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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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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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

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

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

一、林则徐"禁烟运动"前的中国

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

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

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

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

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０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西班牙来华的方向则是自东而西，由南美洲到达菲律宾，一五七一年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当时的明朝政府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这样便开始了与中国最初的关系，但是当时的交往只限于在福建海口进行通商，一五七五年西班牙首次到达了中国大陆，要求与中国通商，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允许。

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荷兰也开始寻找与中国发生关系，荷兰是一个后起的西方强国，明朝万历二十九年（一六０一年），荷兰的商船首次来到了广州，要求与中国通商。

但是未得到明朝政府的允许，以后荷兰人曾两次占领澎湖列岛，明天启四年，明朝官兵夺回澎湖列岛，接着荷兰人又占领了中国台湾，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从台湾赶走了荷兰人，荷兰人的"武力通商"的办法才告结束。

英国是从十六世纪开始，英国女王伊利莎白曾两次致书中国皇帝，要求建立关系，但都没有成功。

一六三七年英国派了四只军舰来华，驶入珠江和广州，要求与中国建立关系，结果与中国发生了最初的冲突。

一七九二年，英国又以补贺干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派遣马嘎尔尼为首的使团启程来华，九月在热河觐见了皇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通商口岸，设立商馆等建议，均被干隆皇帝向英王颁发"敕谕"拒绝，马嘎尔尼被迫扫兴而去。

一八一六年，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主要目的是谋求驻使北京，开放北方通商口岸及争取广州的的英商有更大的自由。

但是，因阿美士德等人坚持不行跪叩之礼，同清延争执不下被逐回。

一八三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一个名叫礼士的船主，带领广东商馆职员林塞，化名胡夏，及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一行七十多人，对中国进行实地贸易考察。

法国一六六０年，成立了中国公司，一六八八年法王路路易十四派遣第诚、白普、洪若翰、李明、刘应等五名传教士到北京。

一六九八年，第一只法国商船开来中国，从路易十四，路易十六，一直到拿破伦，法国曾多次派传教士商船到中国。

美国则是一个后起的经济强国，一七六八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次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了广州，商船在广州出售西洋人参，赚了三万七千多元，从而吸引了大批美国商人到中国经商。

而美国则是后来者居上，在以后的发展中美国以自己技术，资源，资金等雄厚的力量，逐步取代一些"老牌"的西方强国。

尽管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西方各国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国都曾先后不断的派出大批使者和商人，以及商船队到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这三百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是居年年出超的有利地位，这种情况可以从中英贸易关系方面看出来。

（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英国占据最主要位置，其余的荷兰，法国等国的输华总值还不及英商输出总值的一半）。

见下表：

中英进出口贸易价值及其指数（一七六０至一八三三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

银两指数:

（一七八０至一七八四年）平均=１００

年度　　　　进口指数出口指数

1760一64　47028636·1　　97958647·0

1770一74　1466466112·62119058101·0

1780一84　1301931100·02083346100·0

1790一94　5007691384·65843714280·5

1800一04　7715556592·67556473362·7

1820一24　6525201501·29816066471·2

1830一33　7335023563·49950286477·6

（参见严中平等编：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就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三页。

）

英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用什么东西来换取中国的货物，从输入到中国的货物来说，英国本土的出产，实在没有一件是中国民众所喜欢的。

当时英国本国的王牌货物是毛纺织品，但是这种货物既不够精美，也不够便宜，在中国找不到什么主顾；而英国商人（主要是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的货物以茶叶为大宗，其次则为生丝、土布、还有一些零星货物如大黄、瓷器、糖、樟脑等，向中国输出毛纺织品，金属（铅料，铜及打簧货），从印度运来棉花；美国从广州输出的主要商品是生丝、茶叶、土布三项，向中国输出的西洋参、皮毛、檀香木等。

