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技术时代的三大认识论悖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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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息技术时代的三大认识论悖论

论信息技术时代的三大认识论悖论

OnThreeEpistemologyParadoxesinInformationTechnologyAge作者简介：

肖峰，华南理工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学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广东广州510641原发信息：

《创新》20161期内容提要：

信息技术革命在推进人类认识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认识论问题，三大认识论悖论就是典型的表现。

数据悖论揭示信息时代认识者获得的数据激增，但形成的见识更少；知识悖论使人们看到知识的生产过程出现了大众化、民主化与精英化、权威性之间的张力，以及知识的短暂身份和持久价值之间的不一致；认识能力悖论则展示了现代信息技术在辅助人认识水平提高的同时，但也导致认识能力上的新退化。

提出和分析这些认识论悖论，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我们在新技术时代的新境遇以及谋求人类的认识更加合理与协调地发展。

Therevolutionofinformationtechnologypromotesthedevelopmentofhumanrecognition,inthemeantime,alsobringsnewepistemologyproblems.Andthethreeepistemologyparadoxesareamongtheprototype.Dataparadoxenablespeopletoacquiredatatremendouslybutmakethemless-sensed.Knowledgeparadoxmakestheproductionofknowledgetoemergethetensionofpopularization,democratization,elitismandauthority,theinconsistencybetweentemporarystatusofknowledgeanditsperpetualvalue.Acquisitionabilityparadoxshowsthatmoderninformationtechnologyhelpspeopleimprovetheiracquisitionlevelbutatthesametimedegradestheiracquisitionability.Thepaperputsforwardandanalyzestheseepistemologyparadoxesinordertoletusfacethenewsituationinthenewtechnologicalageandmakehuman'sacquisitiondevelopmorerationallyandcoordinately.标题注释：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信息技术哲学的当代认识论研究》（15ZDB019），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信息文明的哲学研究》（13AZD095）。

悖论是以特殊形式甚至较为尖锐的方式呈现出来的问题，认识论悖论是认识论问题的一个特殊而突出的方面。

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所有技术通常都具有“双刃剑”的性质，表现在认识功能上，信息技术也同样如此，它既为我们的认识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从而形成一种悖论式的认识论效应，这尤其典型地表现为数据悖论、知识悖论和认识能力悖论三个方面。

一、数据悖论信息技术时代使得和信息相关的概念都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如“数据”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当“大数据”时代来临后更是如此。

通常认为数据（data）是形成信息和知识的原材料，数据并不等于信息和知识，但数据是形成信息和知识的基础。

谁掌握数据资料，谁就可能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数据和信息具有等同性，并且从数据的这种功能上看，无疑是数据越多越好。

数据的贫乏会导致信息的贫乏，导致人们难以对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如同我们处在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

在这种意义上，数据也可以进一步作为“信息量”的代名词：

较多的数据中包含着较大的信息量，因此数据问题就可以简要地表示为信息量的多少问题，而数据悖论就是信息量的多与少之间的悖论。

在信息技术落后的时代，由于采集数据、搜索信息的手段所限，一般人都处于数据或信息量的缺少（“营养不良”）状态，这就限制了人的眼界，知识面和思维的开阔性不足，难免具有“井底之蛙”和“鼠目寸光”的局限。

而到了信息时代，数据和信息短缺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观，电子或网络信息的可便捷获取使人们生活到了信息的海洋之中，过去的信息贫乏转变成了今天的“信息爆炸”，信息像潮水一样不停地向人们袭来，以至于使人应接不暇。

甚至面对海量的信息，人们常常无从判别什么信息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或者说有用而真正需要的信息在此时变得更难寻找。

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比尔·盖茨为了在每天所收到的400多万封电子邮件中找出10多封可能有价值的邮件，不得不组织一套专门的班子来处理这些邮件；而雇不起专门班子的凡人面对此情时就只能放弃，或者视同垃圾，不予理睬。

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也同样面临如何在浩如烟海而又良莠不齐的电子信息资源中选取有效资料的难题。

