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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撒切尔经济学
什么是撒切尔经济学？
怎么评价撒切尔主义？
“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去研究。
”这是刚刚去世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名言。
撒切尔夫人对于英国的再造意义毋庸再议，但是对于遥远的中国而言，除了津津乐道她在人民大会堂前戏剧性的摔跤之外，点检她的政治遗产尤其是经济措施，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意义？
撒切尔曾经说过，经济学家的观点反映其个人的非经济方面的价值观，这对于她也不例外。
上个世纪20年代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出生在一个杂货店家庭，据说她人生第一印象就是在婴儿车上看到的繁忙交通，这一愉快记忆或许开启了她乐于置身开放外部世界的经历。
在其回忆录《通往权力之路》中，她写道“我出生在一个讲求实际、严肃认真、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
”其父母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父亲祖上几代都是鞋匠，她也是其家族第一个上牛津剑桥的人。
这一背景也使得撒切尔夫人对于经济学的理解与当时流行的凯恩斯学派大相径庭。
凯恩斯本人出入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文艺而富足，死前名言是“香槟总是不够”，而玛格丽特则来自林肯郡的格兰瑟姆，节俭而严谨，童年离不开战时的配给制记忆，其家庭“从不浪费东西，生活上也总是量入为出”。
撒切尔夫人认为自己对经济学的看法也来自“个人经验”，也就是“卫理公会教、食品杂货店、扶轮社以及在那种环境下培养起来的、受到尊重的所有严肃和持重的美德”。
正是由于个人经验与生活常识，使得她免疫于当时的思潮。
时代潮流是什么呢？
撒切尔夫人在其自传中回忆，在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之下，“人们强调的是政府通过直接和经常的干预能够改善经济情况。
如果能以开明的办法使用国家的大权，国家就能使个人、家庭或工商企业摆脱在生活中所受到的各种限制。
特别是，当一个家庭的花费超过其收入正走向毁灭时，（按照新的经济学观点）国家却走向繁荣与充分就业之路。
”
也正因此，政府的支出不仅有理念的支持，也赢得道义的赞许，传统的自由法则和约束则被微妙地束之高阁。
即使在她没有阅读米尔顿?
弗里德曼等人著作之前，撒切尔夫人已经觉得上述思潮并不可信。
当她成为保守党议会成员时已经有“有自己的理想”，对于这样一个坚定信仰“财政稳定、自由企业的创造潜力和社会纪律”的人来说，五六十年代英国正在前进的方向值得担忧，她甚至断言“对我们的经济管理了解得越多印象就越差。
”
随后，她很快就被“有关货币主义、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的好处”等理论说服，然后又说服更多别的人，在多年首相任期内对英国经济开始了系列大胆改革。
于是，一度不可一世的工会势力被彻底击败了，一度庞大的国有企业被出售了，一度繁琐的政府监管被放松了，而一度气若游丝的自由资本主义精神终于回归。
她不仅重整英国经济，使之重新回归世界舞台中心，更与对岸的里根总统一起向世人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确仍旧是最不坏的制度。
这对于中国有什么可以借鉴之处？
按照经济学家奥尔森的理论，一个社会承平越久，利益集团的密度与势力越大，他们高度组织化的寻租逐利行为将轻松战胜一盘散沙的大众，即使后者的公共利益要远大于前者，如何对抗利益集团将成为国家兴衰的关键。