所有输往中国的商品，对中国来说可有可无，中国有的是绸缎土布，英国毛呢在中国很难找到销路，不赔本就卖不出去。

如英国从一七八六年到一八二九年，曾八次来到中国推销棉纺织品，都销路不佳，多次赔本。

一八二一年英输往广州的英花呢四千五百零九匹，剪绒与天鹅绒四百一十六匹，在广州市场上拍买脱手，结果赔本百分之六十。

英国的一些奢侈品，市场需要量很少，印度来的棉花尽管有用，但中国也是盛产棉花的国家，只有在苏，浙一带棉花歉收时，印度棉花才有销路。

在十八世纪末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茶叶每年约在四百万两左右，仅此一项就可以抵消当时英国输入中国的三项主要商品（毛纺品，金属品和棉花），中国结实的土布则又畅销欧，美市场，美商每年从中国贩运二、三百万匹。

这样，当时的英美等国不能向中国提供什么象样的商品，而又迫切需要中国货，所以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大量的出超。

以中、英间的贸易而论，到贸易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每年出超的价值，高达白银二、三百万两以上，英国必需用白银（西班牙、墨西哥银元）来支付，以至当时来广东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所带的货物不多，而大量的却是银元，东印度公司来华的商船，经常要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现银，商货不多。

所以，东印度公司对广州的整个进出口生意是无年不赔的。

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差额，以及与其它美国等国之间的差额，这些开始加剧了双方的贸易矛盾和摩擦。

造成当时这些差额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从中国方面说，由于中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物产和土地资源，本身的农业和手工业完全可以满足封闭的自给自足的需要；从西方国家来说，尽管他们的技术先进，产品新异，但是其工业产品规模要达到足以排挤中国的货物，攻破封闭的中国市场大门并不是十分容易的。

比如最早来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还不是工业大国，拿不出什么制造品输入中国，葡萄牙虽然租借了澳门，但也只能把中国的丝绸、瓷器、手工艺品等运往南洋，印度和欧洲贩卖，而把南洋的香料，药材等物，以及少量的欧洲商品运销到中国。

这种贸易，中国货经常出超，他们的支付手段是白银；西班牙也是经常从墨西哥运载大批白银到吕宋，而由闽，广商人贩运丝绸等货到吕宋换取银元载回中国。

这两个原因说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和地大物博的古老的大国，并不是可凭一些少量的现代产品就可以打开其封闭的大门，也不可能通过少量的新产品，新技术就能改变中国民众的消费传统。

见下表：

东印度公司输华商货的盈亏

一七七五至一七九九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

银两

年度　毛纺品金属品　东印度产品总计

1775-79　-23788+7679　+17512-2831

1780-84-22456　+6754　-4849-23199

1785-89-26284　-4443　　+24829-7906

1790-94　-1061877　+24746+26703-62141

1995-99-191552+9772　+20687-168099

（参见严中平等编：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十七、二十页。

）

二、做着"天朝大国"美梦的清王朝

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就极力想打开闭关销国的中国门户，但是长期与世界割绝的清政府并不想急于同世界来往，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天朝大国"，其国内无所不有，不需要借助于外国，相反地由于民众与外界的接触，还会造成反对清王朝势力的增长，自然清政府反对打开国门。

一六八三年台湾抗清政权被摧毁，第二年，康熙曾一度下令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四个口岸与外国通商，广州则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集中地；而到了一七五七年干隆帝索性将通商地限定在广州一地。

为了限制外国商人，清政府还设立"公行制度"，规定外商来华办理贸易和其它事务，均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

"公行"制度由来已久，早在明代废除"市舶司"制度就逐步形成了。

在明代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设有专门机构，即"市舶司"来管理和经营。

后来对外贸易发展了，这种由中国官吏直接与外商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就不适用了，于是废除这种制度，改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来进行进出口贸易。

这种机构被称为"牙行""洋行"。

到了十八世纪初，各洋行商人为了避免彼此间的竞争，就联合组成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

一切进出口贸易都由公行统一经营。

公行通称十三行（最多时达到二十六家，最少时只有四家，并非固定十三家）。

它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上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