即使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可能整天都在“读网”，泡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感觉一无所获。

此时人们就如同处在“绝对的光明之中”，同样什么也看不见。

由此带来的悖论就是，信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

这也是信息过载与信息贫乏的“信息量悖论”。

缺少信息时人们盼望有充足的信息，但信息“充足”到可随手拈来时，人们又不知如何选择；今天人们谁也不愿意回到因技术落后而导致的信息匮乏时代，但又应对不了太多的信息在周遭喧嚣；“人们常常被潮水般地涌来的数据资料弄得晕头转向，他们往往很关心数据资料的可靠性和可释性，但又往往难于获得简明扼要的可以理解的信息”[1]。

当选择的可能性爆炸式增长时，人很可能会逐渐丧失判断能力，而听凭各种“专家”或者“数据分析师”替自己做抉择，最终沦为数据洪流的奴隶。

由此带来的还有这一悖论的延伸：

信息多而见识少，人脑整天被走马灯式的事件和消息轮番轰炸，但并不能或并不想从中去深思些什么而形成见解和看法，由此形成为“阅读悖论”：

一种“有信息、没知识”的阅读，主要是为了信息猎奇而并不进入真正的“认识过程”，出现所谓“信息丰富、思想贫乏”的奇特现象，从而发出“为何资源越丰富，我们学到的越少”之类的感叹。

信息爆炸与信息匮乏常常是殊途同归的，例如，“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每天都在收集大量的信息，并以不同的形式保存和利用。

信息浩瀚如海……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情况恰恰相反，几乎很少有信息产生或可以获取……忍着信息饥饿。

很显然在当今世界上，一方面是信息爆炸，一方面是信息匮乏，两者同时存在。

信息技术已经促进了信息的传播，但是，由于经济、政治、宗教、思想意识、教育和其他种种原因，不同地区所据有的信息总量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不到世界总量30%人口饱食着过多的信息，而占世界总量的70%以上的人口却处于信息饥饿状态。

”[2]可以说，当我们面对“信息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的问题时，从原则上讲，信息稀缺的时代是信息越多越好，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则是信息越精越好、越有序越好。

在斯蒂伯（2010）看来：

“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具有大量准确的信息和精确的计算。

但是，恰恰是根据有限信息的预测，让我们的大脑发挥思考的作用。

”他引用德国管理大师歌德·吉仁泽的话说：

“当一个人不得不预测未来的时候（或者一些现在未知的事情），当未来很难预见的时候，当一个人没有太多信息的时候，基于一条适当理由的直觉会是很准确的。

”适当的理由可以使我们具有洞察力，所以最有利于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情况是“有刚刚够用的信息，不多也不少”。

[3]有研究表明，如果减少信息量或适当地拉开信息呈现的间隔，人们的决定就能够改变，在一定情况下甚至信息越少，人们越容易得出正确的答案。

而在信息爆炸的今天，由于太多的信息，使得人们反而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数字时代的数据悖论还有多种其他扩展形式，例如大数据时代出现的“数据大而使用者少”就是其一。

当今的大数据技术显示了大数据分析的优越性和准确性，改变了过去的小数据时代对对象认识的不全面性，即只能根据样本或抽样来认识对象的全貌，而是达到了涵盖一切要素的整体把握。

但同时，由于大数据分析不能再靠人脑和简单的电脑来完成，而是需要云计算、超级计算机以及相关的专家、专门的维护操作运行人员等来进行，某种意义上从小数据分析到大数据分析就如同从小科学时代进入到大科学时代，也可称之为从“小技术时代”进入到“大技术时代”。

现实中能够使用大数据这种大技术的人（认识主体）其实很少，一般人对其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

因此，这一具有强大优越性的认识工具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大数据”并未能导向“多使用”，这就“使得数据分析者、研究者与决策者再一次陷入结构性短缺、集团化占有、分散化使用和有限性分享等新的数据困惑之中”[4]。

