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罗斯制度移植的评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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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罗斯制度移植的评析
关于俄罗斯制度移植的评析
田春生
（内容提要）来自俄罗斯的转型经验证明，以“移植资本主义”为转型路径的经济转轨，是俄罗斯过去10年经济危机和衰退的根源之一。
普京时期，俄罗斯推行适合其国情的转型策略并加强国家治理，为俄罗斯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效叠合开创了一条新路，这是俄罗斯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试图探讨“移植的资本主义”如何将正式制度嵌入剧变后的俄罗斯，俄罗斯与国际学术界关于俄“移植的资本主义”的讨论，从而阐述普京时期俄罗斯制度演进的路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磨合到“叠合”的过程及其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俄罗斯制度移植“移植的资本主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作者简介）田春生，1951年生，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经济学会秘书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北京100089）
一问题的引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市场经济转型历尽艰辛。
如今，随着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速度超乎人们的预期，关于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原因与未来崛起的可能性的讨论也随之而来。
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与制度转型之间的关联与因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极大兴趣。
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经济由恢复性增长较快地转向稳定发展，是其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激进式制度变迁的后期效应显现，俄罗斯制度转型所带来的宏观经济环境的整体改善，是俄经济近年来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俄罗斯也有学者提出，“俄罗斯目前以及未来可能取得的成就，首先就是因90年代的市场改革所决定的”[1]。
可以看出，这样的论点颇具代表性。
本文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转型过程与近年来的经济增长，都与“制度移植”这个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制度移植”，按照俄国学者的理解就是借鉴别国（西方国家）的经验[2]。
因此，我们将俄罗斯这种“制度移植”称为“移人的资本主义”。
来自俄罗斯的转型经验表明，以“移植资本主义”为转型路径的转轨，是俄罗斯经济危机和衰退的根源之一。
普京时期，俄罗斯推行适合其国情的转型策略并加强国家治理，为使俄罗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效叠合[3]开创了一条新路。
它不失为俄罗斯迅速走出困境和实现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本文试图从“制度移植”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叠合”的有效性视角，解析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路径，分析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原因和可能的趋向。
“移植的资本主义”将正式制度[4]嵌入剧变后的俄罗斯俄罗斯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在转型之初的1990年代，以彻底否定原来的制度遗产，建立与原有制度、历史惯性与文化习俗截然不同的制度模式为出发点。
这就是说，俄罗斯转型之初，将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移植到俄罗斯，是当时俄罗斯政治精英们对俄进行市场改造的一个主要参照目标。
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基本是循着移植西方的思想、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来实现转轨过程，全面推行以政治多元化和经济自由化为主旨的“革命”，并且体现在国家宪法、法律、市场经济制度等方面。
从俄改革最初的“500天计划”到盖达尔政府制定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的《俄罗斯联邦经济政策备忘录》[5]以及后来所制定的《深化经济改革纲领》中，都可以看出俄罗斯当时的这一目标倾向。
从俄罗斯当时的社会现实看，在像俄罗斯这样一个有着长久集权统治的国度，根本就不具有移植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环境与条件，叶利钦政府从政治目的出发，将西方在自由市场经济长期演进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国家强制的方式“嵌入”剧变后的俄罗斯，使俄罗斯正式制度的移植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
俄罗斯被强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俄罗斯的宪法制度。
1993年是俄罗斯构筑国家正式制度的重要时期。
俄罗斯的一系列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制定与颁布的[6]。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为了根本取缔苏维埃制度，在1993年10月和11月，以总统令的形式分别签署并颁布41993年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和《1993年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选举条例》。
