网眼上时，社会才允许家庭持续永存。
”也就是说，家庭是被义务与禁律笼罩着的社会组织。
那些忽视这一点，以为只要男女相爱结婚，“从此王子和公主就过着幸福生活”的结局只是人们的浪漫构想。
在传统中国，家庭是唯一的福利组织，在传统中国的家庭价值观中，责任义务更是最为重要的内容。
可以说，家庭成员间彼此不仅负有义务，而且负有无限的义务。
这里的“无限义务”不光指对现世家庭成员的义务，还指对先人和后人的义务。
费孝通常讲：
“中国人是一个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社会，个人生命是长江中的一滴水”。
在我们的传统中，一个人还负有祭祀祖先、荫庇后代的义务，所以才有“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之说。
这就是说，家庭成员彼此是负有责任的。
如果背离了这一根本逻辑，每个成员都是理性自利的个体，那么家庭就不会存续，人类就不会有自身的再生产——起码，育幼是需要有利他精神的，否则，幼儿就不可能存活。
二．经济理性进入家庭构成对于家庭责任的冲击
家庭是成员彼此在生理、心理、生活等方面深深相依的组织。
这里，价值观无时不在发挥着罗盘般的作用，家庭因而也是对价值观变化感知最为敏锐的组织。
当今，伴随经济社会改革而发生的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在深深腐蚀着家庭的传统价值支柱。
让我们先从这一腐蚀作用的机理谈起。
（一）市场机制对社会机制的摧毁作用
卡尔·波拉尼在他的经典著作《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提出了“现代社会双向运动”的著名理论。
他指出，现代社会是由双向运动支配的：
市场的不断扩张和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
这种反向运动是保护社会的运动，旨在将市场的扩张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而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之所以有保护社会的反向运动，是因为市场机制具有摧毁社会组织的作用，保护社会是对于市场机制扩张的反抗。
否则，如果使市场机制成为社会的主宰，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
波拉尼尖锐地指出市场机制对于社会机制的破坏作用：
市场“契约自由原则的推行，这意味着非契约关系，诸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业关系和信仰关系等都将被消灭掉，因为这些关系要求个体的忠诚并因而限制了他的自由。
”在论述市场机制对于社会机制的破坏作用时，波拉尼不惜用最尖锐的字眼：
“毁灭”、“摧毁”、“消灭”。
他反复强调，需要抵制市场机制的扩张。
波拉尼的这一理论是如此深刻，就像是在对我们当代现象进行阐释。
在家庭领域，我们清楚地看到，市场机制在怎样摧毁着我们数千年形成的对家庭的忠诚和家庭责任链条。
（二）“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的发展
市场机制是通过经济理性入侵家庭的。
从人的层面上看，其表现就是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在家庭中的泛滥。
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带来个人主义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决策分散化。
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个人的工作、生活是靠组织安排，自己几乎没有选择的空间，而今，当每个人需要为自己的工作、事务独自做出决策时，必然带来个体意识的强化，个人主义的发展。
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限制，任其扩张，乃至在社会领域泛滥，就会酿成无视道德规范、乡规民约和法律，无视责任、义务的平衡的情况，导致一系列丑陋现象的发生。
这时，个人主义就成为阎云翔所尖锐指出的“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
家庭原是被责任和禁律所笼罩的组织，若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进入家庭，导致人们抛弃责任，家庭就受到了根本性的侵害。
（三）经济理性的越界
“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进入家庭背后的机制是经济理性的越界。
经济理性是适用于经济领域的逻辑，它追求效益最大化。
而人类社会不同领域的逻辑是不同的，各种逻辑不能随便越位。
这是因为，社会领域的分化是分工的产物。
它们各司其职，各有所安，也各有其固有逻辑。
如同行政逻辑不应进入经济活动一样，经济理性也不能轻易越界，进入其他领域。
在社会领域，我们追求的就不是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和谐均衡和人性化。
作为社会组织的家庭，应当是温情与爱的宫殿。
家庭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关爱、互惠乃至利他，直至一定程度的个人利益的牺牲。
家庭是人类美好价值和情感的发源地。
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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