可见大数据时代还并不是大数据技术可以普遍分享的时代。

对于无法和不能使用大数据的人，反而是小数据显得更有价值。

因此，同样类型的数据，对不同的人的认识论价值是不同的，越“有用的”的数据可能在转换使用者后就变得越无用，越不具有认识论意义。

这也是认识论上的数据悖论的存在情形之一。

二、知识悖论电子信息技术也带来了许多知识悖论，这更直接呈现为新的认识论问题。

例如当代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知识的产生或生产方式带上了网络化、电子化等新特点，获取知识成为越来越容易的事情；但使知识成为真正的知识、成为能在后来者的脑海中留下印迹从而成为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知识，又是最困难的事情。

当知识的生成和传播日益“繁荣”时，知识的泡沫化现象也变得更加突出，使人们看到虽然更多知识和学术成果在出现，但却更少的精品能被发现，更难有经典形成，这就是知识的短暂身份和持久价值之间的不一致。

信息技术时代的知识悖论，更显著地表现为知识在网络平台上生产时的群众性与权威性之间的悖论。

互联网时代出现了知识生产的大规模协作，吸引了千百万网民参与到知识的创造之中，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由于互联网使用的便捷性，只要能登录网络，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所创造的知识成果，从而成为知识的生产者。

以“为全人类提供自由的百科全书”且“任何人都能参与编辑”为宗旨的维基百科为例，自它问世以后，基于互联网进行知识创造的互动平台或工作模式得以形成，数百万志愿者可以加入其中对词条进行编撰，留下自己“见解”即“知识”。

这一新型知识生产方式影响巨大且传播广泛，成为一种真正的“群众性事业”，由此改变了知识生产在过去的时代仅为少数人“垄断”的局面。

正因为这种广泛的参与性和互动性，维基百科激发了无数人的知识创造热情，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一成功从技术上上看是因为在网络平台上每一词条都可以处于动态的修订补充状态，所以有的词条甚至每小时被修改数百次；每个词条的页面上都有对话框，读者发现其中的问题后随时都可以将自己的修改意见传递上去，因此其中的错误也能得到及时的纠正，词条的内容可以随时更新。

技术上的这一优势每天都会吸引数十万的访客做出数十万次的编辑。

当知识的生产基于这样的基础平台上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参与时，知识的价值就得到了更广泛的实现，知识的发展也获得了更积极和强大的推动。

维基百科目前已经成为全球访问量的第五大网站，拥有词条总数3000多万条，是不列颠百科全书的260倍，毫无疑问，它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类的知识库，它在实时性上和规模上都是先前那种只依赖专家来编写的知识类百科全书所无法比拟的。

开放共享、协同写作从而在知识生产上的民主化、草根化，是维基百科的知识生产模式所具有的特征。

作为知识生产的新兴的网络模式，维基百科为无数人提供了不受国界、地理条件和身份地位限制的新空间，使得他们可以在其中及时互动地生产知识，“决定文章取舍和寿命的是体现在其中的知识，而不是靠官方的专家身份”，[5]这种更加民主的知识生产方式还更加充分地展现了认识过程中的“合作”之价值，其中所汇集起来的网民们的所知直接形成为可以免费使用的知识，先前靠单个人很难完成的写作现在在网上依靠彼此间的合作变得容易起来，这既使别人也使自己都能获益。

然而，就在这一知识生产的新方式出现的同时，知识的权威性则受到了质疑，由此而形成了信息技术时代关于知识生产的广泛性与知识成果的可信性（权威性）之间的悖论。

维基百科的词条形成机制，不像传统的方式那样由专家或者知识权威提供知识的来源，而是来源于千百万匿名志愿者所进行的编撰，其中显示不出匿名的作者是否具有专业的知识背景，或者说也不需要匿名的作者必须接受某种专业训练，其中的条目从编撰完成到发布上线往往也只需要几分钟。