俄罗斯的宪法制度确立于1993年。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举行全体公民投票，通过了俄罗斯独立后的第
制移植的正式一部新宪法。
同年12月25日，俄罗斯联邦新宪法正式生效。
这部宪法确立了俄罗斯实行总统制的联邦国家体制。
根据宪法，俄罗斯联邦会议是俄罗斯联邦的代表与立法机关。
联邦会议由联邦委员会（上院）和国家杜马（下院）两院组成[7]。
俄罗斯的司法制度随着国家宪法制度而生成。
俄实行司法独立的司法制度，一是指国家的司法体系，即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关及其组织方式与机构，二是指规范司法机构和司法活动的原则与规章和议会选举制度[8]。
第二，俄罗斯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俄罗斯的现行宪法中还规定了俄罗斯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种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在俄罗斯国家宪法中的主要规定是：
（1）“私有权受法律保护”（第35条第1款）；
（2）“每个人都拥有私有财产，有权单独或与他人共同掌管、使用和支配这些财产”（第35条第2款）；（3）对私有制、国家所有制、地方所有制以及其他所有制形式给予同样承认与保护（第8条第2款）；（4）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可以以私人、国家、地方或其他所有制形式存在（第9条第2款）。
叶利钦政府还颁布了各种具体经济法规例如私有化法等，以确保俄罗斯转型“不被逆转”。
可见，俄罗斯在一个很短时期就确立了俄罗斯国家宪法、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这样的国家基本制度。
如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构成的学说，俄罗斯现行的正式制度（也称“正式规则”或“正式约束”）在转型后一个较短时期就被确立。
也就是说，作为市场经济正式制度的国家法律和基本制度已经被移植到俄罗斯。
一些俄罗斯学者从新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学派的解释认为，“休克疗法”的出台“是当时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为获取政治权力而推出的一个政治工具”[9]，是相当复杂的也是多种力量博弈的一个结局。
从其经济政治的演进逻辑看，以“移植的资本主义”来实施的俄罗斯转型，使得俄转型前10年的制度变迁付出极高的成本和代价，导致俄罗斯出现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其程度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10]。
二关于俄罗斯“移植的资本主义”的论争
由于俄罗斯当时推行以“移植的资本主义”为目的的转型以及1990年代俄罗斯持续的经济社会危机，“俄罗斯究竟在什么地方走错了”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和争议的一个话题。
国际上对于俄罗斯的转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各种观点众说纷纭。
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忽视宪政改革和制度建设是一个主要问题，并就此提出：
俄国应将转轨的重点放在加强宪政制度构建上。
我们认为，俄罗斯在1990年代的问题焦点是“移植的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适用性与制度的有效性。
综合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俄罗斯激进转轨与经济衰退之间的关联进行的论争，我们大致归纳出以下几点。
第一种论点，否认俄罗斯在后苏联时期出现了经济衰退的情况，强调所谓俄罗斯在后苏联时期“出现了经济崩溃就是一种幻觉……这是因为，共产党时期的数据本来就是被大大夸大的”。
第二种论点，承认俄罗斯确实发生了经济衰退现象，但指出这“正是为使经济发展能够成功实现稳定化而采取货币贬值政策的结果”，如果根据“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政策推进下去，那么“为稳定而采取的行动越快越激烈，俄罗斯走出经济衰退的进程也就来得越快”。
第三种论点，将俄罗斯出现的经济衰退视为由转型而产生的结构性调整的结果。
由于转型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中的各种不平衡，俄罗斯经济出现暂时衰退的现象。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只能沿着“休克疗法”的路走下去，否则便会前功尽弃[11]。
从这些论点中看出，各国学者对于90年代俄罗斯激进式经济转轨政策与经济衰退的原因存在着不同看法。
但是，在1998年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学者们开始转变过去的一些看法并产生某种共识：
“人们对于90年代俄罗斯经济转型基本上是一种失败的进程这一点，似乎已经没有太大分歧”[12]。
现在，研究俄罗斯的国内外学者比较一致的一种解释认为，“休克疗法”及其理论基础——“华盛顿共识”，是导致俄罗斯国家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13]。
在国际上，率先对“华盛顿共识”进行批评的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
他对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市场经济转型的理论和模式的适用性首先产生置疑[14]，这之后，他与一些学者共同倡导“后华盛顿共识”和要“超越华盛顿共识”的主张[15]。
这说明，人们对俄罗斯“移植的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及其原因，有了来自于实践的认知。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看看西方一些学者如今对于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评价。
现在，对俄罗斯激进式转轨和“休克疗法”进行评说的学者们，特别是过去主张在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的西方学者们对俄罗斯转型初期的做法及其后果大都持批评观点。
他们将俄罗斯转型后的社会概称之为“等级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封建割据资本主义”、“犯罪资本主义”以及“虚幻市场经济”等，以此对俄罗斯经济转型加以批驳和抨击。
当年“休克疗法”方案的设计者与主倡者，诸如杰弗里·萨克斯、亚诺什·科尔奈等人，在俄罗斯转型10余年之后，在不同程度上对俄罗斯“休克疗法”式改革的弊端给予批评[16]。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当时的混乱和无序，是制度真空的一种表现。