公行首先是个垄断性的商业组织。

一切外国进出口货物，均由其承销。

由中国内地出口的货物由其代销，并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

它还代替清政府执行政治方面的职权，外商来华贸易应缴纳船钞货税，均由其经手，即所谓"承保税饷"。

此外，它还代政府办理一切对外商的外交事宜。

外商是不准与官吏直接交往的，一切命令，文书均须由公行转达，所以公行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两种性质的一个半官方组织。

除此外，清政府对外商来华的活动还进行了种种限制。

干隆时（一七六０年）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防夷五事"，由清政府颁布执行，所谓"防夷五事"是：

第一，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第二，外商到粤后由"寓居行商管来稽查"；第三，"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第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第五，"夷船泊年""拨营员弹压稽查"。

嘉庆十四年（一八０九年）又颁布了《民夷交易章程》，规定"兵船不准擅入内港，外商不准久住澳门，清查澳门户口"等等。

到道光时（一八三一年）又制定《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

这个章程除重申以往的规定外，又增加了禁止外商偷运枪炮，禁止私雇买办，并限制外商在中国之行动，如禁止外商坐轿，禁止外国妇女进城，不许外商在所住商馆中擅自出入等项目。

除此外，清政府对输出货物的品种数量也加以限制。

粮食（米、谷、麦、豆、杂粮）五金（金、银、铜、铁、铅），军火（硝磺）以及书籍（史书、一统志，地理图等）均严禁出口。

丝、茶、大黄的出口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

丝以琉球国为例，按照一七六四年干隆的谕诣，只准"岁买土丝五千，二蚕湖丝三千斤"。

各口岸及出入地方，还要"严加复查，以杜影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四九一至四九二页。

）。

进口货物的正税（包括船钞货饷）虽然很轻，约为值百抽二，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贪污成风，官府所取的"规礼"和公行所取的"行用"很多。

据一七五九年新柱，李侍尧等说：

"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

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

头绪紊如，实属冗难。

"，所谓"行用"是公行的办公费用和"拖欠夷债，亏空税饷后公行的垫赔费，本为值百抽三，但后来逐渐增多。

一八一０年英国大班剌佛（Ｊ·Ｗ·Ｒoberts）向广东巡抚申诉：

"始时洋商行用减少与夷人无大损益，今行用日伙，致怀远人贸迁。

如棉花一项，每石价银八两，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约四钱耳。

兹棉花进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约银二两，即二十倍矣，他货称是。

"（参阅王之春：

《国朝柔远记》卷。

）。

上述的通商制度和通商情况构成了清政府闭关销国的政策，应该如何评价清政府的这种闭关销国的政策呢？

笔者认为，清政府的这种闭关销国之策，有百害无一利。

它一方面限制中国商品的出口，限制了中国民众与西方的贸易，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中国民众对西方先进科学和技术的学习。

这种阻碍作用在十八世纪以前是较为显着，当时西方一些先进的国家正处在发展的初期，他们对世界的"贸易侵略"还只限于印度，南洋等地，以当时中国雄厚的国力而言，处在发展初期的西方国家还不具备大规模"贸易侵略"中国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打开国门，自由地放开贸易，鼓励中国民众出洋经商，中国是完全有可能赶上西方发展的步伐。

如后起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开放结果，赶上了西方国家。

正是由于清政府继续采取的闭关销国政策，给中国带来了后来"鸦片战争"的更大灾难。

尽管当时西方在发展，世界在发展，而在东方的清王朝却继续执行着闭关销国的政策，中国不仅越来越落后和腐败，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此时的中国已经由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成为一个"东亚病夫"。

为什幺一个曾经走在人类前例，并为人类带来许多古代文明和发明，以及曾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史学家等的古老国家，在向现代文明迈进的时候，又突然停止了脚步，并又被世界的发展大大地抛在后面。

有些史学家曾简单的把它归罪于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的无能和愚昧，固然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但是除了这些原因外，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销国"的政策，清政府实行这一政策。

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长达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延续。

中国社会最初的氏族走向国家的过程中，曾遗留下来的以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为原则的宗法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君主的家族统治，家国合为一体，以血缘宗法纽带维系，家族中的家长制扩大到国家，也就是以后中国封建与专制的"朕即国家"的"皇权天下"的高度集权的君主国家。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这种中央集权的封建与专制国家以来，二千年来尽管这种封建与专制王朝，经历了无数次的王朝更换，以至到清王朝的确立，无非都是一种封建专制王朝代替另一种封建专制王朝。