这样，词条的权威性就得不到明确的保障。

当发生知识内容的争议时，传统的知识权威和作为志愿者的普通编辑，谁来充当“知识仲裁者”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美国著名媒体人安德鲁·基恩（2010）对此评论道：

在维基百科中，高中生拥有与常春藤盟校的学者或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同等重要的发言权，专家的声誉和资历变得毫无价值，使得这个业余者尽情狂欢的世界里，学富五车反倒不如才疏学浅。

基恩在书中举例说，作为气候研究员也是研究全球变暖问题的专家康诺利博士与维基百科的一名“编辑”在维基百科有关全球变暖的条目上产生了争论，康诺利博士希望纠正条目中错误的部分，但引来了网民的责难，他们指责他“固执己见、容不得别人的观点”，康诺利坚持的是事实而不是他个人的观点，但他却受到了维基百科的惩罚，被限制每天只能修改一次条目。

康诺利想反抗，但维基百科的仲裁委员会从不考虑他的专家地位，对这位研究全球变暖问题的国际专家与另一位匿名“编辑”施以同样的尊重，并认为他们的可信度也是一样的。

但世人皆知，另一位“编辑”很可能是埃克森美孚公司的付薪代言人。

基恩认为维基百科冷落权威专家的行为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让人心寒的。

他问道：

一名普通工人难道会比一位权威的物理学家更了解弦理论？

一名汽车修理工难道比一位专业的遗传学家更懂遗传性疾病？

一名宗教原教旨主义者难道比一位生物学博士更能讲清人类的起源？

不幸的是，在Web2.0革命的影响下，这样的荒谬事件比比皆是。

他认为，维基百科在授予业余者权力的同时，削弱了贡献传统智慧（比如《大英百科全书》）的权威专家的权力，这样的专家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玛丽·居里和萧伯纳等等。

[6]42对于维基百科词条的权威性、可靠性和真实性问题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基恩指出，像维基这样的网络知识生产平台降低了专业人员地位和作用，甚至让他们失去了工作，但最大的受害者还是浏览维基百科的网民们，因为业余者的随意“创作”侵蚀了人们所获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靠性，[6]43-59而当维基百科意识到这一点而加强编辑的“把关人”制度后，又面临来自普通编撰者的不满。

由于维基的“知识把关人”的制度还不十分健全，所以专家和业余者之间关系还没有被协调到最佳的状态，所以其中的一些词条的严谨性和准确性因此受到质疑。

也正因如此，维基在进入繁盛的同时也陷入了自己的危机。

三、认识能力悖论当代信息技术深度介入下的认识活动，最重大的影响恐怕还是对作为认识器官的人脑的影响与改变。

无论是经验还是科学都告诉人们，不管使用什么样的信息手段，其实就是“驯脑”即改变大脑的过程。

今天当人使用电脑和网络时就是如此，其中既包含着人脑的进化，也意味着一部分脑功能的退化，由此形成人们对自己认识能力评价上的新问题乃至新困境。

纵观人类经历过的重大认识技术，“除了字母和数字之外，互联网可能是引起大脑改变的唯一一项最有力的通用技术。

最起码是自有书籍以来最有力的一项技术。

”[7]XI由美国著名神经学家盖瑞·斯莫尔和他的妻子吉吉·沃根（2009）所撰写的《大脑革命》一书，专门论述了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人的大脑的改变。

[8]他们认为，当代信息技术使一部分脑区被过度激活，另一部分脑区则出现了退化。

电脑、智能电话、电子游戏、谷歌和雅虎之类的搜索引擎，这些人们每天都大量接触的高科技时刻刺激着我们脑细胞的改变和神经递质的释放，强化大脑中新的神经通路，并使旧的神经通路退化。

所以，在数字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网络世代”的大脑功能和他们的家长不同，处理信息的方式也不同，比如他们处理起快速移动的图像就比家长要快。