作为西方各国中最早进入工业文明的英国，利益集团的势力如此庞大，按照奥尔森的理论，几乎看不到突围而出的希望。
战后数十年间，英国病日益严重，甚至有人断言它将第一个从发达国家退回到发展中国家。
这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奥尔森的洞察力。
正是在撒切尔夫人这样的改革者出现之后，英国才逐步摆脱了“英国病”，这需要的不仅是智慧，更是勇气。
直到今天，对撒切尔夫人改革的评价还趋于两极化，但事实是，无论如何抗拒，英国失去竞争力的许多传统工业注定将会消失；如果没有坚定而痛苦的改革，英国经济将难以寻找到重获增长动力的契机。
撒切尔认为，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让市场在更大的领域与程度上主导英国经济转型，英国才能重获竞争力。
里根总统有一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撒切尔夫人的解决方案异曲同工：
砸碎利益集团与官僚机构加诸市场的锁链，让市场为经济寻找前进道路。
由此可见，面对严重的英国病，撒切尔夫人给出的答案是从更为朴实的生活常识去理解经济，对于改革阻力则是更为果断的态度，这对于面临多重转型的中国改革不乏参照意义。
我们总是渴望嵌入历史，伟人的离世总被习惯性地赋予时代的暗示。
撒切尔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几经变化，如今不复如日中天，甚至面临倒戈拷问，但断言其日薄西山为时过早。
如果以为撒切尔夫人代表的思潮在中国已经落伍为“沙滩上的脚印”，那么可能只是一个错觉，尤其当博鳌论坛上还在为“国企价值”争论不休之际。
“肯尼迪死了，我还活着。
只不过在洗碗。
”晚年旅居美国的作家张爱玲曾经在她的小说里如此写到。
反讽的是，撒切尔死了，我们还活着，只不过在争吵——在伦敦人们默默怀念撒切尔改变了英国之际，中文世界对于撒切尔的喧嚣争议却未能消停。
这看起来荒诞，却无比真实，一个异国人物的悄然离去，也能剧烈撕扯国内左右两派的神经末梢，这本来就是社会观念分裂的暗示。
或许，除了民族情绪之外，或许到了重新发现撒切尔的经济思想的时刻。
人类社会是被哈耶克所谓的“少数人”拯救的，杰出的政治家不应该带领人民去人民想去的地方，更应该带领人民去人们应该去的地方，有如摩西之于以色列人。
撒切尔夫人也成为布莱尔英雄主义史观在英国最佳代言人，那么在中国呢？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
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于4月8日因中风去世，享年87岁。
美国媒体今日纷纷发表文章进行悼念。
《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回顾了这位英国“铁娘子”的政治生涯和引人瞩目的“撒切尔主义”，称撒切尔让英国走上了急剧保守的道路，让“个人责任和辛勤工作是国家繁荣的惟一途径”这一观念深入人心。
《华盛顿邮报》撰文表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改变了英国，刺穿了美国。
”文章援引即将出版的撒切尔夫人惟一授权传记作者约翰?
莫迪墨的话称，“这位英国杂货商的女儿用强硬的个性打破了英国的旧政治体系，从上流老绅士们组成的保守党手中夺过特权，还给了零售商，还给了生意人，还给了任何她认为是‘我们中一员’的人。
”文章认为，撒切尔在位期间施行的自由市场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重塑了英国经济，使美国也受到深刻影响。
《今日美国》网站发表评论称，“撒切尔个性强硬，政策总是充满争议不受欢迎，但是她始终忠于自己的信念并引导英国渡过了艰难的年代。
”文章回忆了这位英国前首相与美国前总统罗纳德?
