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间骆驼祥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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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间骆驼祥子

浅析民间•启蒙•文化批判——老舍《骆驼祥子》新解

论文关键词：

民间　启蒙　《骆驼祥子》

　　论文内容提要：

在纯理论的范围内来讨论民间与启蒙的问题往往难以说清，一个较为有效的策略便是从个案入手。

老舍的《骆驼祥子》以乡村民间文化形态的立场，依据祥子自在状态的生命欲求、行为方式和道德原则，在对其悲剧命运的书写中，构成了对当时的社会、都市民间文化及祥子自身文化形态的深刻批判，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民间问题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提出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这一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提倡民间是否意味着放弃启蒙、放弃社会文化批判的责任?

民间是否具有“现代性”的生机和活力?

等等。

如何理解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不仅牵扯到对文学现象的评价，而且直接关系着民间命题的当代性价值和意义。

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在纯粹的理论范围内讨论往往难以说明白，因为“民间”的多层次、多向度特点，使讨论者的出发点往往出现错位，为了避免歧义，本文试图以老舍的《骆驼祥子》为例来说明一些相关的问题。

《骆驼祥子》的独特性是通过老舍的民间立场写作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他准依民间底层劳动人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表达了来自于民间的声音，这种声音与民间底层的生存状态、生存欲望、伦理情感密切联系在一起，他对于社会、市民文化的批判也是从这样一种立场开始的。

这样一种民间写作和来自于民间的艺术想像，给《骆驼祥子》带来了怎样的艺术世界呢?

    老舍从20年代后期创作《老张的哲学》开始，至《骆驼祥子》的出版，甚至到40年代，他虽然赢得了广泛的影响，但在新文学作家内部却一直有不同的评价。

据老舍的好友罗常培回忆，《老张的哲学》脱稿后，罗常培转呈给鲁迅，“鲁迅先生的批评是地方色彩颇浓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

” 1934年6月18日，鲁迅致台静农的信中，在批评林语堂所倡导的“小品文”创作时，说林语堂的创作“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

”鲁迅仅仅肯定的是老舍小说的“地方色彩”，并没有对老舍创作做出整体评价，甚至有着不客气的批评。

这种批评在我看来正是两种文化立场的差异所引起的。

从鲁迅启蒙文化的立场来说，是难以接受老舍在幽默、调侃中，对民间文化的某种认同、宽容和理解的。

从左翼革命文学的角度来说，老舍对政治斗争又持某种否定态度，显然与左翼文学的立场也是不同的。

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所呈现出的与“主潮文学”的差异，恰好说  明了他的独特的存在意义。

问题在于老舍从民间立场的写作，是否在“文学与现实”之间的意义关系上有着和启蒙文学相同的价值呢?

或者在30年代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比左翼文学更深刻的揭示出了“被压迫者苦难者”的悲惨命运呢?

这正是我们试图以《骆驼祥子》为例说明老舍创作独特性的原因所在。

      老舍的小说主要是都市市民民间社会的表现者，但在《骆驼祥子》中，却从乡村民间社会中走来了祥子.他所体现出的文化形态与刘四爷、虎妞、小福子等人是有差异的，虽然这两种民间文化形态有着相通的内容:

譬如对主流意识的某种疏离、依照自身自在的生活逻辑寻求生存的意义等;另外，从近代以来，破产的农民不断涌人城市，构成了市民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内涵自然在变异中有所保留，但是这种相通并不能遮蔽两者的不同，老舍的《骆驼祥子》区别于其他小说的重要特点就是从乡村民间文化形态的立场上，依据祥子自在状态的生命欲求、行为方式和道德原则，在祥子生命被毁灭的悲剧过程描写中，构成了对当时社会、都市民间文化以及祥子自身文化形态的深刻批判，并在批判中对于社会的底层劳动者（包括市民）给予了深深的同情。

《骆驼祥子》所包含的这种丰富文化内容是老舍其他表现市民生活的作品所不具备的。

至于对乡村民间文化形态和都市民间文化形态的内涵作出明晰的概念性界定是困难的，只有依据老舍在作品中的描述，在解说过程中做出描述性的说明。

    所谓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在《骆驼祥子》中首先体现在小说从祥子自身的生存逻辑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出发，去想像、虚构他的艺术世界。

当祥子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时候，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以卖力气吃饭的事他几乎全做过了，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原则，这就是靠自己的力气去挣钱，去买自己的车，然后能有自己的车厂。

因此，在他的生活中，“钱”和“车”成了他生命最根本的欲求，他不关心战争是怎样的毁田，也不注意春雨的有无，他只关心自己的车，有车就有钱，有钱就有烙饼和一切吃食，这种态度使他只顾自己的生活，把一切祸患灾难都放在脑后。

这种诚实、勤劳、利己的生活态度，正是在“土地”上讨日子的农民的牛活逻辑.是与几千年的小农生产意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说他狭隘、目光短浅，但对于在战乱、贫困中生存的祥子来说，追求这种起码的生存权力难道不是合理的吗?