[9]在这个意义上，信息科技革命使人们的大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

研究表明，环境可以塑造大脑的形状和功能，并且是没有极限的。

我们知道，人类大脑的正常发展，需要在环境刺激和与他人交往之间获得平衡，如果这些被剥夺的话，则不能正确形成神经放电和脑细胞连接。

大脑的神经回路时刻响应着感觉刺激。

人们在电脑上花很多时间做各种事情，其中包括网页浏览、收发电子邮件、视频会议、即时通信和网上购物等，人的大脑不断受到数字化信息的刺激，从而对人的认知能力造成影响，其中有的是积极的，有的则是负面的。

计算机和网络对人们造成的认识能力悖论是多方面的。

例如，网络使人们信息来源无比丰富，眼界可以变得更加开阔，但同时也会影响人们的专注能力。

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实验表明：

书籍会让人们专注，阅读书籍让人能够更深入思考，阅读书籍上的一长串句子会让我们对心智进行少有的克制；而互联网或计算机屏幕则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上网或是不断翻看手机时，人们的注意力不断被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或是搞笑逗乐的段子所吸引，使得人们难以集中精力长久地去专注什么或思考什么。

这也可称之为注意力的“快餐化”，在一阵阵“虚假繁荣”之后却一无所获。

美国一项使用媒介的调查：

一天中人们约有30%的清醒时间在专注地使用媒介，另外39%的时间在使用媒介的同时还在从事其他伴随性活动，即70%的时间都在使用某种形态的媒介，只有不到21%的时间在专心地工作。

[10]因此互联网“必将对我们的思维方式产生长远影响的一个最大的悖论是：

互联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7]130。

计算机作为我们的“外脑”，储存了巨量的信息供人们调取，而今的云计算更是把这种储存能力提高了千百万倍。

然而这种“脑外记忆”的增强又使得“脑内记忆”能力的削弱：

“当数据库中存有万倍于人脑中的信息，而且又容易存取时，这时获取知识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计算机更有效地、更合适地运用知识时，为什么我们还去运用获取的知识呢？

也许对于未来的后代来说，所有我们目前称作知识的东西都是枯燥乏味，毫无价值的。

”[11]在过去，人们所知道的就是人们所能记住的，而在今天，人们所知道的就是人们能从网上搜到的，知识的搜索如此便捷，使得人们不再愿意像先前那样辛苦地去背诵和记住各种知识要点，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知识的系统掌握难以形成，另一方面就是记忆能力的不用则废。

一个更明显的现象是，我们现在做数字计算，哪怕是简单的加法，都越来越懒于计算机或计算器了；我们日常的消费购物等，都用刷卡来完成支付，而不像过去那样因为现金支付而经常需要进行找零的计算……这些表明我们用心算的机会越来越少，更遑论专门用心算来训练自己的计算能力了，这就是在“计算机时代”人的计算能力反而普遍退化的严酷事实，也是“心算”走向没落的写照。

[12]当代信息技术中多媒体技术，使得今天的信息显现成为由电子图像主导的空间，也使得“影像时代”或“读图时代”来临，人的形象思维能力由此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意味着抽象能力的萎缩，因为“图像技术带来的首先是直接性占统治地位，换句话说就是拒绝抽象和中介”，[13]196它使得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形态转向了以形象为中心的文化形态。

伯格在其《看的方式》中写道：

过去是人们接近形象，比如到美术馆里去欣赏各种绘画作品，现在则是形象逼近我们；人们在虚拟世界中长期被动地浸淫在图像中，带来了抽象理解力的疲软；无论是听觉还是视觉，都出现了“符号厌恶症”，或形成了依赖图像才能理解对象的思维习惯，使得传统的文字作品必须以《图解三字经》《图解资本论》之类的方式才能得到传播和普及，才能被人接受，这也被称之为“网络战胜理性”，[13]205或称之为形象感受力与抽象理解力之间的悖论。