里根“最亲密政治及个人朋友的关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称，美国总统奥巴马8日早上在白宫为去世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举行了吊唁。
奥巴马表示，作为一国首相，撒切尔帮助英国重拾了自信心和自豪感。
美国前总统布什、克林顿，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等美国政要也都在今日纷纷向去世的撒切尔表示了致敬。
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1990年任英国首相，是英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女首相，也是英国20世纪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
她在位期间实行的企业私有化、控制货币、打击工会力量等措施对英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民网旧金山4月8日电记者李牧）
20世纪80年代初，当撒切尔夫人率先推行私有化的时候，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领导下的法国，对银行和工业集团实施大规模国有化。
但当她坚决推行自由市场政策，发表“撒切尔夫人是不会转弯的”这句名言时，密特朗在1982年被迫来了个大转弯。
在执政末期，他也成了私有化的拥趸。
在撒切尔时代末期，东欧、印度和苏联竞相施行自由市场改革。
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访问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主政的俄罗斯时，撒切尔夫人挖苦道，新任莫斯科市长似乎是她本人的经济学导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徒。
她的两位最亲密顾问出版了《将世界私有化》一书，书名洋溢着欣喜之情。
她本人欢欣鼓舞：
“人们不再担心染上英国病，他们排队来领取新的英国药方。
”
然而，在她离开唐宁街近20年后，英国经济再度深陷困境。
撒切尔夫人反对的几乎所有事物——国有化、增税和凯恩斯经济学——再度流行。
在英国，撒切尔时代的标志性政策和成就正被逐一粉碎。
她将最高税率降至40%的著名举措被推翻。
最深得撒切尔时代神髓的改革，当属1986年的金融去监管化“大变革”。
这场变革为伦敦金融城不可阻挡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但伦敦金融城如今颇遭冷遇，而当局正急于重新加强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
撒切尔夫人曾宣称“不再印钞”。
然而，印钞机正再度开动——只是如今换成了“量化宽松”的说法。
被医生禁止发表公开讲话的撒切尔夫人，已无从捍卫她的遗产，或指导尚存的门徒。
在国际上，撒切尔主义也不再流行。
2007年萨科齐当选法国总统时，曾私下支持自己是法国的撒切尔夫人这种观点。
但这些日子在拍照的时候，他喜欢手拿一本《资本论》。
撒切尔夫人推崇美国的自由企业。
但奇怪的是，美国新总统似乎却倾心于欧洲的社会制度。
评撒切尔夫人治理“英国病”
黄安年原载《世界历史》1991年第2期第20-28页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英国在世界列强中的实力地位下降，人们通常称它作“英国病”或英国的衰退。
[1]英国学者萨姆，艾伦诺维奇说：
“英国发展不快，生产率低，增长速度慢，实际收入增加不多，支配世界已不可能”，“相对衰退不可避免’。
[2]戴维?
科茨和约翰?
希拉德说：
“自19世纪末以来，所谓‘英国病’，已经广泛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几乎所有舆论都认为情况不妙，衰退加剧”[3]有人则把“英国病”和19世纪欧洲病夫土耳其相比。
[4]
“英国病”的症状，从纵向看，表现为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缓慢。
[5]从横向看，表现为英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日趋下降。
[6]对“英国病”根源，国内外学者众说不一。
有的强调：
“深植於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环境之中”。
[7]有的强调导致衰退的不同政治、经济因素。
[8]
撒切尔夫人针对传统经济政策的弊端，采取以货币学派为主的综合治疗“英国病”措施，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明显成效，使“英国病”症有了缓解，并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迪。
本文以一管之见求教於学术界同仁。