秦始皇建立的这种中国封建专制王朝，二千多年以来，最主要的特征：

就是君权至上，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力，从上到下建立了一种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社会制度。

中国为什幺与西方国家相比，不仅封建与专制时期的时间长，而且又较为稳固，这是因为与西方相比，一方面中国封建与专制时期经历的时间二千多年，时间长和影响深，而西方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另一方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一建立就基本上包括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了中国现有的大部分民族　几千年中国经过了几十个王朝和几百个帝王，但无非都是一个"农民王朝"代替另一个"农民王朝"，都是建立在"农民暴动"的基础上，都是"农民占山为王"的结果，二千年来没有任何改变；而在欧洲众多的民族从来就没有统一在一个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内，大部分国家都处在一种分散的范围相对较小的君主专制的国家里，这些国家不完全都是"农民暴动"的结果，有些则是民族自治的结果等。

这些原因造成中国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集权体制强大能延续较长的时间。

二、封建与专制王朝所倡导的愚民学说的影响。

欧洲社会从古到今没有一种思想曾垄断和主导人们的思想，而中国长期的"儒家学说"曾一度成为垄断和主导人们思想的学说。

中国的儒家学说，提倡孝悌、修身、仁义等，其中孝悌的学说，即对祖先的崇拜，对长辈的孝道，对家长的服从，被中国封建专治统治者变为对君主的崇拜，忠顺和服从。

《考经.广物名》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长；居家里故治可移于君"这说明由于家国同构，家族中的"事亲孝"、"事兄弟"、"居家里"等伦常规范，变成了国家的普遍规范，"忠"、"顺"、"孝"都移于"君"、"长"、"国"。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忠君"的观念成了孝悌观念的必然延伸。

而所谓的"修身，仁义"等都只是在"忠君"、"唯上"的观念基础上建立的，这样封建与专制统治者倡导的所谓人生价值在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实质在于从思想和道德上对民众的行为进行限制，而这种道德和思想标准是，只有所谓社会的"仁义"，君子的"义利"，没有民众的"自身"和"义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性点灯"，君子可以任意"吃喝玩乐"，而百性则只能遵守"仁义"。

三、长期形成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封闭的自然经济。

十八、十九世纪时期的欧洲，由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上的革命，使得欧洲的经济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工业和商业开始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

而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里，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则主要就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自然经济形态。

虽然秦汉以后的中国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汉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域中，仍然是以农耕为主，农民被分割在小块的土地上，以宗法式的家庭为生产单位，使用简单工具，人们按照性别，年龄形成了一种自然分工，这就是中国的个体小农经济。

这种小经济尽管组织分散，范围较小，水平低下，但是当时的中国农业养活着中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基本的生存物质来源，而且也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和历代政权希求稳定的基础。

中国的这种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又强烈地排斥商品经济，中国古代社会的小农生产者，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和手工产品，这些产品基本都是自用，与商品经济无缘。

因此中国历来是"以农业立国"，表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则是"重本抑未"、"重农抑商"。

而农业与工商业相比不仅生产落后，效率低下，特别它造成人们的经济观念保守，缺少商品市场意识，无法接受一些先进科学与技术；而反映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者的观念中，则把外国先进技术视为"妖术异技"，反对民众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四、封闭的自然环境的影响。

中国的祖先自古生活在东亚大陆上，中国的西南面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高原上绵延着高耸的雪山，西北除了陡峭的天山山脉外，就是横无际涯的漫漫沙漠，北部是内蒙古高原，布满了草原，沙漠和不可跨越的森林，东北部是雪皑皑的大小兴安岭、冰雪、险峰和森林形成了一道天然阻隔，东南则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古代如此简陋的交通工具是无法打通外部的联系，也就不可能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