正如老舍自己所说:

“我自幼很穷，做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

贫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

明乎此，才能明白我为什么有说有笑，好讽刺而并没有绝高的见解。

显然，老舍对于祥子的想像和描写正是基于这种没有“绝高见解”的民间生活态度。

      祥子在乡间自在民间文化形态中所形成的这种生活态度在当时中国的都市生活里是怎样具体表现出来的呢?

祥子的所有梦想是有一辆自己的“车”，他的诚实和勤劳就体现在他追求“车”的过程中。

有车必须先有钱，他为了钱起早贪黑地干，终于有了车后的祥子，知道拉车不快跑对不起人、快跑碰伤了车对不起自己，因此他小心大胆地快跑，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

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他总是格守着这一原则去做人，他对虎妞、小福子、刘四爷这些人都是诚心去对待他们，尽管在遭受欺骗后，心里有着很大的愤怒和伤感，但也没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

面对小福子的真情他没有接受，当小福子离开人世后，心里又充满了无尽的自责、伤感和内疚。

然而在这勤劳和诚实中，他又极端的利己，个人的希望与努力蒙住了自己的眼，祥子不想别人，不管别人，他只想着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因此，当曹先生遇到追捕时，他虽然内疚但为了自己就一逃了事。

善恶、美丑就这样交织在这个健壮的、好梦想的、单纯的来自于乡村的祥子身上。

如果老舍在《骆驼祥子》中仅仅写出这样一个形象，其文学意义是有限的，它的深层艺术魅力在于把祥子放置于社会动乱和市民社会中，写出了乡村民间文化形态的价值趋向在动乱社会中的破灭以及祥子与都市民间文化之间的复杂纠缠。

      乡村民间社会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构成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在清平盛世，农民或许能够靠一己之力获得平稳的生活，一旦社会动乱或处于激烈的转型期，他们往往就是受损害、受侮辱最惨痛的一个群体，像祥子在农村失去土地，流人城市之后，梦想靠自己的努力求得生存的基本权利，也仅仅是一个梦想而已。

他第一次有“车”被兵匪劫走，他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钱又被孙侦探敲诈而光，这两次不幸对祥子都是致命的打击.这些所谓的“维护社会”的兵们、政治机器的参与者们对底层无辜的劳动人民构成了惨重的压迫。

这也就难怪老舍在《赵子曰》中借赵子曰之口，说出了他对于政治的态度，“在新社会里有两大势力:

军阀和学生，军阀是除了不打外国人，见着谁也值三皮带。

学生是除了不打军阀，见着谁也值一手杖。

于是这两大势力并进齐躯，听老百姓见识一些‘新武化主义’。

老舍对政治的隔膜（这种“隔膜”实际上是在民间立场上，与底层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灵魂对政治的“拒绝”，因为人民需要的是能带来幸福的政治。

）而导致的对学生运动的某些偏见暂且不论，但祥子的经历却真切地传达出了军阀统治下的普通百姓凄惨的不幸生活。

仅就这一点而言，《骆驼祥子》比那些概念化的“革命文学”有更深刻的力量，它以活的、生动的形象控诉了社会的黑暗，当一个社会连人最起码的生存权力都不能保障的时候，这种社会的政治还能是好的政治吗?

    《骆驼祥子》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揭示了社会的黑暗，还在于揭示了乡村民间文化价值趋向与都市民间价值趋向的冲突，以及在这种冲突中祥子的不幸。

老舍对于社会的底层劳动者（不管是乡村还是都市的底层危民）都有着深深的同情和理解，对于他们由生存需求和生命欲望而衍生出的行为方式都采取了理解的态度。

理解并不等于认同，老舍的高明之处在于在理解中，真实地表现了他们的生命内涵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方式，刘四爷、虎妞有他们的霸道、狡诈、自私的一面，也有真诚、讲义气的长处。

虎妞对祥子的命运而言是至为重要的人物。

她在市民社会的大染缸里，已经没有了祥子的单纯和善良，变得强悍、狡猾、富有心计，作为一个女人的正常生活欲望也被扭曲，她一旦爱上祥子后，既有狼的凶狠又有狐狸的狡猾，她设法勾引祥子，又毫无情意地抛弃刘四爷，然而在这之中，也分明看到了她对祥子的真诚、体贴和对自身生活幸福的追求。