撒切尔政府的回春术
1979年7月6日，撒切尔夫人在剑桥保守党政治中心夏季学校讲演时宣称：
“本届政府的使命是更有力地推进经济，振兴精神和增强国力”。
[9]在保守党年会闭幕演说中，她强调：
“一个国家，如果它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被国有化和政府控制、统治着的话，是不可能繁荣兴旺的”。
[10]她“把拯救英国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将中产阶级的传统冒险精神和雄心勃勃的竞争劲头注入创造财富的工业生产中去”。
[11]
撒切尔夫人执政11年间一反传统的经济政策，率先在西方国家中摒弃凯恩斯主义转而推行以现代货币主义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人们通常称这付药方为撒切尔主义。
它首先对付以滞胀经济为特征的结构性经济危机，重新倡导资本主义自由经营和私人首创精神，减少国家的过度干预，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职能，缩小工会组织对经济事务的影响，减轻公司和私人的税收负担，削减政府过于庞大的公共开支。
[12]撒切尔政府治疗‘英国病’的回春术，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紧缩货币，抑制货币发行和流通，压缩公共开支，削减税收。
抑制通货膨胀并非治疗‘英国病”的根本途径，但是只有首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经济机制纳入良性循环轨道，为根治“英国病”创造必要的前提。
撤切尔夫人在1979—1983年第一届政府任期以此作为治理“英国病”的主要手段。
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是1979年大选时英国经济问题辩论的焦点。
[13]由于撒切尔政府紧缩银根，控制货币供应量，压缩公共开支，并一度实行高利率、高汇率，取得了克服通货膨胀的明显效果，并使1979年严重结构性经济危机成为调整经济结构，治理“英国病”的转机。
1979年5月，通货膨胀率为10.3%，1980年5月为21.9%,1983年，5月一度降到3.7%，重986年3.4%。
[14]1979年11月，撒切尔政府在1980—1981年政府财政预算中宣布：
公共开支过大是导致经济困难的核心。
[15]英国政府较大幅度地压缩和削减了一些领域的公共开支项目。
公共住房开支1978-1979年度为60亿英镑，占总开支的5.4%。
1986-1978年削减为27亿英镑，占总开支的2%。
公共运输开支，1978-1979年度是49亿英镑，占总开支的4%，1986-1987年削减为48亿英镑，占总开支的3.5%。
贸易和工业开支，1978-1979年为45亿英镑，占总开支的3.6%，1986—1987年为16亿镑，占总开支的1.2%。
[16]撒切尔政府实行了与美国里根政府类似的供应学派主张的税制改革计划,从1979年起，英国的最高工资税率和投资税率分别由83%。
和98%降到69%。
[17]
第二，推行企业民营化，发挥自由市场机制的活力。
在80年代西方世界国营企业民营化趋势中，英国起了推动作用。
撒切尔政府逐步推行出售国营企业，将国家雇佣工作人员转移到民营部门，以股票形式将国营企业资产转向民营企业。
英国的一些学者评论：
“撒切尔主义战略的核心在于制造一个劳工和资本的自由市场。
”[18]“撒切尔主义是平民权利和信任社会市场经济的结合”。
[19]1979年以来，撒切尔政府通过向公众出售的国营企业价值310亿美元股票，从而使英国股票拥有者的比例由成人的9%，增加到21%。
1979-1982年间，政府通过民营化的收入共18.69亿英镑。
1986年这方面的政府收入44亿英镑。
[20]1979年英国有300万人持股，到1987年增至900万人。
[21]英国驻华大使艾伦?
康纳德爵士认为：
“英国工业已经变得更有效率和更有竞争力了。
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企业的成功中给人们更多的份额。
[22]民营化不仅增加了政府收入，减少了政府开支，同时也提高了公司的经营效率，“公司一旦失去了国家支持的拐杖，会更有效率”。
[23]民营化趋势在公用事业领域发展最快。
一些机场转为民营，大部分横渡海峡的国营轮渡公司也出售给私人。
1982年，英国政府出售了英国货车运输公司的83%股份，结果该公司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3%，股值增加了40倍。
世界上第6大电话公司——国营英国电讯公司的51%股票也为私人所有。
1986年底，撒切尔政府出售国营天然气公司股份40亿股，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出售给私人的活动。
英国宇航公司1981年税后利润0．63亿英镑，1985年为1.27亿英镑。
1979年l／3的英国居民住宅是公房或是享有房租补户，6年后17%的公房共100万户以60%。
的折价出售给私人。
[24]英国亚当·斯密，研究所耐人寻味地评论说：
“当年卡尔?