同时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又造成生产方式是以农耕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中国地处北半球的温带、黄河、长江流域，气侯则十分适应农作物生长，中国是一个原高、沙漠、大海包围的大陆国家，与外部交通极不方便，中国与世界上许多以海洋的航海为生和草原的游牧为生等的民族都不同，他们必须以封闭的陆地为生。

这些情况都在相当程度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保守性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正是在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了中国民众是长期流行的"自我中心，自我为大"的观念，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即是表现了一种自居于世界中心的狭隘的心理。

三、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鸦片

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在与中国的相互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期，所有英商不得不运送白银（多是西班牙、墨西哥的银元）到中国来贩运货物。

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商运到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印度的棉花是可以回收一部分白银的，但数量仍然只能部分解决中英贸易的不平衡问题，总的来说，当时的中英贸易英国一直处在逆差方面。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的一些商人开始发现了鸦片这种东西能够谋取高额利润，又能够在中国找到销路，并且可以用来扭转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

于是，鸦片就成为英国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鸦片原出产于印度，小亚细亚一带，在一七六七年以前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数量不超过二百箱，当时清政府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之用，一七七三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政策，一七九七年又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鸦片的专卖权，到一八００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二千箱。

鸦片贸易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属印度政府带来了较大的利润，以一八一三年为例，这年印度上等鸦片每箱成本费是二百三十七户布，而它的拍买价格，每箱是二千四百二十八户布，超过了原来成本的九倍。

其次，鸦片税又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在孟加拉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０年印度政府鸦片的税收已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部收入的十分之一。

至于鸦片贸易，对于鸦片贩子来说，那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既不需要纳税，又能拿中国烟贩的现金，稳妥地坐收暴利。

许多英国鸦片贩子，通过鸦片贸易在中国发了横财，对当时的英国政府来讲也是极为有利的。

英国强迫印度生产鸦片，换取中国白银，借以扩大英国工业产品在印度的销路，印度用种植鸦片的收入购买英国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丝、运销到英国和世界各地。

可见，在英国--印度--中国，即棉纺织品--鸦片--茶丝，这种循环贩卖的"三角贸易"关系中，中国是受害者。

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十九世纪初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出迅速增加。

鸦片贩子偷运鸦片的办法，是先把鸦片囤积在澳门，然后用船载往黄埔，秘密走私；而清政府的"缉私巡船"，有些由于受到贿赂，也不闻不问，这样鸦片的输入量，到了嘉庆年间已达到了每年四千多箱，而到了一八四０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前，已达到了四万多箱，竟然扩大了十倍左右。

鸦片的大量输往中国，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祸害，起初，吸鸦片的还只是一些土绅、官吏、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到后来依附于上层统治者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兵丁、僧侣、道士、妓女等，还一些流浪汉、乞丐、土匪和一些下层人士都开始吸鸦片烟来，鸦片含有大量的的毒素，吸食者成瘾者，精神萎靡，身体消瘦，形成不生不死的状态，最后多数因衰竭致死。

据称一八三五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者在二百万以上。

从地区来讲，道光年间，西南至云贵，西北至晋陕，东北至盛京，各处城乡集镇，都有鸦片贩运出售，流行地区已从沿海扩大到内地十几个省；在经济方面，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一向出口的茶叶、生丝、布匹、药材等货物，不够抵偿鸦片烟价，每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

一八二一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据最低的估计，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年（一八二一至一八四０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至少在一亿元以上，这相当于当时银币流通总额的三分之一。

白银的外流使中国发生了银贵钱贱的危机，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园形方小孔的铜钱），十八世纪末制钱七，八百文，即可兑换白银一两，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兑换一两银子就要制钱一千六，七百文，银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随着鸦片输入的不断增加，清政府也越来越感到鸦片的危害，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清政府已下令禁止鸦片进口。

嘉庆年间，清政府也曾多次发布禁烟禁令，例如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的上谕指出，"鸦片一物，其性质为毒烈，服之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令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

还指出：

"其来由于香舶先至广东进关后，以渐贩往各省"。

这道上谕认为在海上认真查禁，是禁锢活动"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

其行商容隐，经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

"（《清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