正是这种复杂使她的性格在可恶中又有可爱的一方面，在狡猾中又有实在的因素。

惟其这种复杂，才使人意识到虎妞的命运并不仅仅是由她自身的性格造成的，而是与市民文化的“劣根性”有关，这种“劣根性”不仅造成了虎妞自己的悲剧，也造成了祥子的悲剧。

老舍不止一次地在《骆驼祥子》里描述了市民社会文化的污浊—造谣生非、自私自利、讲究排场又为花钱而愤怒、把金钱看得甘方谊、亲情草重要等等二这样一种“文化”不仅扭曲了虎妞的人生，也使祥子一步步地放弃了自己己有的生存原则，走向堕落。

祥子可以说是因为虎妞而陷于生命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的。

虎妞作为市民文化的产儿，她把健康、好梦想、有着泥土气息的祥子，当作猎取的目标，用骗术和金钱把祥子俘获后，对于祥子的人生是一次深刻的伤害。

正和一切的生命一样，受了损害之后，无论如何的只想由自己去收拾残局。

祥子在没有办法之中，“他试着往好里想，就干脆要了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可是无论哪方面想，他都觉着憋气。

想想她的模样，他只能摇头。

不管模样吧，想想她的行为，哼!

就凭自己这样要强，这样规矩，而要那么个破货，他不能再见人，连死后都没脸见父母!

谁知道她肚子里的小孩是他的不是呢?

不错，她会带几辆车来，能保准吗?

刘四爷并非是好惹的人!

即使一切顺利，他也受不了，他能干的过虎妞?

她只需伸出个小指，就能把他支得头晕眼花，不认识了东西南北。

他晓得她的厉害!

要成家根本不能要她，没有别的可说的!

要了她便没了他，而他又不是看不起自己的人!

没办法!

”祥子无奈中的这番心语，恰好表明了来自于乡村民间的文化价值趋向与以虎妞为代表的市民文化的强烈冲突，祥子的人生梦想在虎妞的围困中彻底坍塌了。

如果说虎妞本身的悲剧是市民文化自身的悲剧，那么祥子的悲剧却是由市民文化造成的，当然这种“文化”与社会制度有着深层的联系。

正是在这里，老舍对市民文化、社会有着强烈的批判性，而这种批判正是以“祥子的悲剧”为代价来完成的。

祥子在虎妞死后仍旧一贫如洗，混迹于市民社会中的堕落，放弃是非标准的玩世，甚至沦为社会的弃儿，都无不昭示着市民文化的劣根性对人性的浸蚀。

由上分析可以说，老舍尽管也看到了乡村民间的“人性”有着“自利”的一方面，但祥子的“健壮、单纯和善良”却是市民社会中所欠缺的。

他的毁灭，虽然有社会动乱的因素，但在本质上是这两种文化形态的不同趋向之间的冲突而造成的。

这来自于民间的艺术想像就是以这样“本真的生命欲求”提供了小说的发展动力，完成了对社会、市民文化的深刻批判和对底层劳动者的深深同情。

老舍从乡村民间文化形态的价值立场出发，塑造了祥子这一艺术形象并构成了对当时社会及市民文化的批判，那么，这一形象与启蒙主义文化有什么联系和差异呢?

      当启蒙主义者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现实的乡村社会中具体展开时，他们看到的是农民的愚昧、麻木、奴性以及对自身价值的漠视，因此，他们呼唤独立、个性、平等、自由，进而对农民的批判远远多于同情，这种批判也包括对乡村民间风俗、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迷信和盲从的批判。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启蒙者也时时怀疑自己启蒙力量的有限性。

这种有限性一方面表现出启蒙话语与民众话语之间的难以沟通，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启蒙者的话语力量难以解释被启蒙者的惶惑，当祥林嫂问灵魂的有无时，“我”则显得尴尬、顾左右而言他，“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

”启蒙的困境是否证明知识分子放弃了在精神上与民众之间建立联系的努力?