马克思提倡把生产财富交给工人，今天各国推行国营企业民营化使他的美梦变成了现实。
”
英国80年代以来的民营化趋势，反映了面对70年代以来的结构性经济危机和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为克服“英国病”，在所有制领域对国家垄断、私人垄断和自由竞争相互关系作出新的调整。
它也说明了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和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的兴起。
货币主义学派主张国家应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实行经济，政策的自由化。
供应学派则主张把数量庞大的社会基金从政府的支配下转移出来，交由私人企业自由支配。
1983年大选时，撒切尔夫人在竞选演说中宣称：
“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愈多，经济就愈差”。
“我们决不否认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国家干预应该有限度，而在我国，这个限度早就超过了”。
[25]
第三，控制社会保障规模，逐步改革实施“福利国家”的弊端。
多年来，英国引为自豪的“福利国家”制度曾经起着有利於社会稳定发展的安全网作用[26]，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部分地解决了中下阶层居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衣食住行，工作学习及其他社会问题。
在合理的限度内，它也起到了推动经济平稳发展的“调节器”，“安全阀”作用。
在经济衰退期，资本家减少投资，职工消费水平下降，但是由于社会福利开支没有减少，失业工人有大量失业补偿金，从而保障了社会需求，缓解了经济形势的恶化。
实际上，它是西方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调整国家、企业、雇员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正因为这样，撒切尔政府采取稳步消除福利国家制度弊端的政策。
1982年10月8日，撒切尔夫人在布赖顿保守党年会上宣称：
“国民健康服务是我们的安全阀”，“我们要坚持适当的原则，即根据我们的、经济能力作出我们的安排。
”[27]和10年前相比，政府削减了社会福利在公共开支中的比重，1986-1987年度比1979-1980年度下降了l0个百分点。
1986-1987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3804.65亿英镑。
公共开支有1634亿英镑，其中社会福利开支857.22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53%和公共开支的52.46%。
[28]
撒切尔夫人连任三届首相执政1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明显提高。
以1982年为100计，1979年为84．2，1986年为142．1。
自1981年来，英国的年实际增长率达3%以上，在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日本。
[29]1988年5月，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4.6%。
[30]英国工业在世界贸易额中的比重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下降，但80年代初以来已稳定在7%左右，并呈上升趋势。
70年代中期，制造业工人人均产值年均增长1.l%，1980年以来为5%以上，在发达国家之前列。
英国现已积累了1200多亿美元的净海外金融资本，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最大资本输出国之一。
[31]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主要国家中,英国的商品与劳务进口增长率由70年代的末位，跃居1987年的第二位。
[32]80年代初一度上升的失业率近年来也开始下降。
1982年包括离校青年的失业人数为291.69万[33],1988年5月为242.7万。
[34]美国《华尔街日报》在评论撒切尔政府的经济成就时说:
“6年前，英国被讥为欧洲病夫”，“今天，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肯定将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的经济确实发生了某些根本性变化，这个19世纪中叶的‘世界工厂’看来正从百年昏睡中苏醒过来，这个多年来作为守旧和僵化的代名词的国家开始表现出供应学派的活力”。
[35]美国《幸福》杂志则评论说：
“英国这个20世纪工业不断下降的最典型的国家突然停止下降，它又重新威风凛凛地振作起来了，这样的变化在四年前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英国经济的大转变看来越来越是一种‘持久性’的变化，而不是一次周期性的回升。
”[36]这些评论，未免过于乐观，然而，11年来的显著变化却是无可否认的。
治理“英国病”的启迪
撒切尔夫人执政11年，是自1827年利夫波夫伯爵的托利党政府（1812~1827）以来唯一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府。
她和美国总统里根八年执政（1981.1.20～1989.1.20）相呼应，推行类似的经济政策，开创了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局面，构成了80年代里根——撒切尔时期的新格局，给当代世界历史以相当的影响和某些启迪。
第一，它修正了对“英国病”“绝症”说的诊断
在二战后“英国病’加重这一点上，学术界的一般见解大同小异。
但是在是否“绝症”的诊断上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大英帝国兴衰史》一书作者认为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英帝国更是土崩瓦解，急剧地衰落下去，到如今，它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大英帝国由兴而率的历史过程生动地表明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兴盛”，并断言：
“美国的星辰，同当年大英帝国的星辰一样，正在陨落下去。
”[37]《英国经济》一书作者认为：
“从整个战后时期来说，英国经济是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70年代以后，最早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英国，最早走向了没落。
为此，许多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忧心忡忡地担心迟早也会走上这条道路”。
[38]《‘英国病’研究》一书作者则认为：
“现代英国经济特有的英国病，根深蒂固难以治愈”，“总的说来，英国经济这个患者还得长期带病拖延下去”，“在近期内‘英国病’摆脱不掉，病体康复不了，英国经济不可能有什么起色，但它也不会跨下来，不会崩溃，它会象70年代那样拖下去。
”并预言“回春无术”。
[39]上述论断大多是针对80年代初期以前情况而下的。
今天，我们对“英国病”能否治愈作出结论显然为时尚早。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对于一个积重难返似乎已病入膏盲的国家经济，企图靠下几剂药方就药到病除是不可能的，要求一种政策一点没有副作用也是很难做到的，用这一标准来衡量撒切尔政府的疗效，难免会得出不公正的结论。
我们现在断言‘英国病’已是绝症，同样为时过早。
我个人认为，把“英国病”和经济停滞相等同是不妥的。
事实上厂“英国病”的集中表现是经济相对衰退、缓慢发展而不是完全停滞。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比战前要快，英国经济也在发展，而不是停滞。
法国学者米歇尔?