科学家用实验说明了依赖图像的思维所带来的问题。

他们把受试的孩子分成这样两组，一组听老师讲白雪公主的故事，一组看白雪公主的动画片，然后让他们画出各自心目中的白雪公主。

第一组画出的白雪公主各不相同，他们还会根据自己的想象赋予白雪公主不同的装束、形象和表情；第二组画出的白雪公主则几乎一样，都是根据动画上的形象“复制”的。

若干天后科学家又让两组孩子再一次画白雪公主，第一组孩子因为有了新的想象，画的和上次的又不一样，而第二组的孩子画的则和上次的仍然一样。

在这里，图像化的信息技术似乎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它限定了人的认识能力。

还有的学者认为，超文本技术的应用使得传统认知的固定逻辑结构发生了的变化，其原有的刚性组织变得更为松散，分叉剧增，内部的和局部的逻辑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错乱。

因此，传统小步骤的结构化认知策略在当今信息时代可能变得更像创造能力的培养；而认知逻辑结构的松散化则带来认知过程中“主线消失”，在多分叉结构环境下，认识中的人发现新问题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但同时认知目标的逻辑一致性和保持就更为困难，使得认知活动难以收敛，或者发生认知目标的快速而多角度的转变，导致认知的稳定性遭到破坏，例如会产生网络迷航的现象等。

[14]这一特征也突出地反映在今天的写作方式上。

迈克尔·海姆（2001）说，用笔写作，人们一般要在心中预先谋篇布局精心计划一番后才下笔；而在计算机上用字处理技术所进行的“电脑写作”则完全不同，它使得写作如此随心所欲，修改、复制和结构调整都异常方便起来。

相应的，写作者们变得越来越啰嗦、断章取义、前言不搭后语，文章越来越难读了，因为文章完全成为思想碎片的拼接，整体性和连贯性由此被削弱。

电脑作为“字处理机”既取代了我们写字的功能，也替代了我们的部分组织思想的功能；海德格尔在看到打字机出现时，就意识到机械式的打字（文字变成了某种打出来的东西）在书面文字的领域剥夺了手写的尊严，并贬低了文字的价值；他无不担心信息化的大潮将把他的著作吞没，“思”也将随着信息处理事务的兴起而告终。

[15]与“写作的碎片化”相伴的还有“阅读的碎片化”（例如微博的影响使许多人出现了“140字以上阅读障碍症”），它们的背后无疑是思维的碎片化，一种难以进行连贯而深入思考的“退化现象”。

不仅基于人脑的认知能力出现上述的退化，而且基于人的感官的感觉能力也有类似的退化，对此麦克卢汉有精辟的分析。

基于“媒介是人的延伸”，例如笔是手的延伸，书是眼睛的延伸，电话、广播是耳朵的延伸，电子媒介是人的神经系统的延伸，总之人的各种感官在媒介的帮助下得到了不断地延伸。

但是他继续指出，新的媒介技术在使人的感官延伸时会还会令人产生一种“迷恋”或“麻醉”的作用，并由此关闭人的感知的大门，人对这些技术的依赖和迷恋“就像鱼对水的存在浑然不觉一样”[16]。

这样，媒介是延伸人的感官的同时又截断了人的感官。

我们的耳朵和眼睛在被延伸得越来越远的同时，其初始的功能也在不断地退化。

凡此种种，就是我们的认识能力借助信息技术发生进化的同时，也或隐或显地发生着的退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悖论既是信息技术时代人类的认识活动面临的新挑战、新困境甚至新危机，同时也是我们的认识获得新发展甚至新突破的新机遇。

因此，提出和分析这些认识论悖论，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我们在新技术时代的新境遇，从而谋求我们的认识活动和认识能力的更加合理、更加协调的新发展。

原文参考文献：

[1][日]猪濑博，[美]约翰·皮尔斯.信息技术与现代文明[M].韦典源，等，译.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214.[2][美]詹姆斯·E.凯茨，罗纳德·E.莱斯.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影响[M].郝芳，刘长江，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215-216.[3][美]杰弗里·斯蒂伯.我们改变了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改变了我们？

[M].李昕，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0：

59-66.[4]高书国.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困惑——教育研究的数据困境[J].教育科学研究，2