我们认为，这里也可以将它看作是正式制度失灵的体现。
就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制度是否能够移植到转型国家及其有效性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问题的实质不仅在于“休克疗法”作为一种“转型战略”本身，其根源是西方“转型学”所具有的一个根本性的缺陷：
当西方制度被运用于俄罗斯时，它的视野中却并不包括俄国；不顾俄罗斯历史与其他问题，而将一整套关于“转型”的理念与模式放到俄罗斯身上去，指导俄罗斯的转型设计及具体执行[17]。
在西方诸多持批判性论点的学者中，美国学者科恩是从制度可移植性的角度加以评论的。
他指出，“休克疗法”式转轨的设计者和制定者的“大多数对于俄罗斯一无所知、漠不关心，他们有一种信念，即认为自己的（西方的）法则和理论可以适用于任何社会”[18]。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理论设想与俄国的实际严重脱节，每当他们的理论被运用于俄罗斯时，便总是发生错误。
这一论点指出了俄罗斯在前一阶段的转型中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从“外部移植”的诸如“休克疗法”及“华盛顿共识”政策，使得俄罗斯转型初始阶段具有明显的“移植性”特点。
因此，在这个时期，俄罗斯对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思想、政策和实施路径上，都以移植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移植的资本主义”）为转型的基本路径。
由于学者们对于转型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转型所引出的制度移植有效性和可行性问题，就成为目前国际讨论中开始关注的一个话题。
目前，一些学者开始将关注的视角集中在对制度移植及其可行性的讨论上。
在这一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仍是美国加州大学热若尔·罗兰教授。
他在最近撰写的论文中，提出了制度具有“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之概念，并对它们的相互作用及其潜在后果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慢动”制度的基本因素是文化，包括价值观念、人们信仰和社会判断，这些都具有逐步转变的特点；而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快动”制度，它不一定经常变动，但变化起来可以非常迅速。
这就是说，正式制度的转变一般比非正式制度的变化快，那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叠合”程度，就成为决定一个国家转型绩效的因素之一。
俄罗斯的转型正是这一规律的最好证明。
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西方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是可以移植的，甚至能够在一个相对比较短的时期加以移植，而融人西方价值观念和文化积淀的非正式制度的可移植性则要差的多。
因此，对于像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来说，尽管正式制度能够在一个较短时间被强制移植，但它们并不能体现出规范市场秩序和交易行为的作用，反而使俄罗斯出现社会大衰退。
俄罗斯的转型经验说明，市场经济新制度的形成和运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能够协调作用，这样的制度才能够保证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这样的制度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俄罗斯的“叠合性”
应该说，将成熟市场经济模式的正式制度移植到俄罗斯，这种移植在最初就偏离了当时仍然起着巨大作用的俄罗斯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安排[19]。
因此，正式制度的移植以及它能否与非正式制度有效叠合，则成为理解俄罗斯转型及其后期效应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一，如何理解俄罗斯正式制度的移植性。
从制度可移植性的角度来解释，一些正式制度特别是具有国际规则和惯例的制度，一般具有普适性和可移植性的特点，因而也就能够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从而降低制度变迁和新制度安排的成本。
例如前述俄罗斯对国家宪法和市场经济基本制度规则的制订，俄罗斯无需花费时间成本去设计正式制度的基本规则，只需将他国的宪政照搬与移植到本国。
但是，非正式制度的可移植性，特别是潜意识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等，其可移植性则更多地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文化对被移植对象的相容性和包容性。
通常，即使在现代社会，正式制度的约束只占整个制度约束的较小部分，而且人们可以部分地实行（不执行的情况在转型国家也相当普遍和常见），或者说，正式制度具有相对的约束性。
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仍然由非正式制度来规范和约束。
举例而言，“休克疗法”式的转型能够很快摧毁原苏联7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人们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意识形态，行为规范、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等，却无法在短期内得以改变。
因为，被移植的成熟市场经济正式制度与俄罗斯社会传统和文明习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俄罗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制度陷阱”，这指的是：
在出现新的更有效的制度情况下，无效制度仍然保持着它的稳定性。
第二，俄罗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出现了“紧张”与“裂痕”。
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不仅看其正式制度是否完善，还要考察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能否兼容，更要看这个国家制度的实施机制能否奏效。