博德在《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一书中中肯地评论说：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过去所曾经历过的所有增长中，战后的增长是最大的，这一增长在英国比较慢些”。
[40]在二战后44年间，1946-1967年的英国经济发展速度稍快，1967-1979年发展速度较慢，80年代以来又呈上升趋势，并在相对速度上居于发达国家的前列。
合起来算，经济发展相对较快期30年左右。
国内生产总值1950年为362.2亿美元，1965年98?
94亿美元。
工业生产指数以1963年为100计,1950年为62，1965年为111。
按平均年增长率计算，1944-1955年为4.5%，1958-1969年为3.5%，钢产量1950年1655万吨，1965年2744万吨。
和二战前相比，二战后的经济增长率相对要快些，1856-1937年间年均增长率为2%。
195l-1973年间年均增长率则为2.8%。
[41]
二战初期20年间，英国经济发展稍快主要是由于对战时消费品严格配给制的取消，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竞争对手德、意、日、法等国都着手恢复元气，并未构成对英国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重大威胁多马歇尔计划的大量美援有利于英国经济的复兴多英国的工业国有化和福利国家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相当的活力。
此外，英国在英联邦的特殊地位，也使英国在经济上处于有利地位，而80年代的经济增长，则明显得益于撒切尔政府为适应结构性经济变革而采取的果断调整对策。
再说，把‘英国病’和英国的霸权地位衰落相提并论也是不妥的。
一个大国的世界地位兴衰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现象，并不取决于某—国的历史条件。
《大国的兴衰》一书说：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
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各国国力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
[42]英国经济霸主地位早已为美国所取代，它固然表明英国的国际经济实力地位相对减弱，但是我们不应由此得出英国已经完全衰落、“英国病”无可救药的结论。
70年代以来，人们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相对衰落也议论颇多，有人惊呼美国也得了“英国病”，甚至比“英国病”有过之无不及。
不错，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它并不排斥迄今美国仍是超级大国，仍然居世界经济之首位，仍然在发展，只是发展的相对速度放慢。
何况，当今世界已跨向90年代，由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历史已经过去，多元力量的竞争共处取代了两极世界的格局，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说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已经衰退，显然是不符合事实也站不住脚的。
由此，把“英国病”看作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通病也是不妥的。
前已提到，“英国病”是英国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产物，而不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流行通病。
资本主义早于英国兴起的荷兰以及称霸一世的西班牙、葡萄牙并没有患上“英国病”（虽然也有过经济的缓慢发展）。
有人担心美国也染上了“英国病”，但是当代美国和20世纪的“英国病”有着重大的差异。
有人认为“美国的小病，并不是‘英国病”。
[43]有人则主张“20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大国一一美国似乎走上了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强国——英国的老路”，并断言：
“英——美工业模式的文化价值出了问题”。
[44]对于英美相对衰落的异同，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不过把英美的相对衰落说成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并不科学。
至少在目前可以确切预期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很难得出衰落病是资本主义的流行通病的结论。
认为整个说来，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衰落，已经崩溃，已经末日来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第二，它表明企业民营化和福利保障社会化要和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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