显然没有，鲁迅在《一件小事》中所表现出的价值趋向就包含着对民间性文化的关注，实际上，也包含着启蒙思想具体化的努力。

我以为老舍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连结起启蒙主义的精神，对启蒙文化所倡导的独立、个性、重视自身的价值的思想观念，从民间的立场上，在世俗性的层面上，使其具体化，而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艺术空间。

这种具体化虽没有鲁迅的“深刻”，相比而言，还有点“浅薄”，但是从“闰土”到“祥子”则分明看到了“农民”已经有了更多的自立、自强、自我奋斗”的精神，也可以说“启蒙”观念已部分地在祥子身上体现出来。

这不能不说是老舍与五四文学的某些相通之处，但二者立场不同，虽然都是对历史、社会、人生的人文关怀，但一个是精神层面的，一个是现实层面的。

精神层面的关怀是在人的精神改造方面展开拷问的努力，而在现实层面上则表现为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在这里’‘个性、尊严”具体化为靠自己的力气去求得生存的独立和人格价值的完整。

因此从民间立场上也就展开了在启蒙者视野中难以出现的艺术空间。

在世俗生活的生存层面上，“个性”这一精神概念，不再与“自由、尊严”联系在一起，而是表现为“个人主义”的独自挣扎，这种’‘个人主义”的生存追求与“金钱”的关系变得犹为密切，“个人”不再神圣，而是自私、萎缩，甚至肮脏，人成为感性的动物，不再是精神的象征。

又寸于中国社会而言的悲剧性在于，不管是启蒙者的精神拯救，还是像老舍这样在民间的立场上，准依农民自身所形成的生存原则所塑造的样子形象，都未能获得一个完满的结局。

    在’‘生存”成为第一要着的社会环境中，文化便与金钱联系在一起。

对于这种物质性的文化，老舍是有极大的包容性的，因为为“生存”而去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理解并不能挽救祥子的命运，因为祥子依靠个人的力量去获得生存的尊严，只是一句空话，他隅于四面八方的敲诈和欺骗中，没有能力得到生存的突围。

在他被虎妞欺骗后，他就想自己在平时没有结交下几个好朋友可以团结一起，去应付这令人气恼的局面。

在虎妞去世后.“他已经渐渐的人了‘车夫’的辙，一般车夫所认为对的，他现在也看这对，自己的努力与克己既然失败，大家的行为一定是有道理的，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与众不同是行不开的。

”这时的祥子已经在自己奋斗的失败中，开始否定自己的过去，这不仅是祥子的失败，也是老舍在祥子身上所代表的“文化”的失败，正如老舍所说:

“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那里去。

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

他停止住思想，所以他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

他不再希望，就那么迷迷糊糊的往下坠，坠人那无底的深坑。

他吃、他喝、他缥、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有了心。

”“’那个“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消失了，他成了一个“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祥子的毁灭，既是对社会、市民文化的批判，又为乡村民间文化形态所哺育出的产儿唱出了一曲悲哀的挽歌。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舍从乡村民间立场出发，却达到了对社会整体的否定，这里既有政治文化、制度腐败，也有都市文化腐朽。

这种现实战斗精神作为中国现代作家的传统，在老舍的《骆驼祥子》里又一次得到了体现。

由《骆驼祥子》的如上分析，可以看到“民间”与启蒙、与作家的社会责任承担有着深切的内在联系，正是这种联系构成了那些从民间立场写作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精神动力，民间意识的现代性价值也正在这里。

老舍在贫民窟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他非常熟悉旧社会城市贫民的生活，写过不少反映城市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１９３６年下半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这部小说写的是旧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的悲剧。

“五四”新文学中描写人力车夫生活的作品并不鲜见，老舍选择了独特的角度。

与同类题材作品相比，《骆驼祥子》不单单赞美车夫的优秀品质，也不只是表现车夫在旧社会悲惨无告的生活，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

在老舍看来，表现车夫浮现在衣冠上、言语上或姿态上的一切，只是“小事情”，他旨在揭示出人力车夫悲剧的“根源”，“写出个劳苦社会”。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小说主人公祥子是从农村流落到城市的破产农民，他想凭借骆驼一样高大健壮的体格挣钱买车，做一个“自由的车夫”，可是他的希望在无情的现实打击下一次次地破灭了。

他买的第一辆新车被溃逃的军阀的大兵抢走，准备再买一辆车的积蓄又被国民党特务孙侦探敲诈一空。

事情虽出于偶然，却是地位卑下的个体劳动者在旧社会的必然命运。

和虎妞结合后，用虎妞的钱再买一辆旧车，虎妞难产死去又不得不卖车还债。

祥子“三起三落”的经历，让我们看到旧社会的大兵、特务、车厂老板及各种黑暗势力如何结成一张庞大的网，残酷地剥夺了劳动者最起码的生存权利。

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冲突中写出祥子希望的破灭，只是祥子悲剧的第一个层面。

描写人与自身的冲突，表现祥子人性美的毁灭，才是更为深刻的层面。

老舍称赞古希腊悲剧的美不只是“结构的美”，而且是“心灵的美”（《〈红楼梦〉并不是梦》）。

他是极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探寻的。

创作《骆驼祥子》时，他就运用了犀利的心理分析，描写现实生活的危机怎样牵动人的内心矛盾，细致地勾画出悲剧主人公心灵演变的轨迹。

祥子最初亮相时是很美的。

不仅外貌“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有生气”，拉车也很漂亮，同时他还具有勤劳节俭、淳朴善良、忠厚要强的劳动者的美德。