就俄罗斯当时的情况而言，尽管俄罗斯的国家宪政被嵌入，市场经济制度框架被确立，但是国家制度的实施机制难以奏效，这不仅导致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巨大的裂痕，而且俄国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常常是形同虚设。
在1990年代，被嵌入俄罗斯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在转型后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与冲突。
按照俄罗斯学者的归纳，俄罗斯经济转轨政策是一种从外部（西方国家）引进的政策和规则，它与本国的制度和文化（一种文明）之间的“鸿沟”通常很深。
这个鸿沟就是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的巨大“裂痕”。
1993年，诺斯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进行演讲时曾指出，正式制度（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在转轨经济国家发生作用，如果正式规则离开了非正式规则，“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私有化并不是解决经济实绩低下的‘灵丹妙药”’。
俄罗斯等国的实践表明，西方的正式规则若离开其支撑的非正式规则，就很难有制度移植的绩效。
第三，非正式制度对于俄罗斯制度变迁的影响。
首先，非正式制度对于俄罗斯制度变迁的影响是深刻的。
它们表现为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并没有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剧变立即消失，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社会演进中形成的，一般具有持久的约束力，并构成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
这就是说，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由于蕴涵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处于非正式约束的核心。
如果用以说明俄罗斯非正式制度的延迟性，那么俄罗斯历史上的村社集体主义和集体农庄制度、俄罗斯的散居特点、非商品意识和非民主传统、俄罗斯的集权统治和高度集中体制、俄罗斯的大国意识和斯拉夫主义的俄罗斯情结等，这些都是俄罗斯文化的历史积淀，是俄罗斯长期形成的俄罗斯民族根性的体现，也可以称为俄国非正式制度的根基。
那么在俄罗斯，作为长期指导社会和主宰人们的这样的思想体系以及在这种思想观念下形成的各种意识、各种组织和庞大的群体，怎么可能通过几个年份的转型和若干正式制度和规则，就变得销声匿迹呢?
其次，俄罗斯的传统思想和民族意识以及国家集权统治的传统等根深蒂固，对于俄罗斯移植西方式的自由和民主，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综观俄罗斯历史演进，例如以村社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制度，是俄罗斯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村社制度是俄罗斯历史上一种产权制度、社会组织形式。
我们从俄罗斯演进的历史考察，俄罗斯在古罗斯时期就形成了村社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上的土地共有、集体劳动，在政治上的“村社民主”、集体至上和“畜群式管理”，以适应俄罗斯大部分地域广袤与艰苦劳作的农地耕作。
这种以土地共有和集体劳动为特征的村社制度在俄罗斯实行了几个世纪，它们对俄罗斯人的民族精神与价值观念等，都产生无与伦比的作用。
俄罗斯的村社制度完全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的村社制度，无法培植出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而只能成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土壤[20]。
由于土地公有和相当程度的共同耕作，人与人之间长久保持一种俄国式的集体主义传统；又由于国家政权与普通人之间的分离，俄罗斯社会的自由度很低。
这就导致一个后果：
一旦俄罗斯发生变革，人们更倾向于自上而下地由统治者来实行变革。
从彼得大帝变革到叶利钦改革，俄罗斯一直没有能够摆脱这个传统。
在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未有过商品、货币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也缺乏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的传统。
从沙皇统治直至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集权式统治”一直是苏俄重要的历史遗产。
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磨合到“叠合”——普京时期俄罗斯制度演进路径
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体现了一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有效“叠合”的趋势。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叠合，应该是一个比较长期且具反复性的时期。
俄罗斯转型历经曲折与磨难，这与所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叠合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今，人们反思俄罗斯在过去十多年经济转型的艰难曲折，普京的治国理念和务实政策以及俄罗斯社会由乱到治的实绩，在俄罗斯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普遍认同。
在普京时期，俄罗斯以实行加强国家强权控制，对社会经济秩序加大整顿力度，作为治理俄罗斯的重要手段。
其中一个根本性的措施就是，转变叶利钦时期所实行的经济转型战略和政策。
可以说，由于俄罗斯在不同时期实行了截然不同的经济转型政策和指导思想，导致了两个时期完全不同的经济绩效。
恰恰是俄罗斯摈弃了“移植的资本主义”的目标，而实行具有俄罗斯思想的转型路径和战略，俄罗斯才能够有今天的经济和社会成绩，俄罗斯才能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快速增长。
实践已经证明，没有普京对叶利钦政策的反刍，俄罗斯就不会出现社会政治的稳定；而没有社会政治的稳定，俄罗斯又如何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呢[21]?