他把拚命干活挣钱看成“天底下最有骨气的事”；在冬夜的小茶馆里，他给饥寒交迫的老马祖孙送上十只热腾腾的羊肉包子；有一次拉曹先生不小心翻了车，车损人伤，却引咎自责，不要工钱。

作者遵循美的法则，努力写出悲剧人物具有比一般人更美的心灵，“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

”

后来的事实表明，祥子的美好品德被残酷的旧社会吞噬殆尽，“三起三落”便是他精神堕落的全过程。

第一次丢车，祥子被抓进兵营，心中只有恨和抗议，恨大兵和“世上的一切”，“凭什么把人欺侮到这地步呢？

”但在失望中仍有希望，决心“重打鼓另开张打头儿来”，从此更加起劲地干活、挣钱。

祥子在得到“骆驼”的外号之后，名声比他单是祥子的时候臭得多，他的性格渐渐向消极方面变化。

他开始羡慕烟酒、逛窑子，不过强烈的买车欲使他产生一种顽强的抵抗力。

他拚命和别人抢生意，“像只饿疯了的野兽”。

在曹宅看门被侦探抢了钱，希望和抗议都没有了，只剩下委屈和叹息，然而并没有失去“穷死，不偷”的诚实品格。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回到人和车厂，把自己交给了刘四父女。

从此死了心，认了命，变成一个“仿佛能干活的死人”。

和老姑娘虎妞的婚姻，对祥子来说是一场更加难以忍受的灾难。

虎妞要从祥子身上找回失去的青春，起先不让他拉车，她不愿“一辈子作车夫的老婆”，禁不住祥子一再抗争，才让祥子拉车赚钱，却把钱攥在自己手里。

祥子不肯听从虎妞摆布做小买卖，也不想当车主去奴役别人，更不愿做笼中的鸟儿，吃人家粮米，给人家啼唱，然后给人卖掉，他只想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车夫，不甘心“压在老婆的几块钱底下”讨饭吃，反映了劳动者要求改变生活地位的朴素愿望。

但他终于不能挣脱虎妞的“绝户网”，在虎妞支配下，只觉得“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别人管着”。

这种带有阶级对立性质的不自然的婚姻，严重地腐蚀、摧毁了祥子的生活意志和奋斗精神。

卖车还债后，他不再想从拉车得到光荣和称赞，从此走上了自暴自弃的道路。

他不仅抽烟喝酒，而且失掉了劳动者赖以生存的本钱：

健康和纯洁。

从小说的最后一章，我们痛惜地看到，当初那个体面的、要强的、健壮的、爱幻想的、高大的祥子，最终变成了“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祥子人性美的毁灭，是旧社会的罪恶，也是个人奋斗思想和性格的悲剧。

从农民到车夫，祥子并没有改变小生产者的生活态度。

他“不想别人，不管别人”，“只关心自己的车”，买车是他的信仰和宗教。

他对城外的战争、政局的变动漠不关心，在受到意外的打击后，困惑不解的只是“我招谁惹谁了”，“凭什么”欺侮人。

他把必然的阶级压迫看成偶然的劫难，把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看成个人之间的较量。

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辆车上，以为“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人的气”。

沿着这条个人奋斗的幻想之路走下去，在现实面前只能是碰得头破血流。

“三起三落”的折腾使他感觉到“独自一个是顶不住天的”，但他不能从失败中引出正确的教训，更不能认清敌人是谁，反而听天由命，任凭旧社会宰割，甚至像苍蝇在粪坑上取乐一样，跌进堕落的深渊。

老舍非常深刻地揭示出祥子悲剧的根源：

“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是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兽里去。

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

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

”祥子“人”变“兽”的悲剧凝结着老舍对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反思，既揭露了旧社会的弊病，又否定了个人奋斗道路，提出了劳动者怎样摆脱不幸命运的问题。

在总体构思的时候，老舍有一个明确的设计：

“我的眼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祥子；写别的人正可以烘托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