如果我们从这个国家制度可移植性的角度分析，俄罗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和民族根性很强的国家，它的历次社会大变革，都是一个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磨合、叠合的探索过程。
在分析俄罗斯转型时，一些学者认为，在俄罗斯历史上，历次西方“制度引进式”的社会变革，其成功与否往往都取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者之间的叠合。
彼得大帝之后历经反复的“西化改革”，由于与俄国传统叠合的程度弱，他试图引进的西方制度遭到趋异和排斥，从而形成俄国历史进程中与西方文明的貌合神离；而十月革命的成功，则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维埃制度与俄罗斯传统叠合的程度较高所致[22]。
普京执政以来，根本摒弃了叶利钦时期转型的思想和政策，强力推行他的具有俄罗斯思想和传统的治国理念、纲领与政策。
因此，在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开始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磨合与叠合时期。
（一）俄罗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叠合在俄罗斯，普京的治国思想、理念、规则和政策得到有效的实施。
普京的治国理念、经济改革思想很丰富[23]。
这之中，对俄罗斯当今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就是他所提出的：
在俄罗斯需要以俄罗斯思想作为立国强国之本。
按照普京的理念和民族观念，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路径大致可以概括为：
强权治理、民族特性、资源禀赋和国民素质等；俄罗斯的新制度安排将具有俄罗斯国家的民族特性，体现俄罗斯国情并为俄罗斯人所能够接受的市场经济制度。
这样，就使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断地磨合与走向最终的叠合。
（二）普京的治理不会偏离俄罗斯的正式制度普京执政后，将政府的工作重心转向更加务实的国家经济发展，推行以经济发展带动制度变迁和社会改革。
这一思路，从根本上扭转了叶利钦时代为改革而转轨、重转轨而轻发展的战略和思路。
在普京总统的第二任期里，普京坚持既定的改革道路和国家治理模式。
他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政策的基本原则不会发生任何改变”；那种“彻底改变经济政策，全面修正外交政策，偏离历经磨难的俄罗斯所选择的历史道路的做法，只会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24]。
这表明，普京不会推翻既有的正式制度。
《三）俄罗斯新制度安排的趋向普京执政后，其治国理念及其政策约束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新的制度结构将是一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叠合的体现，这里被概括为“可控制的市场”和“可控制的民主”[25]。
它们构成对俄罗斯市场经济进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规则[26]。
也就是说，俄罗斯推行的是一种体现并具有俄罗斯非正式制度特征的“可控式”或者说“可管理的”制度安排。
所谓“可控式”或者说“可管理的”制度安排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发展观上，俄罗斯放弃叶利钦时期政府所推行的西方自由民主观念和“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政策，转而实行以俄国传统和文化为核心，以其历史惯性和民族价值观为基本理念，又汲取市场经济一般制度原则。
普京政府实行的被称为“可控式”或者说“可管理的”的制度安排，是俄罗斯本土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也是俄罗斯转型后逐渐得到更多公民认可的一种转型的“新共识”。
五结论
由于市场经济制度具有共性特征的一面，因此，对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人们通常在发达国家的历史演进中寻找答案，而不是从俄罗斯自身历史演进的规律和国情方面进行探讨。
因此，本文对俄罗斯转型过程的分析试图揭示：
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和市场经济新制度安排，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是由于各国的制度结构的差异，由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叠合”等原因所决定的。
第一，俄罗斯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是普京治理俄罗斯的理论与政策的结果。
从普京治理俄罗斯的实绩、从俄罗斯经济增长的现实中可以看出，基于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强权治理，相对于叶利钦时代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言，其优势和效果越来越得到显现，这就为俄罗斯逐渐形成一种符合其国情特点的新制度安排提供了可能。
尽管这种“可控式”或者说“可管理的”制度安排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有的学者还从“可控民主”的风险方面进行了阐述[27]。
但是，毕竟这样的理念、政策和制度安排为俄罗斯快速增长和未来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制度环境，为俄罗斯恢复秩序，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创造了稳定的政局。
第二，俄罗斯的近期前景预示良好。
对于“后普京”时期的俄罗斯近期前景，目前持积极看法的观点占居多数。
例如，即使当年主张激进转型的俄罗斯过渡经济研究所所长盖达尔也认为，“我没有看到俄罗斯在近期发生严重危机的任何因素，不仅我，还有过渡经济研究所也没有看到，我们专门进行了研究，在2007～2008年期间也没有发现。
在更长的未来，当然可以说，已经形成的政治体制不稳定。
”[28]第三，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存在而有不同的制度约束，世界上就不会有完全相同的市场经济制度，因此也就不会有完全相同的市场经济模式。
从这一看法来考察俄罗斯的制度模式，可以认为，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模式不会与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相同，因此我们不能以西方的市场模式衡量俄罗斯的市场模式。
有学者在评论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时，通常以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和标准对俄罗斯的市场经济转型进行比照，因此对于普京时期实行的一些政策加以置疑。
例如，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讨论较多的是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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